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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碑是老房子的重要组成部分，界碑上的文字往往传递着老房子的重要信息。这里所说的只是一幢普通民舍界碑后面的故事。
在汉口三民路铜人像处，顺着民权路，经过统一街，广益桥清真寺，花楼街，再往前走，穿过左侧的五金电子市场。走进沙家横巷约50来米的地方，位于太和桥处，有一幢大约上世纪20～30年代的老房子。从卫星地图上看，这幢老房子是尖顶四坡的屋顶。房角有青条石的界碑，界碑上第一个字是“晋”接下来几个字被水泥和黑烟所掩，无法辨认。下面可清晰看到“至后墙角地界”几个字。整幢房子由两部分组成，前面是拥有两上铺面的两层楼，后面三层楼，中间有通道。前后有门，屋旁有一道侧门。走到前面两层楼处有另一块界碑，可隐约看到“和通前”几个字。前后界碑对照看加上老居户的介绍，界碑上刻的应是“晋和通前至后墙脚地界”10个字。
这两块界碑最重要两个字就是“晋和”两个字。“晋和”即晋和铁号。汉口晋和铁号开业于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至今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这其中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
创业
1895年，位于汉口堤街的家全泰铁号，老板姓童，筹划到一千几百两银子，派刚满师的权景泉，随同一位长者吴楚卿到上海采办铁丝等货物。他们到上海后，跑了几家铁号看货、问价，最后决定在上海唐晋记尽数办货。上海唐晋记老板唐晋斋很关心这笔大宗买卖。见权景泉他们先购的品种，除元钉、铅丝、竹节钢、白铁皮等热销货外，还看中了18号到21号的废旧钢丝和12号至14号废旧钢丝绳，这类锈蚀商品再过一年半载，就只有完全报废。唐晋斋担心他们采办错货物，到时要求退货会影响声誉，便试着问其故。权景泉连忙答道：“在汉口那一带，一到农历年关，需要灯笼的量很大。如果用18号至22号的熟铁丝做，每百斤须五两银子，成本高，卖价也自然高，这样就难以销售。如果将这些钢丝买回去，用柴火烧脱锈，色新性软，灯笼又好扎，顾客又愿意买。”
唐晋斋听了这番话，心中窃喜，一是想到自家的废旧品有了销路，二是喜欢上这年轻人。接着，权景泉说：“买进18号到21号的废旧钢丝和12号至14号废旧钢丝绳，每百斤用银四钱，加上运费和木柴费用，也只八钱银子一担。开价二两几钱，足有一本两利。买主还乐于购买。”唐晋斋看他说得头头是道，想听下去。
权景泉接着说：“还可将废旧钢丝中好的提出来，卖给做晴雨伞骨子用，要卖较好的价钱；次的卖给茶庄钉箱子，也有一本一利。”唐晋斋他心里喜欢上了这位年轻人，感到很合胃口。他想到，店里的残次品商品积压很多，正需要这样的推销能手。这年轻人既有头脑，又会算账，能推销残次商品，也必能发展畅销商品，加上他早就想在汉口设立分点，便打定了要将权景泉挖过来作为自己雇员的主意。
第二天，唐晋斋趁权景泉来店的时机，又以汉口钢铁进销为题，与权景泉讨论一番，权答复得有条有理。于是，唐老板开口说出想在汉口设分店，请权负责店事。权这年只有18岁，不敢贸然答应。回头与吴楚卿商量。吴则劝他不要失掉机会。两人经反复商量，权于是将领东开业的合同签订下来。
权景泉回汉后即向全泰铁号辞事。童老板当然不答应啊。“跑了的鱼大些”为此呕了一场气。几经调解，童老板终于答应权的请辞。
权景泉于是租好堤口街太和桥的房屋，标出晋和铁号的“红牌”宣布资本银五万两，如需头寸，还可随时向上海总号调用。内定吴楚卿上街，又加聘经手王德卿，这样一铺开，开场锣鼓就打响了。
发展
当时汉口铁号同业，有前街后街之分。前街在河街一带，主要经营钢铁，有的兼营南锅一类的货物。如洪正茂、韩福祥、韩安祥、永福祥等，其资金和营业额都不及后街同业大。后街在长堤街一带，经营以铜、铅、铁、锡、钢等大五金为主。如江淅帮顺记承、裕记，麻城帮泰顺合，黄陂帮杨正记等，都有相当大的范围和较长折历史，多系向上海进货。
晋和一开张，即由上海总号运来大批货物，颇有后来居上之势。只要是上海总号交给他的任务，或有残次品推销，它那怕不赚钱也要与前街同业竞争。至1906年，晋和每年营业额均达到五十万两银。
当时汉口市面通用的币制，除银两外，还有双龙直板钞票、银元、双龙直板官钱票及制钱（即铜钱）。每张官钱票换制钱一千文（称为一串），每块银元或一元的钞票换制钱800至900文。这样，制钱的钱价较高，铜价自然也贵。晋和等铁号则利用这一价比和制钱的厚薄不同，提选制钱熔铜牟利。一般市面上流通的制钱每串约重5斤，他们则选出其中厚且大的，每串有6斤开外的，将其熔成熟铜、生铜或铜条、铜页出售，赚取三分毛利。而将每串只有4斤左右的仍投入市面流通。一套本钱，每月可打两三个回转。
到1914年，制钱因熔铜而毁蚀殆尽，出现了找零困难，政府开始铸有一文、两文的小黄铜元应市。1916年又有5文、10文铜元流通于市面。1919年又出现大批量的20文铜钱。鄂督王占元认为铸制20文铜钱有利可图，便以筹饷为名，设立铜元局大量铸造。因铜元局所需紫铜量大，以致国产马蹄、瘤子、灯盏窝等紫铜供不应求。铜元局需用紫铜，不直接向洋行订货，关键是洋行在订单上会具实注明价码，无法从中牟取私利。于是，晋和铁号则揽下这行业务，通过向日本洋行订购“人中人”牌紫铜，向其他洋行订购“花旗”紫铜，垄断紫铜业务。如果晋和头寸不够，上海唐晋记则按银行息金，调来“付本”30万两银。铜元局在铸铜钱时，须掺上白铅，此项业务也由晋和铁业包揽下来。晋和铁号专派王德卿跑铜元局。每批紫铜等成交均三、五千担。只须与采办谈妥实收货价。局方看情形再戴“帽子”订立合同。待货款交收完毕，即将实收以外的款子，返给局方自行处理。至于过磅、账房验货、收货、传达、听差等开销费用，则由晋和铁号开支。1915年至1920年，每年紫铜成交额约在3万担以上，每担价为33至40两银。晋和铁号在这几年中，每年突增100万两银以上的营业额，占该店全部营业额的三分之二。直到1920年，省政府改变了收购紫铜原料的方式，晋和铁号才停止这项经营。
垄断
汉口有一条街被命名打铜街。以铜板或铜片为原材料，通过用锤子之类工具敲打出诸如铜壶、铜锅、铜瓢、铜铲、铜锣、铜茶盘、铜锁之类的器皿来，被称为“打铜”打铜街出铜活，几乎无所不能，文具、玩器、日用品、祭器，只要木头、铁、石头别的材料能做的，打铜街的铜匠都能用铜给打出来，且出的活无所不精，无论是脸盆、墨盒、烟袋、蜡台、香炉、锁具，用起来顺手，看起来悦目。打铜街的铜器生意很有名。在六渡桥到古在皇一带，都是铜器作坊。有专打烟袋的烟袋帮，有打白、黄什物铜器的大货帮，从业人员有3万多人。姚春和铜器店在1910年南洋劝业会和1915年马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均得过金奖。制品二马珠烟袋和各种精雕细刻的山水、人物、花卉以及各项字体的铜器均行销全国，多为婚嫁、寿庆、新张、置宅等馈赠之所需。1913年至1922年，是汉口铜器业最旺盛的时期，也是晋和铁业铜卖得最好的时期，几乎垄断了整个铜市场。
打铜业所需原材料，以日本的紫铜砖，红、黄、白铜皮，黄铜丝和英、德的铜皮、铜丝、黄铜板、镍（亦称线子铜或棋子铜）等为主。其中有一种白铜，是以一斤紫铜、二两镍、五两白铅为比例冶炼的。在铜皮、铜丝中，以每担价二十几两银的黄铜丝，每担三十五两银的红、黄铜皮，每担四十几两银的白铜皮4种商品行销较多。其规格有100多种，以细、薄为贵。这4种商品，每箱均重为浙宁称420斤。晋和铁号不仅花样齐全，且畅销的经常存有10余箱，次销的也存有三、五箱。其他批发同业... -->>
界碑是老房子的重要组成部分，界碑上的文字往往传递着老房子的重要信息。这里所说的只是一幢普通民舍界碑后面的故事。
在汉口三民路铜人像处，顺着民权路，经过统一街，广益桥清真寺，花楼街，再往前走，穿过左侧的五金电子市场。走进沙家横巷约50来米的地方，位于太和桥处，有一幢大约上世纪20～30年代的老房子。从卫星地图上看，这幢老房子是尖顶四坡的屋顶。房角有青条石的界碑，界碑上第一个字是“晋”接下来几个字被水泥和黑烟所掩，无法辨认。下面可清晰看到“至后墙角地界”几个字。整幢房子由两部分组成，前面是拥有两上铺面的两层楼，后面三层楼，中间有通道。前后有门，屋旁有一道侧门。走到前面两层楼处有另一块界碑，可隐约看到“和通前”几个字。前后界碑对照看加上老居户的介绍，界碑上刻的应是“晋和通前至后墙脚地界”10个字。
这两块界碑最重要两个字就是“晋和”两个字。“晋和”即晋和铁号。汉口晋和铁号开业于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至今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这其中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
创业
1895年，位于汉口堤街的家全泰铁号，老板姓童，筹划到一千几百两银子，派刚满师的权景泉，随同一位长者吴楚卿到上海采办铁丝等货物。他们到上海后，跑了几家铁号看货、问价，最后决定在上海唐晋记尽数办货。上海唐晋记老板唐晋斋很关心这笔大宗买卖。见权景泉他们先购的品种，除元钉、铅丝、竹节钢、白铁皮等热销货外，还看中了18号到21号的废旧钢丝和12号至14号废旧钢丝绳，这类锈蚀商品再过一年半载，就只有完全报废。唐晋斋担心他们采办错货物，到时要求退货会影响声誉，便试着问其故。权景泉连忙答道：“在汉口那一带，一到农历年关，需要灯笼的量很大。如果用18号至22号的熟铁丝做，每百斤须五两银子，成本高，卖价也自然高，这样就难以销售。如果将这些钢丝买回去，用柴火烧脱锈，色新性软，灯笼又好扎，顾客又愿意买。”
唐晋斋听了这番话，心中窃喜，一是想到自家的废旧品有了销路，二是喜欢上这年轻人。接着，权景泉说：“买进18号到21号的废旧钢丝和12号至14号废旧钢丝绳，每百斤用银四钱，加上运费和木柴费用，也只八钱银子一担。开价二两几钱，足有一本两利。买主还乐于购买。”唐晋斋看他说得头头是道，想听下去。
权景泉接着说：“还可将废旧钢丝中好的提出来，卖给做晴雨伞骨子用，要卖较好的价钱；次的卖给茶庄钉箱子，也有一本一利。”唐晋斋他心里喜欢上了这位年轻人，感到很合胃口。他想到，店里的残次品商品积压很多，正需要这样的推销能手。这年轻人既有头脑，又会算账，能推销残次商品，也必能发展畅销商品，加上他早就想在汉口设立分点，便打定了要将权景泉挖过来作为自己雇员的主意。
第二天，唐晋斋趁权景泉来店的时机，又以汉口钢铁进销为题，与权景泉讨论一番，权答复得有条有理。于是，唐老板开口说出想在汉口设分店，请权负责店事。权这年只有18岁，不敢贸然答应。回头与吴楚卿商量。吴则劝他不要失掉机会。两人经反复商量，权于是将领东开业的合同签订下来。
权景泉回汉后即向全泰铁号辞事。童老板当然不答应啊。“跑了的鱼大些”为此呕了一场气。几经调解，童老板终于答应权的请辞。
权景泉于是租好堤口街太和桥的房屋，标出晋和铁号的“红牌”宣布资本银五万两，如需头寸，还可随时向上海总号调用。内定吴楚卿上街，又加聘经手王德卿，这样一铺开，开场锣鼓就打响了。
发展
当时汉口铁号同业，有前街后街之分。前街在河街一带，主要经营钢铁，有的兼营南锅一类的货物。如洪正茂、韩福祥、韩安祥、永福祥等，其资金和营业额都不及后街同业大。后街在长堤街一带，经营以铜、铅、铁、锡、钢等大五金为主。如江淅帮顺记承、裕记，麻城帮泰顺合，黄陂帮杨正记等，都有相当大的范围和较长折历史，多系向上海进货。
晋和一开张，即由上海总号运来大批货物，颇有后来居上之势。只要是上海总号交给他的任务，或有残次品推销，它那怕不赚钱也要与前街同业竞争。至1906年，晋和每年营业额均达到五十万两银。
当时汉口市面通用的币制，除银两外，还有双龙直板钞票、银元、双龙直板官钱票及制钱（即铜钱）。每张官钱票换制钱一千文（称为一串），每块银元或一元的钞票换制钱800至900文。这样，制钱的钱价较高，铜价自然也贵。晋和等铁号则利用这一价比和制钱的厚薄不同，提选制钱熔铜牟利。一般市面上流通的制钱每串约重5斤，他们则选出其中厚且大的，每串有6斤开外的，将其熔成熟铜、生铜或铜条、铜页出售，赚取三分毛利。而将每串只有4斤左右的仍投入市面流通。一套本钱，每月可打两三个回转。
到1914年，制钱因熔铜而毁蚀殆尽，出现了找零困难，政府开始铸有一文、两文的小黄铜元应市。1916年又有5文、10文铜元流通于市面。1919年又出现大批量的20文铜钱。鄂督王占元认为铸制20文铜钱有利可图，便以筹饷为名，设立铜元局大量铸造。因铜元局所需紫铜量大，以致国产马蹄、瘤子、灯盏窝等紫铜供不应求。铜元局需用紫铜，不直接向洋行订货，关键是洋行在订单上会具实注明价码，无法从中牟取私利。于是，晋和铁号则揽下这行业务，通过向日本洋行订购“人中人”牌紫铜，向其他洋行订购“花旗”紫铜，垄断紫铜业务。如果晋和头寸不够，上海唐晋记则按银行息金，调来“付本”30万两银。铜元局在铸铜钱时，须掺上白铅，此项业务也由晋和铁业包揽下来。晋和铁号专派王德卿跑铜元局。每批紫铜等成交均三、五千担。只须与采办谈妥实收货价。局方看情形再戴“帽子”订立合同。待货款交收完毕，即将实收以外的款子，返给局方自行处理。至于过磅、账房验货、收货、传达、听差等开销费用，则由晋和铁号开支。1915年至1920年，每年紫铜成交额约在3万担以上，每担价为33至40两银。晋和铁号在这几年中，每年突增100万两银以上的营业额，占该店全部营业额的三分之二。直到1920年，省政府改变了收购紫铜原料的方式，晋和铁号才停止这项经营。
垄断
汉口有一条街被命名打铜街。以铜板或铜片为原材料，通过用锤子之类工具敲打出诸如铜壶、铜锅、铜瓢、铜铲、铜锣、铜茶盘、铜锁之类的器皿来，被称为“打铜”打铜街出铜活，几乎无所不能，文具、玩器、日用品、祭器，只要木头、铁、石头别的材料能做的，打铜街的铜匠都能用铜给打出来，且出的活无所不精，无论是脸盆、墨盒、烟袋、蜡台、香炉、锁具，用起来顺手，看起来悦目。打铜街的铜器生意很有名。在六渡桥到古在皇一带，都是铜器作坊。有专打烟袋的烟袋帮，有打白、黄什物铜器的大货帮，从业人员有3万多人。姚春和铜器店在1910年南洋劝业会和1915年马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均得过金奖。制品二马珠烟袋和各种精雕细刻的山水、人物、花卉以及各项字体的铜器均行销全国，多为婚嫁、寿庆、新张、置宅等馈赠之所需。1913年至1922年，是汉口铜器业最旺盛的时期，也是晋和铁业铜卖得最好的时期，几乎垄断了整个铜市场。
打铜业所需原材料，以日本的紫铜砖，红、黄、白铜皮，黄铜丝和英、德的铜皮、铜丝、黄铜板、镍（亦称线子铜或棋子铜）等为主。其中有一种白铜，是以一斤紫铜、二两镍、五两白铅为比例冶炼的。在铜皮、铜丝中，以每担价二十几两银的黄铜丝，每担三十五两银的红、黄铜皮，每担四十几两银的白铜皮4种商品行销较多。其规格有100多种，以细、薄为贵。这4种商品，每箱均重为浙宁称420斤。晋和铁号不仅花样齐全，且畅销的经常存有10余箱，次销的也存有三、五箱。其他批发同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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