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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15日傍晚，早春的寒气弥漫着汉口火车站外的广场。
从下午5点多钟起，我和王学长就开始站在这儿，等候着从北京来的一位客人——一位抢救抗日战争历史的作家，人民网(日本版)日本问题专家。方军这次来汉，是专程采访王学长的父亲——一位曾经从沪淞会战死人堆中爬出来的，为周恩来、陈诚站过岗的，三次护送过日本俘虏的，现年92岁的国民党老兵。
说起来，很多事情有它的偶然性，也有它的必然性。王学长是怎样认识作家方军的呢？方军曾出过两本书，一本是我认识的日本鬼子，另一本是最后一批人。恰恰这两本王学长都买了、看了，而且爱不释手。春节期间，王学长到北京去探望他儿子时，也带上了这两本书。在无意中，他翻到了书最后的版记，发现方军的住处与他儿子的住处只有3站路的距离。可王学长并不是一个随便就往方军家里闯的人，他只是常常在那附近散步、逗留。有一次，王学长的一位朋友要到某处去，便拜托这位朋友，看有无机会遇到方军。恰好这位朋友与方军同在一个车厢里。这样，通过这位朋友，王学长便认识了作家方军。
这天上午，我接到王学长的电话，让我下午到他家来，一是看看他的新居，二来是几位同学一起聊一聊。这正好使我对作家方军的了解做了一个“热身”运动。
这天下午，王学长向我们谈起方军要来采访他父亲的事，并拿出了我认识的日本鬼子和最后一批人两本书，使我对作家方军有了初步的了解。
方军父亲兄弟三人都是冀中军区的八路军，吕正操将军的部下。叔父在与侵华日军短兵相接的拼刺刀战斗中牺牲了。另一位伯父是八路军区长，但不幸被汉奸出卖，可他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侵华日军用刺刀强撑开他的嘴，把他的舌头割掉了，又把他的生殖器割掉了
这位老八路的后代——方军，于1954年在北京出生，祖籍河北省满城县人。方军16岁进首钢当铆工，18岁参加解放军，在铁道兵六师汽车营服役。1979年，方军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次年，他开始了4年的夜大日语学习。1984年在日本大使馆工作，之后在读卖新闻北京分社、日本大使馆领事部工作。1991年赴日本留学。
方军刚到日本时，一边在一所学校读书，一边在附近一个生产电冰箱零配件的车间打工。车间里的工人只有2名，一个是他自己，另一个就是小林勇。一天夜间，他们俩在一个小酒馆喝酒时，小林勇以过来人的身份发表了自己的战争观：“在侵华战争的日日夜夜，我们作为普通军士，杀人不行，不杀人也不行。”他在长叹了一声“罪恶呀”之后说：“战争是普通人在杀普通人呀”
后来，方军应小林勇之邀来到他家。在这里，他看到了小林勇珍藏了半个世纪的影集。小林勇把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与中国之间进行的所有大战役的照片都收集起来，按时序编排好，并加上了详细的说明文字。其中有张摄于1895年的照片，所表现的是中国清政府北洋水师对日作战失败后的某一瞬间：刘公岛上，日军押送俘虏的北洋水师官兵正蜿蜒行进，长长的队伍，颇为壮观。日本军人在旁一副胜者的模样。
现在，这张照片已挂在方军家的墙上。当他看到这张照片时，便想起了一篇报道中所说的：多为江浙籍贯的北洋水师官兵，1960年竟有不少人还活着。计算一下，假设1895年最年轻的水手20岁，那么1960年他们应该是85岁。如果北洋水师共计3000人，按85岁的人生存几率占总人数1％计算的话，1960年还应该有30人在世。只可惜，中国竟然没有一位记者、作家采访过北洋水师的幸存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方军的心目中，败军之军士也是英雄。因为，甲午海战中的北洋水师官兵毕竟经历了血和火的战斗。
在最后一批人一书的序中，方军写道：“1960年的他们，对已经久远的甲午海战是什么印象？他们在1960年的生存状态怎样？他们在1960年怎么看中日关系？他们是否又参加了1931年至1945年间长达15年的中日战争？他们的儿子、孙子在干什么？向不向周围的人们讲述他们所目睹的横跨两个世纪的日本对于中国的两次侵略战争？怕不怕生性好斗的日本人？”
于是乎，这张照片便成为了方军写作的动力，它是对方军的鞭策，是对方军的指令。在最后一批人一书的序中，方军写道：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了，经历过1931年至1945年抗日的中国老兵、战争受害者、战争目击者已经少之又少了。现在，他们的人数占曾经的抗战地区人口的万分之一。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太多投身战斗的战争亲历者虽然没有得到任何特别的关照，但从来无怨无悔。有的抗战老兵一生没见到任何作家、记者的来访，有的“慰安妇”一生一世就把屈辱埋藏在心间，有的细菌弹受害者至今还在伤痛之中，有的无差别轰炸的受害者至今还以残疾之体度日，而没得到过来自于日本方面任何歉意的问候他们怎么看中日关系？他们怎么看这段惨绝人寰的磨难？
——我应该去记录他们。不是为了看他们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的样子，不是为了去扮演一个给予风烛残年的人临终慰藉的角色。
因为1895年的这张照片总在催促自己：快采访他们，快记录他们。
同时，在我认识的鬼子兵里，方军说：“战争的风云已经飘过去了，需要站在高一点的地方，才能看见它黑压压的外貌。”
就这样方军作家坚定了采访并写下“最后一批人”的信念。他的心目的“最后一批人”圈定为10种人：老八路新四军，国民党抗战将士，东北联军，侵华日军老兵，被强掳的劳工，被日军强掳为性奴隶的所谓慰安妇，战争细菌战受害者，爱国华侨，日军子女、国军子女，美军飞虎队等。这些人经历过侵华战争，能活在世界上的，已经极少了。
到了6点多钟，电子显示牌上标明，从北京西站至汉口的火车18时30分准时到达，这使我们喜出望外，因为其他的车次都标着晚点到达的字样。
6点半钟，出口站的人流直往外涌。我和王学长问了几个人，是否... -->>
2008年3月15日傍晚，早春的寒气弥漫着汉口火车站外的广场。
从下午5点多钟起，我和王学长就开始站在这儿，等候着从北京来的一位客人——一位抢救抗日战争历史的作家，人民网(日本版)日本问题专家。方军这次来汉，是专程采访王学长的父亲——一位曾经从沪淞会战死人堆中爬出来的，为周恩来、陈诚站过岗的，三次护送过日本俘虏的，现年92岁的国民党老兵。
说起来，很多事情有它的偶然性，也有它的必然性。王学长是怎样认识作家方军的呢？方军曾出过两本书，一本是我认识的日本鬼子，另一本是最后一批人。恰恰这两本王学长都买了、看了，而且爱不释手。春节期间，王学长到北京去探望他儿子时，也带上了这两本书。在无意中，他翻到了书最后的版记，发现方军的住处与他儿子的住处只有3站路的距离。可王学长并不是一个随便就往方军家里闯的人，他只是常常在那附近散步、逗留。有一次，王学长的一位朋友要到某处去，便拜托这位朋友，看有无机会遇到方军。恰好这位朋友与方军同在一个车厢里。这样，通过这位朋友，王学长便认识了作家方军。
这天上午，我接到王学长的电话，让我下午到他家来，一是看看他的新居，二来是几位同学一起聊一聊。这正好使我对作家方军的了解做了一个“热身”运动。
这天下午，王学长向我们谈起方军要来采访他父亲的事，并拿出了我认识的日本鬼子和最后一批人两本书，使我对作家方军有了初步的了解。
方军父亲兄弟三人都是冀中军区的八路军，吕正操将军的部下。叔父在与侵华日军短兵相接的拼刺刀战斗中牺牲了。另一位伯父是八路军区长，但不幸被汉奸出卖，可他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侵华日军用刺刀强撑开他的嘴，把他的舌头割掉了，又把他的生殖器割掉了
这位老八路的后代——方军，于1954年在北京出生，祖籍河北省满城县人。方军16岁进首钢当铆工，18岁参加解放军，在铁道兵六师汽车营服役。1979年，方军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次年，他开始了4年的夜大日语学习。1984年在日本大使馆工作，之后在读卖新闻北京分社、日本大使馆领事部工作。1991年赴日本留学。
方军刚到日本时，一边在一所学校读书，一边在附近一个生产电冰箱零配件的车间打工。车间里的工人只有2名，一个是他自己，另一个就是小林勇。一天夜间，他们俩在一个小酒馆喝酒时，小林勇以过来人的身份发表了自己的战争观：“在侵华战争的日日夜夜，我们作为普通军士，杀人不行，不杀人也不行。”他在长叹了一声“罪恶呀”之后说：“战争是普通人在杀普通人呀”
后来，方军应小林勇之邀来到他家。在这里，他看到了小林勇珍藏了半个世纪的影集。小林勇把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与中国之间进行的所有大战役的照片都收集起来，按时序编排好，并加上了详细的说明文字。其中有张摄于1895年的照片，所表现的是中国清政府北洋水师对日作战失败后的某一瞬间：刘公岛上，日军押送俘虏的北洋水师官兵正蜿蜒行进，长长的队伍，颇为壮观。日本军人在旁一副胜者的模样。
现在，这张照片已挂在方军家的墙上。当他看到这张照片时，便想起了一篇报道中所说的：多为江浙籍贯的北洋水师官兵，1960年竟有不少人还活着。计算一下，假设1895年最年轻的水手20岁，那么1960年他们应该是85岁。如果北洋水师共计3000人，按85岁的人生存几率占总人数1％计算的话，1960年还应该有30人在世。只可惜，中国竟然没有一位记者、作家采访过北洋水师的幸存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在方军的心目中，败军之军士也是英雄。因为，甲午海战中的北洋水师官兵毕竟经历了血和火的战斗。
在最后一批人一书的序中，方军写道：“1960年的他们，对已经久远的甲午海战是什么印象？他们在1960年的生存状态怎样？他们在1960年怎么看中日关系？他们是否又参加了1931年至1945年间长达15年的中日战争？他们的儿子、孙子在干什么？向不向周围的人们讲述他们所目睹的横跨两个世纪的日本对于中国的两次侵略战争？怕不怕生性好斗的日本人？”
于是乎，这张照片便成为了方军写作的动力，它是对方军的鞭策，是对方军的指令。在最后一批人一书的序中，方军写道：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了，经历过1931年至1945年抗日的中国老兵、战争受害者、战争目击者已经少之又少了。现在，他们的人数占曾经的抗战地区人口的万分之一。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太多投身战斗的战争亲历者虽然没有得到任何特别的关照，但从来无怨无悔。有的抗战老兵一生没见到任何作家、记者的来访，有的“慰安妇”一生一世就把屈辱埋藏在心间，有的细菌弹受害者至今还在伤痛之中，有的无差别轰炸的受害者至今还以残疾之体度日，而没得到过来自于日本方面任何歉意的问候他们怎么看中日关系？他们怎么看这段惨绝人寰的磨难？
——我应该去记录他们。不是为了看他们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的样子，不是为了去扮演一个给予风烛残年的人临终慰藉的角色。
因为1895年的这张照片总在催促自己：快采访他们，快记录他们。
同时，在我认识的鬼子兵里，方军说：“战争的风云已经飘过去了，需要站在高一点的地方，才能看见它黑压压的外貌。”
就这样方军作家坚定了采访并写下“最后一批人”的信念。他的心目的“最后一批人”圈定为10种人：老八路新四军，国民党抗战将士，东北联军，侵华日军老兵，被强掳的劳工，被日军强掳为性奴隶的所谓慰安妇，战争细菌战受害者，爱国华侨，日军子女、国军子女，美军飞虎队等。这些人经历过侵华战争，能活在世界上的，已经极少了。
到了6点多钟，电子显示牌上标明，从北京西站至汉口的火车18时30分准时到达，这使我们喜出望外，因为其他的车次都标着晚点到达的字样。
6点半钟，出口站的人流直往外涌。我和王学长问了几个人，是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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