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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惹眼，身材优美，步履轻盈。我班上有位同学向我道明对其的爱慕之心，并纵容我为其探听通讯地址。可我呢，由此及彼，联想到自己，早晚也得走这条路的。一个“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怎样才能改造好呢？不就得到边缰去么，不就得上山下乡么？
为促进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这期间，在学校后门，也就是汉阳与鹦鹉洲之间的长江故道处，修了一座万人游泳池。我班上沈真华等同学均被聘为游泳池救生员。他们很负责任，穿着三角裤，戴着墨镜，在游泳池中间的小土墩上，警惕地注视着戏水游泳的人们，以防不测。
每年元旦，班上必举行迎新晚会。有一次迎新晚会正进入高潮时，教三角函数的陈老师端着一只白瓷茶杯进了教室。走到讲台上，他要求有一位同学能配合他做一个游戏，做这个游戏时，这位同学必须学着他做动作。于是，童文昌被点上了台。陈老师将手中的茶杯交给童。自己拿了一只粉笔盒，权作茶杯。陈老师用手指蘸一点“杯”中的水，童也蘸一点杯中的水；陈用手指摸一下“杯”底，童也如法摸一下杯底；陈在额上点一下就这样，童的脸成了一个花脸，教室里笑声不止。
1966年，文革开始后，学校平静的学习生活被打乱了。三中校园的气氛紧张起来了。记得班上同学首先针对是上政治课的杨老师。有同学认为，他讲的一分为二，其用意是要一分为二我们的党，一分为二社会主义；他还多次将参考消息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言论在课堂上公开宣扬，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接着，是校团委书记朱荣舫，说他在民兵值勤时，偷武器库里的枪，不是试探民兵的警惕性，而是要专无产阶级的政。后来，那些“根子正，苗子红”的同学组成了“红卫兵”剪长辫子、撕考板裤，查抄“黑五类”家，砸乱“封、资、修”这些对于我这个“黑五类”子女来说，一律靠边站。
一次，全校师生正大操上听传达北京革命形势的报告，从北京南下战斗队一下子冲上了讲台。会场上空气立刻紧张起来了。会上，朱荣舫、王活飞、夏家保、孙庆祥等人被“揪出来”戴着高帽子跪在又高又窄的桌子上。这时，我这个“黑五类子弟”也被班上那些红得发紫的同学，那些“红卫兵”们勒令靠墙根站出革命师生之外。这时的我，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下去。当时的情景，真使我刻骨铭心。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时间成了那些“红卫兵”的魔杖。学校里所谓的“牛鬼蛇神”教师上十人，均由夏家保指挥，在校园里规规矩矩地站在教学大楼之间的走道上，唱着似歌无歌，似泣非泣的我是牛鬼蛇神的嚎歌。
8月中旬“革命大串连”开始后，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被勒令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更不能串联。到10月，学校里人都走空了，我和唐天赦等极个别的“黑五类子女”还留在学校里。常志杰回校后，告诉我，他已经走了大半个中国，再准备去云南。让我不要怕，只管出去串联。在常的一再鼓动下，我与唐天赦才乘上北去的火车，在北京饭店后面的朝阳区副食品公司办公大楼里住下，每天睡在地板上，一日三餐在副食品公司吃。白天到中宣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处抄大字报。在天安门前，手握“红宝书”照了一张像。一直等了20多天，到11月11日，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也就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时，长安街马路两边全是等待接见的学生。几辆吉普车开过来了。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坐在车上向我们招手。这时，我的热泪盈眶，忘情地一个劲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手中的“红宝书”不停地向吉普车挥舞着。
从北京回来乘坐的是到广州的车。车上挤满了学生，他们都邀我到广州去串联，但我思家心切，火车一到汉口站，我迫不及待地下了车。回家后，父亲从我的内衣中找到几只虱子，便用棉球蘸上敌敌畏，让我夹在腋下，将身上所有的衣物脱下，用开水烫。就这样，结束了我的串联生涯
“二•八声明”是“香花”还是“毒草”我糊里糊涂的。到长江日报所在地红旗大楼去看了一次，大楼下的街面上，为“香花”、“毒草”争论得十分激烈。常志杰、祝生财等人的大概是“毒草派”的，加入了当时的“东方红兵团”常邀我也参加了这一组织。随后，蔡俊、杜良怀等人成立了“万里风焰战斗队”与常等人在观点上发生了分歧。我也随蔡俊到了“万里风焰战斗队”蔡对我说，你只能作为战斗队的外围队员，怕影响队伍的纯洁性，被人揪了辫子。后来“万里风焰战斗队”又与沈真华组织的一支战斗队合并后归“红岩战斗队”我因性格内向，又背有出身不好的包袱，所以战斗队的同学们都很照顾我“急”、“难”、“险”、“重”的事都避开我，不让我参加。在最危险的时候，甚至还把我撵回家，不让我成为别人的“靶子”可就这样，一个持对立观点的同学还是找上我。在学生宿舍里，当着很多同学面，将一把日本指挥刀刀尖戳到了我的胸口：“你这国民党的狗崽子还能与我为伍。”被王仲春、沈真华、杜良怀等人呵斥住，并质问他凭什么欺负我。
有一次，我与几个同学一起到湖大（今中南财经大学所在地）看大字报时，有人介绍，这是广州执信女中的同学。这大概就是周福生等人与她们交往之初吧。当时，在学校里，争斗、血腥、对峙，统统离我远去。我看到的，只有同学之间的友善与亲密无间。陈宗汉是在被截肢后，推着轮椅，我才看到的。在战斗队里，我结识了谢保安、周福生、陈文年、黄茂华、莫安德、宋德大、袁善鹏、胡启志等很多同学，在家以诚相待，肝胆相照。那时，战斗队的同学今天在这家吃饭，明天在那家吃饭，在当时物资十分匮乏的情况下，每次聚会就像过节一样的热闹。青石桥、显正街、鹦鹉洲几乎学校周围的同学家，我都去到了。吃得不好意思了，在我家举行了一次这样的聚会。
在与战斗队的生活中，我有了看小说的机会。杜良怀把他书箱上的钥匙专给了一把我，我可以随意地将他的书拿回家去看。这是我一个人拥有的特权。这使我接触到了一些像安娜•卡莲娜、斯巴达克斯、克里斯朵夫九三年等名著。记得当时大家讨论最激烈、传阅次数最多的是一本奇书，就是子不语，大概到现在均被列为禁书。我只看了其中最精彩的一节。武则天赏赐群臣沐浴，派仕女进行火力侦察的一节。仅从这节来看，其文字极其精练，不是俗夫凡子所能写得出来的。我认为，实际上子不语反映了中国旧时的文人墨客另一面的生活，长期受到人性桎梏文人另一面的生活。它反映的是真实的具有人性的生活。这本书不应该叫子不语，应该叫做子密语。
在战斗队，要说我做过的事，就是卖了一天的报纸——红岩战斗报第2期。该报4个版面全占满了一篇文章论“九一三”的道路。卖报后的款项我一分钱也没拿，全部交到了战斗队。大家笑我局板，拿钱买点饮料或吃一餐饭很正常。
“七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学校还算平稳，我们战斗队的百来号人，每天早上在学校大操场上集合，举着战旗，排着整齐的队伍，喊着口号，围着钟家村跑上一圈，再回学校。这样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使得战斗队的名声更响。
1968年8月18日，是毛泽东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的日子。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发表了一篇社论坚决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眼看着“上山下乡”、“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号召在反复出现，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坐不住了，我想，我这个“能改造好的子女”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可走——到农村去，我幸运地是，比那些中考落选的同学晚走了几年。于是便背着父母，在姨父家拟写了一张大字报稿，题目大致是握一辈子锄头把，当一辈子农民，第二天，便拿到战斗队办公室里抄写。这时，杜良怀等同学发现了，都阻拦我这样做，杜良怀甚至要撕毁我的底稿。但我决心已下，抄写了两份，一份贴在校园内，一份贴在钟家村汉阳百货大楼的橱窗上。当时，武汉市区内还很少有人贴出这样的大字报，于是有人转抄到汉口、武昌。不少外校的与我联系，让我与他们一起上山下乡，被我一一拒绝。后来接到通知，12月2日，在汉口乘船，下放到宜昌县。
1968年12月2日，我与下乡伙伴们罗汉平、张长林等人乘上船，并在船上相识。这次走，我没有让父母送，也没有让弟妹送，仅几个要好的同学将我送上码头。汉阳铁中同船的知青比较多，哭声一片，但我没有流一滴泪。我们几个人还强打着笑脸，说铁中的伢们没断开奶。
从此以后，离开了母校三中，离开了朝夕相处的战斗队的同学，离开了三槐岭这块有着多少师生情结，又曾经受过“黑五类子女”屈辱的热土。
分惹眼，身材优美，步履轻盈。我班上有位同学向我道明对其的爱慕之心，并纵容我为其探听通讯地址。可我呢，由此及彼，联想到自己，早晚也得走这条路的。一个“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怎样才能改造好呢？不就得到边缰去么，不就得上山下乡么？
为促进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这期间，在学校后门，也就是汉阳与鹦鹉洲之间的长江故道处，修了一座万人游泳池。我班上沈真华等同学均被聘为游泳池救生员。他们很负责任，穿着三角裤，戴着墨镜，在游泳池中间的小土墩上，警惕地注视着戏水游泳的人们，以防不测。
每年元旦，班上必举行迎新晚会。有一次迎新晚会正进入高潮时，教三角函数的陈老师端着一只白瓷茶杯进了教室。走到讲台上，他要求有一位同学能配合他做一个游戏，做这个游戏时，这位同学必须学着他做动作。于是，童文昌被点上了台。陈老师将手中的茶杯交给童。自己拿了一只粉笔盒，权作茶杯。陈老师用手指蘸一点“杯”中的水，童也蘸一点杯中的水；陈用手指摸一下“杯”底，童也如法摸一下杯底；陈在额上点一下就这样，童的脸成了一个花脸，教室里笑声不止。
1966年，文革开始后，学校平静的学习生活被打乱了。三中校园的气氛紧张起来了。记得班上同学首先针对是上政治课的杨老师。有同学认为，他讲的一分为二，其用意是要一分为二我们的党，一分为二社会主义；他还多次将参考消息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言论在课堂上公开宣扬，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接着，是校团委书记朱荣舫，说他在民兵值勤时，偷武器库里的枪，不是试探民兵的警惕性，而是要专无产阶级的政。后来，那些“根子正，苗子红”的同学组成了“红卫兵”剪长辫子、撕考板裤，查抄“黑五类”家，砸乱“封、资、修”这些对于我这个“黑五类”子女来说，一律靠边站。
一次，全校师生正大操上听传达北京革命形势的报告，从北京南下战斗队一下子冲上了讲台。会场上空气立刻紧张起来了。会上，朱荣舫、王活飞、夏家保、孙庆祥等人被“揪出来”戴着高帽子跪在又高又窄的桌子上。这时，我这个“黑五类子弟”也被班上那些红得发紫的同学，那些“红卫兵”们勒令靠墙根站出革命师生之外。这时的我，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下去。当时的情景，真使我刻骨铭心。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时间成了那些“红卫兵”的魔杖。学校里所谓的“牛鬼蛇神”教师上十人，均由夏家保指挥，在校园里规规矩矩地站在教学大楼之间的走道上，唱着似歌无歌，似泣非泣的我是牛鬼蛇神的嚎歌。
8月中旬“革命大串连”开始后，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被勒令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更不能串联。到10月，学校里人都走空了，我和唐天赦等极个别的“黑五类子女”还留在学校里。常志杰回校后，告诉我，他已经走了大半个中国，再准备去云南。让我不要怕，只管出去串联。在常的一再鼓动下，我与唐天赦才乘上北去的火车，在北京饭店后面的朝阳区副食品公司办公大楼里住下，每天睡在地板上，一日三餐在副食品公司吃。白天到中宣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处抄大字报。在天安门前，手握“红宝书”照了一张像。一直等了20多天，到11月11日，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也就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时，长安街马路两边全是等待接见的学生。几辆吉普车开过来了。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坐在车上向我们招手。这时，我的热泪盈眶，忘情地一个劲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手中的“红宝书”不停地向吉普车挥舞着。
从北京回来乘坐的是到广州的车。车上挤满了学生，他们都邀我到广州去串联，但我思家心切，火车一到汉口站，我迫不及待地下了车。回家后，父亲从我的内衣中找到几只虱子，便用棉球蘸上敌敌畏，让我夹在腋下，将身上所有的衣物脱下，用开水烫。就这样，结束了我的串联生涯
“二•八声明”是“香花”还是“毒草”我糊里糊涂的。到长江日报所在地红旗大楼去看了一次，大楼下的街面上，为“香花”、“毒草”争论得十分激烈。常志杰、祝生财等人的大概是“毒草派”的，加入了当时的“东方红兵团”常邀我也参加了这一组织。随后，蔡俊、杜良怀等人成立了“万里风焰战斗队”与常等人在观点上发生了分歧。我也随蔡俊到了“万里风焰战斗队”蔡对我说，你只能作为战斗队的外围队员，怕影响队伍的纯洁性，被人揪了辫子。后来“万里风焰战斗队”又与沈真华组织的一支战斗队合并后归“红岩战斗队”我因性格内向，又背有出身不好的包袱，所以战斗队的同学们都很照顾我“急”、“难”、“险”、“重”的事都避开我，不让我参加。在最危险的时候，甚至还把我撵回家，不让我成为别人的“靶子”可就这样，一个持对立观点的同学还是找上我。在学生宿舍里，当着很多同学面，将一把日本指挥刀刀尖戳到了我的胸口：“你这国民党的狗崽子还能与我为伍。”被王仲春、沈真华、杜良怀等人呵斥住，并质问他凭什么欺负我。
有一次，我与几个同学一起到湖大（今中南财经大学所在地）看大字报时，有人介绍，这是广州执信女中的同学。这大概就是周福生等人与她们交往之初吧。当时，在学校里，争斗、血腥、对峙，统统离我远去。我看到的，只有同学之间的友善与亲密无间。陈宗汉是在被截肢后，推着轮椅，我才看到的。在战斗队里，我结识了谢保安、周福生、陈文年、黄茂华、莫安德、宋德大、袁善鹏、胡启志等很多同学，在家以诚相待，肝胆相照。那时，战斗队的同学今天在这家吃饭，明天在那家吃饭，在当时物资十分匮乏的情况下，每次聚会就像过节一样的热闹。青石桥、显正街、鹦鹉洲几乎学校周围的同学家，我都去到了。吃得不好意思了，在我家举行了一次这样的聚会。
在与战斗队的生活中，我有了看小说的机会。杜良怀把他书箱上的钥匙专给了一把我，我可以随意地将他的书拿回家去看。这是我一个人拥有的特权。这使我接触到了一些像安娜•卡莲娜、斯巴达克斯、克里斯朵夫九三年等名著。记得当时大家讨论最激烈、传阅次数最多的是一本奇书，就是子不语，大概到现在均被列为禁书。我只看了其中最精彩的一节。武则天赏赐群臣沐浴，派仕女进行火力侦察的一节。仅从这节来看，其文字极其精练，不是俗夫凡子所能写得出来的。我认为，实际上子不语反映了中国旧时的文人墨客另一面的生活，长期受到人性桎梏文人另一面的生活。它反映的是真实的具有人性的生活。这本书不应该叫子不语，应该叫做子密语。
在战斗队，要说我做过的事，就是卖了一天的报纸——红岩战斗报第2期。该报4个版面全占满了一篇文章论“九一三”的道路。卖报后的款项我一分钱也没拿，全部交到了战斗队。大家笑我局板，拿钱买点饮料或吃一餐饭很正常。
“七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学校还算平稳，我们战斗队的百来号人，每天早上在学校大操场上集合，举着战旗，排着整齐的队伍，喊着口号，围着钟家村跑上一圈，再回学校。这样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使得战斗队的名声更响。
1968年8月18日，是毛泽东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的日子。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发表了一篇社论坚决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眼看着“上山下乡”、“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号召在反复出现，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坐不住了，我想，我这个“能改造好的子女”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可走——到农村去，我幸运地是，比那些中考落选的同学晚走了几年。于是便背着父母，在姨父家拟写了一张大字报稿，题目大致是握一辈子锄头把，当一辈子农民，第二天，便拿到战斗队办公室里抄写。这时，杜良怀等同学发现了，都阻拦我这样做，杜良怀甚至要撕毁我的底稿。但我决心已下，抄写了两份，一份贴在校园内，一份贴在钟家村汉阳百货大楼的橱窗上。当时，武汉市区内还很少有人贴出这样的大字报，于是有人转抄到汉口、武昌。不少外校的与我联系，让我与他们一起上山下乡，被我一一拒绝。后来接到通知，12月2日，在汉口乘船，下放到宜昌县。
1968年12月2日，我与下乡伙伴们罗汉平、张长林等人乘上船，并在船上相识。这次走，我没有让父母送，也没有让弟妹送，仅几个要好的同学将我送上码头。汉阳铁中同船的知青比较多，哭声一片，但我没有流一滴泪。我们几个人还强打着笑脸，说铁中的伢们没断开奶。
从此以后，离开了母校三中，离开了朝夕相处的战斗队的同学，离开了三槐岭这块有着多少师生情结，又曾经受过“黑五类子女”屈辱的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