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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乙酉年腊月二十七。算起来，母亲去世整整一周年了。母亲的一生，可以说是命运多舛的一生。
母亲所出身的家庭，家境还算不错。母亲姓程，在安徽属一大姓。其祖辈，便是从那里迁至咸宁落户的。外祖父是从商的，据说是店员，经常跑天津、上海，给外祖母和姨妈带回一些新奇的东西。外祖母姓陆，出身于武昌一中医世家。母亲有一位抗战时逃难到四川的表姐，解放后，想要寻找失散的亲人，便茫然地写了一封信，不知地址，信封上只写着“武昌陆继寒收”便意外地找回了亲人。出身于这样的家庭，应该说是幸福的，但对于母亲来说，却不其然。
母亲出生于1920年。她出生时，有一个比她整整大10岁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大姨妈。外祖父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一看又是一个女伢，心里不高兴了。加上算命的说，母亲有克父母之像，于是便将母亲给到一邮电工人的家中。这家两口子，也就是母亲的继父继母，都爱抽大烟，家境一贫如洗，根本不管母亲的生活起居。继父继母吃光了家底，吃垮了身体，很快就相继出世了。母亲只好又回到程家。抗战前，外祖父便早早地去世了。落下外祖母带着三个孤苦的女儿。外祖母便将积蓄下来的钱买了三处房屋，用租金贴补生活。
大姨妈嫁给武昌宋家，其家境尚可。董必武闹革命时，因缺少经费，曾向姨父家借了一笔钱，打下欠条，说等革命胜利后归还。这张欠条一直保留到文革初期“破四旧”时，姨父怕遭来杀生之祸，便将它偷偷地烧掉了。
后来，母亲进了美国传教士在汉口办的护士学校。因为这样的学校，可以不收一文钱。1938年，当武汉成为抗战的大本营之时，母亲正当青年，也和同学们一样，举着小旗，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曲走在游行的队伍中。紧接着是逃难，母亲的全家，教会医院都迁至恩施。外祖母一家，在恩施的生活十分艰苦。据比母亲小10岁的小姨妈说，那时要穿草绿色的童子军服，外祖母无钱染布，便找来一些树叶将土布一染，做成童子军服。看见别人穿着色泽一致的衣服，自己却穿着颜色深浅不一的衣服，小姨妈感到很害臊。幸亏那时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堂舅接济。
在恩施，母亲认识了在第六战区司令部的一文职官员，那便是我父亲。当时，在教会医院工作的护士是不允许成家的。据美国传教士所言，成家后就不能像兰丁格尔那样忠实于护理工作了，不会将病人当亲人一样对待了。抗战胜利后，母亲便脱离了教会医院，随着父亲到石家庄一所政府所办的医院工作。父亲时任石家庄兵站站长，管理着供给部队的一切军用物资和生活物资，却没有贪污一文钱，尽忠职守。
解放军攻打石家庄城时，母亲听到街上嚷着，解放军抓到了一国民党的大官，母亲挤在一群里一看，是父亲，这时，母亲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地，庆幸父亲没有死在战乱之中。受白求恩大夫训练过的一批医生进驻了母亲所在的医院后，这所医院被命名为石家庄市白求恩医院。母亲说，那些医生给受伤的军人取子弹，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麻醉，刀下之处子弹就随之挖出来了，动作十分麻利。
在部队遣返被俘人员后，父亲审时度势，去了北平。母亲这时怀上了我。有一天，她听人说，铁树开了花，要改朝换代了，便挺着大肚子，挤在人群中看那开花的铁树。1948年春天，我出生于北平妇产医院里，一个十分肥胖的小子。北平和平解放后，父母亲都进了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大熔炉。父亲在部队训练大队里接受着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母亲带着我，在部队医疗队工作。行军、换营房是家常便饭，每到一处营地后，母亲便将我往老百姓家一甩，任老乡喂我小米粥还是窝窝头，她都无法顾及，去忙她的工作，还要教老百姓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之类的歌曲。母亲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坐过的飞机就一架小直升机。那是军长的夫人遇难产了，便用那直升机将母亲接去助产。婴儿产下后，军长十分感激母亲，便将一件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军用呢披风作为酬礼送给了母亲。1950年，母亲在天津生大弟时，父亲正在部队反省历史，很长时间后才见到大弟。有了大弟后，行军时，仅只三四岁的我也有了任务，背着弟弟尿片跟着大部队走，每到一处，我便守住母亲的行李，不敢轻易挪动一步。
朝鲜战争打响后，部队要开赴朝鲜作战，这时，带家属的人员必须转业。父亲的老家是在河北一个小小的村落里，而母亲不习惯北方的生活，就只能复员到武汉。当时的武汉，其区域是按一区、二区等划分的。部队首长对母亲说，武汉市第四区最需要优秀的转业军人，特别是医务人员，就这样，父母转业后... -->>
今天是乙酉年腊月二十七。算起来，母亲去世整整一周年了。母亲的一生，可以说是命运多舛的一生。
母亲所出身的家庭，家境还算不错。母亲姓程，在安徽属一大姓。其祖辈，便是从那里迁至咸宁落户的。外祖父是从商的，据说是店员，经常跑天津、上海，给外祖母和姨妈带回一些新奇的东西。外祖母姓陆，出身于武昌一中医世家。母亲有一位抗战时逃难到四川的表姐，解放后，想要寻找失散的亲人，便茫然地写了一封信，不知地址，信封上只写着“武昌陆继寒收”便意外地找回了亲人。出身于这样的家庭，应该说是幸福的，但对于母亲来说，却不其然。
母亲出生于1920年。她出生时，有一个比她整整大10岁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大姨妈。外祖父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一看又是一个女伢，心里不高兴了。加上算命的说，母亲有克父母之像，于是便将母亲给到一邮电工人的家中。这家两口子，也就是母亲的继父继母，都爱抽大烟，家境一贫如洗，根本不管母亲的生活起居。继父继母吃光了家底，吃垮了身体，很快就相继出世了。母亲只好又回到程家。抗战前，外祖父便早早地去世了。落下外祖母带着三个孤苦的女儿。外祖母便将积蓄下来的钱买了三处房屋，用租金贴补生活。
大姨妈嫁给武昌宋家，其家境尚可。董必武闹革命时，因缺少经费，曾向姨父家借了一笔钱，打下欠条，说等革命胜利后归还。这张欠条一直保留到文革初期“破四旧”时，姨父怕遭来杀生之祸，便将它偷偷地烧掉了。
后来，母亲进了美国传教士在汉口办的护士学校。因为这样的学校，可以不收一文钱。1938年，当武汉成为抗战的大本营之时，母亲正当青年，也和同学们一样，举着小旗，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曲走在游行的队伍中。紧接着是逃难，母亲的全家，教会医院都迁至恩施。外祖母一家，在恩施的生活十分艰苦。据比母亲小10岁的小姨妈说，那时要穿草绿色的童子军服，外祖母无钱染布，便找来一些树叶将土布一染，做成童子军服。看见别人穿着色泽一致的衣服，自己却穿着颜色深浅不一的衣服，小姨妈感到很害臊。幸亏那时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堂舅接济。
在恩施，母亲认识了在第六战区司令部的一文职官员，那便是我父亲。当时，在教会医院工作的护士是不允许成家的。据美国传教士所言，成家后就不能像兰丁格尔那样忠实于护理工作了，不会将病人当亲人一样对待了。抗战胜利后，母亲便脱离了教会医院，随着父亲到石家庄一所政府所办的医院工作。父亲时任石家庄兵站站长，管理着供给部队的一切军用物资和生活物资，却没有贪污一文钱，尽忠职守。
解放军攻打石家庄城时，母亲听到街上嚷着，解放军抓到了一国民党的大官，母亲挤在一群里一看，是父亲，这时，母亲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地，庆幸父亲没有死在战乱之中。受白求恩大夫训练过的一批医生进驻了母亲所在的医院后，这所医院被命名为石家庄市白求恩医院。母亲说，那些医生给受伤的军人取子弹，根本就不需要什么麻醉，刀下之处子弹就随之挖出来了，动作十分麻利。
在部队遣返被俘人员后，父亲审时度势，去了北平。母亲这时怀上了我。有一天，她听人说，铁树开了花，要改朝换代了，便挺着大肚子，挤在人群中看那开花的铁树。1948年春天，我出生于北平妇产医院里，一个十分肥胖的小子。北平和平解放后，父母亲都进了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大熔炉。父亲在部队训练大队里接受着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母亲带着我，在部队医疗队工作。行军、换营房是家常便饭，每到一处营地后，母亲便将我往老百姓家一甩，任老乡喂我小米粥还是窝窝头，她都无法顾及，去忙她的工作，还要教老百姓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之类的歌曲。母亲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坐过的飞机就一架小直升机。那是军长的夫人遇难产了，便用那直升机将母亲接去助产。婴儿产下后，军长十分感激母亲，便将一件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军用呢披风作为酬礼送给了母亲。1950年，母亲在天津生大弟时，父亲正在部队反省历史，很长时间后才见到大弟。有了大弟后，行军时，仅只三四岁的我也有了任务，背着弟弟尿片跟着大部队走，每到一处，我便守住母亲的行李，不敢轻易挪动一步。
朝鲜战争打响后，部队要开赴朝鲜作战，这时，带家属的人员必须转业。父亲的老家是在河北一个小小的村落里，而母亲不习惯北方的生活，就只能复员到武汉。当时的武汉，其区域是按一区、二区等划分的。部队首长对母亲说，武汉市第四区最需要优秀的转业军人，特别是医务人员，就这样，父母转业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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