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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用谗言来隐蔽忠节，每当遇到应行的大事，就不顾毁誉，一心想要使君王成就霸业，国家富强，而且不畏一切灾祸和邪恶势力。大夫文种，臣事越王勾践，当君主陷于困辱惨境时，他忠心爱主而不懈怠，君王虽然被敌人俘虏，仍然竭诚尽智没有背弃国家，而且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即使富贵也不骄傲。像以上这三位忠臣，可以说是义行极致和忠贞的典范。所以君子总是牺牲性命来完成名节，只要是大义所在，虽然牺牲生命也无所懊悔，为什么不可以呢？”
蔡泽说：“君主圣明，这是国家之福。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丈夫讲信义，妻子有贞节，这是国家之福。然而比干忠君爱国，却不能维护殷朝的存在，伍子胥虽然贤能，却不能使吴国保存不灭，申生虽然孝顺，而晋国仍然不能避免内乱。这就是虽然有忠臣孝子，国家仍然不免灭亡骚乱，这是什么道理呢？主要是没有明君、贤父来采纳的缘故。所以天下因为父不仁不义而蒙羞，臣子也因此而难免受其害。假如一定等到死才能尽忠成名，恐怕就连微子也不足成为仁人，孔子也不足成为圣人，管仲也不足以成为伟人。”这时范睢认为蔡泽的话很对。
蔡泽略为停一会接着说：“商鞅、吴起、文种，他们为人臣能够尽忠立功，这都是出于他们的心愿。闳夭大臣事周文王，周公辅佐周成王，难道不是尽忠吗？然而就君臣而论，商鞅和吴起、文种等人，当然还不如闳夭、周公。”蔡泽说：“然而阁下服务的君主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勾践相比，究竟谁更慈爱而又信任忠臣、不欺凌故旧呢？”范睢说：“不知道。”
蔡泽说：“当然，阁下的君主并不像秦孝公、越王勾践、楚悼王那样亲信忠臣。而阁下事奉君主，在平定内乱、消除祸患、排除困难。扩充、疆土、发展农业、振兴国家、强化君主等方面，威权压倒全国，功业扬名万里之外，并没有超过商鞅、吴起、文种三位名臣。但是阁下的地位和俸禄，以及家中的财富都已经超过他们三人，然而阁下还是不隐退，我深为阁下担忧。古谚说得对：‘太阳升到正午时就开始落，月亮圆到满盈时就开始亏。’万物都是盛极而衰，这乃是自然规律。不论是进还是退，不论是伸还是缩，都随着时间变化，这乃是圣人所认定的常理。
古时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矫正天下弊风而使其焕然一新，到葵丘之会，桓公就显出了骄纵之色，因此就有九个国家背叛他。吴王夫差，自认为天下无敌，因此就轻视诸侯，欺凌齐、晋两国，到后来国破人亡。夏育、太史启等人，一声叱咤能使三军震撼，然而他们本人却死于普通人之手。这都是仗恃威权而不深思事物道理的缘故。
商鞅为秦孝公制度量衡、改革货币。废除井田、重划土地，教民努力耕种和作战，因此大军一出发就拓展疆土，军队凯旋而归使国家富强，所以秦兵无敌于天下，在诸侯之间建立了威权。可是成功之后，竟残遭五马分尸之刑。楚国拥有雄兵百万，然而秦将白起仅仅率领几万秦兵，一战便攻陷楚都鄢和郢，再战而焚烧夷陵，往南吞并蜀、汉，此外又越过韩、魏攻打强赵，在北方屠杀马服君及四十多万兵卒，血流成河，凄惨哀嚎之声震憾天地，为建立秦国的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此以后，赵、楚两国衰弱下去，再也不敢抗拒秦兵，这都是仰仗白起攻下的城池有70多座，他虽然为秦国建立了丰伟战功，可是他却在杜邮被秦王赐死。吴起为楚悼王改革弊政罢免无能的朝臣，撤消无用的机构，废除多余的官吏，杜绝请客说情的风气，改良楚国的风俗，往南攻打杨越，往北攻打陈、蔡，摧毁连横政策，解散合纵之约，游说之士没有开口余地，可算得上是成功了，可怜最后他本人却死于楚人的乱箭之中，然后再把他分尸泄愤。越大夫文种，为越王勾践开疆拓土，发展农业，率领四方军队和全国上下的人民，击败吴国生擒吴王夫差，完成了越国霸王功业，可是到头来勾践却把他杀了。这四位贤臣，都是因为功成而不退，才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这就是所谓‘伸而不能屈，往而不能返’。只有范蠡深知明哲保身之理，于是就以超然的姿态功成身退，远离人间的是非之门，驾轻舟渡海遁世，隐姓埋名经商，而成为巨富陶朱公。
难道阁下没有看过赌博的人吗？有时想孤注一掷，有时想步步取胜，相信阁下是最清楚的。如今阁下当了秦国相国，为了谋划国家大事而终日忙碌，为了制定策略而不走出朝廷，坐在朝中控制诸侯，威仪施行于三川，借以充实宜阳，打开羊肠之险，封闭太行要塞，切断三晋的道路，修栈道千里通往蜀汉之地，使天下诸侯都畏惧秦国，秦王的欲望得到了满足，您的功勋已无可复加，正是分功之时，此刻如果不知及时隐退，商鞅、吴起、文种之祸不远矣！您为何不在此时纳还相印，虚相国之位以待贤人？这样既可博取伯夷一样的美名，又可长享富贵，世代称孤，更能和仙人王子乔、赤松子一般长寿。这些与日后身遭惨祸，自是天壤之别，你的看法又如何呢？”范睢深有同感：“先生的说法太有道理了。”于是请蔡泽入座，待以上宾之礼。
过了几天，范睢入朝拜见昭王，对他说：“有位新从山东来的客人蔡泽，其人雄辩，臣阅人无数，更无人与之相比，臣自愧不如。”于是昭王召见蔡泽，相与言语，昭王十分赞赏，拜为客卿。范睢这时自思后路，便称病不朝，并且借病辞官。昭王一再不准，范睢便推言病重。昭王无奈只得允准。昭王对蔡泽的计谋十分欣赏，任命他为相。蔡泽助秦昭王吞并了东周国。
蔡泽出任相国没几个月，便有人恶意诽谤他，由于恐招致杀身之祸，便称病辞官，得封为刚成君。他在秦十多年，历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最后任职于秦始皇皇朝，曾出使燕国，三年之后令太子丹到秦秦做人质。
<b>评析</b>
当蔡泽听说范睢的手下犯了重罪，马上意识到正在鼎盛时期的范睢已开始有了隐患。深明盛极则衰道理的他，知道自己说服权臣、飞黄腾达的机会终于来临。谋略家之所以高明，在于能在凡人看到的日常事件背后看到隐秘、看到机会，他们首先能洞察到事物的本质，然后根据规律谋算自己的前途、进行深远的计划和安排。正象他给范睢所说的“日中则移，月满则亏”是自然界的铁律，盛极则衰、功成身退是人类社会的铁律，放之四海而皆准。他掌握和运用了这个铁律，就说服了权臣，自己在仕途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蔡泽极为善辩，他是这样说服范睢的：首先他描绘了士大夫们的个人理想，在这上与范睢取得了认同，接着说明商鞅、吴起、文种没有达成这种理想的原因一方面象比干、伍子胥、申生一样没遇到贤君，更重要的是不知盛极则衰、不会功成身退，同时他又举了范蠡这个正面的典范，最后剖析了范睢目前的处境，得出了范睢必须马上隐退的结论。整个雄辩过程环环相扣、安排得当、逻辑严密、论证有力，各种人物案例随手拈来，对自己的观点起了巨大的证明作用。言辞上铺陈华丽、排比对偶夸张等修辞手法应有尽有，渲染感情毫不余力，抑扬顿挫、气势雄壮。今天的我们，只有细细品味和揣摩，就会在谋略长进和口才训练方面有不小的收获。
，更不用谗言来隐蔽忠节，每当遇到应行的大事，就不顾毁誉，一心想要使君王成就霸业，国家富强，而且不畏一切灾祸和邪恶势力。大夫文种，臣事越王勾践，当君主陷于困辱惨境时，他忠心爱主而不懈怠，君王虽然被敌人俘虏，仍然竭诚尽智没有背弃国家，而且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即使富贵也不骄傲。像以上这三位忠臣，可以说是义行极致和忠贞的典范。所以君子总是牺牲性命来完成名节，只要是大义所在，虽然牺牲生命也无所懊悔，为什么不可以呢？”
蔡泽说：“君主圣明，这是国家之福。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丈夫讲信义，妻子有贞节，这是国家之福。然而比干忠君爱国，却不能维护殷朝的存在，伍子胥虽然贤能，却不能使吴国保存不灭，申生虽然孝顺，而晋国仍然不能避免内乱。这就是虽然有忠臣孝子，国家仍然不免灭亡骚乱，这是什么道理呢？主要是没有明君、贤父来采纳的缘故。所以天下因为父不仁不义而蒙羞，臣子也因此而难免受其害。假如一定等到死才能尽忠成名，恐怕就连微子也不足成为仁人，孔子也不足成为圣人，管仲也不足以成为伟人。”这时范睢认为蔡泽的话很对。
蔡泽略为停一会接着说：“商鞅、吴起、文种，他们为人臣能够尽忠立功，这都是出于他们的心愿。闳夭大臣事周文王，周公辅佐周成王，难道不是尽忠吗？然而就君臣而论，商鞅和吴起、文种等人，当然还不如闳夭、周公。”蔡泽说：“然而阁下服务的君主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勾践相比，究竟谁更慈爱而又信任忠臣、不欺凌故旧呢？”范睢说：“不知道。”
蔡泽说：“当然，阁下的君主并不像秦孝公、越王勾践、楚悼王那样亲信忠臣。而阁下事奉君主，在平定内乱、消除祸患、排除困难。扩充、疆土、发展农业、振兴国家、强化君主等方面，威权压倒全国，功业扬名万里之外，并没有超过商鞅、吴起、文种三位名臣。但是阁下的地位和俸禄，以及家中的财富都已经超过他们三人，然而阁下还是不隐退，我深为阁下担忧。古谚说得对：‘太阳升到正午时就开始落，月亮圆到满盈时就开始亏。’万物都是盛极而衰，这乃是自然规律。不论是进还是退，不论是伸还是缩，都随着时间变化，这乃是圣人所认定的常理。
古时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矫正天下弊风而使其焕然一新，到葵丘之会，桓公就显出了骄纵之色，因此就有九个国家背叛他。吴王夫差，自认为天下无敌，因此就轻视诸侯，欺凌齐、晋两国，到后来国破人亡。夏育、太史启等人，一声叱咤能使三军震撼，然而他们本人却死于普通人之手。这都是仗恃威权而不深思事物道理的缘故。
商鞅为秦孝公制度量衡、改革货币。废除井田、重划土地，教民努力耕种和作战，因此大军一出发就拓展疆土，军队凯旋而归使国家富强，所以秦兵无敌于天下，在诸侯之间建立了威权。可是成功之后，竟残遭五马分尸之刑。楚国拥有雄兵百万，然而秦将白起仅仅率领几万秦兵，一战便攻陷楚都鄢和郢，再战而焚烧夷陵，往南吞并蜀、汉，此外又越过韩、魏攻打强赵，在北方屠杀马服君及四十多万兵卒，血流成河，凄惨哀嚎之声震憾天地，为建立秦国的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此以后，赵、楚两国衰弱下去，再也不敢抗拒秦兵，这都是仰仗白起攻下的城池有70多座，他虽然为秦国建立了丰伟战功，可是他却在杜邮被秦王赐死。吴起为楚悼王改革弊政罢免无能的朝臣，撤消无用的机构，废除多余的官吏，杜绝请客说情的风气，改良楚国的风俗，往南攻打杨越，往北攻打陈、蔡，摧毁连横政策，解散合纵之约，游说之士没有开口余地，可算得上是成功了，可怜最后他本人却死于楚人的乱箭之中，然后再把他分尸泄愤。越大夫文种，为越王勾践开疆拓土，发展农业，率领四方军队和全国上下的人民，击败吴国生擒吴王夫差，完成了越国霸王功业，可是到头来勾践却把他杀了。这四位贤臣，都是因为功成而不退，才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这就是所谓‘伸而不能屈，往而不能返’。只有范蠡深知明哲保身之理，于是就以超然的姿态功成身退，远离人间的是非之门，驾轻舟渡海遁世，隐姓埋名经商，而成为巨富陶朱公。
难道阁下没有看过赌博的人吗？有时想孤注一掷，有时想步步取胜，相信阁下是最清楚的。如今阁下当了秦国相国，为了谋划国家大事而终日忙碌，为了制定策略而不走出朝廷，坐在朝中控制诸侯，威仪施行于三川，借以充实宜阳，打开羊肠之险，封闭太行要塞，切断三晋的道路，修栈道千里通往蜀汉之地，使天下诸侯都畏惧秦国，秦王的欲望得到了满足，您的功勋已无可复加，正是分功之时，此刻如果不知及时隐退，商鞅、吴起、文种之祸不远矣！您为何不在此时纳还相印，虚相国之位以待贤人？这样既可博取伯夷一样的美名，又可长享富贵，世代称孤，更能和仙人王子乔、赤松子一般长寿。这些与日后身遭惨祸，自是天壤之别，你的看法又如何呢？”范睢深有同感：“先生的说法太有道理了。”于是请蔡泽入座，待以上宾之礼。
过了几天，范睢入朝拜见昭王，对他说：“有位新从山东来的客人蔡泽，其人雄辩，臣阅人无数，更无人与之相比，臣自愧不如。”于是昭王召见蔡泽，相与言语，昭王十分赞赏，拜为客卿。范睢这时自思后路，便称病不朝，并且借病辞官。昭王一再不准，范睢便推言病重。昭王无奈只得允准。昭王对蔡泽的计谋十分欣赏，任命他为相。蔡泽助秦昭王吞并了东周国。
蔡泽出任相国没几个月，便有人恶意诽谤他，由于恐招致杀身之祸，便称病辞官，得封为刚成君。他在秦十多年，历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最后任职于秦始皇皇朝，曾出使燕国，三年之后令太子丹到秦秦做人质。
<b>评析</b>
当蔡泽听说范睢的手下犯了重罪，马上意识到正在鼎盛时期的范睢已开始有了隐患。深明盛极则衰道理的他，知道自己说服权臣、飞黄腾达的机会终于来临。谋略家之所以高明，在于能在凡人看到的日常事件背后看到隐秘、看到机会，他们首先能洞察到事物的本质，然后根据规律谋算自己的前途、进行深远的计划和安排。正象他给范睢所说的“日中则移，月满则亏”是自然界的铁律，盛极则衰、功成身退是人类社会的铁律，放之四海而皆准。他掌握和运用了这个铁律，就说服了权臣，自己在仕途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蔡泽极为善辩，他是这样说服范睢的：首先他描绘了士大夫们的个人理想，在这上与范睢取得了认同，接着说明商鞅、吴起、文种没有达成这种理想的原因一方面象比干、伍子胥、申生一样没遇到贤君，更重要的是不知盛极则衰、不会功成身退，同时他又举了范蠡这个正面的典范，最后剖析了范睢目前的处境，得出了范睢必须马上隐退的结论。整个雄辩过程环环相扣、安排得当、逻辑严密、论证有力，各种人物案例随手拈来，对自己的观点起了巨大的证明作用。言辞上铺陈华丽、排比对偶夸张等修辞手法应有尽有，渲染感情毫不余力，抑扬顿挫、气势雄壮。今天的我们，只有细细品味和揣摩，就会在谋略长进和口才训练方面有不小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