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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的鸽笼吆喝着，把手一挥，歇在笼子上的、地上的和屋檐上的鸽子，扑扑地腾空飞了起来。他拍着公鸡的肩膀说：“走，我请你，我们上趟馆子去！”
“算了，”公鸡笑着说“你才挣几个钱，刚工作，家庭负担也重。”
“请你吃顿饭还是请得起的，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请顿饭算得了什么。”
这都是公鸡所不熟悉的声音，带着一种满不在乎，一种新建立起来的自信，一种有点大男子汉的气息，一种希望成为生活主人的调子。
公鸡的话
这一年只给了十天的暑假。在家日子虽短，却过得无聊。原来准备超几天假的，结果提前半天返校了。少年时代结成的友谊好像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正凡又来看了我一次，可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
我去快快家也看望了一次。他家已搬出了原来的那栋小楼房，新的家只有两间房，比我们家那机关宿舍的房子宽敞不到哪里去。这倒不是主要的，我曾经挺羡慕的快快家中那种和谐安适的气氛消失了。他父亲本来是个挺精神的人，就是在家里拖着双皮拖鞋，也穿的是绸子的短袖衫，花白的头发总梳得服服贴贴。可这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驼着背，老了，仿佛干瘪了。老人只同我点了个头，便进到里间去再也不出来。快快的母亲对我很殷勤，又是泡茶，又是陪我坐，问我大学里的情况，也讲了快快给家里的来信，说到他学习和劳动都很好，可我觉得快快母亲的殷勤中带着一种迟疑的语调，掩盖着难以言传的悲哀。她一再说：“你们是多年的老同学，很好的朋友，你们要多通信。他比你幼稚，你要多多帮助他”我忍受不了，没坐多久便走了，就再也没有去快快家。
我回家的第二天，就给肖玲写了封信，问可不可以去看她。我好几次故意经过她家，希望能在门口碰上她。可临走既没见到她一面，也没收到她的回信。
肖玲的话
你那封信里写着“我回来了”回来就回来了，我当然知道是你写来的信，一看笔迹就知道。你问我当时怎么想的？我觉得挺自然，没多想。你问我为什么不回信？可为什么要回呢？你不是说想来看我吗？既然想来，我又在家，可你并没有来呀，又能怪谁？我等了你两天，第一天没来，第二天你也没来，第三天上午我也没出去，下午同学来找我，我就出去玩了。我没必要守在家里等你，就这些。当时我也没想得更多，不像你。当然，收到你的信我还是很高兴的。你收到信不高兴吗？收到谁的信我都高兴！
我生活得很充实，忙极了。一个暑假，我得看完十本小说，这是我自己规定的。得写三篇作文，还有很多的暑假作业。我还画画，也唱歌。还有那么多的同学，不是她们来，就是我去，我们一起看电影。我最喜欢看电影，所有的新片子我都去看，不管好的、差的。我还帮着做家务，奶奶身体不好，我得去买菜。我没什么不快活的，我只是忙极了，真的！
叙述者的话
公鸡的信并没有把快快从苦闷中解救出来，他却越益陷入孤独中去。
那一年正当教育开始革命了，拔白旗了，当然没有后来六六年那场文化大革命来得彻底。大学生们白天劳动锻炼，晚上则开会谈思想收获。他往往只能在晚上，全校统一的熄灯铃之后，在厕所里挨到宿舍里的同学都入睡了，再悄悄溜到空寂无人的教室楼里去看书。他没有公鸡豁达，总免不了有种负罪的感觉。因为他不曾积极为墙报抄写稿件，看的又不是政治理论书籍，加上他的家庭出身，自然有走白专道路之嫌。学校里开展了“交心运动”这也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先声，每人心须把自己心灵深处的丑陋统统挖掘出来。一次小组会上，他也止不住交了心，讲了自己的苦闷。
他说他害怕孤独，可他更害怕无所作为，虚度一生。他承认他不愿意甘当一颗小螺丝钉，哪怕是发亮的小螺丝钉。为什么不可以作个大螺丝钉呢？为什么不可以当一部发动机？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螺丝钉，可更需要发动机。他检查他自己的骄傲，他自认为智力过人，他想推翻一些过时的概念，创立新的学科或新的学派。说实在的，他也渴望荣誉，希望有朝一日做出大贡献，赢得人们的承认和尊重，当当作响地度过一生。他说他并不认为这就是个人主义，可他确实感到自己情绪不健康，同这火热的时代格格不入。他内心很矛盾。他还说他不是个个人主义者，他愿意为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一切牺牲，甚至于生命，只要这生命不至于白白被浪费
掉。他恳请大家帮助他分析批判，他愿意驱逐掉内心中的阴影，生活得光明磊落。
他没有料到他被提为全年级的典型，之后又成为系里的典型。他没有作为“白专”来批判而只作为“只专不红”予以大会帮助，已经是一种幸运了。因为两者多少还有些区别，尽管帮助和批判的政策界线有时也不容易划得那么清楚。
全系大会上，各年级都有代表发言。发言也都非常尖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啦，名利熏心啦，从不关心政治已经滑到危险的边沿啦！只差没有把他说成是右派分子。有一个他不认识的女孩子讲得特别激烈，仿佛他就是大家的敌人。他本来低着头缩在会场的角落里。可那女孩子口齿灵利，一些最尖锐的言词接二连三地飞迸出来，他不能不抬起头痛苦地望着她，不明白素不相识的这位女孩子为什么竟对他怀着那么大的仇恨。她剪着运动员式的短发，一双活泼的眼神，嘴角分明，脸蛋绯红，她太激动了。可她列举的例子都不是事实！他真想站起来反驳，但还是克制住了，他知道反驳将会引起公愤，就更脱不了身。她如果不是长得这样讨人欢喜，他也许还不至于这样痛苦。他真想不到，她心底竟这样狠毒，和她的外表全然相反。他总认为女孩子们都应该是可爱、善良、温顺的。他不了解她们。真是深不可测，眼前就是这样一位。
后来他才知道，批判她的这个姑娘是刚入学的新生，也在他们系，还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她的名字叫宋燕萍。
快快的话
我绝没有想到后来她竟主动来找我请教。我在阅览室里总有个固定的位子，堆着一大堆参考书，我不愿每天背来背去。我的位子靠窗口，光线好。冬天，阳光射进来，也很暖和。我正在看书，她走到我身边，先向我笑了笑。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她那种讨人欢喜的微笑，我也没忘记一年前她对我的那番批判。
“对不起，我想打搅你一下，”她说“可以请教一道习题吗？”
那有什么不可以？我心里说。她便伏在桌子上把课本摊开，问了一道函数习题。我向她作了讲解，又把做这种习题的几种解法都列举出来。
“明白吗？”我问。
“你讲得很清楚，都懂了。”她又是那么一笑，我当然也只好笑笑。
真怪，批判我的是你，主动来向我问问题的也是你。这就是女孩子，她们捉摸不定，今天不知道明天要干什么。她竟然拉过一把椅子，在我旁边坐下了。
“如果不占用你太多的时间的话，我想请你谈谈你的学习经验，”她说。
都是这一套，我们班里的那些女生都以为学习上有什么捷径。可她那么直率地看着我，我不能拒绝。我说，没什么经验可谈，要说经验，就是不满足老师讲的，因为老师讲的只不过为完成教学大纲，将来独立工作需要的却是自己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以为这样应付一下，她可以走了。当然，我并不想应付她，也不希望她就走。我想说的是心中要有个高标准，那些小障碍你一鼓劲就跨过去了。比方说跳高，杆子放在一米三，你把它当作一米五来跳，自然就越过去了。一米五的高度你作两米的高度练习。为什么不可以把标尺定得更高一些呢？国家纪录之上还有世界纪录。可我能同她这样交底吗？她没有走，还望着我，等我继续讲下去，那双清亮的眼睛，充满了信赖。我就真介绍起自己的经验来了。
我说上大学不像上中学，仅仅做做习题，把笔记整理好，背一背，那都是小孩子的学习方法。她眼睫毛一扬，看了我一眼，显然她就是这么学习的。我并没有挖苦她的意思。我怎么会去挖苦她呢，老实说，她那么看我一眼倒使我很不自在。我避开她的眼睛，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我还谈到不要迷信老师。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数学家，你就得怀疑你的老师，找出新的路子来。我这可能又狂妄了吧？女孩子就是健忘，正是她说过我狂妄，别人没用过这个词。我平时很随和，从来就不是个狂妄的人。自信不叫狂妄，不学无术又蛮不讲理才是狂妄。她当时在批判我的发言中说我“狂妄自大”我真恼火极了。一个学生不想超过他的老师，不想在他所
学的知识中得出新的见解，我说，那么他只能永远是个学生。如果这就叫狂妄，我觉得有这样的狂妄比没有更强。可话刚出口我就觉得失言了，我不应该这样责怪她，她当时并不了解我，她依然望着我，认真听着，好像完全忘记了她过去发言中对我的攻击，我当然也就原谅了她。你怎么能同一个女孩子去计较呢？更何况，她那双眼睛那样清亮
墙上的鸽笼吆喝着，把手一挥，歇在笼子上的、地上的和屋檐上的鸽子，扑扑地腾空飞了起来。他拍着公鸡的肩膀说：“走，我请你，我们上趟馆子去！”
“算了，”公鸡笑着说“你才挣几个钱，刚工作，家庭负担也重。”
“请你吃顿饭还是请得起的，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请顿饭算得了什么。”
这都是公鸡所不熟悉的声音，带着一种满不在乎，一种新建立起来的自信，一种有点大男子汉的气息，一种希望成为生活主人的调子。
公鸡的话
这一年只给了十天的暑假。在家日子虽短，却过得无聊。原来准备超几天假的，结果提前半天返校了。少年时代结成的友谊好像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正凡又来看了我一次，可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
我去快快家也看望了一次。他家已搬出了原来的那栋小楼房，新的家只有两间房，比我们家那机关宿舍的房子宽敞不到哪里去。这倒不是主要的，我曾经挺羡慕的快快家中那种和谐安适的气氛消失了。他父亲本来是个挺精神的人，就是在家里拖着双皮拖鞋，也穿的是绸子的短袖衫，花白的头发总梳得服服贴贴。可这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驼着背，老了，仿佛干瘪了。老人只同我点了个头，便进到里间去再也不出来。快快的母亲对我很殷勤，又是泡茶，又是陪我坐，问我大学里的情况，也讲了快快给家里的来信，说到他学习和劳动都很好，可我觉得快快母亲的殷勤中带着一种迟疑的语调，掩盖着难以言传的悲哀。她一再说：“你们是多年的老同学，很好的朋友，你们要多通信。他比你幼稚，你要多多帮助他”我忍受不了，没坐多久便走了，就再也没有去快快家。
我回家的第二天，就给肖玲写了封信，问可不可以去看她。我好几次故意经过她家，希望能在门口碰上她。可临走既没见到她一面，也没收到她的回信。
肖玲的话
你那封信里写着“我回来了”回来就回来了，我当然知道是你写来的信，一看笔迹就知道。你问我当时怎么想的？我觉得挺自然，没多想。你问我为什么不回信？可为什么要回呢？你不是说想来看我吗？既然想来，我又在家，可你并没有来呀，又能怪谁？我等了你两天，第一天没来，第二天你也没来，第三天上午我也没出去，下午同学来找我，我就出去玩了。我没必要守在家里等你，就这些。当时我也没想得更多，不像你。当然，收到你的信我还是很高兴的。你收到信不高兴吗？收到谁的信我都高兴！
我生活得很充实，忙极了。一个暑假，我得看完十本小说，这是我自己规定的。得写三篇作文，还有很多的暑假作业。我还画画，也唱歌。还有那么多的同学，不是她们来，就是我去，我们一起看电影。我最喜欢看电影，所有的新片子我都去看，不管好的、差的。我还帮着做家务，奶奶身体不好，我得去买菜。我没什么不快活的，我只是忙极了，真的！
叙述者的话
公鸡的信并没有把快快从苦闷中解救出来，他却越益陷入孤独中去。
那一年正当教育开始革命了，拔白旗了，当然没有后来六六年那场文化大革命来得彻底。大学生们白天劳动锻炼，晚上则开会谈思想收获。他往往只能在晚上，全校统一的熄灯铃之后，在厕所里挨到宿舍里的同学都入睡了，再悄悄溜到空寂无人的教室楼里去看书。他没有公鸡豁达，总免不了有种负罪的感觉。因为他不曾积极为墙报抄写稿件，看的又不是政治理论书籍，加上他的家庭出身，自然有走白专道路之嫌。学校里开展了“交心运动”这也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先声，每人心须把自己心灵深处的丑陋统统挖掘出来。一次小组会上，他也止不住交了心，讲了自己的苦闷。
他说他害怕孤独，可他更害怕无所作为，虚度一生。他承认他不愿意甘当一颗小螺丝钉，哪怕是发亮的小螺丝钉。为什么不可以作个大螺丝钉呢？为什么不可以当一部发动机？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螺丝钉，可更需要发动机。他检查他自己的骄傲，他自认为智力过人，他想推翻一些过时的概念，创立新的学科或新的学派。说实在的，他也渴望荣誉，希望有朝一日做出大贡献，赢得人们的承认和尊重，当当作响地度过一生。他说他并不认为这就是个人主义，可他确实感到自己情绪不健康，同这火热的时代格格不入。他内心很矛盾。他还说他不是个个人主义者，他愿意为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一切牺牲，甚至于生命，只要这生命不至于白白被浪费
掉。他恳请大家帮助他分析批判，他愿意驱逐掉内心中的阴影，生活得光明磊落。
他没有料到他被提为全年级的典型，之后又成为系里的典型。他没有作为“白专”来批判而只作为“只专不红”予以大会帮助，已经是一种幸运了。因为两者多少还有些区别，尽管帮助和批判的政策界线有时也不容易划得那么清楚。
全系大会上，各年级都有代表发言。发言也都非常尖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啦，名利熏心啦，从不关心政治已经滑到危险的边沿啦！只差没有把他说成是右派分子。有一个他不认识的女孩子讲得特别激烈，仿佛他就是大家的敌人。他本来低着头缩在会场的角落里。可那女孩子口齿灵利，一些最尖锐的言词接二连三地飞迸出来，他不能不抬起头痛苦地望着她，不明白素不相识的这位女孩子为什么竟对他怀着那么大的仇恨。她剪着运动员式的短发，一双活泼的眼神，嘴角分明，脸蛋绯红，她太激动了。可她列举的例子都不是事实！他真想站起来反驳，但还是克制住了，他知道反驳将会引起公愤，就更脱不了身。她如果不是长得这样讨人欢喜，他也许还不至于这样痛苦。他真想不到，她心底竟这样狠毒，和她的外表全然相反。他总认为女孩子们都应该是可爱、善良、温顺的。他不了解她们。真是深不可测，眼前就是这样一位。
后来他才知道，批判她的这个姑娘是刚入学的新生，也在他们系，还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她的名字叫宋燕萍。
快快的话
我绝没有想到后来她竟主动来找我请教。我在阅览室里总有个固定的位子，堆着一大堆参考书，我不愿每天背来背去。我的位子靠窗口，光线好。冬天，阳光射进来，也很暖和。我正在看书，她走到我身边，先向我笑了笑。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她那种讨人欢喜的微笑，我也没忘记一年前她对我的那番批判。
“对不起，我想打搅你一下，”她说“可以请教一道习题吗？”
那有什么不可以？我心里说。她便伏在桌子上把课本摊开，问了一道函数习题。我向她作了讲解，又把做这种习题的几种解法都列举出来。
“明白吗？”我问。
“你讲得很清楚，都懂了。”她又是那么一笑，我当然也只好笑笑。
真怪，批判我的是你，主动来向我问问题的也是你。这就是女孩子，她们捉摸不定，今天不知道明天要干什么。她竟然拉过一把椅子，在我旁边坐下了。
“如果不占用你太多的时间的话，我想请你谈谈你的学习经验，”她说。
都是这一套，我们班里的那些女生都以为学习上有什么捷径。可她那么直率地看着我，我不能拒绝。我说，没什么经验可谈，要说经验，就是不满足老师讲的，因为老师讲的只不过为完成教学大纲，将来独立工作需要的却是自己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以为这样应付一下，她可以走了。当然，我并不想应付她，也不希望她就走。我想说的是心中要有个高标准，那些小障碍你一鼓劲就跨过去了。比方说跳高，杆子放在一米三，你把它当作一米五来跳，自然就越过去了。一米五的高度你作两米的高度练习。为什么不可以把标尺定得更高一些呢？国家纪录之上还有世界纪录。可我能同她这样交底吗？她没有走，还望着我，等我继续讲下去，那双清亮的眼睛，充满了信赖。我就真介绍起自己的经验来了。
我说上大学不像上中学，仅仅做做习题，把笔记整理好，背一背，那都是小孩子的学习方法。她眼睫毛一扬，看了我一眼，显然她就是这么学习的。我并没有挖苦她的意思。我怎么会去挖苦她呢，老实说，她那么看我一眼倒使我很不自在。我避开她的眼睛，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我还谈到不要迷信老师。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数学家，你就得怀疑你的老师，找出新的路子来。我这可能又狂妄了吧？女孩子就是健忘，正是她说过我狂妄，别人没用过这个词。我平时很随和，从来就不是个狂妄的人。自信不叫狂妄，不学无术又蛮不讲理才是狂妄。她当时在批判我的发言中说我“狂妄自大”我真恼火极了。一个学生不想超过他的老师，不想在他所
学的知识中得出新的见解，我说，那么他只能永远是个学生。如果这就叫狂妄，我觉得有这样的狂妄比没有更强。可话刚出口我就觉得失言了，我不应该这样责怪她，她当时并不了解我，她依然望着我，认真听着，好像完全忘记了她过去发言中对我的攻击，我当然也就原谅了她。你怎么能同一个女孩子去计较呢？更何况，她那双眼睛那样清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