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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穆。──当我们躺在打麦场想着明天又要有表姐出嫁的时候，而这个表姐我们还对她玩过恶作剧──白薯烤好了而不让她吃，让她在一边干看着，我们都无着无落的哭了。所有的亲人和人们，我们想念你们，在这1969年的打麦场上。从此再没有一个时刻能让我们这群捣子这么胸怀人类和放眼世界了。如果说当时我们只是一种自怜和对自己身体之外事物的敏感和忧愁，是一种少年时代应有的烦恼和胸怀的话，那么当我们成年之后，我们都四处分散和烟消云散了，吕桂花已经变成了一个水缸，出嫁的表姐们都未老先衰地开始头发里藏着麦秸胸前露着一对紫黑的大奶的时候，这时见面再也拉不起手来的时候，我们想到当年的打麦场和新房的味道──表姐，你在出嫁前夜对未来和明天的向往和担心的时候，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我们并没有将我们的当年给忘记。我们将我们的小手反扣到我们的后脑勺上，我们将我们黝黑的小身子放倒在一堆麦秸上，我们对着密麻的星空欲言又止。如果这个时候让我们大哭一场也毫不做作，但是我们没有哭，反倒从另一个极端走回来放声唱歌。我们唱什么呢？作为一群十一二岁的乡村孩子，我们又是一群没有自己歌的少年。我们张张嘴，不知该唱什么；我们张张嘴，又不知该唱什么。不但我们不知该唱什么，就是当年的成年人和后来当我们成为成年人之后──不说1969年就说这以后──你们知道自己该唱什么吗？只是在偶尔的兴奋中，不唱就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情非要歌之舞之才能将自己发泄出去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唱起了别人给我们谱成和规定的歌──原来我们唱的还是别人。──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唱什么和舞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歌和舞这时仅仅成了我们的一个借助，就好象我们把恐惧附加在谁身上一样，但是那发出的声调和舞起的身姿，毕竟不能确切的表达我们的含义呀。但是，当我们没有自己的歌和自己的舞的时候，我们也只能这么凑合了，就好象我们没有固定的爱只好博爱一样，就好象我们心里正受着创伤我们见到每一个人都想眼泪汪汪地上前拉住他的手倾诉一样──哪怕这个时候你碰到一个乞丐也会格外地施舍。在表姐出嫁的前一天晚上，不管我们唱什么，都像面对满桌的食物没有一碗属于自己的面条或杂碎汤我们还是吃得贼饱一样──最后主人问我们：
“吃得怎么样？”
我们郑重其事地点着头：
“吃得挺好。”
当我们面对着星空前思后想欲言又止心中有说不出的柔情和思念我们没有别的渠道可以发泄只好把痛哭改成唱歌而又没有自己的歌于是就失去目标和没有固定的目标胡唱一番之后主人问：
“唱得怎么样？”
我们郑重地抹着脸上的泪说：
“唱得挺好。”
“唱得挺过瘾。”
当然我们唱着唱着，就超越歌词动了真情。当时我们爱唱的1969年的歌曲有三：
一，南飞的大雁──歌曰：
南飞的大雁
请你快快飞
捎个信儿到北京
革命战士永远想念毛主席
敬爱的毛主席
请您放心
革命战士为您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革命战士永远跟您闹革命
在这寂静和星空满天的乡村夜晚，我们唱得柔情似水和壮怀激烈。甚至我们觉得歌词仅仅就这么两段，还不够我们抒情的。我们的情怀还没有到抒到极致一切还意犹未尽歌词怎么像兔子尾巴一样就没有了呢？我们对歌曲没有第三段第四段对一切没有第三段和第四段的歌曲都愤怒无比。怎么能这样呢？我们什么还没来得及对毛主席说呢。我们少年的孤寂和烦恼，我们对世界未来不可把握的担忧和向往，我们对表姐们、对吕桂花、特别是根据歌词大意对南飞的雁对自身对异性当然说起来也有些对毛主席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于是这里的毛主席也就概念化拟人化和私人化了，我们就在“毛主席”里面偷梁换柱和加了许多私情──的感情到哪里去寄托？我们在一个革命化的语录口号横行和高唱的年代能够这样夹带私情，也证明我们的故乡和人民是多么地富有生命力和压抑不住的想象力呀，又是多么地善于将具体拟化成抽象呀──让惊心动魄的革命一下就变成私人感情的寄托和乡村夜晚的思念了。唱着唱着，我们甚至连歌词和曲调本身都超越了呢，我们已经不知道唱的是什么和喊的什么这时唱什么和喊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在那里唱和喊也就够了，于是我们无边的思念和情感，一群乡下孩子对世界和未来的终极关怀包括对自己的伤感、敏感和对不可知的畏惧，全部在一只南飞的大雁身上喷薄而出了。不只是寄托，还是喷涌──除了表姐出嫁，那时我们对自己最为担心的是──特别是看到自己指头出血或是在暮色和炊烟中看到无边袤远的宇宙时──我们已经开始担心自己与世界关系的根本：
假如我明天死了怎么办？
我明天会死吗？
我什么时候死？
想着想着，就不寒而栗的在那里索索发抖。就在那里想喊想哭和想跪到地上去乞求上苍。等你情绪稍微平静之后，接着你的疑问和担心会转化成：
我还没有接触过异性，什么时候接触异性我又不知道，那么我会在接触异性之前死掉吗？──虽然这个事实还没有到来，但是这样一个问题本身也够叫我恐怖和担忧的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可就在世界上白走一遭；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连异性是什么样和与异性疯狂地在一起是什么情形还不知道呢。
当你的情绪终于平静下来，接着你的担忧又会渐渐地将目的固定化。这时你会想：
在这个世界上属于我的异性在哪里？她现在生活在世界上的什么角落？
接着你对世界都心疼的哭了。这时你的思念和具体的延伸可不就附加到表姐和伟人身上了吗？──30的年后你看到古往今来的诗人往往都把伟人虚拟成“美人”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灯下阅读的时候你还不理解，现在你就理解了。本来一切的诘问和担心都是不可名状和无可叙说的，现在因为拟人和具体的开始，你也就和随便那一首歌的情绪同流合污和一拍即合。南飞的大雁、表姐和毛主席就是我们的“美人”──大雁和表姐无足轻重，但是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天之灵原谅我们，30年前我们对您老人家的偷梁换柱和横加猜想毫无恶意，就像30年后我们看到京城的面的和修自行车的铺子里都挂的都是您的头像，我们会陡然产生一种思念一样。歌曲只是我们一种无边情绪的寄托。未来的姑娘，也仅仅是一个附着物。我们担忧着具体，但我们的思念和担忧却又远远超越了这些具象。是在具体之中，又在具体之上。是在云雾之中，又在云雾之上──也只有这样，我们的心绪才能和广袤无边和浩瀚如烟的星空相匹配呢，我们才能和毛主席晚年对于哲学和人类的思考殊途同归呢。在这样的夜空和这样的打麦场上，不要说南飞的大雁，就是北飞和北非的大雁，不管他是革命或是反革命，都没有一首歌曲能够代表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心呀──我们和您，毛主席。于是我们也就干脆不挑拣了。倒是什么歌曲对我们都一样了。我们也就随便找到一首歌曲在那里唱起来喊起来歌起来舞起来唱着唱着我们就自动到达了我们的中心、我们的所知和我们的独处──思念和担忧这时也显得十分外在化了。到了第二天你们还问：
“昨天晚上你们又在打麦场上唱歌了。”
我们郑重地点了点头。
“昨天晚上你们又在唱革命歌曲了？”
我们又郑重地点了点头。
“你们又在思念毛主席了？”
我们郑重地点了点头。
“听上去你们唱得还是挺动情和挺激动的。”
我们郑重地点了点头。
“你们唱着唱着都哭了吧？”
我们郑重地点了点头。
虽然你们说的一切都不着边际和隔靴搔痒，但是你们说得都对。于是我们又在这里毫无分歧地达成一致了。──也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觉得思念毛主席的南飞的大雁的歌词只有两段是不够的。我们的思念怎么能用两段概括呢？怎么能让这些情绪拦腰斩断和戛然而止呢？──大雁南飞之后，我们的思绪到了无边也就稳定和踏实了。我们飞跃了将来、无边、宇宙、生死、异性、吕桂花、表姐──在这一切敏感、伤感和伤心的情绪暂时过去还没有卷土重来的空挡里，就好象我们成年之后在两个恐惧之间的空档里一样，我们集体都放下心来了。一个风潮刚刚过去，另一个风潮还没有来临呢。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又爽朗起来。不要以为我们的童年全是忧愁的岁月，我们在忧愁和忧愁之间，也有笑语欢声的爽朗和不顾一切的蛮野呢。这个时候什么都不在话下，包括将来、无边、宇宙、生死、属于你的异性、吕桂花和表姐。我们已经拋弃了抽象，现在我们只对具体和现在感兴趣。我们开始调皮、戏嬉和胡闹──不遵守世界的一切既定、规矩和路线。这时月亮升上来了，朗朗世界，荡荡乾坤，打麦场上一片光明，我们不爽朗谁爽朗？我们不高歌谁高歌？于是就又引吭高歌起来。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再唱忧愁的歌，我们要让歌声昂扬起来──当然就是昂扬，我们也没有自己的歌，但是因为我们在爽朗之前对忧愁和恐惧的歌唱已经有了实践了，这时我们的调皮、戏嬉和胡闹，我们的爽朗和昂扬也就有经验可以借鉴了。世界本来就有一条规律，相反的两极，不同的情绪，到头来都是殊途同归的。就像世界上虽然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是世界上也没有绝对的爱和绝对的恨──爱和恨是可以转化有时爱才是恨和恨才是爱一样。于是我们也就毫不费力地捡起了一个或者说是顺手牵羊拾起一个歌曲在那里引吭高歌地唱上了，就开始抒发我们的革命豪情和爽朗的开心和寄托了，就开始表达我们的壮志和胸怀，诉说我们的追求和目标了。在一种共同的豪情下，我们突然感到有些杰出人物也不算什么了，他不过也是借着一时而不是全部的情绪暂时忘了忧愁和恐惧只是怀揣着月亮升起时候的爽朗和决心就上路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是片面的只知道爱和恨的单纯含义只知道朋友就是朋友敌人就是敌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于是他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过是我们这群捣子中的片面者我们不管他背离了瓜田而我们还是瓜田中的一群面瓜的事实我们就判定我们相差无几说不定我们比他们还更全面更豪爽于是我们也就居高临下地更加宽慰和放心了。我们也就更加大胆地可以高唱可以随便挑什么歌了。挑什么歌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不管什么歌都能同样寄托我们的豪爽和昂扬──在当时乡村的舞台上，那些匆忙上马和土法上马的村庄剧团所唱的样板戏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兴奋和欢乐呀。──家家还有一个小喇叭，一根电线扯过来“哇里哇啦”就唱起了样板戏──我们每天在舞台上和喇叭里听的都是这个，我们自己就变成了胡传奎和阿庆嫂──胡传奎问得好：阿庆呢？就好象是问吕桂花：老王呢？或者是：牛三斤呢？──我们看到舞台上的铁梅和喜儿，就好象突然找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姑娘。这时她们唱的什么就像我们在打麦场上要唱什么一样是不重要的。我们看着你在那里穿著戏服和打着胭脂在马灯下走来走去，我们幻想你下了舞台就跟我们回家。台下人头攒动，我们大呼小叫。谁说我们乡下少年没有情调和不注重气氛呢？这就是我们和时代共同携手创造的一例。就好象30年后我们作为民工进城，你也能在街头看到我们穿著廉价的西装满怀豪情地站在街头向自行车人流中的姑娘乜来乜去呢。──那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年代。台上唱着唱着，还突然伸出两只长号，等铁梅的拖腔唱完，抓住尾巴再“嘟嘟──”地怀念一阵。除了台下和台上，我们还特别关心后台的一切呢──我们爬上台子钻到幕布之中。阿庆嫂和铁梅在台上互不相干，怎么到了后台就凑到一起嘀嘀咕咕呢？──她们在说些什么？座山雕和喜儿原来是夫妻。郭建光和刘副官原来在后台是一个人。阿庆嫂和铁梅，还有喜儿和柯湘，为什么突然钻出幕布向黑暗的野地里走去了呢？她们要去干什么？杨白劳也想跟着去，被一群戏中的英雄妇女给哄笑着赶了回来。这时小猪蛋和大椿树故作聪明地说──其实他们不说我们还能不知道吗？现在他们自作主张地将这神秘给挑破了，反倒让我们气愤──：
“她们肯定撒尿去了。”
“这是女人的习惯，撒尿也要结伴。”
“她们要走到看不见人的地方才解裤子呢。”
“看，她们已经蹲下了。”
“她们已经撒尿了。”
接着大家就不说话了。不知道谁还愤怒地吐了一口痰。这时我们又有一个担忧：她们最好只撒一下尿就够了，千万不要解大便。撒尿对我们有美感，一解大便可就破坏了我们的幻想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白石头养成了不但关心前台还关心后台，不但关心桌上的菜还关心厨房剥葱剥蒜的习惯。最后的效果就是不管反映到生活还是反映到艺术上他就比我们深刻了。当别人赞扬他的时候，他就往往会不着边际地自言自语或是喃喃自语地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呀。”
所以当一群捣子在月亮升起的打麦场上要告别担忧和恐惧唱一下豪放和爽朗的歌时，大家就开始在八个样板戏中挑来挑去。幸好是一花独放，让我们挑选起来不伤脑筋。我们不用费什么劲当然还是费了很大劲大家对待八个样板戏就像拣烂梨或是挑烂桃一样在那里扒来拣去──正因为是八个，意见也不太好统一呢；只是拣到最后，筐里已经没有什么烂梨可供挑拣了，大家才以三分之二的压倒多数排除了胡传奎和阿庆嫂、铁梅、喜儿还有不争气的杨白劳──女儿都让人骗去，你还喝什么卤水呢？──终于选到了郭建光头上。也就只好是他了。也就只好是十八颗青松。我们的捣子正好是18个，大猪蛋、大椿树、秃老顶和刘老扁、小刘儿和白石头还不是18颗烂梨一样的青松吗？于是我们就慷慨激昂地唱出了我们心中的1969年的打麦场上的豪放和爽朗。冰盘一样的大月亮，就在我们的合唱声中冉冉升起。
要学那
泰山顶上一青松
挺然屹立傲苍穹
八千里风暴吹不倒
九千个雷霆也难轰
（多大的汽派，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我们无往而不胜。让他们都见鬼去吧。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我们再不是那悲悲切切和庸人自扰的人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们的胸怀一下就开阔了。妈的，还有什么恐惧和担心的？为什么非要在恐惧和恐惧之间夹缝里求生存呢？我们不怕！一切的恐惧和烦恼，就当作是对我们的修炼吧。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成为我们的附着物吧。当我恐惧你们一切的时候，我也就一切都不怕了。当我对你们的一切都胆颤心惊和不知暴风雨什么时候会来的时候，我也就无往而不胜了。暴风雨，来得再猛烈一些吧！）
烈日喷炎晒不死
严寒冰雪郁郁葱葱
枝如铁
干如铜
伤痕累累
倔强峥嵘
崇高品德人称颂
俺十八个伤病员
要成为十八颗青松
但是我们和18个伤病员还是有区别的。虽然都是受伤之后的坚强不屈，但是因为我们受伤部位的不同，你们受的是外在的枪伤，我们受的是心中的创痛，于是我们在豪爽的同时，也不像你们那么干脆呢。我们在豪爽的同时，还有一种对从无见过面的朋友和从来没有见过的远方的呼应和怀念呢。还有一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感觉呢。我们在唱出豪情的同时，还生发出一种温柔、怀念和迎接的意味，于是它就和前边的伤感和恐惧有了遥相呼应的效果我们的感觉就进入一个自己的信道而不是别人的歌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唱出的才是自己的歌而不仅仅是样板戏。我们唱的不单有前台还有后台，不单有指导员还有阿庆和阿庆嫂，不但有这出戏里的阿庆和阿庆嫂，还有别的戏里的铁梅和喜儿呢，不但有戏之内，还有戏之外月光之下的小便。不但有与这戏有关的一切，还有和这一切没有关系的朋友和亲人呢，不但有已经出嫁和就要出嫁的表姐，还有已经和我们离婚的吕桂花和已经被窗户拍死的牛三斤呢，不但有这些我们认识的亲人，还有那些我们不认识的大路上行走的所有面善和和蔼的人──亲爱的叔叔大爷们，我们肯定能一见如故──甚至包括那些我们一见就发怵的人，现在也在我们的思念之中。30年后，白石头在一次酒宴上碰到一个徐娘半老的女人──饭前饭后，都对这女人照顾得格外体贴；酒没喝完，就主动给她加满了；话没说完，就给她找好落脚的余地又挑出一个新的话头；酒宴结束了，白石头又彬彬有礼地替她穿上了外衣。这女人被白石头弄得兴奋异常，以为徐娘半老又找到了知音千年的铁树今天又开了花──要梅开二度了吗？于是在穿好衣服之后没有立即走人，站在那里像刚才谈话一样等着白石头再提出新的安置──总不能挑动半天而没有结果吧？但是这时白石头彬彬有礼地说：
“请你回家之后，特别地替我感谢你丈夫。”
这女人一下楞在了那里。以为是白石头对她的戏弄。于是脱口而出毫不冷静地问：
“为什么？”
白石头答：
“上次在一个饭店的大堂里陌路相逢，他对我竟是那么地和蔼可亲！”
这个女人马上从另一种庸常的意义上来理解这句话，以为他说的不是事实和他的真实的心情，而是对她年龄和徐娘半老的后悔──挑动了半天，又悬崖勒马了，于是就大怒──还好，出于身份和教养，没有跟他马上翻脸和破口大骂，而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蹬着自己的高跟鞋“蹬蹬”而去。一下倒是把白石头尴在了那里。这时有朋友上来劝他，说：
“这样的女人，不要理她。”
或者：“这样的女人，你招她干什么？”
或者：“没看人家多大年龄了？”
或者：“你这戏做得是过头了一些。”“换谁都得跟你急。”
连朋友都把这事当成了假戏真做。这时白石头由衷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和喃喃自语地说：
“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呀。我是真想感谢她的丈夫。30年前我就想感谢这种人。不将这种感谢表达出来我就如鲠在喉。为了表达一个感谢也真是为难呀。如果我直接给他本人打电话，他肯定不会当真，以为我在戏弄他；今天见着他夫人了，我以为找到了一个曲折的机会──这就不是两点论而是三点论了吗？这就不存在误会了吧？这就可以通过传导把对一个人的感激传导到另一个人身上了吧？──谁知弄来弄去，还是被当成一场误会和戏弄了。”
但在30年前，我们却毫不自知地将我们的友善、思念和感谢表达给了天下所有的人。亲爱的人啊，都聚集到我们的打麦场上来吧。我们甚至有一种：
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
鼓瑟吹笙
的感觉呢。这就使我们的豪情不空洞了。这就使我们的豪情从郭建光空洞的口号和概念中飞升出来了。──谁知30年后倒让白石头自食其果呢？在30年前，当我们度过了担忧、恐惧，豪情和温柔之后，我们的情绪还没有结束呢，我们还有一种经过分离、流落、千难万险和千山万水之后寻找和重逢和情绪要表达呢。我们要求的不但是恐惧和豪情──单单有这些过程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在结尾的时候来一个中国戏剧中的传统的大团圆。单单有一种寻找是不够的，寻找之后还得有一种重逢。只有等我们安全地度过这感情的三阶段虽然历经艰险最后也算团圆和重逢了平安着陆了我们才觉得在乡村打麦场上的一个夜晚没有虚度然后才能心安理得地安然入梦呢。睡觉之前想一想，恐惧度过了吗？度过了；豪情度过了吗？度过了；寻找之后，有了团圆和重逢吗？有了；生活中的一切苦甜酸辣──一生的过程让我们一晚都经过了，最终还能平安着陆和平安健在；好人一生平安；大哥大哥你好吗？好；你到底有几个小妹妹，到处都是；只要你能过得好，过得不错；你现在到底在哪里？我现在就在打麦场于是也就安然和幸福地合上我们十一二岁的听着样板戏长大的一代少年的眼睛了。我们困了。──在一个貌似单调的年代里，我们过得一点也不单调反倒更显得丰富多彩。──那么这个经过寻找又得到重逢的辛酸而又起伏的大团圆结局从哪里来呢？从白毛女中来。爹死了。娘嫁了。情人走了。地主把她强奸了。一个人逃到了大山里。在山洞生下一个孩子。一块石头将孩子给砸死了──理由仅仅是：不给这强奸者留后代。三年过去了。头发一缕缕变成了白色终于，太阳出来了。地主被打倒了。情人回来了。接着就开始寻找喜儿和白毛女。恰恰在山洞里给找着了。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喜儿走出了山洞，情人大春穿著一身崭新的军服站到她的面前。这个时候她能说什么呢？这个时候她能唱什么呢？人间的辛酸和悲欢离合都集中到了这里。你也是百感交集。于是我们心中的姑娘和喜儿──这个时候18棵青松谁不想变成大春呢？谁不想毫无风险地事后保护一下她呢？──当初地主抢她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但是我们的喜儿已经原谅了这一切。她历经艰险现在什么都想通了。她达到的境界倒是比大春还高出一筹。不再计较过去和往事了。成群结队的乡亲们涌到了她的面前。这时她倒产生了怀疑：这一切是真的吗？眼前的一群人是谁？这个穿著崭新军装站在她面前的人又是谁？──她一下反倒迷糊了。这时乡亲们流着热泪高唱着提醒她──这一段主要由大猪蛋和大椿树合唱：
太阳出来了
太阳出来了
哎嘿依喝呦
黑暗的日子过去了
灿烂的今天到来了
接着大家一声长喝和长和：
太阳出来了
太阳出来了
这时大家轮流扮演喜儿──这时的喜儿竟把大家和大家的合唱撇开到了一边，只认真想着面前穿军装的那一个人──倒是在这一点上，大家对喜儿稍稍有些不满意，这把合唱和提醒的我们置于何地？但是由于戏文是这样规定的，而戏文是什么对于我们又是不重要的，所以我们也就不与她计较就由着她的性儿唱了──倒是这唱词一出口，它的柔情和执着，一下又让我们感动和投入了。我们轮流唱着：
看眼前
是谁人
又面熟来又面生
（多么深刻和无处不在的人生哲理。也就不去说它了。）
（接着突然喊叫：）
他──
他是大春──
凉风习习的打麦场上，最后我们把结局归结到喜儿和大春身上，怀揣着两个人的重逢和激动，忘掉了自己的一切恐惧和烦恼，忧愁和哀伤，豪爽和温柔──开始在一堆麦秸中入睡了。
（当然在温柔和烦恼的夏夜里，我们也相互启发地一个个学会了自渎和手淫。世界上的第一次，给了我们多大的摇动和震撼呀。而往往这又和样板戏中的女主角有些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虽然不管处在什么年代我们都能学会这一点就好象我们历来不同意伟大的时代才能造就伟大的人物这一论断因为事实上和历史上恰好相反倒是不怎么样的时代纷争乱世才能造就伟大的人物一样，或者说伟大的人物生长在什么时代才是那个时代的幸运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得感谢1969年的革命歌曲和革命样板戏呀。）
接着我们说一说那春暖花开的春天吧。在这1996年的春天就要来临的时候。远看一切皆无，近看草木青青。春暖江水鸭先知。看不清的野花，开满了我们的田野。花团锦簇的桃花，烧红了我们的山岗。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溽黄了我们的大地。连蚯蚓都醒来了。各种冬眠的小动物都从泥土里露出头来挣扎摇摆着它们的身子向我们露出了狰狞的微笑。30年前，在这草木惊心的季节里，连我们一群小捣子都一下变得腼腆了，一下子对前途和未来失去了把握。一节节往上生长的草木，就茂盛在我们身边；葱茏花开的现实，就摆在我们面前──30年中，在人生征途上培养过我们的人都一个个开始故去了，世界上开始渐渐留下光秃秃的我们。当你们一茬茬一代代罩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因为这头上一层层和一茬茬的覆盖被压得透不过气来而感到愤怒：有你们在我们头上，哪里还有我们的出头之日呢？哪里还有我们这群捣子的春天呢？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之天下──都是一层层一茬茬成年人的天下，到处没有我们的插脚之地。但是突然有这么一天，头顶上的一层层和一茬茬开始不存在了──你不存在和不笼罩得这么突然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一下就感到光秃秃的就好象冬去春来的时光我们一下摘下头顶的棉帽子一样还有些不习惯呢。有笼罩和覆盖的时候我们讨厌这种笼罩、覆盖感到是一种压迫，当这笼罩和覆盖一下子退去因为这种退去世界开始在我们面前露出狰狞的真面目时，我们才突然觉得要单独面对这个世界和面对我们已经长大了已经是成年人了这个事实的恐惧。同时，当成年人因为他们的退去把世界交到我们手里的时候，我们才感到时光的流逝真他妈的快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已经错过了成年人的年龄腿脚也已经感到不灵便了自己也已经开始提前患上老年痴呆症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感到把世界交到我们手里看着世界上都是我们这群提前患上老年痴呆症的人在把握今日之域中到处走的都是我们的人也同样恐怖。不比上一茬老态龙钟的人走在这个世界上好到哪里去。这时我们就怀疑这个世界单纯是因为时间在行走吗？这是一种真实吗？我们过去那么讨厌和反抗过我们的前辈。但是当我们成为前辈的时候，我们又对这些已经不存在的前辈感到格外的伤感和怀念呢。这个时候我们又会怎么看待和对待那些跟在我们屁股后头又在一茬茬和一层层成长的后来者和小捣子们呢？就像当我们身处1996年的时候，如何看待1969呢？我们能因为顾及他们而舍弃自己吗？我们的前辈没有那么做过，你们肯定也不会那么做。那么多性格非凡的前人在临终的时候都露出了一根狐狸尾巴想你也不会例外。只是：等你们露出狐狸尾巴的时候，世界也就露出了倪端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离你把手里的一切交给后来捣子们的日子也就为时不远了。这个时候你再回首过去，你唯一能够说的也是前人已经说过的当时你看起来毫无新意现在你才有了深刻的理解觉得这句话说得是多么地不俗、宽容、深刻和让人思量，它就是2049年的春天里相继离去的秃老顶、大猪蛋、大椿树、小刘儿等人说的──有这么一帮弟兄都在同一个春天离开这个已经让人感到庸俗和讨厌的世界，对于他们也是一种温暖和安慰──大家一句共同的话就是：
扯淡。
除了这句共同的话，秃老顶还说：
“原来一直以为长辈不懂事，后来才知道长辈什么都知道，他们就是不说罢了。”
大猪蛋说：
“恐惧原来就像梦里的一洼水。”
大椿树说：
“现在我理解春天了。”
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小刘儿一辈子胡涂，这个时候竟用那么家常的语言，说出了让大家终于为他转变而欣慰的话来。他说：“熟悉的人和事都已经离去了，我还留着干什么呢？”
虽然这句话让后来得势的捣子们有些不高兴，但是因为他说过这句话就欣然离去了──对于后来者也是一种解脱，于是他们也违心地说小刘儿终于懂事了──能得到这样盖棺论定的评价，对于糊里胡涂一生的小刘儿大爷来讲已经是不容易了。因为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已经从精神上堕落成一个捡烂纸的拾荒人地步了。──在他脑子清醒的时候，他喃喃自语地说，其实他人生的最大理想，是能够到故乡一个乡镇工厂门口去当把门的大爷。但这个时候他已经病入膏肓了。──由于他在某些方面还有些贡献，现在也算一个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后来的一个领导人其实这个人也就是前朝某个捣子的转世趁着春节之前到医院的病房里去慰问他，他在那里抓着领导人的手喃喃地说：
“这个工作我能干好呀。谁给我叫一声大爷，我就让他过去；谁对我态度不好，我就不让他过。”
在这种严肃的政治场合，说出这样不着腔调的话，让电视台的记者都大吃一惊，这怎么象全国人民转播？没想到这个时候领导人也心有灵犀，为了这句喃喃的话，竟突然有些伤感，他在那里握着小刘儿的手说：
“大爷，其实我也想去干这样的工作。”
接着又说：“现在我给你叫一声大爷，你就让我过去吧。”
谁知当天晚上新闻一播出来，效果竟出奇的好，领导人一下因这出人意料的回答威信往上提高了三个百分点。因为一个想当把门老头的公仆，还能不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公仆吗？还能不对我们的国家尽心竭力吗？
春风杨柳，拂扫着我们的生活。虫儿虫儿你说话吧，鸟儿鸟儿你唱歌吧，大雁大雁你飞走吧，斑鸠斑鸠你回来吧。我们一人手里拿着一个小瓶，在那青青的麦地里撵着飞舞的斑鸠奔跑。我们把飞舞的斑鸠捉到瓶子里，拿回家压到我们的尿盆下，等着第二天娘去喂鸡。一望无际的青青的麦田──麦田里还长出许多嫩绿的青菜可以下饭呢，烧得西天通红的火云，炊烟四起的村庄，暮色中孩子们在远处的呼喊──30多年后，白石头还在京城家里的阳台上听到这些呼喊呢。这种不绝于耳的阵阵呼喊，构成了白石头爱静而倾听的习惯。有时和朋友们在一起谈话，看他在那里静耳倾听──一言不发，身子向前倾着──似乎是在倾听朋友的谈话，但一场话谈下来，让他复述一遍，他往往又不得要领，重要的他都给漏过去了，枝枝节节他倒记在心中。这时朋友们就有些不满意了，说你在那里听什么？白石头就不好意思地笑了──一般他是不暴露自己的，现在也是被逼急了，逼到墙角和一隅，只好实话实说地说：
“我在那里听斑鸠呢。”
朋友就以为他又在拿着往事故作深沉，或者是一种矫情也不过分顶多算是不着腔调，于是对白石头不屑地摇了摇头。说：
“我们还不如一个斑鸠吗？”
“我们是斑鸠吗？”
“这孩子越来越矫情了。”
“这孩子本来挺老实的，现在变得有些做作了。”
这倒让白石头急了。等朋友走后，他往往要粗暴地说上一句：
“世界都变成了这样，你让我怎么不做作呢？”
“我真是在听斑鸠。”
有时在酒店的大堂里，随着飞扬的音乐，他听着听着，就在那里入了迷，这时耳朵里只剩下音乐而忘记了朋友和他的谈话。朋友一场话谈下来，见他没有任何反映，脸上只是露着对音乐的傻笑，这时朋友倒是比他过去听斑鸠还能原谅他一些，毕竟他不是拋弃朋友回到往事而是在重视朋友身边正在发生的音乐。于是朋友就不追究谈话了，还对白石头有些善意的赞扬：
“白石头是越来越醉心于音乐了。你从音乐里听到了什么呢？”
本来白石头老实地回答应该是：
“我听到了斑鸠在暮色的麦田里飞舞的声音。”
但是接受以前的教训，他不敢这么老实说话了──这时的白石头，早已明白说谎的益处。不说谎的时候，往往不能过关；随便撒它一个谎，倒是能瞒天过海。本来他在听着斑鸠的同时，还想起了村里的表姐和吕桂花，但他一脸严肃地说：
“我听到了万象的声音。”
于是大家给他鼓起掌来。说这句话回答得既深刻又有力量，从音乐中听出了万象。但是久而久之，大家见他一次次回答的都是万象，万象成了他的避风港，就发现了其中的破绽──原来他又是在糊弄我们，又开始有些不满意了。于是等他下次再回答：
“我是在听万象的声音。”
大家就不鼓掌了。倒在那里鼓着眼睛看他。渐渐大家都不理白石头了，背后说：
“白石头怎么堕落到这种地步了？一次次都在撒谎。”
“听他10句话，能有一句话是真的就不错了。”
当这话传到白石头耳朵里时，白石头倒是发怒了：
“我说实话你们说我矫情，我说假话你们又怪它不真，你们到底要我怎么样呢？”
于是在那里叹息：“做个人是多么地不容易呀。”
听到这句话，大家倒是马上说：“这恐怕是他说的唯一的怀有真情实感的实话了。”
到医院看望白石头的那个领导人听到大家的议论──也是久而久之，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听说现在的白石头说谎成性，说真话就像假话一样，说假话倒是像真话一样，在那里脱口而出：
“没想到这白石头还真是一个天才。”
“连他说过的把大门，看来也不能当真了。”
接着发觉了自己的失言，因为他正赶着去接见一个外国元首呢，于是又对左右故作开玩笑地说──这次倒让人看出是假的：
“小时候和白石头一块玩，没有发现他有这个优点。我们打架的时候，他总是在一旁看衣服；我们到村西池塘里游泳，他也总是在看衣服。现在变得无所畏惧了？在游泳中也学会游泳了？”
但接着在接见外国元首时，他也变成了白石头，总是在那里侧耳倾听，自始至终没发表任何评说。等这个外国元首退休之后，在回忆录中写到这一场面时写道：
看到他在那里只是微笑着倾听而一言不发的样子，我当时认为他是一个傻子，过后才明白这是一个泱泱大国之尊的和蔼和谦虚，话都让我说了，说什么他都点头──世界上哪里有这么虚怀若谷的领导──真是人民的福气──和国与国之间的对话呢？也许这就是他们语言中所说的大智若愚吧？
当领导人读到这个回忆录的时候，竟在那里开心地笑了。他提笔在这段回忆录旁批道：
其实不然，我当时若有所思。
接着还不足兴，又批道：
我正在倾听1969年春天里斑鸠飞舞的声音。
记得当时在斑鸠飞舞的声音中还有一种不协调的伴奏呢，那就是秃老顶一边倒腾着小腿跑，一边嘴里“哔里叭啦”吹着一个他个人拥有的琉璃喇叭──琉璃喇叭中间那一片上下起伏的可怜的薄玻璃，就有我们的空气中振动。这伴奏既有点像30年后足球场上的声音，又有点像当时样板戏的舞台上在演员拖腔后伸出来的两只大喇叭，在那里“呜里哇啦”地吹上一阵。我们在这琉璃喇叭的伴奏声中，开始和斑鸠共同奔跑、飞舞在青青的麦草地上。我们乐而忘返。我们乐不思蜀。没有这只琉璃喇叭，也构不成当年捉斑鸠的气氛，但是30年后，我们只记得当年的斑鸠和自己，却忘记了这只琉璃喇叭。在
我有嘉宾
鼓瑟吹笙
的时候，也忘记了当年提供这只喇叭的秃老顶。我们也是过河折桥，我们也是忘恩负义。还是有一次白石头和秃老顶在一起谈话──故人相见，白石头又在那里有些激动和人来疯，有些喃喃自语和犯了老年痴呆症，又开始说起了30年前的春天、花朵、夕阳、暮色、炊烟、声音、青青的麦苗和飞舞的斑鸠、或是青青的斑鸠和飞舞的花朵但说来说去，就是不见说到那只琉璃喇叭。最后还是秃老顶憋不住了，终于伸出他那只已经被炸掉三个手指30年后就成了一堆肉疙瘩的左手──但秃老顶也已经成熟了，又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
“记得当时还有一只琉璃喇叭吧？”
白石头当时就楞在了那里。等终于想起来后，又好象是自己有了一个什么新发现──过去的往事就更加汹涌和澎拜了，马上在那里手舞足蹈地说：
“可不，我们怎么一下就忘记了那只喇叭呢？说起来那只喇叭──公平而论，并不比冬天的雪、猪血，秋天的瓜田和夏天的样板戏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和愉快少呀，它们本来是应该具有同等的地位呀，怎么最后弄得只有冬天的雪和血、只有瓜田和样板戏，只有斑鸠而拉下了琉璃喇叭呢？这也是一个冤案呢！这也应该平反呢！这也应该大书特书呢！”
说到这里白石头突然有些醒悟了，开始犹疑地问秃老顶：
“那只喇叭──作为30年前的春天的道具──是你提供的吧？”
这时秃老顶自信地点了点头：“可不，是那年春上俺姨串亲戚送给我的。”
又说：“俺姨没来之前，你们谁见过琉璃喇叭呢？”
“俗话说：琉璃喇叭还吹三吹呢。我们却吹了整整一个春天。”
白石头止住秃老顶的话头，又在那里激动了，甚至拍了一下秃老顶的秃头：
“那就更应该大书特书了──这倒不是从我们之间的私情出发，当时的喇叭不管是谁提供的，都应该在历史上留下一笔，不然冬天，秋天和夏天都有道具，单单到了万物复苏的春天就缺了一块──天缺一角──不成？──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那只琉璃喇叭再也不能埋没了。──我说刚才说着说着和写着写着就有些不对劲开始感到没劲了呢，原来是忘了一只琉璃喇叭。──请秃老顶表哥原谅──因为我从当年的季节一入手，就乱了层次，不是按春夏秋冬的秩序走，而是为了大雪满弓刀的方便，一下就扎到了冬天里──秩序乱了，程序颠倒了，于是一错就不可收拾，就不是春夏秋冬而成了冬秋夏春了，就忘了这只琉璃喇叭了。──现在到了还它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时候了！”
看着白石头在那里说得激动，秃老顶又有些得寸进尺和得陇望蜀，开始在那里拉开架式摆上了老资格，开始用慢悠悠的拖腔──而且还自顾自地点上了一根烟──说：
“说到历史地位，我觉得我这只琉璃喇叭不单应该和冬天的雪和血、秋天的瓜田和夏天的样板戏摆到一起，你就是把它和你到三矿接煤车、给五矿打电话接着和五矿那只大喇叭摆在一起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这时白石头头脑就有些清醒了。一下才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头，如果再不控制和压抑一下，就有些矫枉过正和将历史整个给翻过来的可能。于是首先压抑住自己的激动，在那里故伎重演地开始一言不发，只听秃老顶诉说。似乎是在倾听，又似乎是首先回到了当年──无法顾及眼前的评价，或对眼前的评价无可无不可。这倒一下把秃老顶给弄毛了，突然停在那里不说了。这时白石头才──也──自顾自地点上一根烟，也开始慢悠悠地用着拖腔说：
“你要这样的要求，我就没办法喽──喇叭重要，但喇叭不也就是一只喇叭吗？它不就是捉斑鸠时一种的伴奏吗？──斑鸠是主题，还是喇叭是主题？连斑鸠都超越不了，何谈其它？──你是要恶仆欺主吗？──要把它的地位放得过高，人们就要这样反问了。──本来把它和冬雪和猪血、瓜田和样板戏放到同等的地位，我都怀疑大家会不会有看法，冬雪和猪血、瓜田和样板戏，毕竟都像斑鸠一样是一个主题，能够代表一个季节，你这只给主题伴奏的小喇叭能代表一个季节吗？我看能把它和样板戏里的伴奏喇叭放到一起就不错了，怎么又要和三矿的煤车和给五矿打电话和五矿那只大高音喇叭相提并论呢？喇叭相似，但声音不同呀──我倒不是非要说我那个煤车和喇叭有什么特别高深、与众不同和高不可攀的地方，我只是想说具体事物还要是要具体分析，不要画虎不成反类犬。我评价不了你的琉璃喇叭，我可以不评价嘛；我提不起这只琉璃喇叭，我可以不提嘛──现在我才明白大家为什么要把它忘记，原来它是一个惹不得的马蜂窝──既然这样，我知错就改好不好？我提错了和评价错了，我现在用ctrl+y把它删了不就成了？既然我吃不了这馍要兜着走，我现在干脆不吃不就成了？既然我降不了这大个儿，我干脆不降不就得了？”
接着白石头真在那里摔盆打碗，真要从计算机上将上一段删去。秃老顶这时就傻了眼──权力在谁手里掌握着是多么重要哇，也感到自己刚才要求得太过分了，有些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琉璃喇叭和过低地估计了白石头清醒的速度──看似患了老年痴呆症，谁知一到关键时候清醒得还挺快，于是态度马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开始恬着脸故伎重演地用开玩笑的口气来解脱自己，开始做出挽狂澜于即倒的样子，上去一把搂住白石头笑着说：
“看，说着说着你就生气了。我说错了好hh？我把自己说高了好吗？你现在不用把我这喇叭放到煤车和五矿喇叭的高度了，只放到冬天的雪和塞外的雪、冬天的血和老得的瓜田和郭建光的样板戏里也就行了。”
又用开玩笑的口气给双方找台阶：
“开句玩笑，你就当真了。一说三矿的煤车和五矿的电话，就像是挖了你的祖坟一样。现在是你操刀，过去小刘儿操刀的时候，可不是这么不经玩的。”
这时白石头的情绪还没有转过来呢。还在那里摊着手说：
“你要说小刘儿好，那你现在找小刘儿去好了。”
秃老顶又知自己说错了，只好又在那里恬着脸说：
“小刘儿已经像纳伊夫一样退休了，我找他还有什么用？事到如今我只能找你了。就请老弟高抬贵手，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现在看过去，就算为了我崩掉三个指头的左手，你就把我的小喇叭放到适当的位置吧。”
但是，现在再找适当的位置，也适当不到哪里去了──本来还可以适当，现在就更加不能适当了。一个大好的春天，没有喇叭点缀又怎么了？没有喇叭春天就不来了吗？斑鸠就不捉了吗？“哔哩叭啦”的一个琉璃喇叭，还想风光30年吗？──但是，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当时的喇叭还是起到了呼唤春天、麦苗、斑鸠、炊烟和暮色的作用。没有这只琉璃喇叭，还是使我们的春天万马齐喑，还是给30年后的回忆少了一点春天的具象。依稀记得因为这只喇叭的到来，确实使我们兴奋过一阵子；为了拿到这支琉璃喇叭亲自吹一下，让它“劈吧”“劈吧”在自己手里响两声，我们当时要看秃老顶半天脸色呢──要不秃老顶怎么会在30年后重提这支喇叭时那么兴奋和要找回它的历史价值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这支琉璃喇叭，对于秃老顶在一群小捣子中间地位的提高，真是有些三矿的煤车和五矿的电话之于白石头的意义呢；但是因为时过境迁，因为一切历史都是为了给现实服务这个历史特性，为了大家的安定同时也是为了不使秃老顶过于昏了头，我们就不要再在历史的汪洋中拼命打捞一只小喇叭了──但当时拿着这只喇叭，吹起来该用多大的力气，是大了还是小了，是左了还是右了，我们都要局促不安地请教秃老顶半天呢。秃老顶精心地守在喇叭口上，威风地叱呵我们：
“千万不要给我吹炸了，吹炸了你们可赔不起！”
──并且，当时吹过这只喇叭和没吹这只喇叭，在田野上奔跑起来就是不一样；就像在足球场上吃过兴奋剂和没有吃兴奋剂奔跑起来速度就是不一样一样──这才是喇叭的魅力呢。当时秃老秃拿着小喇叭跑到哪里，我们就齐刷刷地跟着他跑到哪里──秃老顶简直成了一个斑鸠王。我们拥着秃老顶在麦苗里像一阵风一样忽来忽去。──本来不说三矿和五矿，照琉璃喇叭的历史本相，和冬天的雪和血、和秋天的瓜田和夏天的样板戏打一个平手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30年后喇叭主人的一时失误，就使喇叭跟着他前功尽弃，似乎和雪和血、瓜田和样板戏平起平坐都有些气馁和理亏──你也是吃了秃老顶的挂落呢。你也是千年的修行现在被秃老顶毁于一旦呢。本来还是可以大书特书的，现在倒要草草收兵了。本来还是一个公众的历史遗物──可以放到历史博物馆，现在倒成了一个私人废弃品了。──把白石头惹恼了有什么好处？就好象在样板戏中本来你还是棵青松，现在倒自己把自己弄成了一头大蒜。本来还是一头老虎，现在倒成了一匹犬。本来还是一头貂，现在倒成了一只灰老鼠。本来30年后我们还想重新吹一吹当年的琉璃喇叭，现在你把大家弄得都不好意思了──什么叫自我毁灭呢？这才叫自我毁灭呢。──只是等白石头的气彻底消了，亲眼看到喇叭经过兴衰变迁已经变成了一头蒜，一匹犬，一只小老鼠和一匹落水狗和一头死猪，已经盖棺定论再也翻不了身和翻不了案了，才将过正的历史再一次矫枉过来，将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说：
“琉璃喇叭还是要说的。”
“在1969年的春天里，那只琉璃喇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昵。”
“吹着那喇叭，撵着斑鸠，甚至比看样板戏还让人兴奋和激动呢。”
“一场喇叭吹下来，能出一身汗。”
“现在怎么就找不着那样的琉璃喇叭呢？”
“如果能找到那样的琉璃喇叭，现在我还想吹一吹呢。”
在不同的场合这样说过几次，琉璃喇叭才重新抬起了头，才重新让人们插到了1969年的春天里。说起1969年的春夏秋冬，我们在说过雪花和猪血、瓜田和样板戏之后，终于也可以在末尾说一下琉璃喇叭了。它出现在1969年本来是理所当然现在因为人为的曲折它的出现倒让我们觉得有些出人意料了──于是你只好忝居末位和忝在相知之列。
附录一
白石头在自己的备忘录上写道：
下次给女兔唇回信的时候，记着写上：
等你在上海开法式酒吧的那一天，我送给你一只琉璃喇叭。
附录二
有人问──不一定非是秃老顶，恰恰是和秃老顶无关的人──：
“当时白石头取代小刘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主要是小刘儿像秃老顶的琉璃喇叭一样出现了自误。”
肃穆。──当我们躺在打麦场想着明天又要有表姐出嫁的时候，而这个表姐我们还对她玩过恶作剧──白薯烤好了而不让她吃，让她在一边干看着，我们都无着无落的哭了。所有的亲人和人们，我们想念你们，在这1969年的打麦场上。从此再没有一个时刻能让我们这群捣子这么胸怀人类和放眼世界了。如果说当时我们只是一种自怜和对自己身体之外事物的敏感和忧愁，是一种少年时代应有的烦恼和胸怀的话，那么当我们成年之后，我们都四处分散和烟消云散了，吕桂花已经变成了一个水缸，出嫁的表姐们都未老先衰地开始头发里藏着麦秸胸前露着一对紫黑的大奶的时候，这时见面再也拉不起手来的时候，我们想到当年的打麦场和新房的味道──表姐，你在出嫁前夜对未来和明天的向往和担心的时候，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我们并没有将我们的当年给忘记。我们将我们的小手反扣到我们的后脑勺上，我们将我们黝黑的小身子放倒在一堆麦秸上，我们对着密麻的星空欲言又止。如果这个时候让我们大哭一场也毫不做作，但是我们没有哭，反倒从另一个极端走回来放声唱歌。我们唱什么呢？作为一群十一二岁的乡村孩子，我们又是一群没有自己歌的少年。我们张张嘴，不知该唱什么；我们张张嘴，又不知该唱什么。不但我们不知该唱什么，就是当年的成年人和后来当我们成为成年人之后──不说1969年就说这以后──你们知道自己该唱什么吗？只是在偶尔的兴奋中，不唱就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情非要歌之舞之才能将自己发泄出去的时候，我们仅仅是唱起了别人给我们谱成和规定的歌──原来我们唱的还是别人。──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唱什么和舞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歌和舞这时仅仅成了我们的一个借助，就好象我们把恐惧附加在谁身上一样，但是那发出的声调和舞起的身姿，毕竟不能确切的表达我们的含义呀。但是，当我们没有自己的歌和自己的舞的时候，我们也只能这么凑合了，就好象我们没有固定的爱只好博爱一样，就好象我们心里正受着创伤我们见到每一个人都想眼泪汪汪地上前拉住他的手倾诉一样──哪怕这个时候你碰到一个乞丐也会格外地施舍。在表姐出嫁的前一天晚上，不管我们唱什么，都像面对满桌的食物没有一碗属于自己的面条或杂碎汤我们还是吃得贼饱一样──最后主人问我们：
“吃得怎么样？”
我们郑重其事地点着头：
“吃得挺好。”
当我们面对着星空前思后想欲言又止心中有说不出的柔情和思念我们没有别的渠道可以发泄只好把痛哭改成唱歌而又没有自己的歌于是就失去目标和没有固定的目标胡唱一番之后主人问：
“唱得怎么样？”
我们郑重地抹着脸上的泪说：
“唱得挺好。”
“唱得挺过瘾。”
当然我们唱着唱着，就超越歌词动了真情。当时我们爱唱的1969年的歌曲有三：
一，南飞的大雁──歌曰：
南飞的大雁
请你快快飞
捎个信儿到北京
革命战士永远想念毛主席
敬爱的毛主席
请您放心
革命战士为您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革命战士永远跟您闹革命
在这寂静和星空满天的乡村夜晚，我们唱得柔情似水和壮怀激烈。甚至我们觉得歌词仅仅就这么两段，还不够我们抒情的。我们的情怀还没有到抒到极致一切还意犹未尽歌词怎么像兔子尾巴一样就没有了呢？我们对歌曲没有第三段第四段对一切没有第三段和第四段的歌曲都愤怒无比。怎么能这样呢？我们什么还没来得及对毛主席说呢。我们少年的孤寂和烦恼，我们对世界未来不可把握的担忧和向往，我们对表姐们、对吕桂花、特别是根据歌词大意对南飞的雁对自身对异性当然说起来也有些对毛主席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于是这里的毛主席也就概念化拟人化和私人化了，我们就在“毛主席”里面偷梁换柱和加了许多私情──的感情到哪里去寄托？我们在一个革命化的语录口号横行和高唱的年代能够这样夹带私情，也证明我们的故乡和人民是多么地富有生命力和压抑不住的想象力呀，又是多么地善于将具体拟化成抽象呀──让惊心动魄的革命一下就变成私人感情的寄托和乡村夜晚的思念了。唱着唱着，我们甚至连歌词和曲调本身都超越了呢，我们已经不知道唱的是什么和喊的什么这时唱什么和喊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在那里唱和喊也就够了，于是我们无边的思念和情感，一群乡下孩子对世界和未来的终极关怀包括对自己的伤感、敏感和对不可知的畏惧，全部在一只南飞的大雁身上喷薄而出了。不只是寄托，还是喷涌──除了表姐出嫁，那时我们对自己最为担心的是──特别是看到自己指头出血或是在暮色和炊烟中看到无边袤远的宇宙时──我们已经开始担心自己与世界关系的根本：
假如我明天死了怎么办？
我明天会死吗？
我什么时候死？
想着想着，就不寒而栗的在那里索索发抖。就在那里想喊想哭和想跪到地上去乞求上苍。等你情绪稍微平静之后，接着你的疑问和担心会转化成：
我还没有接触过异性，什么时候接触异性我又不知道，那么我会在接触异性之前死掉吗？──虽然这个事实还没有到来，但是这样一个问题本身也够叫我恐怖和担忧的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可就在世界上白走一遭；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连异性是什么样和与异性疯狂地在一起是什么情形还不知道呢。
当你的情绪终于平静下来，接着你的担忧又会渐渐地将目的固定化。这时你会想：
在这个世界上属于我的异性在哪里？她现在生活在世界上的什么角落？
接着你对世界都心疼的哭了。这时你的思念和具体的延伸可不就附加到表姐和伟人身上了吗？──30的年后你看到古往今来的诗人往往都把伟人虚拟成“美人”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灯下阅读的时候你还不理解，现在你就理解了。本来一切的诘问和担心都是不可名状和无可叙说的，现在因为拟人和具体的开始，你也就和随便那一首歌的情绪同流合污和一拍即合。南飞的大雁、表姐和毛主席就是我们的“美人”──大雁和表姐无足轻重，但是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天之灵原谅我们，30年前我们对您老人家的偷梁换柱和横加猜想毫无恶意，就像30年后我们看到京城的面的和修自行车的铺子里都挂的都是您的头像，我们会陡然产生一种思念一样。歌曲只是我们一种无边情绪的寄托。未来的姑娘，也仅仅是一个附着物。我们担忧着具体，但我们的思念和担忧却又远远超越了这些具象。是在具体之中，又在具体之上。是在云雾之中，又在云雾之上──也只有这样，我们的心绪才能和广袤无边和浩瀚如烟的星空相匹配呢，我们才能和毛主席晚年对于哲学和人类的思考殊途同归呢。在这样的夜空和这样的打麦场上，不要说南飞的大雁，就是北飞和北非的大雁，不管他是革命或是反革命，都没有一首歌曲能够代表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心呀──我们和您，毛主席。于是我们也就干脆不挑拣了。倒是什么歌曲对我们都一样了。我们也就随便找到一首歌曲在那里唱起来喊起来歌起来舞起来唱着唱着我们就自动到达了我们的中心、我们的所知和我们的独处──思念和担忧这时也显得十分外在化了。到了第二天你们还问：
“昨天晚上你们又在打麦场上唱歌了。”
我们郑重地点了点头。
“昨天晚上你们又在唱革命歌曲了？”
我们又郑重地点了点头。
“你们又在思念毛主席了？”
我们郑重地点了点头。
“听上去你们唱得还是挺动情和挺激动的。”
我们郑重地点了点头。
“你们唱着唱着都哭了吧？”
我们郑重地点了点头。
虽然你们说的一切都不着边际和隔靴搔痒，但是你们说得都对。于是我们又在这里毫无分歧地达成一致了。──也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觉得思念毛主席的南飞的大雁的歌词只有两段是不够的。我们的思念怎么能用两段概括呢？怎么能让这些情绪拦腰斩断和戛然而止呢？──大雁南飞之后，我们的思绪到了无边也就稳定和踏实了。我们飞跃了将来、无边、宇宙、生死、异性、吕桂花、表姐──在这一切敏感、伤感和伤心的情绪暂时过去还没有卷土重来的空挡里，就好象我们成年之后在两个恐惧之间的空档里一样，我们集体都放下心来了。一个风潮刚刚过去，另一个风潮还没有来临呢。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又爽朗起来。不要以为我们的童年全是忧愁的岁月，我们在忧愁和忧愁之间，也有笑语欢声的爽朗和不顾一切的蛮野呢。这个时候什么都不在话下，包括将来、无边、宇宙、生死、属于你的异性、吕桂花和表姐。我们已经拋弃了抽象，现在我们只对具体和现在感兴趣。我们开始调皮、戏嬉和胡闹──不遵守世界的一切既定、规矩和路线。这时月亮升上来了，朗朗世界，荡荡乾坤，打麦场上一片光明，我们不爽朗谁爽朗？我们不高歌谁高歌？于是就又引吭高歌起来。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再唱忧愁的歌，我们要让歌声昂扬起来──当然就是昂扬，我们也没有自己的歌，但是因为我们在爽朗之前对忧愁和恐惧的歌唱已经有了实践了，这时我们的调皮、戏嬉和胡闹，我们的爽朗和昂扬也就有经验可以借鉴了。世界本来就有一条规律，相反的两极，不同的情绪，到头来都是殊途同归的。就像世界上虽然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是世界上也没有绝对的爱和绝对的恨──爱和恨是可以转化有时爱才是恨和恨才是爱一样。于是我们也就毫不费力地捡起了一个或者说是顺手牵羊拾起一个歌曲在那里引吭高歌地唱上了，就开始抒发我们的革命豪情和爽朗的开心和寄托了，就开始表达我们的壮志和胸怀，诉说我们的追求和目标了。在一种共同的豪情下，我们突然感到有些杰出人物也不算什么了，他不过也是借着一时而不是全部的情绪暂时忘了忧愁和恐惧只是怀揣着月亮升起时候的爽朗和决心就上路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是片面的只知道爱和恨的单纯含义只知道朋友就是朋友敌人就是敌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于是他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过是我们这群捣子中的片面者我们不管他背离了瓜田而我们还是瓜田中的一群面瓜的事实我们就判定我们相差无几说不定我们比他们还更全面更豪爽于是我们也就居高临下地更加宽慰和放心了。我们也就更加大胆地可以高唱可以随便挑什么歌了。挑什么歌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不管什么歌都能同样寄托我们的豪爽和昂扬──在当时乡村的舞台上，那些匆忙上马和土法上马的村庄剧团所唱的样板戏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兴奋和欢乐呀。──家家还有一个小喇叭，一根电线扯过来“哇里哇啦”就唱起了样板戏──我们每天在舞台上和喇叭里听的都是这个，我们自己就变成了胡传奎和阿庆嫂──胡传奎问得好：阿庆呢？就好象是问吕桂花：老王呢？或者是：牛三斤呢？──我们看到舞台上的铁梅和喜儿，就好象突然找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姑娘。这时她们唱的什么就像我们在打麦场上要唱什么一样是不重要的。我们看着你在那里穿著戏服和打着胭脂在马灯下走来走去，我们幻想你下了舞台就跟我们回家。台下人头攒动，我们大呼小叫。谁说我们乡下少年没有情调和不注重气氛呢？这就是我们和时代共同携手创造的一例。就好象30年后我们作为民工进城，你也能在街头看到我们穿著廉价的西装满怀豪情地站在街头向自行车人流中的姑娘乜来乜去呢。──那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年代。台上唱着唱着，还突然伸出两只长号，等铁梅的拖腔唱完，抓住尾巴再“嘟嘟──”地怀念一阵。除了台下和台上，我们还特别关心后台的一切呢──我们爬上台子钻到幕布之中。阿庆嫂和铁梅在台上互不相干，怎么到了后台就凑到一起嘀嘀咕咕呢？──她们在说些什么？座山雕和喜儿原来是夫妻。郭建光和刘副官原来在后台是一个人。阿庆嫂和铁梅，还有喜儿和柯湘，为什么突然钻出幕布向黑暗的野地里走去了呢？她们要去干什么？杨白劳也想跟着去，被一群戏中的英雄妇女给哄笑着赶了回来。这时小猪蛋和大椿树故作聪明地说──其实他们不说我们还能不知道吗？现在他们自作主张地将这神秘给挑破了，反倒让我们气愤──：
“她们肯定撒尿去了。”
“这是女人的习惯，撒尿也要结伴。”
“她们要走到看不见人的地方才解裤子呢。”
“看，她们已经蹲下了。”
“她们已经撒尿了。”
接着大家就不说话了。不知道谁还愤怒地吐了一口痰。这时我们又有一个担忧：她们最好只撒一下尿就够了，千万不要解大便。撒尿对我们有美感，一解大便可就破坏了我们的幻想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白石头养成了不但关心前台还关心后台，不但关心桌上的菜还关心厨房剥葱剥蒜的习惯。最后的效果就是不管反映到生活还是反映到艺术上他就比我们深刻了。当别人赞扬他的时候，他就往往会不着边际地自言自语或是喃喃自语地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呀。”
所以当一群捣子在月亮升起的打麦场上要告别担忧和恐惧唱一下豪放和爽朗的歌时，大家就开始在八个样板戏中挑来挑去。幸好是一花独放，让我们挑选起来不伤脑筋。我们不用费什么劲当然还是费了很大劲大家对待八个样板戏就像拣烂梨或是挑烂桃一样在那里扒来拣去──正因为是八个，意见也不太好统一呢；只是拣到最后，筐里已经没有什么烂梨可供挑拣了，大家才以三分之二的压倒多数排除了胡传奎和阿庆嫂、铁梅、喜儿还有不争气的杨白劳──女儿都让人骗去，你还喝什么卤水呢？──终于选到了郭建光头上。也就只好是他了。也就只好是十八颗青松。我们的捣子正好是18个，大猪蛋、大椿树、秃老顶和刘老扁、小刘儿和白石头还不是18颗烂梨一样的青松吗？于是我们就慷慨激昂地唱出了我们心中的1969年的打麦场上的豪放和爽朗。冰盘一样的大月亮，就在我们的合唱声中冉冉升起。
要学那
泰山顶上一青松
挺然屹立傲苍穹
八千里风暴吹不倒
九千个雷霆也难轰
（多大的汽派，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我们无往而不胜。让他们都见鬼去吧。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我们再不是那悲悲切切和庸人自扰的人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们的胸怀一下就开阔了。妈的，还有什么恐惧和担心的？为什么非要在恐惧和恐惧之间夹缝里求生存呢？我们不怕！一切的恐惧和烦恼，就当作是对我们的修炼吧。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成为我们的附着物吧。当我恐惧你们一切的时候，我也就一切都不怕了。当我对你们的一切都胆颤心惊和不知暴风雨什么时候会来的时候，我也就无往而不胜了。暴风雨，来得再猛烈一些吧！）
烈日喷炎晒不死
严寒冰雪郁郁葱葱
枝如铁
干如铜
伤痕累累
倔强峥嵘
崇高品德人称颂
俺十八个伤病员
要成为十八颗青松
但是我们和18个伤病员还是有区别的。虽然都是受伤之后的坚强不屈，但是因为我们受伤部位的不同，你们受的是外在的枪伤，我们受的是心中的创痛，于是我们在豪爽的同时，也不像你们那么干脆呢。我们在豪爽的同时，还有一种对从无见过面的朋友和从来没有见过的远方的呼应和怀念呢。还有一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感觉呢。我们在唱出豪情的同时，还生发出一种温柔、怀念和迎接的意味，于是它就和前边的伤感和恐惧有了遥相呼应的效果我们的感觉就进入一个自己的信道而不是别人的歌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唱出的才是自己的歌而不仅仅是样板戏。我们唱的不单有前台还有后台，不单有指导员还有阿庆和阿庆嫂，不但有这出戏里的阿庆和阿庆嫂，还有别的戏里的铁梅和喜儿呢，不但有戏之内，还有戏之外月光之下的小便。不但有与这戏有关的一切，还有和这一切没有关系的朋友和亲人呢，不但有已经出嫁和就要出嫁的表姐，还有已经和我们离婚的吕桂花和已经被窗户拍死的牛三斤呢，不但有这些我们认识的亲人，还有那些我们不认识的大路上行走的所有面善和和蔼的人──亲爱的叔叔大爷们，我们肯定能一见如故──甚至包括那些我们一见就发怵的人，现在也在我们的思念之中。30年后，白石头在一次酒宴上碰到一个徐娘半老的女人──饭前饭后，都对这女人照顾得格外体贴；酒没喝完，就主动给她加满了；话没说完，就给她找好落脚的余地又挑出一个新的话头；酒宴结束了，白石头又彬彬有礼地替她穿上了外衣。这女人被白石头弄得兴奋异常，以为徐娘半老又找到了知音千年的铁树今天又开了花──要梅开二度了吗？于是在穿好衣服之后没有立即走人，站在那里像刚才谈话一样等着白石头再提出新的安置──总不能挑动半天而没有结果吧？但是这时白石头彬彬有礼地说：
“请你回家之后，特别地替我感谢你丈夫。”
这女人一下楞在了那里。以为是白石头对她的戏弄。于是脱口而出毫不冷静地问：
“为什么？”
白石头答：
“上次在一个饭店的大堂里陌路相逢，他对我竟是那么地和蔼可亲！”
这个女人马上从另一种庸常的意义上来理解这句话，以为他说的不是事实和他的真实的心情，而是对她年龄和徐娘半老的后悔──挑动了半天，又悬崖勒马了，于是就大怒──还好，出于身份和教养，没有跟他马上翻脸和破口大骂，而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蹬着自己的高跟鞋“蹬蹬”而去。一下倒是把白石头尴在了那里。这时有朋友上来劝他，说：
“这样的女人，不要理她。”
或者：“这样的女人，你招她干什么？”
或者：“没看人家多大年龄了？”
或者：“你这戏做得是过头了一些。”“换谁都得跟你急。”
连朋友都把这事当成了假戏真做。这时白石头由衷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和喃喃自语地说：
“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呀。我是真想感谢她的丈夫。30年前我就想感谢这种人。不将这种感谢表达出来我就如鲠在喉。为了表达一个感谢也真是为难呀。如果我直接给他本人打电话，他肯定不会当真，以为我在戏弄他；今天见着他夫人了，我以为找到了一个曲折的机会──这就不是两点论而是三点论了吗？这就不存在误会了吧？这就可以通过传导把对一个人的感激传导到另一个人身上了吧？──谁知弄来弄去，还是被当成一场误会和戏弄了。”
但在30年前，我们却毫不自知地将我们的友善、思念和感谢表达给了天下所有的人。亲爱的人啊，都聚集到我们的打麦场上来吧。我们甚至有一种：
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
鼓瑟吹笙
的感觉呢。这就使我们的豪情不空洞了。这就使我们的豪情从郭建光空洞的口号和概念中飞升出来了。──谁知30年后倒让白石头自食其果呢？在30年前，当我们度过了担忧、恐惧，豪情和温柔之后，我们的情绪还没有结束呢，我们还有一种经过分离、流落、千难万险和千山万水之后寻找和重逢和情绪要表达呢。我们要求的不但是恐惧和豪情──单单有这些过程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在结尾的时候来一个中国戏剧中的传统的大团圆。单单有一种寻找是不够的，寻找之后还得有一种重逢。只有等我们安全地度过这感情的三阶段虽然历经艰险最后也算团圆和重逢了平安着陆了我们才觉得在乡村打麦场上的一个夜晚没有虚度然后才能心安理得地安然入梦呢。睡觉之前想一想，恐惧度过了吗？度过了；豪情度过了吗？度过了；寻找之后，有了团圆和重逢吗？有了；生活中的一切苦甜酸辣──一生的过程让我们一晚都经过了，最终还能平安着陆和平安健在；好人一生平安；大哥大哥你好吗？好；你到底有几个小妹妹，到处都是；只要你能过得好，过得不错；你现在到底在哪里？我现在就在打麦场于是也就安然和幸福地合上我们十一二岁的听着样板戏长大的一代少年的眼睛了。我们困了。──在一个貌似单调的年代里，我们过得一点也不单调反倒更显得丰富多彩。──那么这个经过寻找又得到重逢的辛酸而又起伏的大团圆结局从哪里来呢？从白毛女中来。爹死了。娘嫁了。情人走了。地主把她强奸了。一个人逃到了大山里。在山洞生下一个孩子。一块石头将孩子给砸死了──理由仅仅是：不给这强奸者留后代。三年过去了。头发一缕缕变成了白色终于，太阳出来了。地主被打倒了。情人回来了。接着就开始寻找喜儿和白毛女。恰恰在山洞里给找着了。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喜儿走出了山洞，情人大春穿著一身崭新的军服站到她的面前。这个时候她能说什么呢？这个时候她能唱什么呢？人间的辛酸和悲欢离合都集中到了这里。你也是百感交集。于是我们心中的姑娘和喜儿──这个时候18棵青松谁不想变成大春呢？谁不想毫无风险地事后保护一下她呢？──当初地主抢她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但是我们的喜儿已经原谅了这一切。她历经艰险现在什么都想通了。她达到的境界倒是比大春还高出一筹。不再计较过去和往事了。成群结队的乡亲们涌到了她的面前。这时她倒产生了怀疑：这一切是真的吗？眼前的一群人是谁？这个穿著崭新军装站在她面前的人又是谁？──她一下反倒迷糊了。这时乡亲们流着热泪高唱着提醒她──这一段主要由大猪蛋和大椿树合唱：
太阳出来了
太阳出来了
哎嘿依喝呦
黑暗的日子过去了
灿烂的今天到来了
接着大家一声长喝和长和：
太阳出来了
太阳出来了
这时大家轮流扮演喜儿──这时的喜儿竟把大家和大家的合唱撇开到了一边，只认真想着面前穿军装的那一个人──倒是在这一点上，大家对喜儿稍稍有些不满意，这把合唱和提醒的我们置于何地？但是由于戏文是这样规定的，而戏文是什么对于我们又是不重要的，所以我们也就不与她计较就由着她的性儿唱了──倒是这唱词一出口，它的柔情和执着，一下又让我们感动和投入了。我们轮流唱着：
看眼前
是谁人
又面熟来又面生
（多么深刻和无处不在的人生哲理。也就不去说它了。）
（接着突然喊叫：）
他──
他是大春──
凉风习习的打麦场上，最后我们把结局归结到喜儿和大春身上，怀揣着两个人的重逢和激动，忘掉了自己的一切恐惧和烦恼，忧愁和哀伤，豪爽和温柔──开始在一堆麦秸中入睡了。
（当然在温柔和烦恼的夏夜里，我们也相互启发地一个个学会了自渎和手淫。世界上的第一次，给了我们多大的摇动和震撼呀。而往往这又和样板戏中的女主角有些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虽然不管处在什么年代我们都能学会这一点就好象我们历来不同意伟大的时代才能造就伟大的人物这一论断因为事实上和历史上恰好相反倒是不怎么样的时代纷争乱世才能造就伟大的人物一样，或者说伟大的人物生长在什么时代才是那个时代的幸运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得感谢1969年的革命歌曲和革命样板戏呀。）
接着我们说一说那春暖花开的春天吧。在这1996年的春天就要来临的时候。远看一切皆无，近看草木青青。春暖江水鸭先知。看不清的野花，开满了我们的田野。花团锦簇的桃花，烧红了我们的山岗。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溽黄了我们的大地。连蚯蚓都醒来了。各种冬眠的小动物都从泥土里露出头来挣扎摇摆着它们的身子向我们露出了狰狞的微笑。30年前，在这草木惊心的季节里，连我们一群小捣子都一下变得腼腆了，一下子对前途和未来失去了把握。一节节往上生长的草木，就茂盛在我们身边；葱茏花开的现实，就摆在我们面前──30年中，在人生征途上培养过我们的人都一个个开始故去了，世界上开始渐渐留下光秃秃的我们。当你们一茬茬一代代罩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因为这头上一层层和一茬茬的覆盖被压得透不过气来而感到愤怒：有你们在我们头上，哪里还有我们的出头之日呢？哪里还有我们这群捣子的春天呢？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之天下──都是一层层一茬茬成年人的天下，到处没有我们的插脚之地。但是突然有这么一天，头顶上的一层层和一茬茬开始不存在了──你不存在和不笼罩得这么突然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一下就感到光秃秃的就好象冬去春来的时光我们一下摘下头顶的棉帽子一样还有些不习惯呢。有笼罩和覆盖的时候我们讨厌这种笼罩、覆盖感到是一种压迫，当这笼罩和覆盖一下子退去因为这种退去世界开始在我们面前露出狰狞的真面目时，我们才突然觉得要单独面对这个世界和面对我们已经长大了已经是成年人了这个事实的恐惧。同时，当成年人因为他们的退去把世界交到我们手里的时候，我们才感到时光的流逝真他妈的快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已经错过了成年人的年龄腿脚也已经感到不灵便了自己也已经开始提前患上老年痴呆症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感到把世界交到我们手里看着世界上都是我们这群提前患上老年痴呆症的人在把握今日之域中到处走的都是我们的人也同样恐怖。不比上一茬老态龙钟的人走在这个世界上好到哪里去。这时我们就怀疑这个世界单纯是因为时间在行走吗？这是一种真实吗？我们过去那么讨厌和反抗过我们的前辈。但是当我们成为前辈的时候，我们又对这些已经不存在的前辈感到格外的伤感和怀念呢。这个时候我们又会怎么看待和对待那些跟在我们屁股后头又在一茬茬和一层层成长的后来者和小捣子们呢？就像当我们身处1996年的时候，如何看待1969呢？我们能因为顾及他们而舍弃自己吗？我们的前辈没有那么做过，你们肯定也不会那么做。那么多性格非凡的前人在临终的时候都露出了一根狐狸尾巴想你也不会例外。只是：等你们露出狐狸尾巴的时候，世界也就露出了倪端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离你把手里的一切交给后来捣子们的日子也就为时不远了。这个时候你再回首过去，你唯一能够说的也是前人已经说过的当时你看起来毫无新意现在你才有了深刻的理解觉得这句话说得是多么地不俗、宽容、深刻和让人思量，它就是2049年的春天里相继离去的秃老顶、大猪蛋、大椿树、小刘儿等人说的──有这么一帮弟兄都在同一个春天离开这个已经让人感到庸俗和讨厌的世界，对于他们也是一种温暖和安慰──大家一句共同的话就是：
扯淡。
除了这句共同的话，秃老顶还说：
“原来一直以为长辈不懂事，后来才知道长辈什么都知道，他们就是不说罢了。”
大猪蛋说：
“恐惧原来就像梦里的一洼水。”
大椿树说：
“现在我理解春天了。”
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小刘儿一辈子胡涂，这个时候竟用那么家常的语言，说出了让大家终于为他转变而欣慰的话来。他说：“熟悉的人和事都已经离去了，我还留着干什么呢？”
虽然这句话让后来得势的捣子们有些不高兴，但是因为他说过这句话就欣然离去了──对于后来者也是一种解脱，于是他们也违心地说小刘儿终于懂事了──能得到这样盖棺论定的评价，对于糊里胡涂一生的小刘儿大爷来讲已经是不容易了。因为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已经从精神上堕落成一个捡烂纸的拾荒人地步了。──在他脑子清醒的时候，他喃喃自语地说，其实他人生的最大理想，是能够到故乡一个乡镇工厂门口去当把门的大爷。但这个时候他已经病入膏肓了。──由于他在某些方面还有些贡献，现在也算一个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后来的一个领导人其实这个人也就是前朝某个捣子的转世趁着春节之前到医院的病房里去慰问他，他在那里抓着领导人的手喃喃地说：
“这个工作我能干好呀。谁给我叫一声大爷，我就让他过去；谁对我态度不好，我就不让他过。”
在这种严肃的政治场合，说出这样不着腔调的话，让电视台的记者都大吃一惊，这怎么象全国人民转播？没想到这个时候领导人也心有灵犀，为了这句喃喃的话，竟突然有些伤感，他在那里握着小刘儿的手说：
“大爷，其实我也想去干这样的工作。”
接着又说：“现在我给你叫一声大爷，你就让我过去吧。”
谁知当天晚上新闻一播出来，效果竟出奇的好，领导人一下因这出人意料的回答威信往上提高了三个百分点。因为一个想当把门老头的公仆，还能不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公仆吗？还能不对我们的国家尽心竭力吗？
春风杨柳，拂扫着我们的生活。虫儿虫儿你说话吧，鸟儿鸟儿你唱歌吧，大雁大雁你飞走吧，斑鸠斑鸠你回来吧。我们一人手里拿着一个小瓶，在那青青的麦地里撵着飞舞的斑鸠奔跑。我们把飞舞的斑鸠捉到瓶子里，拿回家压到我们的尿盆下，等着第二天娘去喂鸡。一望无际的青青的麦田──麦田里还长出许多嫩绿的青菜可以下饭呢，烧得西天通红的火云，炊烟四起的村庄，暮色中孩子们在远处的呼喊──30多年后，白石头还在京城家里的阳台上听到这些呼喊呢。这种不绝于耳的阵阵呼喊，构成了白石头爱静而倾听的习惯。有时和朋友们在一起谈话，看他在那里静耳倾听──一言不发，身子向前倾着──似乎是在倾听朋友的谈话，但一场话谈下来，让他复述一遍，他往往又不得要领，重要的他都给漏过去了，枝枝节节他倒记在心中。这时朋友们就有些不满意了，说你在那里听什么？白石头就不好意思地笑了──一般他是不暴露自己的，现在也是被逼急了，逼到墙角和一隅，只好实话实说地说：
“我在那里听斑鸠呢。”
朋友就以为他又在拿着往事故作深沉，或者是一种矫情也不过分顶多算是不着腔调，于是对白石头不屑地摇了摇头。说：
“我们还不如一个斑鸠吗？”
“我们是斑鸠吗？”
“这孩子越来越矫情了。”
“这孩子本来挺老实的，现在变得有些做作了。”
这倒让白石头急了。等朋友走后，他往往要粗暴地说上一句：
“世界都变成了这样，你让我怎么不做作呢？”
“我真是在听斑鸠。”
有时在酒店的大堂里，随着飞扬的音乐，他听着听着，就在那里入了迷，这时耳朵里只剩下音乐而忘记了朋友和他的谈话。朋友一场话谈下来，见他没有任何反映，脸上只是露着对音乐的傻笑，这时朋友倒是比他过去听斑鸠还能原谅他一些，毕竟他不是拋弃朋友回到往事而是在重视朋友身边正在发生的音乐。于是朋友就不追究谈话了，还对白石头有些善意的赞扬：
“白石头是越来越醉心于音乐了。你从音乐里听到了什么呢？”
本来白石头老实地回答应该是：
“我听到了斑鸠在暮色的麦田里飞舞的声音。”
但是接受以前的教训，他不敢这么老实说话了──这时的白石头，早已明白说谎的益处。不说谎的时候，往往不能过关；随便撒它一个谎，倒是能瞒天过海。本来他在听着斑鸠的同时，还想起了村里的表姐和吕桂花，但他一脸严肃地说：
“我听到了万象的声音。”
于是大家给他鼓起掌来。说这句话回答得既深刻又有力量，从音乐中听出了万象。但是久而久之，大家见他一次次回答的都是万象，万象成了他的避风港，就发现了其中的破绽──原来他又是在糊弄我们，又开始有些不满意了。于是等他下次再回答：
“我是在听万象的声音。”
大家就不鼓掌了。倒在那里鼓着眼睛看他。渐渐大家都不理白石头了，背后说：
“白石头怎么堕落到这种地步了？一次次都在撒谎。”
“听他10句话，能有一句话是真的就不错了。”
当这话传到白石头耳朵里时，白石头倒是发怒了：
“我说实话你们说我矫情，我说假话你们又怪它不真，你们到底要我怎么样呢？”
于是在那里叹息：“做个人是多么地不容易呀。”
听到这句话，大家倒是马上说：“这恐怕是他说的唯一的怀有真情实感的实话了。”
到医院看望白石头的那个领导人听到大家的议论──也是久而久之，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听说现在的白石头说谎成性，说真话就像假话一样，说假话倒是像真话一样，在那里脱口而出：
“没想到这白石头还真是一个天才。”
“连他说过的把大门，看来也不能当真了。”
接着发觉了自己的失言，因为他正赶着去接见一个外国元首呢，于是又对左右故作开玩笑地说──这次倒让人看出是假的：
“小时候和白石头一块玩，没有发现他有这个优点。我们打架的时候，他总是在一旁看衣服；我们到村西池塘里游泳，他也总是在看衣服。现在变得无所畏惧了？在游泳中也学会游泳了？”
但接着在接见外国元首时，他也变成了白石头，总是在那里侧耳倾听，自始至终没发表任何评说。等这个外国元首退休之后，在回忆录中写到这一场面时写道：
看到他在那里只是微笑着倾听而一言不发的样子，我当时认为他是一个傻子，过后才明白这是一个泱泱大国之尊的和蔼和谦虚，话都让我说了，说什么他都点头──世界上哪里有这么虚怀若谷的领导──真是人民的福气──和国与国之间的对话呢？也许这就是他们语言中所说的大智若愚吧？
当领导人读到这个回忆录的时候，竟在那里开心地笑了。他提笔在这段回忆录旁批道：
其实不然，我当时若有所思。
接着还不足兴，又批道：
我正在倾听1969年春天里斑鸠飞舞的声音。
记得当时在斑鸠飞舞的声音中还有一种不协调的伴奏呢，那就是秃老顶一边倒腾着小腿跑，一边嘴里“哔里叭啦”吹着一个他个人拥有的琉璃喇叭──琉璃喇叭中间那一片上下起伏的可怜的薄玻璃，就有我们的空气中振动。这伴奏既有点像30年后足球场上的声音，又有点像当时样板戏的舞台上在演员拖腔后伸出来的两只大喇叭，在那里“呜里哇啦”地吹上一阵。我们在这琉璃喇叭的伴奏声中，开始和斑鸠共同奔跑、飞舞在青青的麦草地上。我们乐而忘返。我们乐不思蜀。没有这只琉璃喇叭，也构不成当年捉斑鸠的气氛，但是30年后，我们只记得当年的斑鸠和自己，却忘记了这只琉璃喇叭。在
我有嘉宾
鼓瑟吹笙
的时候，也忘记了当年提供这只喇叭的秃老顶。我们也是过河折桥，我们也是忘恩负义。还是有一次白石头和秃老顶在一起谈话──故人相见，白石头又在那里有些激动和人来疯，有些喃喃自语和犯了老年痴呆症，又开始说起了30年前的春天、花朵、夕阳、暮色、炊烟、声音、青青的麦苗和飞舞的斑鸠、或是青青的斑鸠和飞舞的花朵但说来说去，就是不见说到那只琉璃喇叭。最后还是秃老顶憋不住了，终于伸出他那只已经被炸掉三个手指30年后就成了一堆肉疙瘩的左手──但秃老顶也已经成熟了，又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
“记得当时还有一只琉璃喇叭吧？”
白石头当时就楞在了那里。等终于想起来后，又好象是自己有了一个什么新发现──过去的往事就更加汹涌和澎拜了，马上在那里手舞足蹈地说：
“可不，我们怎么一下就忘记了那只喇叭呢？说起来那只喇叭──公平而论，并不比冬天的雪、猪血，秋天的瓜田和夏天的样板戏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和愉快少呀，它们本来是应该具有同等的地位呀，怎么最后弄得只有冬天的雪和血、只有瓜田和样板戏，只有斑鸠而拉下了琉璃喇叭呢？这也是一个冤案呢！这也应该平反呢！这也应该大书特书呢！”
说到这里白石头突然有些醒悟了，开始犹疑地问秃老顶：
“那只喇叭──作为30年前的春天的道具──是你提供的吧？”
这时秃老顶自信地点了点头：“可不，是那年春上俺姨串亲戚送给我的。”
又说：“俺姨没来之前，你们谁见过琉璃喇叭呢？”
“俗话说：琉璃喇叭还吹三吹呢。我们却吹了整整一个春天。”
白石头止住秃老顶的话头，又在那里激动了，甚至拍了一下秃老顶的秃头：
“那就更应该大书特书了──这倒不是从我们之间的私情出发，当时的喇叭不管是谁提供的，都应该在历史上留下一笔，不然冬天，秋天和夏天都有道具，单单到了万物复苏的春天就缺了一块──天缺一角──不成？──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那只琉璃喇叭再也不能埋没了。──我说刚才说着说着和写着写着就有些不对劲开始感到没劲了呢，原来是忘了一只琉璃喇叭。──请秃老顶表哥原谅──因为我从当年的季节一入手，就乱了层次，不是按春夏秋冬的秩序走，而是为了大雪满弓刀的方便，一下就扎到了冬天里──秩序乱了，程序颠倒了，于是一错就不可收拾，就不是春夏秋冬而成了冬秋夏春了，就忘了这只琉璃喇叭了。──现在到了还它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时候了！”
看着白石头在那里说得激动，秃老顶又有些得寸进尺和得陇望蜀，开始在那里拉开架式摆上了老资格，开始用慢悠悠的拖腔──而且还自顾自地点上了一根烟──说：
“说到历史地位，我觉得我这只琉璃喇叭不单应该和冬天的雪和血、秋天的瓜田和夏天的样板戏摆到一起，你就是把它和你到三矿接煤车、给五矿打电话接着和五矿那只大喇叭摆在一起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这时白石头头脑就有些清醒了。一下才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头，如果再不控制和压抑一下，就有些矫枉过正和将历史整个给翻过来的可能。于是首先压抑住自己的激动，在那里故伎重演地开始一言不发，只听秃老顶诉说。似乎是在倾听，又似乎是首先回到了当年──无法顾及眼前的评价，或对眼前的评价无可无不可。这倒一下把秃老顶给弄毛了，突然停在那里不说了。这时白石头才──也──自顾自地点上一根烟，也开始慢悠悠地用着拖腔说：
“你要这样的要求，我就没办法喽──喇叭重要，但喇叭不也就是一只喇叭吗？它不就是捉斑鸠时一种的伴奏吗？──斑鸠是主题，还是喇叭是主题？连斑鸠都超越不了，何谈其它？──你是要恶仆欺主吗？──要把它的地位放得过高，人们就要这样反问了。──本来把它和冬雪和猪血、瓜田和样板戏放到同等的地位，我都怀疑大家会不会有看法，冬雪和猪血、瓜田和样板戏，毕竟都像斑鸠一样是一个主题，能够代表一个季节，你这只给主题伴奏的小喇叭能代表一个季节吗？我看能把它和样板戏里的伴奏喇叭放到一起就不错了，怎么又要和三矿的煤车和给五矿打电话和五矿那只大高音喇叭相提并论呢？喇叭相似，但声音不同呀──我倒不是非要说我那个煤车和喇叭有什么特别高深、与众不同和高不可攀的地方，我只是想说具体事物还要是要具体分析，不要画虎不成反类犬。我评价不了你的琉璃喇叭，我可以不评价嘛；我提不起这只琉璃喇叭，我可以不提嘛──现在我才明白大家为什么要把它忘记，原来它是一个惹不得的马蜂窝──既然这样，我知错就改好不好？我提错了和评价错了，我现在用ctrl+y把它删了不就成了？既然我吃不了这馍要兜着走，我现在干脆不吃不就成了？既然我降不了这大个儿，我干脆不降不就得了？”
接着白石头真在那里摔盆打碗，真要从计算机上将上一段删去。秃老顶这时就傻了眼──权力在谁手里掌握着是多么重要哇，也感到自己刚才要求得太过分了，有些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琉璃喇叭和过低地估计了白石头清醒的速度──看似患了老年痴呆症，谁知一到关键时候清醒得还挺快，于是态度马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开始恬着脸故伎重演地用开玩笑的口气来解脱自己，开始做出挽狂澜于即倒的样子，上去一把搂住白石头笑着说：
“看，说着说着你就生气了。我说错了好hh？我把自己说高了好吗？你现在不用把我这喇叭放到煤车和五矿喇叭的高度了，只放到冬天的雪和塞外的雪、冬天的血和老得的瓜田和郭建光的样板戏里也就行了。”
又用开玩笑的口气给双方找台阶：
“开句玩笑，你就当真了。一说三矿的煤车和五矿的电话，就像是挖了你的祖坟一样。现在是你操刀，过去小刘儿操刀的时候，可不是这么不经玩的。”
这时白石头的情绪还没有转过来呢。还在那里摊着手说：
“你要说小刘儿好，那你现在找小刘儿去好了。”
秃老顶又知自己说错了，只好又在那里恬着脸说：
“小刘儿已经像纳伊夫一样退休了，我找他还有什么用？事到如今我只能找你了。就请老弟高抬贵手，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现在看过去，就算为了我崩掉三个指头的左手，你就把我的小喇叭放到适当的位置吧。”
但是，现在再找适当的位置，也适当不到哪里去了──本来还可以适当，现在就更加不能适当了。一个大好的春天，没有喇叭点缀又怎么了？没有喇叭春天就不来了吗？斑鸠就不捉了吗？“哔哩叭啦”的一个琉璃喇叭，还想风光30年吗？──但是，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当时的喇叭还是起到了呼唤春天、麦苗、斑鸠、炊烟和暮色的作用。没有这只琉璃喇叭，还是使我们的春天万马齐喑，还是给30年后的回忆少了一点春天的具象。依稀记得因为这只喇叭的到来，确实使我们兴奋过一阵子；为了拿到这支琉璃喇叭亲自吹一下，让它“劈吧”“劈吧”在自己手里响两声，我们当时要看秃老顶半天脸色呢──要不秃老顶怎么会在30年后重提这支喇叭时那么兴奋和要找回它的历史价值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这支琉璃喇叭，对于秃老顶在一群小捣子中间地位的提高，真是有些三矿的煤车和五矿的电话之于白石头的意义呢；但是因为时过境迁，因为一切历史都是为了给现实服务这个历史特性，为了大家的安定同时也是为了不使秃老顶过于昏了头，我们就不要再在历史的汪洋中拼命打捞一只小喇叭了──但当时拿着这只喇叭，吹起来该用多大的力气，是大了还是小了，是左了还是右了，我们都要局促不安地请教秃老顶半天呢。秃老顶精心地守在喇叭口上，威风地叱呵我们：
“千万不要给我吹炸了，吹炸了你们可赔不起！”
──并且，当时吹过这只喇叭和没吹这只喇叭，在田野上奔跑起来就是不一样；就像在足球场上吃过兴奋剂和没有吃兴奋剂奔跑起来速度就是不一样一样──这才是喇叭的魅力呢。当时秃老秃拿着小喇叭跑到哪里，我们就齐刷刷地跟着他跑到哪里──秃老顶简直成了一个斑鸠王。我们拥着秃老顶在麦苗里像一阵风一样忽来忽去。──本来不说三矿和五矿，照琉璃喇叭的历史本相，和冬天的雪和血、和秋天的瓜田和夏天的样板戏打一个平手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30年后喇叭主人的一时失误，就使喇叭跟着他前功尽弃，似乎和雪和血、瓜田和样板戏平起平坐都有些气馁和理亏──你也是吃了秃老顶的挂落呢。你也是千年的修行现在被秃老顶毁于一旦呢。本来还是可以大书特书的，现在倒要草草收兵了。本来还是一个公众的历史遗物──可以放到历史博物馆，现在倒成了一个私人废弃品了。──把白石头惹恼了有什么好处？就好象在样板戏中本来你还是棵青松，现在倒自己把自己弄成了一头大蒜。本来还是一头老虎，现在倒成了一匹犬。本来还是一头貂，现在倒成了一只灰老鼠。本来30年后我们还想重新吹一吹当年的琉璃喇叭，现在你把大家弄得都不好意思了──什么叫自我毁灭呢？这才叫自我毁灭呢。──只是等白石头的气彻底消了，亲眼看到喇叭经过兴衰变迁已经变成了一头蒜，一匹犬，一只小老鼠和一匹落水狗和一头死猪，已经盖棺定论再也翻不了身和翻不了案了，才将过正的历史再一次矫枉过来，将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说：
“琉璃喇叭还是要说的。”
“在1969年的春天里，那只琉璃喇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昵。”
“吹着那喇叭，撵着斑鸠，甚至比看样板戏还让人兴奋和激动呢。”
“一场喇叭吹下来，能出一身汗。”
“现在怎么就找不着那样的琉璃喇叭呢？”
“如果能找到那样的琉璃喇叭，现在我还想吹一吹呢。”
在不同的场合这样说过几次，琉璃喇叭才重新抬起了头，才重新让人们插到了1969年的春天里。说起1969年的春夏秋冬，我们在说过雪花和猪血、瓜田和样板戏之后，终于也可以在末尾说一下琉璃喇叭了。它出现在1969年本来是理所当然现在因为人为的曲折它的出现倒让我们觉得有些出人意料了──于是你只好忝居末位和忝在相知之列。
附录一
白石头在自己的备忘录上写道：
下次给女兔唇回信的时候，记着写上：
等你在上海开法式酒吧的那一天，我送给你一只琉璃喇叭。
附录二
有人问──不一定非是秃老顶，恰恰是和秃老顶无关的人──：
“当时白石头取代小刘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主要是小刘儿像秃老顶的琉璃喇叭一样出现了自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