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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浑身上下透出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风韵。革命与浪漫,都是她追求来的结果。她的少女时代是在马桥镇度过的,她的美貌和文艺才华早就被人注意,但马桥镇的世界太小,少女乔丽敏在那里英雄无用武之地。也不知道是妒忌还是偏见,马桥镇人对母亲的评价显得不三不四,他们暗地里叫她“肉铺家的王丹凤”这绰号暴露了我母亲的出身门第,也暴露了我母系的血缘。在马桥镇上我有个外祖父,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他,为什么呢,他是屠户出身,一辈子在宰牲口卖猪肉,这门第不是资产阶级,不是地主富农,但也绝对不是无产阶级,这不三不四的家庭出身,与母亲是不匹配的。传说外祖父在饥荒年代卖过人肉馒头,来一次运动,这丑闻就被张扬一次,我母亲无法忍受这种屈辱,一个逃离家庭的计划悄悄酝酿了好几年,终于在她十八岁那年付诸实现。有一次回家,她打碎了心爱的储蓄罐,一边清点储蓄罐里的钱,一边向家里人隆重地宣布,她与这个家庭划清界线了。家里人问她,怎么划清?她说,不吃你们的,不穿你们的,我出去独立生活。家里人又问,你一个女孩子家,靠储蓄罐里这点钱怎么独立生活?你到底有没有对象?你的对象到底是谁?母亲对家里人低估她的未来很愠怒,她说,什么对象不对象?我的对象,告诉你们你们也不懂,我的对象就是文艺舞台!你们别怨我狠心,我不跟你们划清界线,你们就会影响我的前途,你们不要前途,我要前途!

    我母亲离开马桥镇的肉铺后在很多地方奔波,她报考过北京的歌舞团,装甲兵的文工团,外省的越剧团,地区的京剧团,甚至还考过一个杂技团,不知为什么每次都是虎头蛇尾,最后一关总是过不了,人家不是嫌她腿短,就是嫌她家庭出身不过硬,总之,正规的文艺团体都不收她,她的盘缠用光了,信心也受到了打击,就放低了要求,转而把目标锁定在群众文艺的舞台上。退一步海阔天空,她顺利地进了丰收氮肥厂,那厂里有一支金雀河地区著名的文艺宣传队。在丰收氮肥厂的文艺宣传队里,我母亲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她的美丽终于引人瞩目了,宣传队员白天包装化肥,利用晚间业余时间排练节目,我母亲不是领舞就是领唱,她走出氮肥厂的大门,蓝色工作服上散发着氨水的气味,但敞开的衣领里有一个鲜艳动人的舞台世界。我父亲那时候还在林场锻炼,他去氮肥厂采购化肥的时候遇见了母亲,第一次见到母亲,他吃惊地发现她工作服里的酱红色的丝绸小袄,原来是跳红绸舞的舞台服装,他不知如何评价她的穿着打扮,更不知如何总结这姑娘身上奇特的魅力,我父亲第二次与母亲见面,是熟人撮合的约会,地点在化肥厂外的排污渠边,父亲看见母亲从后门口袅袅婷婷地走出来,身上打扮仍然鲜艳夺目,这次她的内衣是水绿色的,也很眼熟,他想起来那是跳采茶舞的服装,这次他斟酌过了,第一句话就奉承了母亲,也打动了母亲,他说,小乔同志,你的身上,散发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息呀。

    我父母的恋爱,与其说是恋爱,不如说是发现,是一次互相发现,父亲发现了母亲的美貌和才华,母亲发现了父亲的血统和前途。父亲的身高比母亲矮半个头,他们的婚姻,从前看来就不匹配,不匹配,却有结合的理由,直到那年九月父亲的问题东窗事发。母亲不知从哪儿听说我父亲勾引妇女惯用的第一句话,某某某同志,你的身上,散发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息呀。母亲说她的肺气炸了,也许是她平时过多使用胸腔共鸣,她的肺部似乎特别敏感。我亲耳听她对医院的郝医生描述过肺部古怪的反应,郝医生,我一看见东亮他爸爸就喘不出气来,一看见他的人影,我的肺噼噼啪啪地响呀,我的两片肺叶,至少爆掉一片啦!

    愤怒和伤痛使母亲再度发现父亲,牛粪乔装成花园,欺骗了鲜花,她一朵鲜花终究还是插到了牛粪上。那年冬天母亲对这个家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我父亲预感到母亲的心离家越来越遥远,他束手无策,派我去关心母亲,可是每次我去对她表示关心的时候,母亲总是不领情,你总在我面前晃什么晃?你拿杯茶来干什么?谁告诉你我要喝茶?我知道是谁教你的,没用,没用了,我对你们两个人,都死心了。我一气之下就当着她的面,把一杯茶都泼在水池里了,这一下惹恼了母亲,她过来揪住了我耳朵,你要死呀,这么好的茶叶一口没喝就泼掉?你不会挣钱倒会浪费!

    说到底我还是擅长惹恼母亲,我就知道会这样。父亲对我的指望落空了,我对自己的表现也很失望,别人都叫我空屁,我就像一个空屁,即使在我母亲身边,我也像一个空屁。我没有办法讨好母亲,我没有办法留住母亲。

    母亲开始把洗好的秋装叠得整整齐齐,放进一只樟木箱里,而她以前那些珍贵的舞台服装,都装进了一只皮箱。那皮箱也珍贵,是我母亲辉煌的文艺生涯的凭证,箱盖子上印了一圈红字,丰收氮肥厂,奖给群众文艺演出积极分子。

    我们一家三口最后的家庭生活凄凉不堪,甚至吃喝拉撒都充满了冰冷的条文和纪律。母亲把家务分成了三份,一份归她自己,主要负责我和她的午餐晚餐,另一份归我,主要是扫地抹灰倒垃圾,第三份家务繁重得多,早晨为一家人准备早餐,每天两次打扫厕所,包括我父亲自己的所有日常生活料理,他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都由自己负责。母亲在分配这些工作时明确表示,我这是为你们好,我不会给你们做一辈子老妈子,锻炼锻炼,对你们自己有好处。

    也就是那年冬天,我发现了父亲和母亲之间最后的秘密。我母亲仿照了工作组的模式,将他们的卧室临时开辟成一个隔离室,对父亲执行了最后的审查,只不过审查者是我母亲,主题便稍有局限,可以想象,主要内容都集中在父亲的生活作风问题上。母亲的审查通常在夜里七点过后,有线广播里社员都是向阳花的音乐响起来,母亲就进了卧室,她打开上锁的梳妆台抽屉,拿出她的圆珠笔和工作手册,对着外面喊,库文轩,你进来!我父亲有一次赖在茅房里不肯进卧室,母亲让我去敲厕所的门,你去,快去把他拉出来!我不肯去,她自己去了,拿了把扫帚,用扫帚柄捅厕所的门,捅了好久,父亲终于被她捅出来了,打开门,弯着腰从扫帚下穿过,他大叫一声我受不了啦,准备朝院门外逃跑,我母亲在后面发出一声尖利的冷笑,看着他跑,父亲跑到门边站住了,回头看着母亲,我什么都说了,没什么可交待的了,我要出去散散心!母亲用扫帚指着他,严厉地说,你开门,你出去散心呀,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一看,看看油坊镇上还有没有你散心的地盘!

    母亲击中了要害,父亲果然没有勇气出去了,他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终于驯顺地跟着母亲走进了卧室。卧室门窗紧闭,拉上了红色的窗帘,父母的身影一高一矮,都泛出一种腥红色的光晕,在灯光下晃动。大家心照不宣,这个生活作风问题,应该是关门审理的,他们采取了严密的措施提防我,他们越是提防我,我偷听的热情就越是高涨。事关人的下半shen,好多事是难以启齿的,父亲做那些事很大胆,说这些事却很害羞,问深了,问细了,他招架不住,开始躲避,他尝试用闪烁其词避重就轻的方法回答母亲的问题,这都被母亲看做消极对抗,她控制不住自己,就把家里的卧室当成了公审大会的现场,有一次我清楚地听见母亲高亢愤怒的声音传到了窗外,余音袅袅,飘荡在夜空中,库文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其实他们越是吵闹,我越是不在乎,他们越是安静,我越是害怕。那天夜里房间里突然一片死寂,我什么也听不见了,那片死寂让我恐惧。我爬上了院子里的大枣树,视线轻易地穿过了房间的气窗。我看见灯光下的父亲和母亲,母亲拿着她的工作手册,坐在梳妆台边,满面是泪,而我的父亲,正像一条狗似的跪在母亲的脚下,他在褪他的裤子,他又在褪裤子了。他撅着屁股,向我母亲展示着光荣的鱼形胎记,我看见父亲苍白的干瘪的臀部,在暗红的灯光下闪烁着尖锐的光,母亲扭过脸去,她在哭,她哭得喘不过气来了。父亲很固执,裤子一直褪到膝盖下,他开始在地上爬,母亲的脸转到哪里,他就往哪里爬,突然,他一把抓住了母亲的脚,嘴里吼叫起来,快看我呀,你以前喜欢看的,现在为什么不能再看一眼?看我的胎记,我是邓少香的儿子,是真的!看啊,看清楚,一条鱼呀!我是邓少香的儿子,你别急着跟我决裂,决裂也别离婚,离了婚,你以后会后悔的!

    一瞬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的眼泪,说不清楚是为父亲而流,还是为母亲而流。我说不清楚,我的眼泪是对他们的怜悯之泪,还是恐惧之泪,是伤心过度,还是惊吓过度。我从大枣树上下来,看了看我的家,看了看头顶上暗蓝色的夜空,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天空就止住了眼泪,我抹干了眼泪,对着天空,恶狠狠地说,离婚就离婚,反正都是空屁!

    他们的离婚算是顺利的。有一天早晨我开门出去,看见我家门上贴了一张大红喜报,不知道是什么人张贴的,热烈欢迎库文轩同志到向阳船队安家落户。落款是向阳船队全体船民。早晨来了喜报,下午我父母亲就离婚了。我是他们唯一的问题。跟父亲就去向阳船队,跟母亲就留在油坊镇上,我又想去船上,又怕离开岸上,我对父亲说,我半年在船上跟着你,半年在岸上跟着她,行吗?我父亲说,我这儿行,去问你妈妈,她那里恐怕不行。我去问我母亲,母亲恼怒地对我喊道,不行,有我没他,有他没我,上梁不正下梁歪,他这种人教育过的孩子,让我怎么教育?

    不选不行,两堆不幸的礼物摆在我面前,一堆是父亲和船,一堆是母亲和岸,我只能选一样,我必须选一样。我选择了父亲。如今船民们偶尔还会谈起我当年的选择,他们絮叨地假设东亮如果跟着乔丽敏,他会怎样怎样,库文轩会怎样怎样,乔丽敏又会如何如何,我不听,这假设没有意义,假设都是空屁。就像水跟着水流逝,草连着草生长,其实不是选择,是命运,正如我父亲的命运,与一个女烈士邓少香有关,我的命运,注定与父亲有关。

    是腊月里的事,街上天寒地冻,空气里提前飘荡着为春节熬猪油的香气,油坊镇上家家户户忙着准备过年,我们家不过年。我在油坊镇上的家要消失了,怎么过年呢?我们去船上,母亲也要搬家。我不知道母亲搬家为什么那么仓促,就像急于离开坟墓一样,她手忙脚乱,不停地催促她请来的两个码头工人,快点,请你们快点。结果她把一只花布包扔在我的床上了,我随手一翻,从花布包里翻出了那本工作手册。母亲用画报纸为工作手册制作了一个封套,乍一看,工作手册就像一本隆重出版的书籍,封面是红灯记里李铁梅的大半个红润的脸,封底可见李铁梅的一只手,举了一盏完整的红灯。母亲搬家的时候父亲躲在茅房里,我只有很短的时间思考,怎么处置这个特殊的本子,结果我做了一个最大胆的决定,不上交父亲,也不归还母亲,我把那本工作手册藏在了我的被褥下面。

    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是由于母亲的疏忽,还是故意的安排,也许离婚终结了一切恩怨,她想把父亲的罪证交给他自己处理吧?我不清楚,也不敢问。我不知道我是为谁隐藏这个本子,是为了父亲,还是为了母亲,也许是为我自己?这个不可声张的秘密,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对母亲的记录倒背如流,或者说我对父亲的罪状倒背如流。我记得工作手册上的每一个字,即使是怀着愤恨,母亲的字迹仍然工整,娟秀,凭心而论,手册上的主题内容并没有超越我的想象,生活作风就那么回事,母亲记录了我父亲对她的背叛,数量,时间,地点,偶尔地她在空白处留下了一些愤怒的批注,无耻,下流,气死我了,还有一些红墨水画的感叹号,看上去血淋淋的。最让我吃惊的是一些姑娘媳妇的名字,竟然有那么多女人与父亲有染,我同学李胜利的母亲名字也在上面,还有赵春堂的妹妹赵春美,还有废品收购站的孙阿姨,还有综合大楼的小葛阿姨小傅阿姨,他们平时多么端庄啊,多么正派啊,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名字都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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