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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大哥
每天早上,王二都要在床上从一数到十。这件事具有决定一天行止的意义。假如数出来是一个自然数列,那就是说,他还得上班,必须马上起床。假如数出的数带有随机的性质,他就不上班了,在床上舒舒服服地睡下去。假如你年龄不小并且曾在技术部工作多年,可能也会这样干。因为过去你遇到过这种情况:早上到班时,忽然某个同事没来。下班时大家去看他,他也不在家。问遍了他的亲戚朋友,都不知他上哪儿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作为部里的老大哥,就会提心吊胆,生怕他从河里浮出来,脑盖被打得粉碎——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过些日子你收到一张通知:某同志积劳成疾,患了数盲症,正在疗养。这时你只好叹口气,从花名册上勾去他的名字,找人作见证,砸他的柜子,撬他的抽屉,取出他的技术文件,把他手上的活分给大家;再过些日子,他就出来了,但不是从河里出来——简言之,上了电视,登上报纸,走上了领导岗位,见了面也不认识你。这一切的契机就是数盲症。这种病使你愤愤不已、心理不平衡,但是始终不肯来光顾你,你恨数盲症,又怕得数盲症,所以就猜测并且试探它发作起来是何种情形。未离婚时,我前妻见到我这种五迷三道的样子,就说:你简直像女孩子怕强奸一样。我认为这是个有益的启示,遗憾的是我没当过女孩子,不知道是怎样一种情形;问她她也不肯讲。她甚至不肯告诉我数盲症是像个男人呢,还是像男人的那个东西。
2010年我住在北戴河,住在一片柴油燃烧的烟云之下。冬天的太阳出来以后,我看到的是一片棕色的风景。这种风景你在照片和电视上都看不到,因为现在每一个镜头的前面都加了蓝色的滤光片。这是上级规定的。这种风景只能用肉眼看见。假如将来有一天,上级规定每个人都必须戴蓝色眼镜的话,就再没有人能看到这样的风景。天会像上个世纪一祥的蓝。领导上很可能会做这样的规定,因为这样一来,困扰我们的污染问题就不存在了。在我过四十八岁生日那一天早上,我像往日一样去上班。这一天就像我这一辈子度过的每一天一样,并不特别好,也不特别坏。我选择这一天开始我的日记,起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只是在时隔半年,我在整理这些日记时,才发现它是一系列变化的开始。所以我在这一天开始记日记,恐怕也不全是无意的了。
有关数盲症,我还知道这样一些事;它只在壮年男子身上发作,而且患这种病的人都是做技术工作的。官方对它的解释是:这是一种职业病,是过度劳累造成的,所以数盲症患者总能得到很好的待遇。这一点叫人垂涎欲滴,而且心服口服。数盲者不能按行阅读,只能听汇报;不能辨向,只能乘专车;除了当领导还能当什么?这是正面的说法。反面的说法是:官方宣布的症状谁知是真是假。数盲清正廉洁,从来没有一位数盲贪赃枉法(不识数的人不可能贪),更没有人以权谋私,任何人都服气。这也是正面说法。反面的说法是他们用不着贪赃枉法,只要拿领导分内的就够多了。正面的说法是领导上的待遇并不超过工作需要,反面的说法是超过了好几百倍;所以应该算算账。为此要有一种计数法、一种记账法、一种逻辑,对数盲和非数盲通用,但又不可能。有位外国的学者说,数盲实质上是不进位,只要是工作需要,吃多少喝多少花多少都不进位,始终是工作需要,故而是用了无穷进制计数法。这种算法我们学不会。假如你就这一点对数盲发牢骚,他就笑眯眯地安慰你说:你们用的二进制、十进制我们也不会嘛。大家各有所长,都是工作需要。
现在要说明的是,北戴河是华北一座新兴的科技城市,它之所以是科技城市,是因为技术部设在这里。王二是技术部的老大哥,也就是常务副部长。这是未患数盲症的人所能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一种类似工头的角色。有时他把自己叫做“王二”有时把自己叫做“我”;但从来不把自己叫做“老大哥”这个称呼是专供别人使用的。
我总是从反面理解世界。早上起来时,我数数,同时也是把灵魂注入了肉体。我爬起来,从侧屋里推出摩托车,从山上驶下来,驶到一片黑烟和噪声里去。这种声音和黑烟是从过往车辆上安着的柴油机上喷出来的,黑烟散发着一种燃烧卫生球的气味,而噪声和你的脑子发生共振。这种情形可惜以往那些描写地狱的诗人——比方说但丁——没有见过,所以他们的诗显得想象力不够。
只要你到了大街上,睾丸都会感到这种震荡(对于这件事,有一个对策,就是用一个泡沫塑料外壳把睾丸包装起来,此物商店有售,但是用了以后小便时有困难),而黑烟会使你的鼻涕变得像墨汁一样(你也可以用棉花塞住鼻子,用嘴呼吸,然后整个舌头都变黑,变得像脏羊肚一样)。早几年,还可以用我设计的防毒面具,后来吓死过小孩子,不让用了。当然,假如你坐在偶尔驶过的日产轿车里,感觉会有不同。日本人对出口中国的车辆都做了特殊设计,隔音性能极好,而且有空气滤清器。当然,日本人很少得救盲症,故而这些车的售价都到了天文数字,只有得了数盲症的领导才不觉得贵。因为这些原故,乘日本车的人极少,大多数人乘坐在吼声如雷的国产柴油车辆上。驾车的家伙们还表现出了破罐破摔的气概,十之八九把消声器拆了下来。让黑烟横扫街道,让噪声震破玻璃。因此街上的行人都打伞,见了黑烟过来,就把伞横过来挡挡,而临街的窗户都贴了米形纸条,好像本市在遭空袭。这都是因为有人拆了消声器。假如你逮住一个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他就说,消声器降低马力增加油耗,而且装上以后还是黑,还是吵,只不过稍好一点,实属不值。当然,你还可以说,取下消声器,省了你的油,吵了大家,所以应该安上。他则认为安上消声器,大家安静,却费了他的油,所以应当取下来。归根结底,假如消声器能省油,谁也不会不安它。如果说到了这儿,所有的人都会同意:也不知是哪个王八蛋设计的这种破机器。只有我不同意,因为这个王八蛋就是我。所有街上跑的、家里安的柴油机,只要是黑烟滚滚,吼声如雷,就是我设计的,假如既不吵,也不黑,那就是进口的,而且售价达到了天文数字,具体数字是多少是国家机密,我们不该知道,而知道这些数字的人,又根本不知是多少。
2
每个当了老大哥的人,都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品行,就拿我来说,有时候我就是我,有时候是王二,他是一个随时随地就在眼前的四十八岁的男人。在后一种情况下“我”却不知到哪里去了。小徐没有摩托车,必须有人去接他上班。好吧,王二就在眼前,那么王二就去接他吧——这时根本就没有“我”这种东西。等到“我”回来时,就会发现这样做消耗了我的汽油,毁了我的车——这种小摩托设计载重是八十公斤,王二一个就有八十公斤。除此之外,他像个鸡奸者一样趴在我身上。小徐这东西占了你的便宜也不说你好。这都是责任心过强带来的害处。
责任心过重常常使我大受伤害,每次部里有人失踪了,我都到处去找:去公安局,去医院,甚至低声下气去问保安(他们对裁员不友好,摩托车在他们门前停片刻,车胎就会瘪)。到处都找不到之后,坐在技术部里长吁短叹道:假如某某能回来,咱们就开party庆祝——我贡献一百美元。同事们说;算了吧老大哥,这小子准是得了数盲症。但我不爱听这话。我从来不相信哪个某某会得救盲症。结果他真的就得了数盲症。每次发生了这种事,我都有被欺骗、遭遗弃的感觉,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叫道:给我拿救心丹来!
其实我根本不保表面上那样天真。我已经四十八岁了,我认识的人发数盲的,多到我记不住。这就是说,我完全知道谁会发数盲——我见过的太多了。就以目前为例,我可以打赌,技术部有一个数盲,就是趴在我背上这个姓徐的。早上他提着塑料水桶,里面只有点底子,或者底子都没有(你要知道班上不供应饮水,自己不带水就是想喝别人的);头上戴顶二战时期飞行员的帽子,哆哆嗦嗦地站在路边上,拖着两截清鼻涕,长相尖嘴猴腮。就是把他行将发数盲这一点撇去,也足够不讨人喜欢。我不知道有谁喜欢他,不论是男人女人。但是他现在没有发数盲,他是我的人。他没有钱可以找我借,当然事后准不还;没水吗可以找我要,但是我的水也不多。这就是说,我必须爱他,因为我是老大哥。
二十年前我来过北戴河,达地方东西两端各有一座小山,山上树木葱茏,中间是一片马鞍形的地带,有海滩,海滩背后的山坡上树林里面是一些别墅——一些优雅的小房子。现在海滩的情形是这样的:海滩背后没有了树,那些别墅还在那里,但都大大地变了样。所有的门窗都不见了,换上了草帘子、包装箱上拆下的木板、瓦楞纸箱,里面住着施工队、保安员、小商小贩,总之,各种进城打工的人,门窗都被他们运回家去了。他们在院子里用砖头垒起了一些类似猪圈的东西,那是他们的厕所。烟囱里冒出漆黑的烟,因为烧着废轮胎。海滩上一片污黑,全被皮油污染了。海面上漂满了塑料袋,白花花的看不到海水。废轮胎、废油、塑料袋我们大量地拥有,而且全世界正源源不断地往这里送。简言之,海滩变成了一片黑烟和废油的沼泽地,如果山上很脏的话,这里就是个粪坑。而小徐却偏愿意住在这里——这就是说,我不得不过下来接他。假如不是这样,我情愿永远不上这里来。出于过去的职业训练,我见了丑陋的东西就难受。
技术部的房子在东山边上,三面环有走廊,这说明这座房子有年头了,过去是某位达官贵人的避暑别墅。前几年站在走廊上可以望见大海,现在在刮大风的日子里还可以看见,在其他的日子里只能看到一片黑烟。走廊用玻璃窗封上了,这些玻璃原来是无色的,现在变成了茶色。这些变化的原因当然是柴油机冒出的黑烟,现在这所房子顶上有一根铁管烟囱也在突突地冒这种黑烟。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这间房子也需要取暖、需要照明,取暖就需要柴油机冷却水来供给暖气,照明则需要柴油机带动地下室里的发电机。这个嘣嘣乱响的鬼东西是我十年前的作品,代表我那时的能力。现在我应当能设计出一种柴油机,起码像泰国的产品,那种机器发出蚕吃桑叶的沙沙声;或者像日本柴油机,那种机器无声,也不排废气;当然,谁也不能要求我设计出瑞典柴油机,那种东西你就是把屁股坐在上面,也不知开动了没有。但是应当是应当,实际上我就会造这种鬼东西——开动起来像打夯机和烟雾弹的东西。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像我们这样,人家甚至很少用柴油机,这是因为那里能找到足够多的未患数盲症的人,来设计、制造、维修那些清洁、有效的集中供电系统。虽然现在已经证明了数盲不传染,但是要请这种人到中国来做技术顾问,却没人应聘;因为人们怀疑它与环境有关系。人们还说,数盲是二十一世纪的艾滋病,在未搞清病因、发现防护措施之前,科技人员绝不敢拿自己的前途冒险——事实上,的确有几位到中国服务的科技人员在这里发了数盲症,后来成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享受中国政府的终身养老金。此后有人敢来冒险,但各国政府又禁止科技人员到中国来——科技人员是种宝贵的资源。来的和平队都是些信教青年,所学专业都是艺术、人文学科。就算在来中国前学习一点科学技术的突击课程,顶多只能胜任科技翻译的工作,而希望全在末患数盲症的中国人身上。这些人在早上八点钟以前到了这问房子里,满怀使命感开始工作。
王二来上班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个。他从摩托车座位下面的工具箱里拿出一个塑料水箱,走进那间房子,有一个大号的洋铁壶放在小小的门厅里,旁边放了一个量杯,王二从水箱里量出一升水,倒进水壶里,然后旋紧盖子,把水箱放到一个架子上——那上面已经故了四十多个水箱,每个水箱上都有一块橡皮膏,写着名字。然后他脱掉大衣,走到水池子前面,拧开水管子,里面就流出一种棕色的流体——这种东西被叫做自来水。王二从水池边拿起一条试纸试了,发现它是中性的,就在里面洗了手。不管它是不是中性,都没人敢在里面洗脸。因此他拿出了一块湿式的卫生纸巾,先擦了脸,又擦了手,然后走进大厅。这是一种精细的作风,和数盲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开大会时,你常能看到领导在主席台上倒一塑料杯矿泉水,喝上几口,把剩下的扔在那里,过一会再去倒一杯。等开完了会,满桌子都是盛水的杯子。造就叫领导风度。好在这些水也不会浪费,我们当然不肯喝,想喝也喝不着。保安员都喝了,他们也渴。水这种东西,可不止是h2o而己。
因为每人每天只有五公升的饮水,所以烧茶的开水都要大家平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想利用一下自来水——这种水是直接从河里抽上来的,没有经过处理——就算不能达到饮用的标准,能洗澡也成。有时候它是咸的,这不要紧,因为不管怎么说,它总比海水谈,甚至可以考虑用电渗析。有时含酸,有时含碱,这可以用碱或酸来中和。有时候水里含有大量的苯、废油,多到可以用离心机分离出来当燃料,有时候又什么都不含。有时它是红的,有时它是绿的,有时是黄的——水管里竟会流出屎汤子——这就要看上游的小工厂往河里倒什么了。有时候他们倒酸,有时倒碱,有时倒有机毒物,有时倒大粪。要净化这种水,就要造出一个无所不能的净化系统,能从酸、碱、有机毒物甚至屎里提取饮用水。这对于科班出身的工程师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我们四十一个人里有四十个是半路出家。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洗澡问题,其一是在夏天到海里去游泳,上岸后用砂子把身上的柴油渍擦去,然后用毛巾蘸饮水擦,因为柴油渍总不能擦得很干净,故而洗了以后像匹梅花鹿;另一个办法是在冬天用蒸馏水来洗澡——我们有利用荣油机废热制蒸馏水的设备。蒸馏水虽然无色透明,但也不干净。洗这种澡鼻子一定要灵,闻见汽油味不要大惊小怪;酚味也不坏,这是一种消毒刑;闻见骚味也不怕,有人说尿对头发好。假如闻见了苯味,就要毫不犹豫地从喷头下逃开,躲开一切热蒸汽,赤身裸体逃到寒风里去。苯中毒是无药可医的毛病,死以前还会肿成一个大水泡,像海里的水母一样半透明。同事们说,洗澡这件事要量力而行,并且要有措施。跑得慢的手边要有防毒面具,女孩子要穿三点式,但是老大哥和有病的不准洗。他们坚决劝阻我在冬天洗澡,虽然我自己说,老夫四十有八不为夭寿,但他们还是不让我在干净和肺炎之间一搏,并且说,现在我们需要你,等你得了数盲症,干什么我们都不管。所以我只好脏兮兮地忍着。
我到现在还在设计净水器,一想就是七八个小时,把脑子都想疼了。一种可能是我终于造出了巧夺天工的净水器,从此可以得到无限的干净水,这当然美妙无比。但我也知道遥遥无期。另一种可能是我没有造出这样的净水器就死掉了,死了就不再需要水,问题也解决了;但也是遥遥无期。最好的一种可能性是我得了数盲症,从此也没了水的问题。
3
王二坐在绘图桌前的高脚凳上,手里拿了一把飞鱼形的刀子在削铅笔。那刀子有一斤多重,本身是一件工艺品,除了削铅笔,还可以用来削苹果、切菜、杀人。现在的每一把刀子都是这样笨重,这是因为每把刀子都是铸铁做的,虽然是优质的球墨铸铁,但毕竟不像钢材那样可以做得轻巧。他在考虑图板上的柴油机时,心里想的也全是球墨铸铁,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考虑像金子一样贵重的进口钢材。除此之外,钢是危险品,要特批,报告打上去,一年也批不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只能设计出些粗笨、低效的东西,这是可以原谅的。只不过他的设计比合理的粗笨还要粗笨,比合理的低效还要低效,这就是不能原谅的了。他只能在另一个领域施展想象力;把柴油机做成巧夺天工的形状,有些像老虎,有些像鲤鱼,有些什么都不像,但是看上去尚属顺眼。不管做成什么样子,粗笨和低效都不能改变,而且像这样稀奇古怪的东西根本不能大批生产,每种只... -->>
一、老大哥
每天早上,王二都要在床上从一数到十。这件事具有决定一天行止的意义。假如数出来是一个自然数列,那就是说,他还得上班,必须马上起床。假如数出的数带有随机的性质,他就不上班了,在床上舒舒服服地睡下去。假如你年龄不小并且曾在技术部工作多年,可能也会这样干。因为过去你遇到过这种情况:早上到班时,忽然某个同事没来。下班时大家去看他,他也不在家。问遍了他的亲戚朋友,都不知他上哪儿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作为部里的老大哥,就会提心吊胆,生怕他从河里浮出来,脑盖被打得粉碎——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过些日子你收到一张通知:某同志积劳成疾,患了数盲症,正在疗养。这时你只好叹口气,从花名册上勾去他的名字,找人作见证,砸他的柜子,撬他的抽屉,取出他的技术文件,把他手上的活分给大家;再过些日子,他就出来了,但不是从河里出来——简言之,上了电视,登上报纸,走上了领导岗位,见了面也不认识你。这一切的契机就是数盲症。这种病使你愤愤不已、心理不平衡,但是始终不肯来光顾你,你恨数盲症,又怕得数盲症,所以就猜测并且试探它发作起来是何种情形。未离婚时,我前妻见到我这种五迷三道的样子,就说:你简直像女孩子怕强奸一样。我认为这是个有益的启示,遗憾的是我没当过女孩子,不知道是怎样一种情形;问她她也不肯讲。她甚至不肯告诉我数盲症是像个男人呢,还是像男人的那个东西。
2010年我住在北戴河,住在一片柴油燃烧的烟云之下。冬天的太阳出来以后,我看到的是一片棕色的风景。这种风景你在照片和电视上都看不到,因为现在每一个镜头的前面都加了蓝色的滤光片。这是上级规定的。这种风景只能用肉眼看见。假如将来有一天,上级规定每个人都必须戴蓝色眼镜的话,就再没有人能看到这样的风景。天会像上个世纪一祥的蓝。领导上很可能会做这样的规定,因为这样一来,困扰我们的污染问题就不存在了。在我过四十八岁生日那一天早上,我像往日一样去上班。这一天就像我这一辈子度过的每一天一样,并不特别好,也不特别坏。我选择这一天开始我的日记,起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只是在时隔半年,我在整理这些日记时,才发现它是一系列变化的开始。所以我在这一天开始记日记,恐怕也不全是无意的了。
有关数盲症,我还知道这样一些事;它只在壮年男子身上发作,而且患这种病的人都是做技术工作的。官方对它的解释是:这是一种职业病,是过度劳累造成的,所以数盲症患者总能得到很好的待遇。这一点叫人垂涎欲滴,而且心服口服。数盲者不能按行阅读,只能听汇报;不能辨向,只能乘专车;除了当领导还能当什么?这是正面的说法。反面的说法是:官方宣布的症状谁知是真是假。数盲清正廉洁,从来没有一位数盲贪赃枉法(不识数的人不可能贪),更没有人以权谋私,任何人都服气。这也是正面说法。反面的说法是他们用不着贪赃枉法,只要拿领导分内的就够多了。正面的说法是领导上的待遇并不超过工作需要,反面的说法是超过了好几百倍;所以应该算算账。为此要有一种计数法、一种记账法、一种逻辑,对数盲和非数盲通用,但又不可能。有位外国的学者说,数盲实质上是不进位,只要是工作需要,吃多少喝多少花多少都不进位,始终是工作需要,故而是用了无穷进制计数法。这种算法我们学不会。假如你就这一点对数盲发牢骚,他就笑眯眯地安慰你说:你们用的二进制、十进制我们也不会嘛。大家各有所长,都是工作需要。
现在要说明的是,北戴河是华北一座新兴的科技城市,它之所以是科技城市,是因为技术部设在这里。王二是技术部的老大哥,也就是常务副部长。这是未患数盲症的人所能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一种类似工头的角色。有时他把自己叫做“王二”有时把自己叫做“我”;但从来不把自己叫做“老大哥”这个称呼是专供别人使用的。
我总是从反面理解世界。早上起来时,我数数,同时也是把灵魂注入了肉体。我爬起来,从侧屋里推出摩托车,从山上驶下来,驶到一片黑烟和噪声里去。这种声音和黑烟是从过往车辆上安着的柴油机上喷出来的,黑烟散发着一种燃烧卫生球的气味,而噪声和你的脑子发生共振。这种情形可惜以往那些描写地狱的诗人——比方说但丁——没有见过,所以他们的诗显得想象力不够。
只要你到了大街上,睾丸都会感到这种震荡(对于这件事,有一个对策,就是用一个泡沫塑料外壳把睾丸包装起来,此物商店有售,但是用了以后小便时有困难),而黑烟会使你的鼻涕变得像墨汁一样(你也可以用棉花塞住鼻子,用嘴呼吸,然后整个舌头都变黑,变得像脏羊肚一样)。早几年,还可以用我设计的防毒面具,后来吓死过小孩子,不让用了。当然,假如你坐在偶尔驶过的日产轿车里,感觉会有不同。日本人对出口中国的车辆都做了特殊设计,隔音性能极好,而且有空气滤清器。当然,日本人很少得救盲症,故而这些车的售价都到了天文数字,只有得了数盲症的领导才不觉得贵。因为这些原故,乘日本车的人极少,大多数人乘坐在吼声如雷的国产柴油车辆上。驾车的家伙们还表现出了破罐破摔的气概,十之八九把消声器拆了下来。让黑烟横扫街道,让噪声震破玻璃。因此街上的行人都打伞,见了黑烟过来,就把伞横过来挡挡,而临街的窗户都贴了米形纸条,好像本市在遭空袭。这都是因为有人拆了消声器。假如你逮住一个问他为什么这么干,他就说,消声器降低马力增加油耗,而且装上以后还是黑,还是吵,只不过稍好一点,实属不值。当然,你还可以说,取下消声器,省了你的油,吵了大家,所以应该安上。他则认为安上消声器,大家安静,却费了他的油,所以应当取下来。归根结底,假如消声器能省油,谁也不会不安它。如果说到了这儿,所有的人都会同意:也不知是哪个王八蛋设计的这种破机器。只有我不同意,因为这个王八蛋就是我。所有街上跑的、家里安的柴油机,只要是黑烟滚滚,吼声如雷,就是我设计的,假如既不吵,也不黑,那就是进口的,而且售价达到了天文数字,具体数字是多少是国家机密,我们不该知道,而知道这些数字的人,又根本不知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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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当了老大哥的人,都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品行,就拿我来说,有时候我就是我,有时候是王二,他是一个随时随地就在眼前的四十八岁的男人。在后一种情况下“我”却不知到哪里去了。小徐没有摩托车,必须有人去接他上班。好吧,王二就在眼前,那么王二就去接他吧——这时根本就没有“我”这种东西。等到“我”回来时,就会发现这样做消耗了我的汽油,毁了我的车——这种小摩托设计载重是八十公斤,王二一个就有八十公斤。除此之外,他像个鸡奸者一样趴在我身上。小徐这东西占了你的便宜也不说你好。这都是责任心过强带来的害处。
责任心过重常常使我大受伤害,每次部里有人失踪了,我都到处去找:去公安局,去医院,甚至低声下气去问保安(他们对裁员不友好,摩托车在他们门前停片刻,车胎就会瘪)。到处都找不到之后,坐在技术部里长吁短叹道:假如某某能回来,咱们就开party庆祝——我贡献一百美元。同事们说;算了吧老大哥,这小子准是得了数盲症。但我不爱听这话。我从来不相信哪个某某会得救盲症。结果他真的就得了数盲症。每次发生了这种事,我都有被欺骗、遭遗弃的感觉,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叫道:给我拿救心丹来!
其实我根本不保表面上那样天真。我已经四十八岁了,我认识的人发数盲的,多到我记不住。这就是说,我完全知道谁会发数盲——我见过的太多了。就以目前为例,我可以打赌,技术部有一个数盲,就是趴在我背上这个姓徐的。早上他提着塑料水桶,里面只有点底子,或者底子都没有(你要知道班上不供应饮水,自己不带水就是想喝别人的);头上戴顶二战时期飞行员的帽子,哆哆嗦嗦地站在路边上,拖着两截清鼻涕,长相尖嘴猴腮。就是把他行将发数盲这一点撇去,也足够不讨人喜欢。我不知道有谁喜欢他,不论是男人女人。但是他现在没有发数盲,他是我的人。他没有钱可以找我借,当然事后准不还;没水吗可以找我要,但是我的水也不多。这就是说,我必须爱他,因为我是老大哥。
二十年前我来过北戴河,达地方东西两端各有一座小山,山上树木葱茏,中间是一片马鞍形的地带,有海滩,海滩背后的山坡上树林里面是一些别墅——一些优雅的小房子。现在海滩的情形是这样的:海滩背后没有了树,那些别墅还在那里,但都大大地变了样。所有的门窗都不见了,换上了草帘子、包装箱上拆下的木板、瓦楞纸箱,里面住着施工队、保安员、小商小贩,总之,各种进城打工的人,门窗都被他们运回家去了。他们在院子里用砖头垒起了一些类似猪圈的东西,那是他们的厕所。烟囱里冒出漆黑的烟,因为烧着废轮胎。海滩上一片污黑,全被皮油污染了。海面上漂满了塑料袋,白花花的看不到海水。废轮胎、废油、塑料袋我们大量地拥有,而且全世界正源源不断地往这里送。简言之,海滩变成了一片黑烟和废油的沼泽地,如果山上很脏的话,这里就是个粪坑。而小徐却偏愿意住在这里——这就是说,我不得不过下来接他。假如不是这样,我情愿永远不上这里来。出于过去的职业训练,我见了丑陋的东西就难受。
技术部的房子在东山边上,三面环有走廊,这说明这座房子有年头了,过去是某位达官贵人的避暑别墅。前几年站在走廊上可以望见大海,现在在刮大风的日子里还可以看见,在其他的日子里只能看到一片黑烟。走廊用玻璃窗封上了,这些玻璃原来是无色的,现在变成了茶色。这些变化的原因当然是柴油机冒出的黑烟,现在这所房子顶上有一根铁管烟囱也在突突地冒这种黑烟。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这间房子也需要取暖、需要照明,取暖就需要柴油机冷却水来供给暖气,照明则需要柴油机带动地下室里的发电机。这个嘣嘣乱响的鬼东西是我十年前的作品,代表我那时的能力。现在我应当能设计出一种柴油机,起码像泰国的产品,那种机器发出蚕吃桑叶的沙沙声;或者像日本柴油机,那种机器无声,也不排废气;当然,谁也不能要求我设计出瑞典柴油机,那种东西你就是把屁股坐在上面,也不知开动了没有。但是应当是应当,实际上我就会造这种鬼东西——开动起来像打夯机和烟雾弹的东西。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像我们这样,人家甚至很少用柴油机,这是因为那里能找到足够多的未患数盲症的人,来设计、制造、维修那些清洁、有效的集中供电系统。虽然现在已经证明了数盲不传染,但是要请这种人到中国来做技术顾问,却没人应聘;因为人们怀疑它与环境有关系。人们还说,数盲是二十一世纪的艾滋病,在未搞清病因、发现防护措施之前,科技人员绝不敢拿自己的前途冒险——事实上,的确有几位到中国服务的科技人员在这里发了数盲症,后来成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享受中国政府的终身养老金。此后有人敢来冒险,但各国政府又禁止科技人员到中国来——科技人员是种宝贵的资源。来的和平队都是些信教青年,所学专业都是艺术、人文学科。就算在来中国前学习一点科学技术的突击课程,顶多只能胜任科技翻译的工作,而希望全在末患数盲症的中国人身上。这些人在早上八点钟以前到了这问房子里,满怀使命感开始工作。
王二来上班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个。他从摩托车座位下面的工具箱里拿出一个塑料水箱,走进那间房子,有一个大号的洋铁壶放在小小的门厅里,旁边放了一个量杯,王二从水箱里量出一升水,倒进水壶里,然后旋紧盖子,把水箱放到一个架子上——那上面已经故了四十多个水箱,每个水箱上都有一块橡皮膏,写着名字。然后他脱掉大衣,走到水池子前面,拧开水管子,里面就流出一种棕色的流体——这种东西被叫做自来水。王二从水池边拿起一条试纸试了,发现它是中性的,就在里面洗了手。不管它是不是中性,都没人敢在里面洗脸。因此他拿出了一块湿式的卫生纸巾,先擦了脸,又擦了手,然后走进大厅。这是一种精细的作风,和数盲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开大会时,你常能看到领导在主席台上倒一塑料杯矿泉水,喝上几口,把剩下的扔在那里,过一会再去倒一杯。等开完了会,满桌子都是盛水的杯子。造就叫领导风度。好在这些水也不会浪费,我们当然不肯喝,想喝也喝不着。保安员都喝了,他们也渴。水这种东西,可不止是h2o而己。
因为每人每天只有五公升的饮水,所以烧茶的开水都要大家平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想利用一下自来水——这种水是直接从河里抽上来的,没有经过处理——就算不能达到饮用的标准,能洗澡也成。有时候它是咸的,这不要紧,因为不管怎么说,它总比海水谈,甚至可以考虑用电渗析。有时含酸,有时含碱,这可以用碱或酸来中和。有时候水里含有大量的苯、废油,多到可以用离心机分离出来当燃料,有时候又什么都不含。有时它是红的,有时它是绿的,有时是黄的——水管里竟会流出屎汤子——这就要看上游的小工厂往河里倒什么了。有时候他们倒酸,有时倒碱,有时倒有机毒物,有时倒大粪。要净化这种水,就要造出一个无所不能的净化系统,能从酸、碱、有机毒物甚至屎里提取饮用水。这对于科班出身的工程师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我们四十一个人里有四十个是半路出家。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洗澡问题,其一是在夏天到海里去游泳,上岸后用砂子把身上的柴油渍擦去,然后用毛巾蘸饮水擦,因为柴油渍总不能擦得很干净,故而洗了以后像匹梅花鹿;另一个办法是在冬天用蒸馏水来洗澡——我们有利用荣油机废热制蒸馏水的设备。蒸馏水虽然无色透明,但也不干净。洗这种澡鼻子一定要灵,闻见汽油味不要大惊小怪;酚味也不坏,这是一种消毒刑;闻见骚味也不怕,有人说尿对头发好。假如闻见了苯味,就要毫不犹豫地从喷头下逃开,躲开一切热蒸汽,赤身裸体逃到寒风里去。苯中毒是无药可医的毛病,死以前还会肿成一个大水泡,像海里的水母一样半透明。同事们说,洗澡这件事要量力而行,并且要有措施。跑得慢的手边要有防毒面具,女孩子要穿三点式,但是老大哥和有病的不准洗。他们坚决劝阻我在冬天洗澡,虽然我自己说,老夫四十有八不为夭寿,但他们还是不让我在干净和肺炎之间一搏,并且说,现在我们需要你,等你得了数盲症,干什么我们都不管。所以我只好脏兮兮地忍着。
我到现在还在设计净水器,一想就是七八个小时,把脑子都想疼了。一种可能是我终于造出了巧夺天工的净水器,从此可以得到无限的干净水,这当然美妙无比。但我也知道遥遥无期。另一种可能是我没有造出这样的净水器就死掉了,死了就不再需要水,问题也解决了;但也是遥遥无期。最好的一种可能性是我得了数盲症,从此也没了水的问题。
3
王二坐在绘图桌前的高脚凳上,手里拿了一把飞鱼形的刀子在削铅笔。那刀子有一斤多重,本身是一件工艺品,除了削铅笔,还可以用来削苹果、切菜、杀人。现在的每一把刀子都是这样笨重,这是因为每把刀子都是铸铁做的,虽然是优质的球墨铸铁,但毕竟不像钢材那样可以做得轻巧。他在考虑图板上的柴油机时,心里想的也全是球墨铸铁,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考虑像金子一样贵重的进口钢材。除此之外,钢是危险品,要特批,报告打上去,一年也批不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只能设计出些粗笨、低效的东西,这是可以原谅的。只不过他的设计比合理的粗笨还要粗笨,比合理的低效还要低效,这就是不能原谅的了。他只能在另一个领域施展想象力;把柴油机做成巧夺天工的形状,有些像老虎,有些像鲤鱼,有些什么都不像,但是看上去尚属顺眼。不管做成什么样子,粗笨和低效都不能改变,而且像这样稀奇古怪的东西根本不能大批生产,每种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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