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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伯尼很爱这个故事。而且，他在电话里说，他妻子罗丝也喜欢这故事。
“鲍勃，我想起来，我打电话还有一件事；罗丝要我问问你，晚上你和你太太能不能到我家来小聚一下。没什么特别的，只有我们四个，喝点东西，聊聊天而已。你们愿意来吗？”
“哦，你们真是太好了，伯尼，我们当然愿意。只不过太突然了，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安排——等等。”我捂住话筒，与琼紧急商量了一下，希望她给我提供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
可是她想去，她想就那个晚上去，所以我们四人就凑在一起了。
“哦，好啊，”当我挂上电话，她说道。“我很高兴我们要去。他们听上去真是好人。”
“好了，你看。”我用食指指着她的脸。“如果你打算坐在那里，让他们都觉得自己在做‘好人’，那我们就不去了。我可不想花什么晚上的时间充当慷慨大方的女慈善家的丈夫，坐在低等人中间，就这么说好了。如果你想把这事变成什么本丁顿姑娘们为仆人们准备的花园派对，你还是立即忘了这事吧。你听到了吗？”
接着，她问我想不想知道一件事，不等发现我想不想，她就告诉我了。她对我说，我是她这一生中遇到过的最大的势利鬼、最大的恶棍、最彻头彻尾、大嗓门的怪物。
一事接一事；我们坐地铁去与西尔维夫妇小聚时，我们俩几乎没有任何交谈。我无法告诉你后来我发现西尔维夫妇自己喝姜汁汽水，却为他们的客人准备了一瓶黑麦威士忌时，我有多么感激。
伯尼的妻子是个风风火火的女人，穿着细高跟鞋，束着腰带，头上别着发卡，她那电话公司接线员的标准声音优雅得体，但却冷冰冰的（“你好，真高兴认识你们；请进；请坐；伯尼，帮帮她，她的外套脱不下来”）；天知道是谁开的头，也不知道为什么，但那晚上从让人不快的政治讨论开始。琼和我对杜鲁门、华莱士的意见不一，所以那年我们压根就没投票；西尔维夫妇都是杜威的信徒。更糟糕的是，由于从感情上说我俩是温和的自由派，罗丝为了寻找共同点，特意说了一个又一个的悲惨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关于布朗克斯区有色人种、波多黎各人残忍而凶狠的侵犯，都有刻意描绘的令人不寒而栗之处。
但没过多久情况就好转了。首先他们都很喜欢琼——我得承认我还没遇到过谁不喜欢她的——其次，谈话一会儿就转到他们认识威德•曼莱这不可思议的事上来了。这又引起了一系列骄傲的回忆。“伯尼从没从他那里拿过什么，可是别担心，”罗丝向我们保证。“伯尼，告诉他们那次他在这里，你要他坐下，闭嘴，你是怎么做的。他真的那样做了！真的！他就那样朝他胸口推了一把——朝这个电影明星！他说，‘啊，给我坐下，闭嘴，曼莱。我们知道你是谁！’告诉他们呀，伯尼。”
伯尼呢，快活得直不起腰来，站起来重演那场景。“噢，你知道，我们就坐在那里说笑着，”他说“但不管怎样，我真那样做了。我就像那样推了他一把，我说，‘啊，给我坐下，闭嘴，曼莱。我们知道你是谁！’”
“他做了！老天知道！把他推到那边那把椅子上！威德•曼莱！”
没多久，我和伯尼坐到一边，喝着兑水的饮料，开始了男人间的聊天。罗丝和琼则舒服地窝在双人沙发上，罗丝狡狯地看着我。“我不想让你你丈夫自我膨胀，琼妮，但你知道科罗夫博士跟伯尼说什么吗？伯尼，我能告诉她吗？”
“当然，告诉她！告诉她！”伯尼一手挥着姜汁酒瓶，另一只手抓着威士忌酒瓶，意思是今晚一切秘密都可公之于众。
“好吧，”她说。“科罗夫博士说丈夫是伯尼遇到的最棒的作家。”
后来，我和伯尼挪到双人沙发上，女士们到壁橱那边去了，我开始意识到罗丝也是个建筑工。也许她没有亲手建这个壁橱，可买这个几百美元的壁橱得分期付款，在内心说服自己自己所付出的努力显然她自己做一个还多。那样的一件家具可是对未来的一项投资；现在，她一边跟琼说话，一边小心抚弄它，这里擦擦那里抹抹。我敢发誓，我知道她脑子里正在琢磨以后的一场聚会。不用说琼和我也会置身其中，（“这是罗伯特•普林提斯先生，我丈夫的助手，普林提斯先生”），其余客人的名单也可以提前确定：威德•曼莱和他妻子，当然，还有他们精心挑选的好莱坞朋友；沃特•温彻尔也会在那里，还有厄尔•威尔逊和图茨•绍尔及他们那群人；但更重要的是，还有那些雅士们，如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夫妇，以及他们这圈子里某些人可能会出席。像莱昂内尔•特里林们、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们、杭丁顿•哈特福们和莱斯里•r•格罗夫斯们那样的人——如果纽博尔德•莫里斯先生夫人那样的人想来，你可以肯定他们为了获得邀请得玩多少花招。
琼后来也承认那天晚上西尔维家里有点闷热；我现在说这个是为我自己后来做的事找个像样的借口——1948年时我很容易喝醉，现在好多了，相信我——我喝得酩酊大醉。不久我不但是唯一一个大吼大叫的人，而且也是房间内唯一说话的人；看在老天的份上，那时我正在给他们解释说我们四个都是百万富翁。
难道我们没有跳舞吗？噢，我们一直把莱昂内尔•特里林打得团团转，把他推到房间里的每一把椅子里——“还有你，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你这狂妄，伪善的老傻瓜！你的钱到哪去了？为什么不拿点钱出来看看？”
伯尼咯咯直笑，看上去有点瞌睡了，琼因为我感到十分难为情，罗丝在一旁冷冷笑着，绝对理解丈夫们有时会有多烦人。我们站在过道上，每人至少往身上套了半打衣服，我又看到那张号手照片，心里想自己敢不敢把那烫手的问题提出来。可是这次我不敢肯定哪个答案让我更害怕：伯尼可能说“就是照张相而已，”他也可能会说“那当然是我！”然后走到衣橱或壁橱那里，翻腾一阵，找出那把生锈的军号，我们四个只能又走回去坐下，伯尼并拢双脚脚跟，绷直身体，为我们吹出纯洁忧伤的音乐。 那时是十月。我记不清那年秋天到底写了多少篇署名“作者伯尼•西维尔”的故事。我记得写了个充满喜剧色彩的故事。有位胖胖的乘客，想更好地看街景风光，从出租车的天窗里探出身子，结果腰给卡住了。还有个很严肃的故事，伯尼就种族宽容长篇阔论了一番（我一想起在布朗克斯区棕色人种数量增加这个问题上他与罗丝总是夫唱妇随，多少有点酸溜溜的）；我记得那段日子，只要提到他，我和琼就会吵嘴。
比如，琼说我们真的应该回请一下他们，我对她说别犯傻了。我说我敢打赌他们不会指望我们回请的，她问“为什么？”我干脆不耐烦地简单说，我们之间层次上的差别无法逾越，假装西维尔夫妇能真正成为我们的朋友，或假装他们真的想与我们交朋友都是徒劳。
还有一次，一个无聊之极的傍晚，我们去婚前最喜爱的餐馆吃饭，几乎有一个小时我们竟找不到可说的话题，琼努力想让对话继续下去，于是举起葡萄酒杯，十分地隔着餐桌靠向我。“为伯尼这次把你的小说卖给读者文摘干杯。”
“是啊，”我说。“没错，这可是件大买卖。”
“噢，别那么粗鲁。你明知道总有一天会成真的。我们就会挣上一大笔钱，去欧洲，想干什么什么。”
“你开什么玩笑？”她的话突然让我很恼火，任何一个二十世纪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慧姑娘怎能如此容易上当受骗，这样一个女孩竟然是我妻子，我竟然同这种头脑简单、无知的人生活了这么多年，还将继续生活下去，这情形，在那一刻似乎有点难以接受。“你怎么就不能长大一点呢？你不会真的以为他有机会卖掉那堆垃圾吧，你会吗？”我看她的眼神一定与那晚上伯尼看我的眼神有点像，那晚上他问我不会真的以为是二十五美元一次吧。他也说“你会吗？”
“是的，我会，”她说，把手里酒杯放下。“至少，我相信。我以为你也相信。不然，继续为他干活不是有点可笑、有点虚伪吗，是不是？”回家的路上她没有再同我说话。
我想，真正的麻烦在于我们那时被两件更为严肃的事情纠缠住了。一是我们刚刚发现琼怀孕了，另一件事是我在合众国际的工作像偿债基金债券一样岌岌可危。
我在财经新闻科上班成了缓慢的折磨，等着上司慢慢发现原来我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一无所知；无论现在我如何可怜地想要学习本应掌握的知识，现在再虚心求教也晚得太可笑了。我整天弓着腰趴在咔嗒作响的打字机上，腰弯得越来越低，担心被炒而冷汗直流——助理财经主编的手和蔼而伤感地搭在我肩上（“我能跟你简单谈几句吗，鲍勃？”）——每天这事儿没发生对我来说就是种可卑的胜利。
十二月初的一天，我从地铁出来往家走，像个七十岁的老头拖着自己的身子朝西十二街走下去。我发现一辆出租车像蜗牛般在我身边慢慢爬行，跟着我走了一个街区。这是辆绿白相间的车，档风玻璃后我看到一张巨大的笑脸。
“鲍勃！怎么回事，鲍勃？看你失魂落魄的，你住这儿吗？”
他把车停在路边，走出来，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穿工作制色小塑料桶浸服的样子：一顶棒球长舌帽，开胸套头衫，腰上挂着个圆筒零钱包；我们握手时，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指尖因一天到晚收钱找钱变得灰亮灰亮的。走近看，不管他笑不笑，看上去跟我一样疲惫不堪。
“请进，伯尼。”看到破破烂烂门口、肮脏的楼道，刷着白灰、贴着海报的墙壁，简陋的大单间，租金可能还不及他和罗丝在非中心区房屋租金的一半，这让他有点吃惊。我记得让他发现我家如此简陋反令我有一种波希米亚式的骄傲；我猜我有种自命不凡的想法，这不会伤害到伯尼，却能让他明白人们会贫穷与聪明兼而有之。
我们可没能力为他端上姜汁汽水，他说一杯白水就好，因此这算不上什么正式的社交场合。后来让我不安的是，我记得他和琼之间是多么拘谨——我觉得整个拜访期间他都没正眼看过一下琼——我在想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回请他们。有些事情大家总觉得不该是丈夫的错，但如果真是丈夫错了，妻子十有八绿细直纹短袖九要背黑锅，这是为什么呢？也许伯尼只是觉得穿着出租车司机的制色小塑料桶浸服出现在她面前很不好意思，在我面前还好一点。也许他从来没想到这样一个美丽、有教养的姑娘会住在如此凄惨的环境里，因而局促不安。
“我告诉你我今天来你这干什么，鲍勃。我想尝试一个新角度。”他说话时，我从他眼睛而不是话语里，看到我们这个长期建筑计划可能出了什么大问题。也许科罗夫博士出版界的朋友最终说了实话，我们那些可怜故事出版希望渺茫；也许科罗夫博士自己变得脾气暴躁；也许从威德•曼莱那里传来的消息令人沮丧，或者更令人受打击的是从威德•曼莱的经纪人那里传来的消息。或者仅仅是伯尼自己每天在那般劳累后一杯白水根本解不了乏，他十分疲劳，不管怎样，他想换个新角度。
我可曾听说过文森特•j•波勒第？不过他说这个名字时好像很有把握我不会大吃一惊，他立即就告诉我以下信息：文森特•j•波勒第是来自伯尼自己所住的布朗克斯区的州民细直纹短袖我主党议员。
“这个人，”他说“是个不辞辛苦帮助别人的人。相信我，鲍勃，他可不是你那些低级竞选人。他真正是个人民公绿细直纹短袖仆。而且，他新加入民细直纹短袖我主党，打算竞选下一届国会议员。我的想法是这样的，鲍勃。我们来拍张我的照片——我有个朋友会无偿做这个的——我们从出租车后座上拍，我手握方向盘扭过头来，脸带微笑的样子，像这样，明白吗？”他满脸笑容，转过身子，展示给我看照片应该像什么样子。“然后我们把这张相片印在小册子的封面上。标题就叫”——这时他手在空中比划着黑体字母——“小册子的标题就叫‘来自伯尼。’行不？好。在小册子里面我们有个故事——跟你写的那些故事没什么两样，只是有点小区别。这次我要讲一个故事，说明为什么文森特•j•波勒第是我们需要的国会议员。我不是说一堆政治言阳台对角绷着论，鲍勃。我的意思是真实的小故事。”
“伯尼，我不明白这有什么用。你不能编一个故事，来说明为什么有人是我们需要的国会议员。”
“谁说不能？”
“不管怎样，我以为你和罗丝都是共和党人。”
“从整个国家来说，我们是共和党人，但具体到地方，我们不是。”
“好吧，见鬼，伯尼，我们刚搞完选举。两年内不会再有别的选举了。”
但是他只是拍拍他的头，做了个遥远的手势，意思是在政治上，一个人得有点远见。
琼在房间那头的厨房区域，洗早餐的碗碟，准备做晚饭，我望着她向她求救，但她转过身去。
“听上去不合适，伯尼。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那又怎么样？懂？这种东西，谁又懂？你懂开出租车吗？”
不懂；我也一点不懂什么华尔街——华尔街，什么鬼街！——但那是另外一个让人沮丧的小故事。“我不知道，伯尼；现在一切都不确定。目前我还是什么活也不接的好。我是说我最近可能会——”但是我无法亲口说出我在合众国际社的工作有麻烦，我只好说“首先琼有了孩子，每件事都——”
“哇！好啊，那不是太棒了吗！”他腾地站起来，握着我的手。“那—不是—太棒了！祝贺你，鲍勃，我想这是——我想这真是太美好了。祝贺你，琼妮！”我那时觉得这种反应有点过头了，不过也许这种消息很容易打动人到中年膝下无子的男人。
“噢，听着，鲍勃，”当我们重新坐下时，他说。“这个波勒第的事情对你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我告诉你吧。既然这事只有一次，也不会有什么版权，我们就不是五块而是十块钱。这买卖怎么样？”
“好吧，但是等等，伯尼。我要更多的材料。我意思是这家伙为人们做了些什么好事？”
我马上就看出来，原来伯尼对波勒第的了解也不会比我多多少。他是个真正的人民公绿细直纹短袖仆，仅此而已；他牺牲自己帮助别人。“噢，鲍勃，听着。这有什么不同？你的想象力跑哪去了？以前你从不需要什么帮助。听着。你只是告诉我，马上给我一个主题。我一直在开车；在妇产科医院门前，两个家伙朝我挥手，一个年轻的退伍军人和他的妻子。他们的小鸡仔刚刚出生，才三天大，他们快活得像云雀。唯一的麻烦在于，这个小伙子没有工作，什么都没有。他们刚搬到这里，什么人也不认识，也许他们是波多黎各人或其他什么人。他们的房子只租了一个礼拜，就这样。他们身无分文。所以我带他们回家，他们就住在我家附近，我们一路聊天，我说，‘听着，伙计们。我想带你们去见我的一个朋友。’”
“文森特•j•波勒第议员。”
“当然。只是我没告诉他们他的名字。我只是说‘我的一个朋友。’当我们到他那里，我走进去，告诉波勒第这事情，他走出来，跟他们聊了几句，给了他们一些钱什么的。明白吗？我刚才差不多说了你故事的一大部分了。”
“嘿，等一等，伯尼。”我站起来，夸张地在房间里踱着步，这是好莱坞电影里人们开会时才有的样子。“等一会。在他给他们钱后，他钻进你的出租车，你把他载到大广场车站，那两个波多黎各人站在街边，对望着，那个姑娘说，‘刚才那个男人是谁？’小伙子看上去很严肃，他说，‘亲爱的，难道你不知道？难道你没发现他带着面具吗？’她说，‘哦，不，不可能是那个——’而他说，‘是的，是的，就是他。亲爱的，就是那个独立国会议员。’听着！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吗？听着！他们听到街区那边传来这个声音，你知道那声音在喊什么吗？”我单膝哆嗦着跪地，抖出了这个故事的包袱“那声音在喊着‘嘿，你，伯尼•西维尔——滚开！’”
写出来似乎不太好笑，但那时几乎把我笑死了。我哈哈大笑了至少一分钟，直笑得我剧烈咳嗽，琼只好过来帮我拍背；慢慢地，我缓过来后，我才发现伯尼根本没笑。在我这通发作中，他一脸茫然，礼貌性地打了几个哈哈。这时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本来镇静的脸羞得一块红一块白。我伤害了他的感情。我记得我恨他如此容易受伤害，我恨琼又走回厨房，不帮我摆脱这尴尬局面，我也记得我开始觉得很内疚很抱歉了，好长一段时间房间里死一般寂静，最后我决定接受这份活，这是唯一体面的出路。果然，在我告诉他我决定试试时，他马上高兴起来。
“我是说你不一定得用这个波多黎各人的故事，”他让我放心。“那只是一个想法而已。或者你可以那种方式开头，再写点别的事情，越多越好。你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写出来就好了。”
站在门口，又是握手（我们好像一下午都在握手），我说“就是说，这个故事十元，对吗，伯尼？”
“对，鲍勃。”
“你真的觉得你该告诉他你会这么做吗？”他刚走琼就问我。
“为什么不？”
“好吧，因为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不是吗？”
“瞧，能不能行行好，别再啰里啰嗦？”
她两手叉腰。“我搞不懂你，鲍勃。你为什么说你会写这个故事。”
“你为什么这么想？因为我们需要那十块钱，这就是为什么。”
最后我建造了——噢，建造，所谓的建造。我花了一页、两页、三页写这架老机器，我写这个狗娘养的。我确实是从那几个波多黎各人开始的，但不知为什么我用不了几页就搞定了他们；然后我只好为文森特•j•波勒第找其他法子来证明他无与伦比的善良。
当一个公务员真的想尽各种法子帮助人们时，他会怎么做呢？给他们钱，他就是那样做的；不久我笔下的波勒第给出去很多钱，多得他都数不清了。现在情况成了这样：在布朗克斯区，不管是谁，只要有点拮据，他只要钻进伯尼•西维尔的出租车，说一句“去波勒第家，”他们的麻烦就解决了。最糟糕的是我无情地确信，我尽我所能地写了。
琼没有看这篇文章，我写完时她已睡了，我直接把它塞进信封，寄了出去。大约有一周时间——伯尼那边没有传来片言只语——或者说在我们两人之间没有任何消息。接着，和他上次来访的时间一样，在一个烦躁劳累的傍晚，我家的门铃响了。我打开门，看见他笑着站在门口，套头衫上洒着几点雨水，就知道麻烦来了。我知道我可没打算听任何废话。
“鲍勃，”他说着坐下来“我讨厌这么说，但这次我对你很失望。”他从衣服里抽出卷起来的那份手稿。“这东西——鲍勃，这什么都不是。”
“它有六页半。那可不是什么都没有，伯尼。”
“鲍勃，请不要给我六页半纸。我知道这里有六页半，但它什么都不是。你把这人写成了傻瓜，鲍勃。你让他一直不停地给钱给钱。”
“你告诉我他给钱的，伯尼。”
“关于那些波多黎各人，是我说的，没错，也许他可以给一点钱，好吧。可是你一路下来，你让他到处给钱，像个——像个醉熏熏的水手什么的。”
我以为我会哭出来，但我说话的声音来得很低沉，控制得非常好。“伯尼，我可是问过你他还能做些什么的。我可是告诉过你我不知道他妈的他还会做些什么。如果你还想他做点什么别的，你早该说清楚。”
“可是，鲍勃，”他说，为了强调，他站了起来，他接下来说的话，我后来回忆，好似腓力斯人最后绝望而永恒的哭泣。“鲍勃，你才是那个有想象力的人！”
我也站了起来，这样我可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我知道我才是那个有想象力的人。我也知道我才二十二岁，可疲劳得像个老头，我知道工作就快丢了，孩子就快出生了，与妻子的关系有点紧张；现在纽约市里的每个出租车司机、每个不值一提的政客们的掮客、假冒号手都可以走进我家，企图偷走我的钱。
“十块钱，伯尼。”
他笑着做了个无助的手势。接着他望向厨房，琼在那里，虽然我是想盯着他的，可我的眼睛一定也跟着他看过去了，因为我记得她在做什么。她在拧一条洗碗巾，眼睛直盯着它。
“听着，鲍勃，”他说。“我不该说它什么也不是。你是对的！谁能说这样一篇六页半长的东西什么也不是呢？也许这里面有许多好东西，鲍勃。你想要你的十块钱；好的，没问题，你会得到你的十块钱的。我的要求是，先把这篇东西拿回去，好好改改，就这样。然后我们可以——”
“十块钱，伯尼。现在就给。”
他的笑容一下子没了生气，在他从钱夹里抽钞票，递给我时，笑容还僵在脸上，而我还来了场痛苦的表演，我仔细检查这张十美元的钞票，看看他妈的是不是真的是十美元。
“好吧，鲍勃，”他说。“那我们扯平了，对不？”
“没错。”
于是他走了，琼飞快地走到门边，开开门，大声叫道“晚安，伯尼。”
我觉得我听到他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停了一下，但我没听到他的诸如“晚安”之类的任何回应，所以我猜他可能转过身，朝她挥挥手，或者给她一个飞吻。接着从窗口我看到他从人行道上移过，钻进出租车，开走了。这过程中，我一直摆弄着那张钞票，折叠、摊开，再折叠、再摊开，我觉得手里握着的是我这一生中最不想要的东西。
房间里很静，只有我们两人走动的声音，厨房那块区域蒸汽弥漫、飘散着晚餐的迷人香味，我想我们两人都没胃口。“好了，”我说。“就那样。”
“真的有必要吗？”她询问道“对他那样不友好？”
这时候，她的这句话，仿佛是她说过的话中最不忠诚的一句，最不体谅的一句。“对他不友好！对他不友好！如果你不介意，请告诉我，我他妈该怎么做？我是不是该“友好地”坐在这里，而让某个低级撒谎的吸血鬼般的出租车司机走进来，把我的血吸干？这就是你想要的？啊？这就是你想要的？”
此时她做了这种时刻常做的动作，有时候我想我情愿牺牲生命中的任何东西，也不要再看见这个动作：她转过身，背对着我，闭上眼睛，双手捂住耳朵。 这之后不到一周，助理财经编辑的手终于落在我的肩上，正好是我写到国内公司债券交投略微活跃这一段的中间。
离圣诞节还有一段时间时，我又找到一份工作，在第五大道的杂货店里当机械玩具的演示员，好歹可以让我们熬过一段日子。我觉得就是在杂货店的日子里——可能是在给用锡和棉花做的小猫上好发条，小猫就会“喵！”的一声滚过去“喵！”的一声又滚过来“喵！”的一声滚过去——不管怎样，就是在那里的某个时候，我放弃了脑子里残留的一点要按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模式建造自己生活的想法。某种建筑计划已明明白白不可能了。
新年后，我找了几份白痴活干；接着，四月时，像春天总是突如其来，并给人带来惊喜一样，我被一家企业的公关部门聘为文案，薪水八十美元一周，在那里我在做些什么根本不重要，因为那儿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这份活相当轻松，每天我可以节省大量精力作自己的事，我的写作突然变得顺利起来。海明威确实已被我抛弃，我转到f•司考特•菲茨杰拉德模式上来；那么，最起码，我已开始寻找代表自己风格的东西。冬天过去了，我和琼之间的关系缓和了些，初夏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
她打乱了我一、两个月的写作计划，但不久我又回到写作上，确信我越写越好：我开始推平土地，挖地基，为一篇雄心勃勃的悲剧长篇做好铺垫。我一直没有写完这本书——我现在想起来，它是我一系列未完成的小说中的第一部——但在早年那些岁月里，它是令我着魔的作品，进展缓慢似乎只是为了它写完后更加优秀。每天晚上我花在屏风后面写作的时间越来越多，只有在房间里踱步时才会露露面，踱步时满脑子都是宁静神圣的白日梦。那年年底，又是一个秋天到了。有天晚上，琼出去看电影，我在家里照顾孩子。电话响了，我从屏风后走出来，拿起电话，听道：“鲍勃•普林提斯吗？我是伯尼•西维尔。”
我不想假装我已忘了他是谁，可也并没能马上就想起我曾经为他工作过——我曾经卷入过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可怜妄想里。我停了一下，就是说这让我略有迟疑，接着腼腆地张嘴朝着电话听筒笑了，我飞快地低下头，用没握听筒的那只手理了理头发，这是位高责重的羞涩表示——同时我心里默默地发誓，这次无论伯尼•西维尔想要我做什么，我一定不怕麻烦，尽量不伤害他的感情。我记得那时我多么希望琼也在家，这样她看得见我对他有多和善。
但电话里首先询问的是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太好了！她长得像谁？哦，当然，自然啦，他们在这个阶段还看不太出像谁。当爸爸的感觉如何？啊哈？感觉很好？好极了！接着，他开始用一种异常正式，低沉的语调说“您太太还好吗？”那感觉仿佛是一个解雇多年的仆人在询问这所房子的女主人。
在他的家里，她曾经是“琼”、“琼妮”和“甜心”我怎么也不相信他已忘了琼的名字；唯一的猜想便是那晚他没听到她追出来向楼梯上的他道晚安——也许，他只记得她手里拿着洗碗巾站在那里的样子，可能埋怨她，认为是琼怂恿我硬要那十美元的。但是我现在只能告诉他，她很好。“你们怎么样，伯尼？”
“嗯，”他说“我还好，”说到这里，他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异常严肃，像在病房里召开会议。“可就在几个月前，我差点失去了罗丝。”
噢，不过现在好了。他安慰我说，她现在好多了，也出院回家了，现在感觉还好；但当他开始谈起“化检”和“化疗”时，冥冥之中无法说出口的癌症浮现出来，我有种可怕的死亡之感。
“哦，伯尼，”我说“她生病真是太让人难过了，请一定要向她转达我们的——”
转达什么呢？问候？祝愿？无论是哪一种，我突然觉得，都带有一种无法原谅的纡尊降贵的姿态。“转达我们的爱，”我说。可话刚出口，我便恐惧得咬到自己的舌头，我恐怕这听上去是最最居高临下的措辞了。
“我会的！我会的！我当然会转达的，鲍勃，”他说，所以我很高兴我那样说了。“噢，别担心，我不会谈政治。是这么回事。我现在找了一个真有才华的小伙子为我工作了，鲍勃。这个小伙子是个艺术家。”
我的天啊，作家的心是多么讨厌、多么复杂！你们知道当我听他这么说时心里做何想吗？我感到一阵嫉妒刺痛。“艺术家？”他是吗？我要给他们看看在这个小小的写作事业上谁才是该死的艺术家。
可是伯尼马上又谈起了“草图”和“布局”这样我才收回我那一争高下之心，原有的置身事外之感又占了上风，心里踏实好多，实在让人啼笑皆非。这真是一种解脱！
“哦，艺术家，你是说，他是个连环漫画艺术家。”
“是的。鲍勃，你该看看那小伙子画的画。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他让我看起来跟我自己一模一样，可又有点像威德•曼莱。你看过这些连环画吗？”
“听上去很不错，伯尼。”现在这置身事外之感又来了，我看得出我得小心，防备着点。也许他不再需要什么故事——现在他可能有一整壁橱的草稿供艺术家创作——但他仍然需要一个作家“写对话和情节”不管怎么说好，他需要一个作家把艺术家画的汽球对话框里话填满，我只得尽量柔和、尽可能得体地告诉他，我不可能再干了。
“鲍勃，”他说“这可是真正的建筑。科罗夫博士看了一次这些连环画，他对我说，‘伯尼，把杂志那事忘了吧，把书也忘了吧。你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
“嗯。听上去很不错，伯尼。”
“鲍勃，这便是我打电话给你的原因。我知道你在合众国际的工作很忙，但我还想也许你可以花点时间做一些——”
“我没有在合众国际工作了，伯尼。”我告诉他现在这份宣传工作。
“好啊，”他说。“听起来你真的飞黄腾达了，鲍勃。恭喜你。”
“谢谢。不管怎么说，伯尼，问题是我现在真没时间为你写东西了。我是说当然我很愿意，不是说我不；只是因为宝宝占去了大部分时间，我还有自己的活要干——我现在在写一部小说，你知道——我真的觉得最好还是不再接别的活了。”
“噢。好吧，那么，鲍勃；别担心。我只是说，你知道，在这件事上如果我们用上你的——你明白，你的写作天分，我的意思是我们将会取得突破。”
“我也很抱歉，伯尼，可我真的祝你好运。” 我发誓，你们可能到现在也猜不出他打电话的原因，我在跟他道别一个小时后才突然想到：这次伯尼根本就没想让我帮他写东西。只是他以为我还在合众国际工作，因此以为我跟这个辛迪加连环画企业的核心部门关系密切。
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我想到这个时我在做什么。我在给宝宝换尿布，我低头看着她圆圆美丽的眼睛，好像我盼望着她祝贺我，或感谢我，因为我又一次成功做到没有让安全别针碰到她柔嫩的皮肤，——我想起他说话时的方式时，正在给宝宝换尿布。他说“我们用得着你的——”时停顿了一下。
无论这个精心设计的建筑计划是否取决于“你在合众国际的关系”在这个停顿时，他一定放弃了这个建筑计划（他不知道我被解雇了；他以为我可能在报纸行业上还有稳固的联系，就像以为科罗夫博士在心理学领域或威德•曼莱在电影事业上有所成就一样），他只好说“用得着你的写作才能”我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尽量不伤害伯尼的感情，其实，最后，是伯尼努力避免伤害到我。
老实说，这么多年来我很少想起他。如果告诉你们我每次坐进出租车里都要凑近去看看司机后脑勺和侧面，这倒是神来之笔，可这不是真的。但有件事是真的，只不过我才意识到，为写封微妙的私人信件，我绞尽脑汁想一个恰当措词时，我想起来：“今天我没时间给你写封短信，所以我还是给你写封长的吧。”
无论我在说祝他连环画好运时是否真心，我觉得在那一小时后我就是真心真意的了。现在我衷心祝他好运，好笑的是，不管有无联系，他可能还是能把这些建成个什么东西。在美国比这傻得多的都建成了庞然大物。无论如何，我希望他没有对此丧失兴趣，采取什么形式都好；但我最希望的是，天啊——这次我不是发誓——我希望，不论老天爷什么样，千万别让他失去罗丝。
全部读完这篇文章后，我明白它建得还不好。它的横梁与托架，它的墙体有点不均衡，需要修缮，感觉地基有点脆弱，可能一开始我就没能挖出一个正确的坑。但现在担心这些也没用了，因为是时候给它封顶了——向你们交待其他建筑工人的情况。
所有人都知道威德•曼莱后来怎么样。几年后他意外死在床上，死于一个并非他妻子的年轻女人的床上，这事足够刺激，够小报们忙上好几周的。你也能在电视上看到他演的老电影，每次看到这样的电影，我都会吃惊，他是个好演员——太出色了，我猜，正因如此他无法扮演一个不谙世事，心胸跟开阔出租车司机这样的角色。
至于科罗夫博士，有个时候人人也都知道他在干什么。那正好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每家电视台都建立并开展了大规模的广告战役。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一条声明，标明为、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亚力山大•科罗夫博士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家里没有电视机的青少年可能在成长时情感缺失。所有其他儿心理学家、所有能言善变的自由主义者、几乎所有的美国父母都对他口诛笔伐，当他们提到他时，不再有什么可怕的著名之类的说法了。从那时起，我可以说，随便哪一周纽约时报为了一个纽博尔德•莫里斯能给你六个亚力山大•科罗夫。
接着该讲讲我和琼的故事，这是我给你们的烟囱了。我只得告诉你们她和我所建的东西倒塌了，早在几年前就塌了。噢，我们现在还很友好——不会再有抚养费、监护权的法律之战，或那之类的事情——就到这里。
那窗户在哪里？光线从哪里进来？
伯尼，老朋友，原谅我吧，我还没找到这个答案。我不敢肯定这间房子里有没有窗户。也许光线打算从建筑工人马虎粗糙的手艺留下的那些缝隙、裂缝中钻进来，如果是这样，你们可以确信没人比我感觉更糟。老天爷知道，伯尼；老天爷知道，这儿总有个什么地方会有窗户的，一扇我们大家的窗户。
（原载译文2007年第6期）
了，伯尼很爱这个故事。而且，他在电话里说，他妻子罗丝也喜欢这故事。
“鲍勃，我想起来，我打电话还有一件事；罗丝要我问问你，晚上你和你太太能不能到我家来小聚一下。没什么特别的，只有我们四个，喝点东西，聊聊天而已。你们愿意来吗？”
“哦，你们真是太好了，伯尼，我们当然愿意。只不过太突然了，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安排——等等。”我捂住话筒，与琼紧急商量了一下，希望她给我提供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
可是她想去，她想就那个晚上去，所以我们四人就凑在一起了。
“哦，好啊，”当我挂上电话，她说道。“我很高兴我们要去。他们听上去真是好人。”
“好了，你看。”我用食指指着她的脸。“如果你打算坐在那里，让他们都觉得自己在做‘好人’，那我们就不去了。我可不想花什么晚上的时间充当慷慨大方的女慈善家的丈夫，坐在低等人中间，就这么说好了。如果你想把这事变成什么本丁顿姑娘们为仆人们准备的花园派对，你还是立即忘了这事吧。你听到了吗？”
接着，她问我想不想知道一件事，不等发现我想不想，她就告诉我了。她对我说，我是她这一生中遇到过的最大的势利鬼、最大的恶棍、最彻头彻尾、大嗓门的怪物。
一事接一事；我们坐地铁去与西尔维夫妇小聚时，我们俩几乎没有任何交谈。我无法告诉你后来我发现西尔维夫妇自己喝姜汁汽水，却为他们的客人准备了一瓶黑麦威士忌时，我有多么感激。
伯尼的妻子是个风风火火的女人，穿着细高跟鞋，束着腰带，头上别着发卡，她那电话公司接线员的标准声音优雅得体，但却冷冰冰的（“你好，真高兴认识你们；请进；请坐；伯尼，帮帮她，她的外套脱不下来”）；天知道是谁开的头，也不知道为什么，但那晚上从让人不快的政治讨论开始。琼和我对杜鲁门、华莱士的意见不一，所以那年我们压根就没投票；西尔维夫妇都是杜威的信徒。更糟糕的是，由于从感情上说我俩是温和的自由派，罗丝为了寻找共同点，特意说了一个又一个的悲惨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关于布朗克斯区有色人种、波多黎各人残忍而凶狠的侵犯，都有刻意描绘的令人不寒而栗之处。
但没过多久情况就好转了。首先他们都很喜欢琼——我得承认我还没遇到过谁不喜欢她的——其次，谈话一会儿就转到他们认识威德•曼莱这不可思议的事上来了。这又引起了一系列骄傲的回忆。“伯尼从没从他那里拿过什么，可是别担心，”罗丝向我们保证。“伯尼，告诉他们那次他在这里，你要他坐下，闭嘴，你是怎么做的。他真的那样做了！真的！他就那样朝他胸口推了一把——朝这个电影明星！他说，‘啊，给我坐下，闭嘴，曼莱。我们知道你是谁！’告诉他们呀，伯尼。”
伯尼呢，快活得直不起腰来，站起来重演那场景。“噢，你知道，我们就坐在那里说笑着，”他说“但不管怎样，我真那样做了。我就像那样推了他一把，我说，‘啊，给我坐下，闭嘴，曼莱。我们知道你是谁！’”
“他做了！老天知道！把他推到那边那把椅子上！威德•曼莱！”
没多久，我和伯尼坐到一边，喝着兑水的饮料，开始了男人间的聊天。罗丝和琼则舒服地窝在双人沙发上，罗丝狡狯地看着我。“我不想让你你丈夫自我膨胀，琼妮，但你知道科罗夫博士跟伯尼说什么吗？伯尼，我能告诉她吗？”
“当然，告诉她！告诉她！”伯尼一手挥着姜汁酒瓶，另一只手抓着威士忌酒瓶，意思是今晚一切秘密都可公之于众。
“好吧，”她说。“科罗夫博士说丈夫是伯尼遇到的最棒的作家。”
后来，我和伯尼挪到双人沙发上，女士们到壁橱那边去了，我开始意识到罗丝也是个建筑工。也许她没有亲手建这个壁橱，可买这个几百美元的壁橱得分期付款，在内心说服自己自己所付出的努力显然她自己做一个还多。那样的一件家具可是对未来的一项投资；现在，她一边跟琼说话，一边小心抚弄它，这里擦擦那里抹抹。我敢发誓，我知道她脑子里正在琢磨以后的一场聚会。不用说琼和我也会置身其中，（“这是罗伯特•普林提斯先生，我丈夫的助手，普林提斯先生”），其余客人的名单也可以提前确定：威德•曼莱和他妻子，当然，还有他们精心挑选的好莱坞朋友；沃特•温彻尔也会在那里，还有厄尔•威尔逊和图茨•绍尔及他们那群人；但更重要的是，还有那些雅士们，如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夫妇，以及他们这圈子里某些人可能会出席。像莱昂内尔•特里林们、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们、杭丁顿•哈特福们和莱斯里•r•格罗夫斯们那样的人——如果纽博尔德•莫里斯先生夫人那样的人想来，你可以肯定他们为了获得邀请得玩多少花招。
琼后来也承认那天晚上西尔维家里有点闷热；我现在说这个是为我自己后来做的事找个像样的借口——1948年时我很容易喝醉，现在好多了，相信我——我喝得酩酊大醉。不久我不但是唯一一个大吼大叫的人，而且也是房间内唯一说话的人；看在老天的份上，那时我正在给他们解释说我们四个都是百万富翁。
难道我们没有跳舞吗？噢，我们一直把莱昂内尔•特里林打得团团转，把他推到房间里的每一把椅子里——“还有你，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你这狂妄，伪善的老傻瓜！你的钱到哪去了？为什么不拿点钱出来看看？”
伯尼咯咯直笑，看上去有点瞌睡了，琼因为我感到十分难为情，罗丝在一旁冷冷笑着，绝对理解丈夫们有时会有多烦人。我们站在过道上，每人至少往身上套了半打衣服，我又看到那张号手照片，心里想自己敢不敢把那烫手的问题提出来。可是这次我不敢肯定哪个答案让我更害怕：伯尼可能说“就是照张相而已，”他也可能会说“那当然是我！”然后走到衣橱或壁橱那里，翻腾一阵，找出那把生锈的军号，我们四个只能又走回去坐下，伯尼并拢双脚脚跟，绷直身体，为我们吹出纯洁忧伤的音乐。 那时是十月。我记不清那年秋天到底写了多少篇署名“作者伯尼•西维尔”的故事。我记得写了个充满喜剧色彩的故事。有位胖胖的乘客，想更好地看街景风光，从出租车的天窗里探出身子，结果腰给卡住了。还有个很严肃的故事，伯尼就种族宽容长篇阔论了一番（我一想起在布朗克斯区棕色人种数量增加这个问题上他与罗丝总是夫唱妇随，多少有点酸溜溜的）；我记得那段日子，只要提到他，我和琼就会吵嘴。
比如，琼说我们真的应该回请一下他们，我对她说别犯傻了。我说我敢打赌他们不会指望我们回请的，她问“为什么？”我干脆不耐烦地简单说，我们之间层次上的差别无法逾越，假装西维尔夫妇能真正成为我们的朋友，或假装他们真的想与我们交朋友都是徒劳。
还有一次，一个无聊之极的傍晚，我们去婚前最喜爱的餐馆吃饭，几乎有一个小时我们竟找不到可说的话题，琼努力想让对话继续下去，于是举起葡萄酒杯，十分地隔着餐桌靠向我。“为伯尼这次把你的小说卖给读者文摘干杯。”
“是啊，”我说。“没错，这可是件大买卖。”
“噢，别那么粗鲁。你明知道总有一天会成真的。我们就会挣上一大笔钱，去欧洲，想干什么什么。”
“你开什么玩笑？”她的话突然让我很恼火，任何一个二十世纪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慧姑娘怎能如此容易上当受骗，这样一个女孩竟然是我妻子，我竟然同这种头脑简单、无知的人生活了这么多年，还将继续生活下去，这情形，在那一刻似乎有点难以接受。“你怎么就不能长大一点呢？你不会真的以为他有机会卖掉那堆垃圾吧，你会吗？”我看她的眼神一定与那晚上伯尼看我的眼神有点像，那晚上他问我不会真的以为是二十五美元一次吧。他也说“你会吗？”
“是的，我会，”她说，把手里酒杯放下。“至少，我相信。我以为你也相信。不然，继续为他干活不是有点可笑、有点虚伪吗，是不是？”回家的路上她没有再同我说话。
我想，真正的麻烦在于我们那时被两件更为严肃的事情纠缠住了。一是我们刚刚发现琼怀孕了，另一件事是我在合众国际的工作像偿债基金债券一样岌岌可危。
我在财经新闻科上班成了缓慢的折磨，等着上司慢慢发现原来我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一无所知；无论现在我如何可怜地想要学习本应掌握的知识，现在再虚心求教也晚得太可笑了。我整天弓着腰趴在咔嗒作响的打字机上，腰弯得越来越低，担心被炒而冷汗直流——助理财经主编的手和蔼而伤感地搭在我肩上（“我能跟你简单谈几句吗，鲍勃？”）——每天这事儿没发生对我来说就是种可卑的胜利。
十二月初的一天，我从地铁出来往家走，像个七十岁的老头拖着自己的身子朝西十二街走下去。我发现一辆出租车像蜗牛般在我身边慢慢爬行，跟着我走了一个街区。这是辆绿白相间的车，档风玻璃后我看到一张巨大的笑脸。
“鲍勃！怎么回事，鲍勃？看你失魂落魄的，你住这儿吗？”
他把车停在路边，走出来，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穿工作制色小塑料桶浸服的样子：一顶棒球长舌帽，开胸套头衫，腰上挂着个圆筒零钱包；我们握手时，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指尖因一天到晚收钱找钱变得灰亮灰亮的。走近看，不管他笑不笑，看上去跟我一样疲惫不堪。
“请进，伯尼。”看到破破烂烂门口、肮脏的楼道，刷着白灰、贴着海报的墙壁，简陋的大单间，租金可能还不及他和罗丝在非中心区房屋租金的一半，这让他有点吃惊。我记得让他发现我家如此简陋反令我有一种波希米亚式的骄傲；我猜我有种自命不凡的想法，这不会伤害到伯尼，却能让他明白人们会贫穷与聪明兼而有之。
我们可没能力为他端上姜汁汽水，他说一杯白水就好，因此这算不上什么正式的社交场合。后来让我不安的是，我记得他和琼之间是多么拘谨——我觉得整个拜访期间他都没正眼看过一下琼——我在想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回请他们。有些事情大家总觉得不该是丈夫的错，但如果真是丈夫错了，妻子十有八绿细直纹短袖九要背黑锅，这是为什么呢？也许伯尼只是觉得穿着出租车司机的制色小塑料桶浸服出现在她面前很不好意思，在我面前还好一点。也许他从来没想到这样一个美丽、有教养的姑娘会住在如此凄惨的环境里，因而局促不安。
“我告诉你我今天来你这干什么，鲍勃。我想尝试一个新角度。”他说话时，我从他眼睛而不是话语里，看到我们这个长期建筑计划可能出了什么大问题。也许科罗夫博士出版界的朋友最终说了实话，我们那些可怜故事出版希望渺茫；也许科罗夫博士自己变得脾气暴躁；也许从威德•曼莱那里传来的消息令人沮丧，或者更令人受打击的是从威德•曼莱的经纪人那里传来的消息。或者仅仅是伯尼自己每天在那般劳累后一杯白水根本解不了乏，他十分疲劳，不管怎样，他想换个新角度。
我可曾听说过文森特•j•波勒第？不过他说这个名字时好像很有把握我不会大吃一惊，他立即就告诉我以下信息：文森特•j•波勒第是来自伯尼自己所住的布朗克斯区的州民细直纹短袖我主党议员。
“这个人，”他说“是个不辞辛苦帮助别人的人。相信我，鲍勃，他可不是你那些低级竞选人。他真正是个人民公绿细直纹短袖仆。而且，他新加入民细直纹短袖我主党，打算竞选下一届国会议员。我的想法是这样的，鲍勃。我们来拍张我的照片——我有个朋友会无偿做这个的——我们从出租车后座上拍，我手握方向盘扭过头来，脸带微笑的样子，像这样，明白吗？”他满脸笑容，转过身子，展示给我看照片应该像什么样子。“然后我们把这张相片印在小册子的封面上。标题就叫”——这时他手在空中比划着黑体字母——“小册子的标题就叫‘来自伯尼。’行不？好。在小册子里面我们有个故事——跟你写的那些故事没什么两样，只是有点小区别。这次我要讲一个故事，说明为什么文森特•j•波勒第是我们需要的国会议员。我不是说一堆政治言阳台对角绷着论，鲍勃。我的意思是真实的小故事。”
“伯尼，我不明白这有什么用。你不能编一个故事，来说明为什么有人是我们需要的国会议员。”
“谁说不能？”
“不管怎样，我以为你和罗丝都是共和党人。”
“从整个国家来说，我们是共和党人，但具体到地方，我们不是。”
“好吧，见鬼，伯尼，我们刚搞完选举。两年内不会再有别的选举了。”
但是他只是拍拍他的头，做了个遥远的手势，意思是在政治上，一个人得有点远见。
琼在房间那头的厨房区域，洗早餐的碗碟，准备做晚饭，我望着她向她求救，但她转过身去。
“听上去不合适，伯尼。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那又怎么样？懂？这种东西，谁又懂？你懂开出租车吗？”
不懂；我也一点不懂什么华尔街——华尔街，什么鬼街！——但那是另外一个让人沮丧的小故事。“我不知道，伯尼；现在一切都不确定。目前我还是什么活也不接的好。我是说我最近可能会——”但是我无法亲口说出我在合众国际社的工作有麻烦，我只好说“首先琼有了孩子，每件事都——”
“哇！好啊，那不是太棒了吗！”他腾地站起来，握着我的手。“那—不是—太棒了！祝贺你，鲍勃，我想这是——我想这真是太美好了。祝贺你，琼妮！”我那时觉得这种反应有点过头了，不过也许这种消息很容易打动人到中年膝下无子的男人。
“噢，听着，鲍勃，”当我们重新坐下时，他说。“这个波勒第的事情对你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我告诉你吧。既然这事只有一次，也不会有什么版权，我们就不是五块而是十块钱。这买卖怎么样？”
“好吧，但是等等，伯尼。我要更多的材料。我意思是这家伙为人们做了些什么好事？”
我马上就看出来，原来伯尼对波勒第的了解也不会比我多多少。他是个真正的人民公绿细直纹短袖仆，仅此而已；他牺牲自己帮助别人。“噢，鲍勃，听着。这有什么不同？你的想象力跑哪去了？以前你从不需要什么帮助。听着。你只是告诉我，马上给我一个主题。我一直在开车；在妇产科医院门前，两个家伙朝我挥手，一个年轻的退伍军人和他的妻子。他们的小鸡仔刚刚出生，才三天大，他们快活得像云雀。唯一的麻烦在于，这个小伙子没有工作，什么都没有。他们刚搬到这里，什么人也不认识，也许他们是波多黎各人或其他什么人。他们的房子只租了一个礼拜，就这样。他们身无分文。所以我带他们回家，他们就住在我家附近，我们一路聊天，我说，‘听着，伙计们。我想带你们去见我的一个朋友。’”
“文森特•j•波勒第议员。”
“当然。只是我没告诉他们他的名字。我只是说‘我的一个朋友。’当我们到他那里，我走进去，告诉波勒第这事情，他走出来，跟他们聊了几句，给了他们一些钱什么的。明白吗？我刚才差不多说了你故事的一大部分了。”
“嘿，等一等，伯尼。”我站起来，夸张地在房间里踱着步，这是好莱坞电影里人们开会时才有的样子。“等一会。在他给他们钱后，他钻进你的出租车，你把他载到大广场车站，那两个波多黎各人站在街边，对望着，那个姑娘说，‘刚才那个男人是谁？’小伙子看上去很严肃，他说，‘亲爱的，难道你不知道？难道你没发现他带着面具吗？’她说，‘哦，不，不可能是那个——’而他说，‘是的，是的，就是他。亲爱的，就是那个独立国会议员。’听着！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吗？听着！他们听到街区那边传来这个声音，你知道那声音在喊什么吗？”我单膝哆嗦着跪地，抖出了这个故事的包袱“那声音在喊着‘嘿，你，伯尼•西维尔——滚开！’”
写出来似乎不太好笑，但那时几乎把我笑死了。我哈哈大笑了至少一分钟，直笑得我剧烈咳嗽，琼只好过来帮我拍背；慢慢地，我缓过来后，我才发现伯尼根本没笑。在我这通发作中，他一脸茫然，礼貌性地打了几个哈哈。这时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本来镇静的脸羞得一块红一块白。我伤害了他的感情。我记得我恨他如此容易受伤害，我恨琼又走回厨房，不帮我摆脱这尴尬局面，我也记得我开始觉得很内疚很抱歉了，好长一段时间房间里死一般寂静，最后我决定接受这份活，这是唯一体面的出路。果然，在我告诉他我决定试试时，他马上高兴起来。
“我是说你不一定得用这个波多黎各人的故事，”他让我放心。“那只是一个想法而已。或者你可以那种方式开头，再写点别的事情，越多越好。你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写出来就好了。”
站在门口，又是握手（我们好像一下午都在握手），我说“就是说，这个故事十元，对吗，伯尼？”
“对，鲍勃。”
“你真的觉得你该告诉他你会这么做吗？”他刚走琼就问我。
“为什么不？”
“好吧，因为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不是吗？”
“瞧，能不能行行好，别再啰里啰嗦？”
她两手叉腰。“我搞不懂你，鲍勃。你为什么说你会写这个故事。”
“你为什么这么想？因为我们需要那十块钱，这就是为什么。”
最后我建造了——噢，建造，所谓的建造。我花了一页、两页、三页写这架老机器，我写这个狗娘养的。我确实是从那几个波多黎各人开始的，但不知为什么我用不了几页就搞定了他们；然后我只好为文森特•j•波勒第找其他法子来证明他无与伦比的善良。
当一个公务员真的想尽各种法子帮助人们时，他会怎么做呢？给他们钱，他就是那样做的；不久我笔下的波勒第给出去很多钱，多得他都数不清了。现在情况成了这样：在布朗克斯区，不管是谁，只要有点拮据，他只要钻进伯尼•西维尔的出租车，说一句“去波勒第家，”他们的麻烦就解决了。最糟糕的是我无情地确信，我尽我所能地写了。
琼没有看这篇文章，我写完时她已睡了，我直接把它塞进信封，寄了出去。大约有一周时间——伯尼那边没有传来片言只语——或者说在我们两人之间没有任何消息。接着，和他上次来访的时间一样，在一个烦躁劳累的傍晚，我家的门铃响了。我打开门，看见他笑着站在门口，套头衫上洒着几点雨水，就知道麻烦来了。我知道我可没打算听任何废话。
“鲍勃，”他说着坐下来“我讨厌这么说，但这次我对你很失望。”他从衣服里抽出卷起来的那份手稿。“这东西——鲍勃，这什么都不是。”
“它有六页半。那可不是什么都没有，伯尼。”
“鲍勃，请不要给我六页半纸。我知道这里有六页半，但它什么都不是。你把这人写成了傻瓜，鲍勃。你让他一直不停地给钱给钱。”
“你告诉我他给钱的，伯尼。”
“关于那些波多黎各人，是我说的，没错，也许他可以给一点钱，好吧。可是你一路下来，你让他到处给钱，像个——像个醉熏熏的水手什么的。”
我以为我会哭出来，但我说话的声音来得很低沉，控制得非常好。“伯尼，我可是问过你他还能做些什么的。我可是告诉过你我不知道他妈的他还会做些什么。如果你还想他做点什么别的，你早该说清楚。”
“可是，鲍勃，”他说，为了强调，他站了起来，他接下来说的话，我后来回忆，好似腓力斯人最后绝望而永恒的哭泣。“鲍勃，你才是那个有想象力的人！”
我也站了起来，这样我可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我知道我才是那个有想象力的人。我也知道我才二十二岁，可疲劳得像个老头，我知道工作就快丢了，孩子就快出生了，与妻子的关系有点紧张；现在纽约市里的每个出租车司机、每个不值一提的政客们的掮客、假冒号手都可以走进我家，企图偷走我的钱。
“十块钱，伯尼。”
他笑着做了个无助的手势。接着他望向厨房，琼在那里，虽然我是想盯着他的，可我的眼睛一定也跟着他看过去了，因为我记得她在做什么。她在拧一条洗碗巾，眼睛直盯着它。
“听着，鲍勃，”他说。“我不该说它什么也不是。你是对的！谁能说这样一篇六页半长的东西什么也不是呢？也许这里面有许多好东西，鲍勃。你想要你的十块钱；好的，没问题，你会得到你的十块钱的。我的要求是，先把这篇东西拿回去，好好改改，就这样。然后我们可以——”
“十块钱，伯尼。现在就给。”
他的笑容一下子没了生气，在他从钱夹里抽钞票，递给我时，笑容还僵在脸上，而我还来了场痛苦的表演，我仔细检查这张十美元的钞票，看看他妈的是不是真的是十美元。
“好吧，鲍勃，”他说。“那我们扯平了，对不？”
“没错。”
于是他走了，琼飞快地走到门边，开开门，大声叫道“晚安，伯尼。”
我觉得我听到他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停了一下，但我没听到他的诸如“晚安”之类的任何回应，所以我猜他可能转过身，朝她挥挥手，或者给她一个飞吻。接着从窗口我看到他从人行道上移过，钻进出租车，开走了。这过程中，我一直摆弄着那张钞票，折叠、摊开，再折叠、再摊开，我觉得手里握着的是我这一生中最不想要的东西。
房间里很静，只有我们两人走动的声音，厨房那块区域蒸汽弥漫、飘散着晚餐的迷人香味，我想我们两人都没胃口。“好了，”我说。“就那样。”
“真的有必要吗？”她询问道“对他那样不友好？”
这时候，她的这句话，仿佛是她说过的话中最不忠诚的一句，最不体谅的一句。“对他不友好！对他不友好！如果你不介意，请告诉我，我他妈该怎么做？我是不是该“友好地”坐在这里，而让某个低级撒谎的吸血鬼般的出租车司机走进来，把我的血吸干？这就是你想要的？啊？这就是你想要的？”
此时她做了这种时刻常做的动作，有时候我想我情愿牺牲生命中的任何东西，也不要再看见这个动作：她转过身，背对着我，闭上眼睛，双手捂住耳朵。 这之后不到一周，助理财经编辑的手终于落在我的肩上，正好是我写到国内公司债券交投略微活跃这一段的中间。
离圣诞节还有一段时间时，我又找到一份工作，在第五大道的杂货店里当机械玩具的演示员，好歹可以让我们熬过一段日子。我觉得就是在杂货店的日子里——可能是在给用锡和棉花做的小猫上好发条，小猫就会“喵！”的一声滚过去“喵！”的一声又滚过来“喵！”的一声滚过去——不管怎样，就是在那里的某个时候，我放弃了脑子里残留的一点要按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模式建造自己生活的想法。某种建筑计划已明明白白不可能了。
新年后，我找了几份白痴活干；接着，四月时，像春天总是突如其来，并给人带来惊喜一样，我被一家企业的公关部门聘为文案，薪水八十美元一周，在那里我在做些什么根本不重要，因为那儿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这份活相当轻松，每天我可以节省大量精力作自己的事，我的写作突然变得顺利起来。海明威确实已被我抛弃，我转到f•司考特•菲茨杰拉德模式上来；那么，最起码，我已开始寻找代表自己风格的东西。冬天过去了，我和琼之间的关系缓和了些，初夏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
她打乱了我一、两个月的写作计划，但不久我又回到写作上，确信我越写越好：我开始推平土地，挖地基，为一篇雄心勃勃的悲剧长篇做好铺垫。我一直没有写完这本书——我现在想起来，它是我一系列未完成的小说中的第一部——但在早年那些岁月里，它是令我着魔的作品，进展缓慢似乎只是为了它写完后更加优秀。每天晚上我花在屏风后面写作的时间越来越多，只有在房间里踱步时才会露露面，踱步时满脑子都是宁静神圣的白日梦。那年年底，又是一个秋天到了。有天晚上，琼出去看电影，我在家里照顾孩子。电话响了，我从屏风后走出来，拿起电话，听道：“鲍勃•普林提斯吗？我是伯尼•西维尔。”
我不想假装我已忘了他是谁，可也并没能马上就想起我曾经为他工作过——我曾经卷入过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可怜妄想里。我停了一下，就是说这让我略有迟疑，接着腼腆地张嘴朝着电话听筒笑了，我飞快地低下头，用没握听筒的那只手理了理头发，这是位高责重的羞涩表示——同时我心里默默地发誓，这次无论伯尼•西维尔想要我做什么，我一定不怕麻烦，尽量不伤害他的感情。我记得那时我多么希望琼也在家，这样她看得见我对他有多和善。
但电话里首先询问的是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太好了！她长得像谁？哦，当然，自然啦，他们在这个阶段还看不太出像谁。当爸爸的感觉如何？啊哈？感觉很好？好极了！接着，他开始用一种异常正式，低沉的语调说“您太太还好吗？”那感觉仿佛是一个解雇多年的仆人在询问这所房子的女主人。
在他的家里，她曾经是“琼”、“琼妮”和“甜心”我怎么也不相信他已忘了琼的名字；唯一的猜想便是那晚他没听到她追出来向楼梯上的他道晚安——也许，他只记得她手里拿着洗碗巾站在那里的样子，可能埋怨她，认为是琼怂恿我硬要那十美元的。但是我现在只能告诉他，她很好。“你们怎么样，伯尼？”
“嗯，”他说“我还好，”说到这里，他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异常严肃，像在病房里召开会议。“可就在几个月前，我差点失去了罗丝。”
噢，不过现在好了。他安慰我说，她现在好多了，也出院回家了，现在感觉还好；但当他开始谈起“化检”和“化疗”时，冥冥之中无法说出口的癌症浮现出来，我有种可怕的死亡之感。
“哦，伯尼，”我说“她生病真是太让人难过了，请一定要向她转达我们的——”
转达什么呢？问候？祝愿？无论是哪一种，我突然觉得，都带有一种无法原谅的纡尊降贵的姿态。“转达我们的爱，”我说。可话刚出口，我便恐惧得咬到自己的舌头，我恐怕这听上去是最最居高临下的措辞了。
“我会的！我会的！我当然会转达的，鲍勃，”他说，所以我很高兴我那样说了。“噢，别担心，我不会谈政治。是这么回事。我现在找了一个真有才华的小伙子为我工作了，鲍勃。这个小伙子是个艺术家。”
我的天啊，作家的心是多么讨厌、多么复杂！你们知道当我听他这么说时心里做何想吗？我感到一阵嫉妒刺痛。“艺术家？”他是吗？我要给他们看看在这个小小的写作事业上谁才是该死的艺术家。
可是伯尼马上又谈起了“草图”和“布局”这样我才收回我那一争高下之心，原有的置身事外之感又占了上风，心里踏实好多，实在让人啼笑皆非。这真是一种解脱！
“哦，艺术家，你是说，他是个连环漫画艺术家。”
“是的。鲍勃，你该看看那小伙子画的画。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他让我看起来跟我自己一模一样，可又有点像威德•曼莱。你看过这些连环画吗？”
“听上去很不错，伯尼。”现在这置身事外之感又来了，我看得出我得小心，防备着点。也许他不再需要什么故事——现在他可能有一整壁橱的草稿供艺术家创作——但他仍然需要一个作家“写对话和情节”不管怎么说好，他需要一个作家把艺术家画的汽球对话框里话填满，我只得尽量柔和、尽可能得体地告诉他，我不可能再干了。
“鲍勃，”他说“这可是真正的建筑。科罗夫博士看了一次这些连环画，他对我说，‘伯尼，把杂志那事忘了吧，把书也忘了吧。你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
“嗯。听上去很不错，伯尼。”
“鲍勃，这便是我打电话给你的原因。我知道你在合众国际的工作很忙，但我还想也许你可以花点时间做一些——”
“我没有在合众国际工作了，伯尼。”我告诉他现在这份宣传工作。
“好啊，”他说。“听起来你真的飞黄腾达了，鲍勃。恭喜你。”
“谢谢。不管怎么说，伯尼，问题是我现在真没时间为你写东西了。我是说当然我很愿意，不是说我不；只是因为宝宝占去了大部分时间，我还有自己的活要干——我现在在写一部小说，你知道——我真的觉得最好还是不再接别的活了。”
“噢。好吧，那么，鲍勃；别担心。我只是说，你知道，在这件事上如果我们用上你的——你明白，你的写作天分，我的意思是我们将会取得突破。”
“我也很抱歉，伯尼，可我真的祝你好运。” 我发誓，你们可能到现在也猜不出他打电话的原因，我在跟他道别一个小时后才突然想到：这次伯尼根本就没想让我帮他写东西。只是他以为我还在合众国际工作，因此以为我跟这个辛迪加连环画企业的核心部门关系密切。
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我想到这个时我在做什么。我在给宝宝换尿布，我低头看着她圆圆美丽的眼睛，好像我盼望着她祝贺我，或感谢我，因为我又一次成功做到没有让安全别针碰到她柔嫩的皮肤，——我想起他说话时的方式时，正在给宝宝换尿布。他说“我们用得着你的——”时停顿了一下。
无论这个精心设计的建筑计划是否取决于“你在合众国际的关系”在这个停顿时，他一定放弃了这个建筑计划（他不知道我被解雇了；他以为我可能在报纸行业上还有稳固的联系，就像以为科罗夫博士在心理学领域或威德•曼莱在电影事业上有所成就一样），他只好说“用得着你的写作才能”我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尽量不伤害伯尼的感情，其实，最后，是伯尼努力避免伤害到我。
老实说，这么多年来我很少想起他。如果告诉你们我每次坐进出租车里都要凑近去看看司机后脑勺和侧面，这倒是神来之笔，可这不是真的。但有件事是真的，只不过我才意识到，为写封微妙的私人信件，我绞尽脑汁想一个恰当措词时，我想起来：“今天我没时间给你写封短信，所以我还是给你写封长的吧。”
无论我在说祝他连环画好运时是否真心，我觉得在那一小时后我就是真心真意的了。现在我衷心祝他好运，好笑的是，不管有无联系，他可能还是能把这些建成个什么东西。在美国比这傻得多的都建成了庞然大物。无论如何，我希望他没有对此丧失兴趣，采取什么形式都好；但我最希望的是，天啊——这次我不是发誓——我希望，不论老天爷什么样，千万别让他失去罗丝。
全部读完这篇文章后，我明白它建得还不好。它的横梁与托架，它的墙体有点不均衡，需要修缮，感觉地基有点脆弱，可能一开始我就没能挖出一个正确的坑。但现在担心这些也没用了，因为是时候给它封顶了——向你们交待其他建筑工人的情况。
所有人都知道威德•曼莱后来怎么样。几年后他意外死在床上，死于一个并非他妻子的年轻女人的床上，这事足够刺激，够小报们忙上好几周的。你也能在电视上看到他演的老电影，每次看到这样的电影，我都会吃惊，他是个好演员——太出色了，我猜，正因如此他无法扮演一个不谙世事，心胸跟开阔出租车司机这样的角色。
至于科罗夫博士，有个时候人人也都知道他在干什么。那正好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每家电视台都建立并开展了大规模的广告战役。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一条声明，标明为、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亚力山大•科罗夫博士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家里没有电视机的青少年可能在成长时情感缺失。所有其他儿心理学家、所有能言善变的自由主义者、几乎所有的美国父母都对他口诛笔伐，当他们提到他时，不再有什么可怕的著名之类的说法了。从那时起，我可以说，随便哪一周纽约时报为了一个纽博尔德•莫里斯能给你六个亚力山大•科罗夫。
接着该讲讲我和琼的故事，这是我给你们的烟囱了。我只得告诉你们她和我所建的东西倒塌了，早在几年前就塌了。噢，我们现在还很友好——不会再有抚养费、监护权的法律之战，或那之类的事情——就到这里。
那窗户在哪里？光线从哪里进来？
伯尼，老朋友，原谅我吧，我还没找到这个答案。我不敢肯定这间房子里有没有窗户。也许光线打算从建筑工人马虎粗糙的手艺留下的那些缝隙、裂缝中钻进来，如果是这样，你们可以确信没人比我感觉更糟。老天爷知道，伯尼；老天爷知道，这儿总有个什么地方会有窗户的，一扇我们大家的窗户。
（原载译文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