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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死去的友人跟自己更亲近。只要我俯视婴儿，他就永远用木然的眼睛盯着我。不多久，那茶色的眼睛里就有一股睡意袭来，宛若海啸引力一般难以抗拒。我甚至没有为他拿来一瓶牛奶，想就此蜷身躺下，昏睡过去。就在我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却有一种清晰的认识悄然而至：唯一的一个朋友把头涂得通红自缢而死，妻子又出人意料地突然醉倒，儿子则是个白痴！然而我，却不闭门户、不解领带，欲将触过尸体的不祥之躯躺进妻儿床间的窄空中昏然睡去。停止对所有事物的判断，在这一瞬间，我如同被大头针别住的昆虫，软弱、无力。我感到自己正被确实危险却又来路不明的东西侵蚀着。我战栗着睡去。而且翌日清晨，我已经无法将前一天夜里刚刚切实感受过的东西充分复原了，也就是说，那已构不成经验了。
去年夏季里的一天，我的友人在纽约的一家药店里遇见了我的弟弟。关于在美国的弟弟的生活，友人为我提供了一些信息。
弟弟鹰四，是作为学生剧团的成员之一赴美的。这个剧团隶属革新政党右翼妇女议员领导，是由参加了1960年6月政治行动的学生们自己组成的“转向剧”的剧团之一，他们演完一出名为我们自身的耻辱的忏悔剧之后，以悔过学运领袖的名义，为妨碍总统访日一事向美国市民谢罪。鹰四在告诉我他要加入剧团奔赴美国的时候，就说他打算一到美国，就只身一人立即逃离剧团，自由地旅行。然而，通过日本报界驻美特派员半是嘲讽半是羞辱地送来的有关我们自身的耻辱的报道，我注意到鹰四并未逃离剧团，而且接连参加了演出，我们自身的耻辱一剧，以华盛顿为起点，在波士顿、纽约等各大城市均有上演。我曾试图做一下推理，分析一下弟弟为什么会一改初衷、扮演一个悔过学运领袖的角色，但这却是远非我的想象力所能及的。于是我写信请求我那在纽约一所大学里携妻一同留学的友人去弟弟他们剧团看看。然而友人无法与剧团取得联系，所以他此番能遇见弟弟实属偶然。友人一进到百老汇的一家药店，就看见身材矮小的鹰四正倚着高高的柜台，聚精会神地喝着柠檬汁。友人从背后悄不做声地凑过去、冷丁抓住弟弟的肩膀的时候，弟弟猛一回身，就像弹起的弹簧，反倒把友人吓了一跳。鹰四一身污汗，脸色苍白，神情紧张，仿佛刚刚策划单枪匹马抢劫银行，正想腻了的时候遭到突然袭击了一样。
“呀！阿鹰！”友人认出他来。“我是从阿蜜的信里，知道你来美国了的。阿蜜好像一结婚就让新娘怀了孕了。”
“我也没结婚，也没让谁怀孕。”听鹰四的声音，好像他还没从惊惧中回过神来。
“哈哈！”友人大笑，仿佛听了绝妙的笑话。“下个礼拜我就回日本了，不给阿蜜捎个话儿？”
“你不是应该和夫人一起在哥伦比亚大学呆上几年吗？”
“事情有变哪！这回不是外伤了，是脑子里面出了问题了。虽说到不了住精神病院的地步，可也得进一般的疗养院住段时间。”
友人说完，看到鹰四脸上正有一种极大的耻辱感如墨水点一般蔓延开来，便感到似乎理解了鹰四刚才受到偷袭时突然痉挛的意味。心地善良的他不能不内心懊悔了。他刺痛了悔过的学运领袖的最柔弱的伤口。友人和鹰四陷入沉默，望着柜台对面货架上一排排摆得满满当当的广口瓶，那些广口瓶里装着内脏般甜腻鲜活的桃红色液体。他们两个人的影像映到瓶子歪扭的玻璃上，只要人身子一动，那桃红色的妖怪就夸张地摇摇摆摆，仿佛要唱出“美国！美国！”来。
那年6月，鹰四作为尚未悔过的学运领袖，参加过国会议事堂前的集会。那天夜半时分，友人也来到了这里。这与其说是出于他自身的政治意识，还不如说他是为了跟随他新婚妻子参加其所属的小型新剧团的示威而来。发生混乱时，友人因为要从武装警察的袭击下保护妻子而被警棍击中了头部。单就外科含义来讲，这并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裂伤，然而自从受了那晚的一击之后，友人的脑子里就仿佛出现了一个缺漏，隐蔽的躁狂抑郁症成了他的新个性。这种人肯定正是悔过学运领袖绝对不愿意见到的人。
友人对鹰四的沉默越发困惑不解，却又继续盯着桃红色的广口瓶，觉得自己的眼睛都要被困惑给烧化了，要变成同瓶中一样的桃红色粘液，湿淋淋地从头顶盖流将出来。友人眼前出现了这样的幻影：南欧血统、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及犹太血统的各色美国人把他们汗津津的赤裸的胳膊紧压在柜台上，自己那融化成桃红色的眼球啪嗒一声正落在这银色的柜台上，活像被倒进平底煎锅的鸡蛋，不可收拾无法挽回。在纽约的盛夏时节，在他身旁，鹰四正喷喷有声地把柠檬渣也吸进吸管，蹙着眉，揩掉额上的汗。
“要是有话跟阿蜜说”友人以此代替了告别的寒暄。
“就说，我要从一个剧团里逃出来，要是逃不成的话，也许会被强行遣返的，所以不管怎么着，我也不会再在那个剧团呆下去了。就这么说吧。”
什么时候往出逃啊？”
“今天，”鹰四决然说道。
在这种近乎狼狈的紧迫感当中，友人察觉到弟弟眼下正在药店等待着什么。弹簧般弹起来的弟弟所表现出来的惊愕的全部含义和突然沉默下去的含义，以及被他焦虑地啧啧吸进的柠檬渣的含义，都明确地相互牵连着，套成一个环，活灵活现地动了起来。弟弟的眼睛迟钝厚重，给人一种摔跤手的印象，友人正是从这双眼睛里时隐时现的感情起伏中，重新找到了对他傲慢的怜悯，这与源自冤家路窄的窘迫拘束完全不同，友人于是心情平静下来。
“这儿是不是来了个援助逃亡的秘密联络员？”友人半开玩笑地说道。
“说出真相吧。”鹰四也做开玩笑状，威胁似地应道。“那个药架隔断对面，药剂师正往小瓶里装胶囊吧？（友人学着弟弟的模样扭转过身去，确实看见背后摆满无数药瓶的货架对面有一个秃顶的男子，背朝他们，站在纽约盛夏那照片底版样的日荫里，一直专心致志地进行他那细致的操作。）那可是为我准备的药啊。是为我那发炎苦恼的的佩尼斯（yīn茎——译者注）准备的！那瓶药平安到手以后，我就能从我们自身的耻辱里逃出来，一个人出发啦！”
在他们那别人无法听懂的日语会话里，突然冒出“佩尼斯”这么个英语词儿来，友人感觉到镶嵌在他们谈话里的这个词着实令周围的美国人紧张了一番。他们身在异国，周围庞大的外部力量此时开始复苏了。
“那种药不是很容易弄到手的么？”友人说。为抵抗开始监视他们的外部力量，友人语气中带着略显一本正经的威严。
“要是走正规手续去医院的话吧，还行。”鹰四则对友人心理上的变化不理不睬“可有时候不能那么办，那可就麻烦了，在美国。我刚才交给药剂师的，是求旅馆医务室的护士给伪造的处方笺。要是这事儿露了陷儿，那个黑人小护士就得丢了饭碗，我也得被强制遣返。”
鹰四干嘛不走正常手续？他尿道的异常确是淋病，可也是他独自溜出宿舍和一个黑人娼妇发生关系以后才染上的。那是他到美国以后的第一个晚上的事，从年龄上讲，那黑人娼妇完全可以作他的母亲。这种事如果曝了光，统率他们剧团那个徐娘半老的女议员，准会把鹰四直接送回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日本去，这是明摆着的。而鹰四，老是担心自己既已得了淋病，就有可能染上梅毒，便害上了忧郁症，自然也便没有心思为别出心裁开始新行动而进行积极的努力了。去过黑人居住区与白人居住区乱影般交错的那一街区之后，过了五个星期，也没见有梅毒的第一期症状出现。他借口喉痛，从剧团的剧务那里一点一点弄来了抗菌素，由于抗菌素的作用，一直跟他较劲的尿道异常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鹰四这才从全面的萎缩里解脱出来。鹰四在纽约长期滞留时（剧团是以纽约为基地，去地方城市做短期旅行的），认识了旅馆医务室的护士，他便是从她那里把医师写给药剂师的处方笺用纸弄到了手。极富奉献精神的黑人姑娘不光在处方笺上给弟弟开足了最适合尿道异常的药品种类和数量，还吩咐弟弟要到繁华街区的药店里去——那里事情败露的可能性要小一些。
“我起初是想用比较抽象、无机的语言跟护士讲yīn茎不快的症状的，就是说，想叙述一下客观所见。”鹰四道：“也没什么特别的根据，但我觉得gonorrhoea（淋病——译者注）这个词似乎很夸张又很吓人，所以就先试着说，我怀疑自己有urethritis（尿道炎——译者注）。可那姑娘听不懂这个词，我就又试探着说自己得了inflammationoftheurethra（尿道的炎症——译者注）。当时那姑娘眼里浮现出来的理解的光芒岂止是抽象、无机的！是它使我重新领会到了我那疼痛的尿道的黏乎乎的肉体性的！那姑娘还说，你的yīn茎burning（灼热难受——译者注）吗？这话太富于实感了，我浑身一激灵，心里着了火似地感到羞耻，感到它真的burning了。哈哈！”友人也跟着鹰四放声笑起来。周围那些竖着耳朵听鹰四频频使用特殊词汇的异邦人，越发疑惑地望着大笑的他们。药品架对面出现了药剂师，他汗流浃背，表情痛苦。鹰四那晒黑的鸟儿似的脸上立刻失去了笑容，渴望和不安也都勾画在了脸上。见此情形，友人的心情也紧张起来。可是，那位似是爱尔兰血统的秃头药剂师却现出一副亲密的样子，说：
“这么多的胶囊，可是非常expensive（昂贵、奢侈——译者注）的噢！三分之一罢，怎么样？”
“哈哈！我和那烦人的尿道一起生活了好几个礼拜，拿这个来比，什么都不expensive！”鹰四立即恢复了镇静，从容说道。
“为庆祝阿鹰在美国的新生活的开始，今儿这钱我付了！”友人也乘势说。
鹰四兴高采烈。瓶里乖巧女孩一般柔顺待命的胶囊也色彩耀眼。鹰四盯着它们看了一会儿，说马上就把行李从宿舍拿出来，踏上他独自流浪美国的旅途。友人和鹰四快速逃离了犯罪现场，出了药店，一起走到附近的汽车站。
“问题一旦真的解决了，才觉得你一直烦心的事儿有多愚蠢多无聊啊！”友人说。鹰四显得极其幸福，对他和瓶中胶囊的邂逅，友人似乎很是嫉妒。
“差不多所有的烦恼都是这样，一旦解决了，就觉着它愚蠢无聊了，不是么？”鹰四反驳道。“要是你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扣儿都解开了的话，你特意回国进疗养院，最后不也还是愚蠢无聊的白忙活。”
“要是解开的话！”友人怀着纯朴的期待说。“可要是解决不了，那些愚蠢无聊的事，就是我的全部人生了。”
“你脑子里的扣儿，到底都是什么呀？”
“不清楚。当初清楚的时候，我要克服它们，和这些愚蠢无聊的事纠缠在一起，停滞了好几年！我开始后悔了。反过来要是我向它们低头，像把它们当成我全部人生那样去面对自我毁灭的话，也许就能渐渐看清那些扣儿的真面目了呢。只是，到那时候，即便明白过来，对我也没什么意义了。另外我也不想把一个疯子在极限状态下明白过来的事情告诉别人。”友人突然涌起悲愤的热情，诉说道。
鹰四看上去对友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他也做出一种想尽早离开友人的举止。于是友人晓得了，他未完的诉说触动了鹰四的要害。这时候汽车来了。鹰四上去后，从车窗递给友人一本小册子，说是抗菌素药费的谢礼，然后便随车消失在广袤辽阔的美利坚大陆彼岸了。那以后，别说友人，就是我也再没听到弟弟的确切消息。他的的确确是像他对友人说的那样，立即离开了剧团，踏上了独自流浪的旅途。友人一坐上出租车，就打开了鹰四给他的那本小册子。那是公民权运动的记录。在最前面的对开的两页上，登着照片。照片上，黑人因被烧烂膨胀而使得细微部分已模糊难辨，就像是稚拙的木雕偶人；白人们则围在他们周围，衣着简慢。这照片滑稽、悲惨，令人作呕，非常赤裸裸地展示着暴力，像一个可怕的魔影，震慑着读者的心。这不能不让人重新想起，在那魔影之下，自己要经常卑贱地屈从于恐怖的压力。在友人的感情世界中，这魔影立即就和他脑子里那些不明正体的烦闷联结到了一起，犹如两个水滴互相牵拉着，自然、圆滑。他还想，鹰四是十分清楚把那本将照片收在卷首的小册子送给他的用意，才把它留给他的。鹰四也触动了友人的要害。
“你是不是有时候回过头来才注意到，意识这架相机像是无意识似地，拍下了很多互相重叠的最外层，那些模糊不清意想不到的东西？我现在就想起来了，我要找一个记忆画面的明暗色调比较模糊的角落，从背后接近阿鹰时，他就是一边盯着那张照片一边喝柠檬汁的。”友人说。“阿鹰当时真像是为麻烦透顶的事发愁来着。但那不像是阿鹰把来龙去脉一五一十说出来的那个抗菌素处方笺的事儿，他像是正为更严重的事苦思冥想呢。你觉得阿鹰是那种为了点儿性病就想不开的人么？他说‘说出真相吧’的时候，我受到一种特别的刺激，我想，阿鹰的所谓实情肯定和我实际听到的东西不是一回事。到底是什么呢？”
对于暮秋的黎明前膝上抱着条狗坐在坑底的我来说，我知道友人脑子里有[[某种东西]]在日渐膨胀，并最终导致了他扮相怪异的死亡，可我搞不清它究竟是什么，我也同样搞不清至少友人只是能够感觉到其存在的弟弟脑子里的[[某种东西]]是什么。死亡，切断了理解关系的经线。而对于生者来说，却有着绝对不可言传的东西。而且，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对生者无法言传的[[某种东西]]，死者才选择了死吧。这种疑惑越发深重。虽然有时候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会引导生者去往灾难之处，但到那时，当事者明了的，只是一种被引导而致的实感。如果我的友人不是涂红了头、肛门里插上黄瓜、一丝不挂地自缢而死，取而代之的是比如在电话里留下一声尖叫之后再死去的话，也许就会有点线索。但是，如果把涂红头、赤身裸体、肛门里插上黄瓜缢死这种行为当作是沉默之中的叫喊的一种形式，那么对于生者来说，光有喊声是不够的。我无法将这过于模糊的线索发展下去。而位于理解这位死去的友人最有利位置上的生存者，大概只有我了。我和友人自大学一年级以来，在任何事情上差不多都是偕行同想，同学们曾经评论我们说我们像一对双胞胎。
现在，即便是容貌上，和鹰四比起来，我也更像友人。弟弟没有一点像我。我甚至觉得比起存在于流浪美国的弟弟脑子里的[[某种东西]]，反倒是死去的友人脑子里曾经实际存在的[[某种东西]]是我更容易触到的。1945年秋天的一个黄昏，奔赴战场的两个哥哥，只有二哥一人生还了，他刚出我们村的山谷，就在像长着瘤子一样的朝鲜人部落里被打死了。那天黄昏生病的母亲跟妹妹评论起我和弟弟——从那天起，我和弟弟便是我们家剩下来的全体男人了——，她说：
“他俩还是孩子，容貌上虽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但是过不了多久，蜜之郎可能要越长越丑，鹰四倒可能好看起来、招人喜欢、生活得顺利。你现在就要跟鹰四亲近些，长大以后也要和他齐心协力呀！”
母亲死后，妹妹和弟弟两人被伯父家收养。她这么做是遵从了母亲的忠告，可她却还没长到大人的年龄就自杀了。妹妹虽然不是像我儿子一样症状恶劣的白痴，但她却是一个弱智姑娘，她正像母亲说的那样，不依靠谁就活不下去，除了对音乐、确切地说是对声音本身很敏感之外，对一切都很迟钝、木然。
狗在叫了。外界渐渐复苏，从两个侧面逼近坐在坑底的我。我右手团成铲形，挠着对面的土墙，被关东垆坶质土壤层的土壤压埋着的瓦屑已经让我挠下了五、六块，落在膝上，那狗为躲闪它们越发贴近我的胸口。我的右手还在忙乱地挠着，一下、两下。有人在坑穴顶上往里窥探。我左手紧抱住狗，向坑顶仰望。狗的恐惧传染给我，我也本能地恐惧起来。晨光青白浑浊，仿佛患了白内障的眼球一般。黎明时高远、微白的天空现在变得阴暗、低垂下来。如果我的双眼都有视力，晨光也许会更加丰富地充实风景（关于光学的这种错误成见时时缠着我），但在我只剩下的一只单眼里，只有粗陋和残暴的黑暗的早晨赤裸在眼里。这个早晨，我身体肮脏地坐在这城市里低于任何一个正常人的位置——坑底，徒手抠着墙面。来自外部的凛冽的阴寒之气、源自内心的灼人的羞耻之心，对我大加申斥。比天空还要黝黑的粗短墩实的人影再度出现，盖住坑穴出口，好似黑暗的天空中即将倒下来的巨塔，也仿佛是站立起来的黑蟹。狗开始狂乱，我则恐惧而羞愧。数不清的玻璃实体的碰撞声霰粒般吹进坑底。我拼命瞪眼凝视，试图识别这天神般的向下窥视的巨人的脸，却又不好意思地浮起茫然且愚蠢的浅笑。
“那狗叫什么名字？”巨人说。
这是一个与我所戒备的各种词语毫不相干的问题，我一下子被救上日常的陆地，精疲力竭、疲软无力地放下心来。以这个人为媒介，关于我的传闻很快就会在附近散开，可那终归是日常性的传闻。它不是瞬间之前我惧怕而且引以为耻的那种绝对的丑闻，也不是那种如果卷进去就会因恐怖和耻辱而致使全身毛孔里长出可恶的硬毛的丑闻，更不是用粗暴的反拨力排斥所有人性的那种丑闻。那是一种现实的传闻，如同在和老女佣发生关系时被人发现一般。膝上的狗也敏感地觉察到，它的保护者摆脱了有些奇怪的[[某种东西]]的危机，便驯服如兔、默不做声了。
“你是喝醉了掉进去的吧？”那个人把我那天黎明的行动更加彻底地埋进日常性里。“今儿早上雾太大了。”
我冲那男子谨慎地点点头（他的全身如此黝黑，我的脸便可谓昏暗的晨光，应该浮起），抱着狗站起身来。从大腿内侧眼泪般滴落了几滴污水，弄脏了一直干爽的膝盖附近的皮肤。那男子不由得打个趔趄，向后退了一步，于是我得以从他脚踝处的视点仰视他的全身。他是个送奶的，很年轻，穿着一件很特别的搬运服，好像是在救生衣的空气筒里各插了一个奶瓶。年轻人每呼吸一次，玻璃的碰撞声就在他身边响起。他的呼吸也太重了。他有着一张比目鱼般扁平的验，几乎没有鼻梁隆起，他的眼睛像类人猿，没有眼白。他正用茶褐色的眼睛若有所思地盯着我，深深地呼吸着。他呼出的气息飘在短下巴四周，看上去像白胡子。我不去看他脸上涌起的有所意味的表情，把视线移到他那圆脑瓜后面黄了叶子的山茱萸树上。从高出地面5厘米处仰视，才发现山茱萸的叶背映着光线，红晃晃的。那色彩是烧着了一般的鲜红，咄咄逼人且令人怀念，很像每次浴佛会时我在山谷村落的寺院里见到的地狱图（那是曾祖父在万延元年的那起不幸事件之后捐赠的）的火焰的颜色。我从山茱萸树上得到一个意思并不十分明确的暗示，在心里说，好罢。然后，我把狗放回黑泥地面，地上搀杂着绿草，也夹杂着枯草。那狗好像忍耐了很久，轻轻地逃走了。我小心翼翼地爬上梯子。至少有三种鸟鸣和汽车的轮胎声涌将过来。一不留神，脚又踩空了梯子，双腿在寒风中抖得太厉害了。当我裹着脏兮兮的蓝条纹睡衣、全身颤抖着出现在地面上时，送奶人又打了个趔趄，向后退了一步。我感到一种想吓吓他的诱感。我当然没这么做。进了厨房，我随手把房门关在了背后。
“发现你在坑里的时候，我以为你肯定是死了呢！”送奶人见我无视他的存在就进了屋子，仿佛是感到无缘无故受了骗，委屈地对我喊道。
我在妻子房门前窥视了一会儿，看看她是不是还在睡。然后我脱掉睡衣，擦洗身体。倒也想过烧点热水，洗去污垢，却终归没有动手。不知不觉之中，我已无心要保持身体的清洁。身体的颤抖越发剧烈。毛巾都染黑了。开了灯一看，才发现是抓挠过土墙的手指指甲剥落出的血。我用毛巾缠住手指，哆嗦着回到兼作工作室的我自己的房间，却不是为了找消毒药品。身体始终在抖，很快就发起烧来。负伤的手指像针扎一样地疼，我的全身都在隐隐作痛，它比那种经常在黎明时分感觉到的痛感更加剧烈。我发现，自己那无意识的手扒出土里的砖瓦块，又抓挠土墙，原来是要把我自己活埋。颤抖和钝痛已让我难以忍受。这些天黎明时分醒来以后，就能感到那种身体四分五裂般的钝痛，现在，我也多少理解了一些这其中的意味。
我觉得死去的友人跟自己更亲近。只要我俯视婴儿，他就永远用木然的眼睛盯着我。不多久，那茶色的眼睛里就有一股睡意袭来，宛若海啸引力一般难以抗拒。我甚至没有为他拿来一瓶牛奶，想就此蜷身躺下，昏睡过去。就在我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却有一种清晰的认识悄然而至：唯一的一个朋友把头涂得通红自缢而死，妻子又出人意料地突然醉倒，儿子则是个白痴！然而我，却不闭门户、不解领带，欲将触过尸体的不祥之躯躺进妻儿床间的窄空中昏然睡去。停止对所有事物的判断，在这一瞬间，我如同被大头针别住的昆虫，软弱、无力。我感到自己正被确实危险却又来路不明的东西侵蚀着。我战栗着睡去。而且翌日清晨，我已经无法将前一天夜里刚刚切实感受过的东西充分复原了，也就是说，那已构不成经验了。
去年夏季里的一天，我的友人在纽约的一家药店里遇见了我的弟弟。关于在美国的弟弟的生活，友人为我提供了一些信息。
弟弟鹰四，是作为学生剧团的成员之一赴美的。这个剧团隶属革新政党右翼妇女议员领导，是由参加了1960年6月政治行动的学生们自己组成的“转向剧”的剧团之一，他们演完一出名为我们自身的耻辱的忏悔剧之后，以悔过学运领袖的名义，为妨碍总统访日一事向美国市民谢罪。鹰四在告诉我他要加入剧团奔赴美国的时候，就说他打算一到美国，就只身一人立即逃离剧团，自由地旅行。然而，通过日本报界驻美特派员半是嘲讽半是羞辱地送来的有关我们自身的耻辱的报道，我注意到鹰四并未逃离剧团，而且接连参加了演出，我们自身的耻辱一剧，以华盛顿为起点，在波士顿、纽约等各大城市均有上演。我曾试图做一下推理，分析一下弟弟为什么会一改初衷、扮演一个悔过学运领袖的角色，但这却是远非我的想象力所能及的。于是我写信请求我那在纽约一所大学里携妻一同留学的友人去弟弟他们剧团看看。然而友人无法与剧团取得联系，所以他此番能遇见弟弟实属偶然。友人一进到百老汇的一家药店，就看见身材矮小的鹰四正倚着高高的柜台，聚精会神地喝着柠檬汁。友人从背后悄不做声地凑过去、冷丁抓住弟弟的肩膀的时候，弟弟猛一回身，就像弹起的弹簧，反倒把友人吓了一跳。鹰四一身污汗，脸色苍白，神情紧张，仿佛刚刚策划单枪匹马抢劫银行，正想腻了的时候遭到突然袭击了一样。
“呀！阿鹰！”友人认出他来。“我是从阿蜜的信里，知道你来美国了的。阿蜜好像一结婚就让新娘怀了孕了。”
“我也没结婚，也没让谁怀孕。”听鹰四的声音，好像他还没从惊惧中回过神来。
“哈哈！”友人大笑，仿佛听了绝妙的笑话。“下个礼拜我就回日本了，不给阿蜜捎个话儿？”
“你不是应该和夫人一起在哥伦比亚大学呆上几年吗？”
“事情有变哪！这回不是外伤了，是脑子里面出了问题了。虽说到不了住精神病院的地步，可也得进一般的疗养院住段时间。”
友人说完，看到鹰四脸上正有一种极大的耻辱感如墨水点一般蔓延开来，便感到似乎理解了鹰四刚才受到偷袭时突然痉挛的意味。心地善良的他不能不内心懊悔了。他刺痛了悔过的学运领袖的最柔弱的伤口。友人和鹰四陷入沉默，望着柜台对面货架上一排排摆得满满当当的广口瓶，那些广口瓶里装着内脏般甜腻鲜活的桃红色液体。他们两个人的影像映到瓶子歪扭的玻璃上，只要人身子一动，那桃红色的妖怪就夸张地摇摇摆摆，仿佛要唱出“美国！美国！”来。
那年6月，鹰四作为尚未悔过的学运领袖，参加过国会议事堂前的集会。那天夜半时分，友人也来到了这里。这与其说是出于他自身的政治意识，还不如说他是为了跟随他新婚妻子参加其所属的小型新剧团的示威而来。发生混乱时，友人因为要从武装警察的袭击下保护妻子而被警棍击中了头部。单就外科含义来讲，这并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裂伤，然而自从受了那晚的一击之后，友人的脑子里就仿佛出现了一个缺漏，隐蔽的躁狂抑郁症成了他的新个性。这种人肯定正是悔过学运领袖绝对不愿意见到的人。
友人对鹰四的沉默越发困惑不解，却又继续盯着桃红色的广口瓶，觉得自己的眼睛都要被困惑给烧化了，要变成同瓶中一样的桃红色粘液，湿淋淋地从头顶盖流将出来。友人眼前出现了这样的幻影：南欧血统、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及犹太血统的各色美国人把他们汗津津的赤裸的胳膊紧压在柜台上，自己那融化成桃红色的眼球啪嗒一声正落在这银色的柜台上，活像被倒进平底煎锅的鸡蛋，不可收拾无法挽回。在纽约的盛夏时节，在他身旁，鹰四正喷喷有声地把柠檬渣也吸进吸管，蹙着眉，揩掉额上的汗。
“要是有话跟阿蜜说”友人以此代替了告别的寒暄。
“就说，我要从一个剧团里逃出来，要是逃不成的话，也许会被强行遣返的，所以不管怎么着，我也不会再在那个剧团呆下去了。就这么说吧。”
什么时候往出逃啊？”
“今天，”鹰四决然说道。
在这种近乎狼狈的紧迫感当中，友人察觉到弟弟眼下正在药店等待着什么。弹簧般弹起来的弟弟所表现出来的惊愕的全部含义和突然沉默下去的含义，以及被他焦虑地啧啧吸进的柠檬渣的含义，都明确地相互牵连着，套成一个环，活灵活现地动了起来。弟弟的眼睛迟钝厚重，给人一种摔跤手的印象，友人正是从这双眼睛里时隐时现的感情起伏中，重新找到了对他傲慢的怜悯，这与源自冤家路窄的窘迫拘束完全不同，友人于是心情平静下来。
“这儿是不是来了个援助逃亡的秘密联络员？”友人半开玩笑地说道。
“说出真相吧。”鹰四也做开玩笑状，威胁似地应道。“那个药架隔断对面，药剂师正往小瓶里装胶囊吧？（友人学着弟弟的模样扭转过身去，确实看见背后摆满无数药瓶的货架对面有一个秃顶的男子，背朝他们，站在纽约盛夏那照片底版样的日荫里，一直专心致志地进行他那细致的操作。）那可是为我准备的药啊。是为我那发炎苦恼的的佩尼斯（yīn茎——译者注）准备的！那瓶药平安到手以后，我就能从我们自身的耻辱里逃出来，一个人出发啦！”
在他们那别人无法听懂的日语会话里，突然冒出“佩尼斯”这么个英语词儿来，友人感觉到镶嵌在他们谈话里的这个词着实令周围的美国人紧张了一番。他们身在异国，周围庞大的外部力量此时开始复苏了。
“那种药不是很容易弄到手的么？”友人说。为抵抗开始监视他们的外部力量，友人语气中带着略显一本正经的威严。
“要是走正规手续去医院的话吧，还行。”鹰四则对友人心理上的变化不理不睬“可有时候不能那么办，那可就麻烦了，在美国。我刚才交给药剂师的，是求旅馆医务室的护士给伪造的处方笺。要是这事儿露了陷儿，那个黑人小护士就得丢了饭碗，我也得被强制遣返。”
鹰四干嘛不走正常手续？他尿道的异常确是淋病，可也是他独自溜出宿舍和一个黑人娼妇发生关系以后才染上的。那是他到美国以后的第一个晚上的事，从年龄上讲，那黑人娼妇完全可以作他的母亲。这种事如果曝了光，统率他们剧团那个徐娘半老的女议员，准会把鹰四直接送回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日本去，这是明摆着的。而鹰四，老是担心自己既已得了淋病，就有可能染上梅毒，便害上了忧郁症，自然也便没有心思为别出心裁开始新行动而进行积极的努力了。去过黑人居住区与白人居住区乱影般交错的那一街区之后，过了五个星期，也没见有梅毒的第一期症状出现。他借口喉痛，从剧团的剧务那里一点一点弄来了抗菌素，由于抗菌素的作用，一直跟他较劲的尿道异常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鹰四这才从全面的萎缩里解脱出来。鹰四在纽约长期滞留时（剧团是以纽约为基地，去地方城市做短期旅行的），认识了旅馆医务室的护士，他便是从她那里把医师写给药剂师的处方笺用纸弄到了手。极富奉献精神的黑人姑娘不光在处方笺上给弟弟开足了最适合尿道异常的药品种类和数量，还吩咐弟弟要到繁华街区的药店里去——那里事情败露的可能性要小一些。
“我起初是想用比较抽象、无机的语言跟护士讲yīn茎不快的症状的，就是说，想叙述一下客观所见。”鹰四道：“也没什么特别的根据，但我觉得gonorrhoea（淋病——译者注）这个词似乎很夸张又很吓人，所以就先试着说，我怀疑自己有urethritis（尿道炎——译者注）。可那姑娘听不懂这个词，我就又试探着说自己得了inflammationoftheurethra（尿道的炎症——译者注）。当时那姑娘眼里浮现出来的理解的光芒岂止是抽象、无机的！是它使我重新领会到了我那疼痛的尿道的黏乎乎的肉体性的！那姑娘还说，你的yīn茎burning（灼热难受——译者注）吗？这话太富于实感了，我浑身一激灵，心里着了火似地感到羞耻，感到它真的burning了。哈哈！”友人也跟着鹰四放声笑起来。周围那些竖着耳朵听鹰四频频使用特殊词汇的异邦人，越发疑惑地望着大笑的他们。药品架对面出现了药剂师，他汗流浃背，表情痛苦。鹰四那晒黑的鸟儿似的脸上立刻失去了笑容，渴望和不安也都勾画在了脸上。见此情形，友人的心情也紧张起来。可是，那位似是爱尔兰血统的秃头药剂师却现出一副亲密的样子，说：
“这么多的胶囊，可是非常expensive（昂贵、奢侈——译者注）的噢！三分之一罢，怎么样？”
“哈哈！我和那烦人的尿道一起生活了好几个礼拜，拿这个来比，什么都不expensive！”鹰四立即恢复了镇静，从容说道。
“为庆祝阿鹰在美国的新生活的开始，今儿这钱我付了！”友人也乘势说。
鹰四兴高采烈。瓶里乖巧女孩一般柔顺待命的胶囊也色彩耀眼。鹰四盯着它们看了一会儿，说马上就把行李从宿舍拿出来，踏上他独自流浪美国的旅途。友人和鹰四快速逃离了犯罪现场，出了药店，一起走到附近的汽车站。
“问题一旦真的解决了，才觉得你一直烦心的事儿有多愚蠢多无聊啊！”友人说。鹰四显得极其幸福，对他和瓶中胶囊的邂逅，友人似乎很是嫉妒。
“差不多所有的烦恼都是这样，一旦解决了，就觉着它愚蠢无聊了，不是么？”鹰四反驳道。“要是你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扣儿都解开了的话，你特意回国进疗养院，最后不也还是愚蠢无聊的白忙活。”
“要是解开的话！”友人怀着纯朴的期待说。“可要是解决不了，那些愚蠢无聊的事，就是我的全部人生了。”
“你脑子里的扣儿，到底都是什么呀？”
“不清楚。当初清楚的时候，我要克服它们，和这些愚蠢无聊的事纠缠在一起，停滞了好几年！我开始后悔了。反过来要是我向它们低头，像把它们当成我全部人生那样去面对自我毁灭的话，也许就能渐渐看清那些扣儿的真面目了呢。只是，到那时候，即便明白过来，对我也没什么意义了。另外我也不想把一个疯子在极限状态下明白过来的事情告诉别人。”友人突然涌起悲愤的热情，诉说道。
鹰四看上去对友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他也做出一种想尽早离开友人的举止。于是友人晓得了，他未完的诉说触动了鹰四的要害。这时候汽车来了。鹰四上去后，从车窗递给友人一本小册子，说是抗菌素药费的谢礼，然后便随车消失在广袤辽阔的美利坚大陆彼岸了。那以后，别说友人，就是我也再没听到弟弟的确切消息。他的的确确是像他对友人说的那样，立即离开了剧团，踏上了独自流浪的旅途。友人一坐上出租车，就打开了鹰四给他的那本小册子。那是公民权运动的记录。在最前面的对开的两页上，登着照片。照片上，黑人因被烧烂膨胀而使得细微部分已模糊难辨，就像是稚拙的木雕偶人；白人们则围在他们周围，衣着简慢。这照片滑稽、悲惨，令人作呕，非常赤裸裸地展示着暴力，像一个可怕的魔影，震慑着读者的心。这不能不让人重新想起，在那魔影之下，自己要经常卑贱地屈从于恐怖的压力。在友人的感情世界中，这魔影立即就和他脑子里那些不明正体的烦闷联结到了一起，犹如两个水滴互相牵拉着，自然、圆滑。他还想，鹰四是十分清楚把那本将照片收在卷首的小册子送给他的用意，才把它留给他的。鹰四也触动了友人的要害。
“你是不是有时候回过头来才注意到，意识这架相机像是无意识似地，拍下了很多互相重叠的最外层，那些模糊不清意想不到的东西？我现在就想起来了，我要找一个记忆画面的明暗色调比较模糊的角落，从背后接近阿鹰时，他就是一边盯着那张照片一边喝柠檬汁的。”友人说。“阿鹰当时真像是为麻烦透顶的事发愁来着。但那不像是阿鹰把来龙去脉一五一十说出来的那个抗菌素处方笺的事儿，他像是正为更严重的事苦思冥想呢。你觉得阿鹰是那种为了点儿性病就想不开的人么？他说‘说出真相吧’的时候，我受到一种特别的刺激，我想，阿鹰的所谓实情肯定和我实际听到的东西不是一回事。到底是什么呢？”
对于暮秋的黎明前膝上抱着条狗坐在坑底的我来说，我知道友人脑子里有[[某种东西]]在日渐膨胀，并最终导致了他扮相怪异的死亡，可我搞不清它究竟是什么，我也同样搞不清至少友人只是能够感觉到其存在的弟弟脑子里的[[某种东西]]是什么。死亡，切断了理解关系的经线。而对于生者来说，却有着绝对不可言传的东西。而且，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对生者无法言传的[[某种东西]]，死者才选择了死吧。这种疑惑越发深重。虽然有时候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会引导生者去往灾难之处，但到那时，当事者明了的，只是一种被引导而致的实感。如果我的友人不是涂红了头、肛门里插上黄瓜、一丝不挂地自缢而死，取而代之的是比如在电话里留下一声尖叫之后再死去的话，也许就会有点线索。但是，如果把涂红头、赤身裸体、肛门里插上黄瓜缢死这种行为当作是沉默之中的叫喊的一种形式，那么对于生者来说，光有喊声是不够的。我无法将这过于模糊的线索发展下去。而位于理解这位死去的友人最有利位置上的生存者，大概只有我了。我和友人自大学一年级以来，在任何事情上差不多都是偕行同想，同学们曾经评论我们说我们像一对双胞胎。
现在，即便是容貌上，和鹰四比起来，我也更像友人。弟弟没有一点像我。我甚至觉得比起存在于流浪美国的弟弟脑子里的[[某种东西]]，反倒是死去的友人脑子里曾经实际存在的[[某种东西]]是我更容易触到的。1945年秋天的一个黄昏，奔赴战场的两个哥哥，只有二哥一人生还了，他刚出我们村的山谷，就在像长着瘤子一样的朝鲜人部落里被打死了。那天黄昏生病的母亲跟妹妹评论起我和弟弟——从那天起，我和弟弟便是我们家剩下来的全体男人了——，她说：
“他俩还是孩子，容貌上虽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但是过不了多久，蜜之郎可能要越长越丑，鹰四倒可能好看起来、招人喜欢、生活得顺利。你现在就要跟鹰四亲近些，长大以后也要和他齐心协力呀！”
母亲死后，妹妹和弟弟两人被伯父家收养。她这么做是遵从了母亲的忠告，可她却还没长到大人的年龄就自杀了。妹妹虽然不是像我儿子一样症状恶劣的白痴，但她却是一个弱智姑娘，她正像母亲说的那样，不依靠谁就活不下去，除了对音乐、确切地说是对声音本身很敏感之外，对一切都很迟钝、木然。
狗在叫了。外界渐渐复苏，从两个侧面逼近坐在坑底的我。我右手团成铲形，挠着对面的土墙，被关东垆坶质土壤层的土壤压埋着的瓦屑已经让我挠下了五、六块，落在膝上，那狗为躲闪它们越发贴近我的胸口。我的右手还在忙乱地挠着，一下、两下。有人在坑穴顶上往里窥探。我左手紧抱住狗，向坑顶仰望。狗的恐惧传染给我，我也本能地恐惧起来。晨光青白浑浊，仿佛患了白内障的眼球一般。黎明时高远、微白的天空现在变得阴暗、低垂下来。如果我的双眼都有视力，晨光也许会更加丰富地充实风景（关于光学的这种错误成见时时缠着我），但在我只剩下的一只单眼里，只有粗陋和残暴的黑暗的早晨赤裸在眼里。这个早晨，我身体肮脏地坐在这城市里低于任何一个正常人的位置——坑底，徒手抠着墙面。来自外部的凛冽的阴寒之气、源自内心的灼人的羞耻之心，对我大加申斥。比天空还要黝黑的粗短墩实的人影再度出现，盖住坑穴出口，好似黑暗的天空中即将倒下来的巨塔，也仿佛是站立起来的黑蟹。狗开始狂乱，我则恐惧而羞愧。数不清的玻璃实体的碰撞声霰粒般吹进坑底。我拼命瞪眼凝视，试图识别这天神般的向下窥视的巨人的脸，却又不好意思地浮起茫然且愚蠢的浅笑。
“那狗叫什么名字？”巨人说。
这是一个与我所戒备的各种词语毫不相干的问题，我一下子被救上日常的陆地，精疲力竭、疲软无力地放下心来。以这个人为媒介，关于我的传闻很快就会在附近散开，可那终归是日常性的传闻。它不是瞬间之前我惧怕而且引以为耻的那种绝对的丑闻，也不是那种如果卷进去就会因恐怖和耻辱而致使全身毛孔里长出可恶的硬毛的丑闻，更不是用粗暴的反拨力排斥所有人性的那种丑闻。那是一种现实的传闻，如同在和老女佣发生关系时被人发现一般。膝上的狗也敏感地觉察到，它的保护者摆脱了有些奇怪的[[某种东西]]的危机，便驯服如兔、默不做声了。
“你是喝醉了掉进去的吧？”那个人把我那天黎明的行动更加彻底地埋进日常性里。“今儿早上雾太大了。”
我冲那男子谨慎地点点头（他的全身如此黝黑，我的脸便可谓昏暗的晨光，应该浮起），抱着狗站起身来。从大腿内侧眼泪般滴落了几滴污水，弄脏了一直干爽的膝盖附近的皮肤。那男子不由得打个趔趄，向后退了一步，于是我得以从他脚踝处的视点仰视他的全身。他是个送奶的，很年轻，穿着一件很特别的搬运服，好像是在救生衣的空气筒里各插了一个奶瓶。年轻人每呼吸一次，玻璃的碰撞声就在他身边响起。他的呼吸也太重了。他有着一张比目鱼般扁平的验，几乎没有鼻梁隆起，他的眼睛像类人猿，没有眼白。他正用茶褐色的眼睛若有所思地盯着我，深深地呼吸着。他呼出的气息飘在短下巴四周，看上去像白胡子。我不去看他脸上涌起的有所意味的表情，把视线移到他那圆脑瓜后面黄了叶子的山茱萸树上。从高出地面5厘米处仰视，才发现山茱萸的叶背映着光线，红晃晃的。那色彩是烧着了一般的鲜红，咄咄逼人且令人怀念，很像每次浴佛会时我在山谷村落的寺院里见到的地狱图（那是曾祖父在万延元年的那起不幸事件之后捐赠的）的火焰的颜色。我从山茱萸树上得到一个意思并不十分明确的暗示，在心里说，好罢。然后，我把狗放回黑泥地面，地上搀杂着绿草，也夹杂着枯草。那狗好像忍耐了很久，轻轻地逃走了。我小心翼翼地爬上梯子。至少有三种鸟鸣和汽车的轮胎声涌将过来。一不留神，脚又踩空了梯子，双腿在寒风中抖得太厉害了。当我裹着脏兮兮的蓝条纹睡衣、全身颤抖着出现在地面上时，送奶人又打了个趔趄，向后退了一步。我感到一种想吓吓他的诱感。我当然没这么做。进了厨房，我随手把房门关在了背后。
“发现你在坑里的时候，我以为你肯定是死了呢！”送奶人见我无视他的存在就进了屋子，仿佛是感到无缘无故受了骗，委屈地对我喊道。
我在妻子房门前窥视了一会儿，看看她是不是还在睡。然后我脱掉睡衣，擦洗身体。倒也想过烧点热水，洗去污垢，却终归没有动手。不知不觉之中，我已无心要保持身体的清洁。身体的颤抖越发剧烈。毛巾都染黑了。开了灯一看，才发现是抓挠过土墙的手指指甲剥落出的血。我用毛巾缠住手指，哆嗦着回到兼作工作室的我自己的房间，却不是为了找消毒药品。身体始终在抖，很快就发起烧来。负伤的手指像针扎一样地疼，我的全身都在隐隐作痛，它比那种经常在黎明时分感觉到的痛感更加剧烈。我发现，自己那无意识的手扒出土里的砖瓦块，又抓挠土墙，原来是要把我自己活埋。颤抖和钝痛已让我难以忍受。这些天黎明时分醒来以后，就能感到那种身体四分五裂般的钝痛，现在，我也多少理解了一些这其中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