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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大家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自己也常常直接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以为，我正是通过克服这个疑问的具体行动，从而积极地向前推进了自己的文学创作。
当我还是法国文学系里热中前卫文学的学生的时候，我最初写作日语小说是出于以下的动机：第一，我想创造出和已有的日本小说通行文体不同的东西。关于这一点，直到今日，我也仍在继续最初的想法。当然，从事小说家的工作已经四十年，在实践过程中，我对文章、文体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变化之一，是设定明确的意图，破坏作家已经创作出来的文体，这是有意识引导的变化；还有一种，则是可以称为自然成熟的变化。
但是，我并没有偏离在二十二岁的时候确立的创造日本迄今未有的小说文体这一根本方针，也没有产生把这一方针改换得更为稳健的消极想法。
我的小说创作另外一个动机，是想描述自己战争时代的童年和战后民主主义时期的青年时代。我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都反映了一个在日本偏远地区、森林深处出生、长大的孩子所经验的边缘地区的社会状况和文化。在作家生涯的基础上，我想重新给自己的文学进行理论定位。日本的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研究，一个明显可见的缺点，是缺少提出方法论的意识。我从阅读拉伯雷出发，最后归结到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方法论研究。以三岛由纪夫为代表的观点，把东京视为日本的中心，把天皇视为日本文化中心，针对这种观点，巴赫金的荒诞写实主义的意象体系理论，是我把自己的文学定位到边缘、发现作为背景的文化里的民俗传说和神话的支柱。巴赫金的理论，是植根于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基础上的欧洲文化的产物，却帮助我重新发现了中国、韩国和冲绳等亚洲文学的特质。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想要创造出和日本文学传统不同的文学，但自从自己的家庭出生了一个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和这个孩子共同生存，就成了我的小说世界的主线，对此，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因为在日本文学里，特别是近现代日本文学里，有所谓“私小说”这样一种特殊的文类。这是一种用第一人称“我”来描写作家个人的日常生活的小说。在作为一个作家着手创作的时候，我当然是和“私小说”这种文类对立的敌人。我也曾经批判说，在日本文学中根深蒂固的“私小说”文类和这种文学传统，阻碍了日本文学的普遍化和世界化。那么，我以残疾儿童的家庭为舞台写作“私小说”这不是一种根本上的转向么？这是许多批判我的文字中一个共同的论点。
可是，其实我是想通过颠覆“私小说”的题材和“私小说”的叙述方法，探索带有普遍性的小说。从刚才我所谈到的巴赫金的理论向前追溯，我把俄国形式主义作为这些小说的方法论。我还认为，通过布莱克、叶芝，特别是但丁——通过对他们的实质性引用——我把由于和残疾儿童共生而给我和我的家庭带来的神秘性的或者说是灵的体验普遍化了。
同时，我把写作这些小说期间日本和世界的现实性课题作为具体落到一个以残疾儿童为中心的日本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投影来理解和把握，持续不断地把这样的理解写成随笔。再重复一遍，我认为，残疾孩子的诞生和与其共生这样一个偶然事件，以及对这一事件的有意识接受，塑造了此后三十七年直至现在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现实。
(四)
最后，我想谈谈现在正在写作的小说。首先，这部作品使用了极其私人性的题材，这和刚才我所谈到的内容重合，可能会成为让大家感兴趣的一个条件吧。
二战结束后不久，我在我所出生的岛屿——四国岛上最大的一个城市的高中读书。在这个地方城市里，有cie、美国情报文化教育局设立的图书馆。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的原版书，在这以前，我曾通过译本读过这本书，非常喜爱，并终生受到它的影响。
同样是在读高中时我发现的一个朋友，也给年轻的我以影响。我曾经和他一起接触过占领军的美国兵。这位朋友，后来成了电影导演，创作了获得世界性好评的蒲公英等作品。他就是伊丹十三。我和他的妹妹结了婚，刚才说过的残疾孩子，就出生在我们这个家庭里。我们的儿子大江光，现在还遗留着智力障碍病症，但已经用对他而言惟一可以自由表现自己的语言——音乐，创作了表达他内心世界的作品。伊丹十三根据我的小说，原样使用大江光的音乐，导演、摄制了电影安静的生活。在这以前，伊丹摄制过正面批判日本暴力团的电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也受到暴力团的行刺报复。这不仅给他的肉体造成创伤，也给他的心理造成了创伤。在那以后，伊丹突然自杀。
我想重新认识、理解伊丹和既是妹夫又是朋友的我，和他的妹妹我的妻子，还有和我们的儿子大江光，四者之间漫长的关系。在不断思索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战争失败后不久，和占领军的美国兵的关系，也是我们的经历中一个重要的事件。
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把这个事件转换为小说的线索，直到去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来校区停留期间，很偶然的，我读到了莫里斯森达克1的采风记录和以此为主题的绘图作品外面那边(outsideoverthere)，这些书使我获得了写作自己小说的方法。
1莫里斯森达克(mauricesendak，1928-)，美国作家，主要创作绘图类儿童读物——译注。
2changeling：意为作为替身的丑陋呆傻的孩子，出自在欧洲各国、尤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流传的一个民间故事。该故事说，每当美丽的婴儿出生后，侏儒小鬼戈布林便常常会用自己丑陋的孩子偷偷换走那美丽的婴儿。这个被留下来的丑孩子，就是changeling——译注。我的妻子，看到少年时代非常美好善良的哥哥突然发生变化所受到的冲击，并成为永远的心灵创伤，还有，生了一个和正常人不同的孩子，为了把存在于遥远的地方那个正常孩子抢救回来，发现了不正常的孩子和自己之间的共同语言——音乐，森达克的书，启示我深入理解这些事情的意义。
森达克的卡通，以欧洲传说故事中的changeling2为主题，故事内容是：一个婴儿被侏儒小鬼戈布林盗走了，作为他的替身，留下一个奇怪的生物。为了救回被盗走的婴儿，姐姐不断努力，最后终于救出了妹妹。我把这个故事里的姐姐爱达，一位勇敢而美丽的少女，和我的妻子的孩提时代重叠，由此找到了自己小说的根本的叙述方式。在战后混乱时期生活过来的年轻人，无论是我还是伊丹，还有头部畸形的光，不都是被戈布林偷盗走的真正美丽的孩子的替身changeling么？
同样，正是由于一位既是妹妹、又是妻子和母亲的女性的勇敢的劳动，创造了我们的家庭。而就在这个美满故事进行的中途，她的哥哥突然自杀了。
我一边写作自己的changeling小说，一边思考这样的问题。可以认为，这不只是伊丹十三个人的问题，同时也是在战后的混乱时期度过青春，生活在经济繁荣和繁荣以后长久持续的不景气时期、现在面临老年的我们这一代日本人的现实性课题。
现在，回答大家的提问，进行自由对话吧。我在准备这次讲演的时候，中国方面曾提议让我谈谈中国、日本的年轻人如何开拓出共生的道路，在这次讲演的结尾，如果能让我就这样一个主题谈谈看法，我将感到非常荣幸。
(王中忱译)
？我想，大家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自己也常常直接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以为，我正是通过克服这个疑问的具体行动，从而积极地向前推进了自己的文学创作。
当我还是法国文学系里热中前卫文学的学生的时候，我最初写作日语小说是出于以下的动机：第一，我想创造出和已有的日本小说通行文体不同的东西。关于这一点，直到今日，我也仍在继续最初的想法。当然，从事小说家的工作已经四十年，在实践过程中，我对文章、文体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变化之一，是设定明确的意图，破坏作家已经创作出来的文体，这是有意识引导的变化；还有一种，则是可以称为自然成熟的变化。
但是，我并没有偏离在二十二岁的时候确立的创造日本迄今未有的小说文体这一根本方针，也没有产生把这一方针改换得更为稳健的消极想法。
我的小说创作另外一个动机，是想描述自己战争时代的童年和战后民主主义时期的青年时代。我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都反映了一个在日本偏远地区、森林深处出生、长大的孩子所经验的边缘地区的社会状况和文化。在作家生涯的基础上，我想重新给自己的文学进行理论定位。日本的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研究，一个明显可见的缺点，是缺少提出方法论的意识。我从阅读拉伯雷出发，最后归结到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方法论研究。以三岛由纪夫为代表的观点，把东京视为日本的中心，把天皇视为日本文化中心，针对这种观点，巴赫金的荒诞写实主义的意象体系理论，是我把自己的文学定位到边缘、发现作为背景的文化里的民俗传说和神话的支柱。巴赫金的理论，是植根于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基础上的欧洲文化的产物，却帮助我重新发现了中国、韩国和冲绳等亚洲文学的特质。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想要创造出和日本文学传统不同的文学，但自从自己的家庭出生了一个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和这个孩子共同生存，就成了我的小说世界的主线，对此，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因为在日本文学里，特别是近现代日本文学里，有所谓“私小说”这样一种特殊的文类。这是一种用第一人称“我”来描写作家个人的日常生活的小说。在作为一个作家着手创作的时候，我当然是和“私小说”这种文类对立的敌人。我也曾经批判说，在日本文学中根深蒂固的“私小说”文类和这种文学传统，阻碍了日本文学的普遍化和世界化。那么，我以残疾儿童的家庭为舞台写作“私小说”这不是一种根本上的转向么？这是许多批判我的文字中一个共同的论点。
可是，其实我是想通过颠覆“私小说”的题材和“私小说”的叙述方法，探索带有普遍性的小说。从刚才我所谈到的巴赫金的理论向前追溯，我把俄国形式主义作为这些小说的方法论。我还认为，通过布莱克、叶芝，特别是但丁——通过对他们的实质性引用——我把由于和残疾儿童共生而给我和我的家庭带来的神秘性的或者说是灵的体验普遍化了。
同时，我把写作这些小说期间日本和世界的现实性课题作为具体落到一个以残疾儿童为中心的日本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投影来理解和把握，持续不断地把这样的理解写成随笔。再重复一遍，我认为，残疾孩子的诞生和与其共生这样一个偶然事件，以及对这一事件的有意识接受，塑造了此后三十七年直至现在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现实。
(四)
最后，我想谈谈现在正在写作的小说。首先，这部作品使用了极其私人性的题材，这和刚才我所谈到的内容重合，可能会成为让大家感兴趣的一个条件吧。
二战结束后不久，我在我所出生的岛屿——四国岛上最大的一个城市的高中读书。在这个地方城市里，有cie、美国情报文化教育局设立的图书馆。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的原版书，在这以前，我曾通过译本读过这本书，非常喜爱，并终生受到它的影响。
同样是在读高中时我发现的一个朋友，也给年轻的我以影响。我曾经和他一起接触过占领军的美国兵。这位朋友，后来成了电影导演，创作了获得世界性好评的蒲公英等作品。他就是伊丹十三。我和他的妹妹结了婚，刚才说过的残疾孩子，就出生在我们这个家庭里。我们的儿子大江光，现在还遗留着智力障碍病症，但已经用对他而言惟一可以自由表现自己的语言——音乐，创作了表达他内心世界的作品。伊丹十三根据我的小说，原样使用大江光的音乐，导演、摄制了电影安静的生活。在这以前，伊丹摄制过正面批判日本暴力团的电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也受到暴力团的行刺报复。这不仅给他的肉体造成创伤，也给他的心理造成了创伤。在那以后，伊丹突然自杀。
我想重新认识、理解伊丹和既是妹夫又是朋友的我，和他的妹妹我的妻子，还有和我们的儿子大江光，四者之间漫长的关系。在不断思索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战争失败后不久，和占领军的美国兵的关系，也是我们的经历中一个重要的事件。
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把这个事件转换为小说的线索，直到去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来校区停留期间，很偶然的，我读到了莫里斯森达克1的采风记录和以此为主题的绘图作品外面那边(outsideoverthere)，这些书使我获得了写作自己小说的方法。
1莫里斯森达克(mauricesendak，1928-)，美国作家，主要创作绘图类儿童读物——译注。
2changeling：意为作为替身的丑陋呆傻的孩子，出自在欧洲各国、尤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流传的一个民间故事。该故事说，每当美丽的婴儿出生后，侏儒小鬼戈布林便常常会用自己丑陋的孩子偷偷换走那美丽的婴儿。这个被留下来的丑孩子，就是changeling——译注。我的妻子，看到少年时代非常美好善良的哥哥突然发生变化所受到的冲击，并成为永远的心灵创伤，还有，生了一个和正常人不同的孩子，为了把存在于遥远的地方那个正常孩子抢救回来，发现了不正常的孩子和自己之间的共同语言——音乐，森达克的书，启示我深入理解这些事情的意义。
森达克的卡通，以欧洲传说故事中的changeling2为主题，故事内容是：一个婴儿被侏儒小鬼戈布林盗走了，作为他的替身，留下一个奇怪的生物。为了救回被盗走的婴儿，姐姐不断努力，最后终于救出了妹妹。我把这个故事里的姐姐爱达，一位勇敢而美丽的少女，和我的妻子的孩提时代重叠，由此找到了自己小说的根本的叙述方式。在战后混乱时期生活过来的年轻人，无论是我还是伊丹，还有头部畸形的光，不都是被戈布林偷盗走的真正美丽的孩子的替身changeling么？
同样，正是由于一位既是妹妹、又是妻子和母亲的女性的勇敢的劳动，创造了我们的家庭。而就在这个美满故事进行的中途，她的哥哥突然自杀了。
我一边写作自己的changeling小说，一边思考这样的问题。可以认为，这不只是伊丹十三个人的问题，同时也是在战后的混乱时期度过青春，生活在经济繁荣和繁荣以后长久持续的不景气时期、现在面临老年的我们这一代日本人的现实性课题。
现在，回答大家的提问，进行自由对话吧。我在准备这次讲演的时候，中国方面曾提议让我谈谈中国、日本的年轻人如何开拓出共生的道路，在这次讲演的结尾，如果能让我就这样一个主题谈谈看法，我将感到非常荣幸。
(王中忱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