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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去纽约的时候，一位精通战后日本状况的美国知识分子对我说，最近有一本就历史教育问题向文部省提出异议的书很畅销，你听了是不是很高兴呀。我回答他说，不，我不特别高兴。
不久前对文部省审定的中学教科书、特别是历史教科书提出异议的各位专家并非畅销书作家。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总有一些出了书却不能畅销的作者，其中也包括我这样的并非专家的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发出如下所述的批评。
在日本旧宪法之下，超国家主义体制对亚洲做了些什么？太平洋战争给外国带来了怎样的悲惨命运？日本国内从广岛、长崎及冲绳到东京，人民遭受了怎样的苦难？教科书中并没有详细记述这些历史事件的细节，因此必须把它们修改过来。
然而，现在持相反观点的人的论调占上风。我们知道战争期间，日本人在包括朝鲜半岛、中国、菲律宾等地逼迫当地少女当“从军”慰安妇。而有些人认为应该把慰安妇内容从历史教科书中删除，他们甚至为此组织起市民运动。幸而人们为了抗议删除慰安妇问题也掀起市民运动，才让这个历史事实至少在今年使用的教科书里被写了进去。尽管有人会为此感到难受，但是为了不让历史重演，日本年轻一代应当学到真实的历史知识。
然而，正如那位日本通的美国人观察的一样，现在在日本出版界里，与教科书问题有关系的国家主义论调非常盛行。最近，某大报纸所作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国会议员赞成为修改宪法进行讨论。可以说日本现在即将迎来战后最大的体制转换期。
因此，我要重新阅读一下日本国宪法。尽管我现在还没有参加媒体的宪法讨论或者写畅销书的心思，但无论如何，宪法在日本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后还是给我们带来重生的希望，因此我要从维护宪法的角度出发思考各种问题。尽管我至今已经多次提及宪法里有关天皇的条款，但还是对此耿耿于怀。
不过，在此我并不打算深入讨论宪法的问题，我想谈一谈日本人的想像力。但我还是觉得宪法里“天皇是日本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这句话会给日本人的想像力——无论是宗教的想像力，还是文学的想像力——带来一种决定性的制约。
问题在于“象征”这个词。战后的日本人每当在教科书中接触到“象征”这个词的时候，首先浮现在脑海里的一定是有关天皇的条款。如果用肯尼斯伯克的话来说，日语中“象征”一词已被宪法、或者现在宪法下的国家体制涂上了战略色彩并被文体化了。既然宪法在现实生活中如此深入人心，诗人以及小说作家就不能随便用这个词了。
虽然这么想，但看到外语文章中“象征”一词被赋予了紧张、丰富的含义时，我总是印象深刻。每当此时，我就又会想到日本宪法里“象征”一词是否用得太正规了。
在此我想引用一下最近读到的关于“象征”的精彩的定义，尽管它稍微有些长。因为这个词确实已被我经常使用，所以我觉得就不必再加括号了。据我所知，最近出版了肖勒姆1散文集的英译本，下面这段话引自该散文集中的一篇2。
1肖勒姆(gershomscholem，1897-1982)，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犹太神秘主义研究学者，出生于德国柏林，在德国受教育并获得博士学位，1923年迁居巴勒斯坦，死于以色列——译注。
2犹太教里的救世论(themessianicideainjudaism)，shobooks出版——译注。象征群产生并成长于人类感情富饶的土壤上。具有精神意义的一个独立的人的世界，围绕他的世界的一切与他有关系的事物都被赋予有意义的内容时——此时，也只有此时，这种意义就结晶了，并在象征中证明自己。无凝聚力的现实、人们的眼睛里看不到任何特别的意图的现实，是不能用象征的语言谈论的。作为沉默的不成形的事物留下来。为了使这个世界的各种现象结晶为单纯的、简单的、表现特性的形状，确实需要非常高度的紧张。人类的秘密的某些东西被集中到它的象征群中。它存在的本身就要求具体的表现。伟大的象征群在表现它的世界的统一中起着作用。
1以色列国旗上的五角星形状——译注。在这篇散文里，肖勒姆所谈的所谓的象征具体指的是“大卫之星”1。他用充满顽强的信念和感情的一段话结束了散文，而我们这些非犹太人仅仅引用就需要有勇气。肖勒姆在辩文中驳道“有人说，比起‘大卫之星’来，代表灭绝和通往煤气室的路标这些生命的符号才更符合做新国家的象征。”
“可是，也有可能考虑和上述观点完全相反的问题。我们的时代里，将痛苦和恐怖神圣化的符号具有照耀生命和指出重新建设之路的价值。在它高高升起之前，道路会把我们引向深渊。也有受到最后的侮辱并获取伟大的一种象征。”
在日本国宪法中“象征”这个词并非像上述文章那样用得切合实际。况且战后时期日本仍处在危机之中，人们也没能想起足以表现日本人世界的统一、有区别于宪法上条文的更伟大的象征。产生于人类感情富饶的土壤的成长的象征，作为与这个世界密切相关的东西表现我们所具有的鲜活的精神意义的象征，只有在充满紧张感的现实社会里才能产生的象征，这样的象征是不是日本国宪法里的“象征”呢？我们必须重新认真考虑。
如果一种语言使象征这个词失去其本真意义，在那里也很难培养出真正的宗教想像力和文学想像力。我认为难以期望产生一种国民想像力，特别是能照亮生命和重建之路的国民想像力。
作为一个日本人，我受到奥姆真理教的恐怖主义的打击是很大的。一部分日本人倾向于利用宗教团体来进行犯罪活动，我几乎是与此同时围绕日本年轻人参与宗教的形式等构思、动笔、并已经写完了一本小说。在这一点上，创作和现实对我来说就发生了双重意义。我在经过数年笔记积累工作后，于1991年下半年开始动笔写燃烧的绿树。
在爆发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事件的这一年，奥姆真理教在富士山脚下建设了后来成为沙林制造厂的地下活动指挥部，即所谓的基地。我将这个教团自那以后的扩大和激进化概括为如下大事记：1992年，预言1997-2001年之间将要发生最后的世界战争。在混乱的莫斯科设立支部，暗示准备生物和化学武器。同年，麻原教主亲自和干部们一起赴莫斯科推进教团的武装化。1993年，用沙林毒气攻击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失败。1994年，在松本市施放沙林毒气，武装化的势头有了进一步发展。1995年，阪神大地震，在警方统一行动查找奥姆组织之前，于东京地铁施放沙林毒气，死伤者超过五千人。正是这一年，我发表了一直在写的长篇小说。
燃烧的绿树讲的是年轻人因为对日本社会的宗教团体的教理以及实践不满意，为拯救灵魂创建有混杂宗教性质的新教会的故事。他们的宗教领袖在学生运动革命党派斗争中参加过恐怖主义活动。新创建的教会与社会对立，后来又因其内部矛盾导致分裂。我想要描写的是从接连发生悲剧的痛苦经验出发走向新岸的过程。
与这部长篇的创作情况相同，我还曾经经历过在写小说期间碰到真实发生的事件和我小说的主题及故事情节重合的事。那是1972年，所谓的“联合赤军”因内部执行私刑，杀人被曝光而被警察追究，赤军在日本列岛中部的高地上与警察的快速... -->>
上次我去纽约的时候，一位精通战后日本状况的美国知识分子对我说，最近有一本就历史教育问题向文部省提出异议的书很畅销，你听了是不是很高兴呀。我回答他说，不，我不特别高兴。
不久前对文部省审定的中学教科书、特别是历史教科书提出异议的各位专家并非畅销书作家。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总有一些出了书却不能畅销的作者，其中也包括我这样的并非专家的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发出如下所述的批评。
在日本旧宪法之下，超国家主义体制对亚洲做了些什么？太平洋战争给外国带来了怎样的悲惨命运？日本国内从广岛、长崎及冲绳到东京，人民遭受了怎样的苦难？教科书中并没有详细记述这些历史事件的细节，因此必须把它们修改过来。
然而，现在持相反观点的人的论调占上风。我们知道战争期间，日本人在包括朝鲜半岛、中国、菲律宾等地逼迫当地少女当“从军”慰安妇。而有些人认为应该把慰安妇内容从历史教科书中删除，他们甚至为此组织起市民运动。幸而人们为了抗议删除慰安妇问题也掀起市民运动，才让这个历史事实至少在今年使用的教科书里被写了进去。尽管有人会为此感到难受，但是为了不让历史重演，日本年轻一代应当学到真实的历史知识。
然而，正如那位日本通的美国人观察的一样，现在在日本出版界里，与教科书问题有关系的国家主义论调非常盛行。最近，某大报纸所作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国会议员赞成为修改宪法进行讨论。可以说日本现在即将迎来战后最大的体制转换期。
因此，我要重新阅读一下日本国宪法。尽管我现在还没有参加媒体的宪法讨论或者写畅销书的心思，但无论如何，宪法在日本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后还是给我们带来重生的希望，因此我要从维护宪法的角度出发思考各种问题。尽管我至今已经多次提及宪法里有关天皇的条款，但还是对此耿耿于怀。
不过，在此我并不打算深入讨论宪法的问题，我想谈一谈日本人的想像力。但我还是觉得宪法里“天皇是日本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这句话会给日本人的想像力——无论是宗教的想像力，还是文学的想像力——带来一种决定性的制约。
问题在于“象征”这个词。战后的日本人每当在教科书中接触到“象征”这个词的时候，首先浮现在脑海里的一定是有关天皇的条款。如果用肯尼斯伯克的话来说，日语中“象征”一词已被宪法、或者现在宪法下的国家体制涂上了战略色彩并被文体化了。既然宪法在现实生活中如此深入人心，诗人以及小说作家就不能随便用这个词了。
虽然这么想，但看到外语文章中“象征”一词被赋予了紧张、丰富的含义时，我总是印象深刻。每当此时，我就又会想到日本宪法里“象征”一词是否用得太正规了。
在此我想引用一下最近读到的关于“象征”的精彩的定义，尽管它稍微有些长。因为这个词确实已被我经常使用，所以我觉得就不必再加括号了。据我所知，最近出版了肖勒姆1散文集的英译本，下面这段话引自该散文集中的一篇2。
1肖勒姆(gershomscholem，1897-1982)，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犹太神秘主义研究学者，出生于德国柏林，在德国受教育并获得博士学位，1923年迁居巴勒斯坦，死于以色列——译注。
2犹太教里的救世论(themessianicideainjudaism)，shobooks出版——译注。象征群产生并成长于人类感情富饶的土壤上。具有精神意义的一个独立的人的世界，围绕他的世界的一切与他有关系的事物都被赋予有意义的内容时——此时，也只有此时，这种意义就结晶了，并在象征中证明自己。无凝聚力的现实、人们的眼睛里看不到任何特别的意图的现实，是不能用象征的语言谈论的。作为沉默的不成形的事物留下来。为了使这个世界的各种现象结晶为单纯的、简单的、表现特性的形状，确实需要非常高度的紧张。人类的秘密的某些东西被集中到它的象征群中。它存在的本身就要求具体的表现。伟大的象征群在表现它的世界的统一中起着作用。
1以色列国旗上的五角星形状——译注。在这篇散文里，肖勒姆所谈的所谓的象征具体指的是“大卫之星”1。他用充满顽强的信念和感情的一段话结束了散文，而我们这些非犹太人仅仅引用就需要有勇气。肖勒姆在辩文中驳道“有人说，比起‘大卫之星’来，代表灭绝和通往煤气室的路标这些生命的符号才更符合做新国家的象征。”
“可是，也有可能考虑和上述观点完全相反的问题。我们的时代里，将痛苦和恐怖神圣化的符号具有照耀生命和指出重新建设之路的价值。在它高高升起之前，道路会把我们引向深渊。也有受到最后的侮辱并获取伟大的一种象征。”
在日本国宪法中“象征”这个词并非像上述文章那样用得切合实际。况且战后时期日本仍处在危机之中，人们也没能想起足以表现日本人世界的统一、有区别于宪法上条文的更伟大的象征。产生于人类感情富饶的土壤的成长的象征，作为与这个世界密切相关的东西表现我们所具有的鲜活的精神意义的象征，只有在充满紧张感的现实社会里才能产生的象征，这样的象征是不是日本国宪法里的“象征”呢？我们必须重新认真考虑。
如果一种语言使象征这个词失去其本真意义，在那里也很难培养出真正的宗教想像力和文学想像力。我认为难以期望产生一种国民想像力，特别是能照亮生命和重建之路的国民想像力。
作为一个日本人，我受到奥姆真理教的恐怖主义的打击是很大的。一部分日本人倾向于利用宗教团体来进行犯罪活动，我几乎是与此同时围绕日本年轻人参与宗教的形式等构思、动笔、并已经写完了一本小说。在这一点上，创作和现实对我来说就发生了双重意义。我在经过数年笔记积累工作后，于1991年下半年开始动笔写燃烧的绿树。
在爆发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事件的这一年，奥姆真理教在富士山脚下建设了后来成为沙林制造厂的地下活动指挥部，即所谓的基地。我将这个教团自那以后的扩大和激进化概括为如下大事记：1992年，预言1997-2001年之间将要发生最后的世界战争。在混乱的莫斯科设立支部，暗示准备生物和化学武器。同年，麻原教主亲自和干部们一起赴莫斯科推进教团的武装化。1993年，用沙林毒气攻击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失败。1994年，在松本市施放沙林毒气，武装化的势头有了进一步发展。1995年，阪神大地震，在警方统一行动查找奥姆组织之前，于东京地铁施放沙林毒气，死伤者超过五千人。正是这一年，我发表了一直在写的长篇小说。
燃烧的绿树讲的是年轻人因为对日本社会的宗教团体的教理以及实践不满意，为拯救灵魂创建有混杂宗教性质的新教会的故事。他们的宗教领袖在学生运动革命党派斗争中参加过恐怖主义活动。新创建的教会与社会对立，后来又因其内部矛盾导致分裂。我想要描写的是从接连发生悲剧的痛苦经验出发走向新岸的过程。
与这部长篇的创作情况相同，我还曾经经历过在写小说期间碰到真实发生的事件和我小说的主题及故事情节重合的事。那是1972年，所谓的“联合赤军”因内部执行私刑，杀人被曝光而被警察追究，赤军在日本列岛中部的高地上与警察的快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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