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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柔弱者的力量,爱好和平者之总能得到胜利,以及隐逸者的长处这一类训诲,没有一个人再能比老子讲得更有力量。在老子看来,水便是柔弱者的力量的象征——轻轻地滴下来,能在石头上穿一个洞;水有道家最伟大的智慧,向最低下的地方去求它的水平线: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

    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谷”是空洞象征,代表世间万物的子宫和母亲,代表阴或牝。

    谷神不死,

    是谓元牝。

    元牝之门,

    是谓天地根。

    绵绵若存;

    用之不勤。

    以牝来代表东方文化,而以牡来代表西方文化,这不会是牵强附会之谈吧。无论如何,在中国的消极力量里,有些东西很像子宫或山谷,老子说:“为天下谷;于天下谷,常德乃足。”

    恺撒要做乡村中第一个人,而老子反之,他的忠告是:“不敢为天下先。”讲到出名是一桩危险的事,庄子曾写过一篇讽刺的文章去反对孔子的夸耀知识行为。庄子著作里,有许多诽议孔子的文章,好在庄子写文章时,孔子已死,而且当时中国又没有关于毁坏名誉的法律。

    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

    大公任往吊之,曰:“子几死乎?”

    曰:“然。”

    “子恶死乎?”

    曰:“然。”

    任曰:“予尝言不死之道。

    “东海有鸟焉,其名曰‘意怠’。其为鸟也,翂翂羽失羽失,而似无能。引援而飞;追胁而栖。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食不敢先尝;必取其绪。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祸。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于其意者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孔子曰:“善哉!”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

    我曾写过一首诗概括道家思想:

    愚者有智慧,

    缓者有雅致,

    钝者有机巧,

    隐者有益处。

    在信仰基督教的读者们看来,这几句话或者很像耶稣的“山上训言”而也许同样地对他们不生效力。老子说,愚者得福,因他们是世上最快乐的人。这句话好似替“山上训言”加了一些诙谐的成分。庄子继老子“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的名句而说“弃智”八世纪时的柳宗元把他比邻的山叫做“愚山”附近的水叫做“愚溪”十八世纪时的郑板桥说了一句名言:“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中国文学上有诸如此类不少赞颂愚钝的话。美国有一句俚语是“不要太精明”(don?蒺tbetoosmart),从这句俚语也可看出抱这种态度者的智慧。大智是常常如愚的。

    所以,在中国文化上我们看见一种稀奇的现象,就是一个大智对自己发生怀疑,因而产生(据我所知)惟一的愚者的福音和潜隐的理论,而认为是人生斗争的最佳武器。由庄子的创说“弃智”到尊崇愚者的观念,其中只是一个短短的过程;在中国的绘画中和文章中,有着不少的乞丐,不朽的隐逸者、癫僧,或如冥寥子游中的奇隐士等等,在那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出这种尊崇愚者观念的反映。当这个可怜的褴褛癫僧,变成了我们心目中最高智慧和崇高性格的象征时,智人即从人生的迷恋中清醒过来,接受一些浪漫的或宗教润色,而进入诗意的幻想境界。

    傻子的受人欢迎是一桩实事。我相信无论在东方或西方,人们总是憎恶那个过于精明的同伴的。袁中郎曾写过一篇文字,说明他和他的兄弟为什么要用那四个极愚笨但是忠心的仆人。任何人只要把他所有的朋友同伴细细想一想,就可以发现我们究竟喜欢怎样的人。我们喜欢愚笨的仆人是因为他比较老实可靠,和他在一起过日子,我们尽可以写写意意,不必处处提心吊胆。智慧的男人多数要不太精明的妻子,而智慧的女子也多数愿嫁不太精明的丈夫。

    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傻子,都是因为他们的真癫或假癫而讨人欢喜,受人敬爱。例如宋朝著名画家米芾号“米颠”(即癫),有一次穿了礼服去拜一块岩石,要那块岩石做他的“丈人”因此得了“米颠”的名号。他和元朝的著名画家倪云林都有好洁之癖。又有一个著名的疯诗人赤了足,往来于各大寺院,在厨房里打杂,吃人家的残羹冷饭,不朽的诗便写在庙寺里厨房的墙壁上。最受中国人民爱戴的,要算是伟大的疯和尚颠僧了,他名叫济公,是一部通俗演义的主人公;这部演义越演越长,篇幅比之唐吉诃德(donquixote)还长三倍,但好像还没有完结。他是生活于一个魔术、能医、恶作剧和醉酒的世界里,他有一种神力,能在相距几百英里的不同城市里同时出现。为纪念他的庙宇至今还屹立于杭州西子湖边的虎跑。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伟大浪漫天才,如徐文长、李卓吾、金圣叹(他自号“圣叹”据他说,当他出世时,孔庙里曾发出一阵神秘的叹息。)他们虽然和我们一样是人,可是他们在外表和举动上多少违背着传统的习惯,所以给人一种疯狂的印象。

    “中庸哲学”:子思

    我相信主张无忧虑和心地坦白的人生哲学,一定要叫我们摆脱过于繁忙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责任,因而使人们渐渐减少实际行动的欲望。在另一方面,生于现代的人,大都需要这种玩世主义之薰陶,因为这对他是很有益的。那种引颈前瞻徒然使人类在无效果和浪费的行动中过生活的哲学,它的遗毒或许比古今哲学中的全部玩世思想为害更大。每个人都有许多生理上的工作行动,它随时能把这种哲学的力量抵消;这种放浪者的伟大哲学虽到处受人欢迎,可是中国人至今还是世界上最勤勉的民族。大多数人都未成为玩世者,因为大多数的人都不是哲学家。

    所以这样说来,玩世主义很少会变成大众所崇拜的流行思想的危险,这一点可以不必担忧。中国道家哲学虽已获得了中国人心胸中的感应,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在每首诗歌和每幅山水画里都可看得出来;但是大多数中国人依旧过着熙来攘往的生活,依旧相信财富、名誉、权力,肯为他们的国家服役。如若不是这样,人类生活便不能维持下去。所以中国并没有人人都服从玩世主义,他们只在失败后,才做玩世者和诗人;我们的多数同胞依旧还是出力的演员。道家玩世主义的影响,仅是在减低紧张生活,同时在天灾人祸的时候,引导人民去信仰自然律的动作和反动作,信仰正义必能因此而得伸张。

    然而,在中国的思想上还有一种相反的势力,它和这种无忧无虑的哲学,自然放浪者的哲学,是站在对立的地位的。自然绅士哲学的对面有社会绅士的哲学,道家哲学的对面有儒家哲学。如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的涵义,一个代表消极的人生观,一个代表积极的人生观,那么,我相信这两种哲学不仅是中国人有之,而也是人类天性所固有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是生就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一个彻底的道家主义者理应隐居到山中,去竭力摹仿樵夫和渔父的生活,无忧无虑,简单朴实如樵夫一般去做青山之王,如渔父一般去做绿水之王。道家主义者的隐士,隐现于山上的白云中,一面俯视樵夫和渔父在相对闲谈;一面默念着青山、流水,全然不理会这里还有着两个渺小的谈话者。他在这种凝想中获得一种彻底的和平感觉。不过要叫我们完全逃避人类社会的那种哲学,终究是拙劣的。

    此外还有一种比这自然主义更伟大的哲学,就是人性主义的哲学。所以,中国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个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的人。如果一个人离开城市,到山中去过着幽寂的生活,那么他也不过是第二流隐士,还是环境的奴隶。“城中隐士实是最伟大的隐士”因为他对自己具有充分的节制力,不受环境的支配。如果一个僧人回到社会去喝酒、吃肉、交女人,而同时并不腐蚀他的灵魂,那么他便是一个“高僧”了。因此,这两种哲学有互通性,颇有合并的可能。儒教和道家的对比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两种学说,只是代表了两个极端的理论,而在这两个极端的理论之间,还有着许多中间的理论。

    我以为半玩世者是最优越的玩世者。生活的最高典型终究应属子思所倡导的中庸生活,他即是中庸作者,孔子的孙儿。与人类生活问题有关的古今哲学,还不曾发现过一个比这种学说更深奥的真理。这种学说,就是指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酌乎其中学说。这种中庸精神,在动作和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所以理想人物,应属一半有名,一半无名;懒惰中带用功,在用功中偷懒;穷不至于穷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于富到可以完全不做工,或是可以称心如意地资助朋友;钢琴也会弹弹,可是不十分高明,只可弹给知己的朋友听听,而最大的用处还是给自己消遣;古玩也收藏一点,可是只够摆满屋里的壁炉架;书也读读,可是不很用功;学识颇广博,可是不成为任何专家;文章也写写,可是寄给泰晤士报的稿件一半被录用一半退回——总而言之,我相信这种中等阶级生活,是中国人所发现最健全的理想生活。李密庵在他的半半歌里把这种生活理想很美妙地表达出来:

    看破浮生过半,

    半之受无用边。

    半中岁月尽幽闲;

    半里乾坤宽展。

    半郭半乡村舍,

    半山半水田园;

    半耕半读半经廛;

    半士半姻民眷;

    半雅半粗器具,

    半华半实庭轩;

    衾裳半素半轻鲜,

    肴馔半丰半俭;

    童仆半能半拙;

    妻儿半朴半贤;

    心情半佛半神仙;

    姓字半藏半显。

    一半还之天地;

    让将一半人间。

    半思后代与沧田,

    半想阎罗怎见。

    饮酒半酣正好;

    花开半时偏妍;

    半帆张扇免翻颠,

    马放半缰稳便。

    半少却饶滋味,

    半多反厌纠缠。

    百年苦乐半相参,

    会占便宜只半。

    所以,我们如把道家的现世主义和儒家的积极观念配合起来,便成中庸的哲学。因为人类是生于真实的世界和虚幻的天堂之间,所以我相信这种理论在一个抱前瞻观念的西洋人看来,一瞬间也许很不满意,但这总是最优越的哲学,因为这种哲学是最近人情的。总而言之,半个林白比一个整的林白更好,因为半个能比较快乐。如果林白只飞了大西洋的半程,我相信他一定会更快乐。我们承认世间非有几个超人——改变历史进化的探险家、征服者、大发明家、大总统、英雄——不可,但是最快乐的人还是那个中等阶级者,所赚的钱足以维持独立的生活,曾替人群做过一点点事情,可是不多;在社会上稍具名誉,可是不太显著。只有在这种环境之下,名字半隐半显,经济适度宽裕,生活逍遥自在,而不完全无忧无虑的那个时候,人类的精神才是最为快乐的,才是最成功的。我们必须在这尘世上活下去,所以我们须把哲学由天堂带到地上来。

    爱好人生者:陶渊明

    所以我们已经晓得,我们如果把积极的人生观念和消极的人生观念适度地配合起来,我们便能得到一种和谐的中庸哲学,介于动作和静止之间,介于尘世的徒然匆忙和完全逃避现实人生之间;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哲学中,这一种可说是人类生活上最健全最完美的理想了。还有一种结果更加重要,就是这两种不同观念相混合后,和谐的人格也随之产生;这种和谐的人格也就是那一切文化和教育所欲达到的目的,我们即从这种和谐的人格中看见人生的欢乐和爱好。这是值得加以注意的。

    要描写这种爱好人生的性质是极困难的;如用譬喻,或叙述一位爱好人生者的真事实物,那就比较容易。在这里,陶渊明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不期然而然地浮上我的心头。陶渊明也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我想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反对我的话吧。他没有做过大官,很少权力,也没有什么勋绩,除了本薄薄的诗集和三四篇零星的散文外,在文学遗产上也不曾留下什么了不得的著作。但至今还是照彻古今的炬火,在那些较渺小的诗人和作家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的生活和风格是简朴的,令人自然敬畏,会使那些较聪明与熟识的人自惭形秽。他是今日真正爱好人生者的模范,因为他心中虽有反抗尘世的欲望,但并不沦于彻底逃避人世,而反使他和七情生活洽调起来。文学的浪漫主义,和道家闲散生活的崇尚以及对儒家教义的反抗,在那时的中国已活动了两百多年,这种种和前世纪的儒家哲学配合起来,就产生了这么一种和谐的人格。以陶渊明为例,我们看见积极人生观已经丧失了愚蠢的自满心,玩世哲学已经丧失了尖锐的叛逆性,在梭罗身上还可找出这种特质——这是一个不成熟的标志,而人类的智慧第一次在宽容和嘲弄的精神中达到成熟的时期。

    在我看来,陶渊明代表一种中国文化的奇怪特质,即一种耽于肉欲和灵的妄尊的奇怪混合,是一种不流于制欲的精神生活和耽于肉欲的物质生活的奇怪混合;在这奇怪混合中,七情和心灵始终是和谐的。所谓理想的哲学家即是一个能领会女人的妩媚而不流于粗鄙,能爱好人生而不过度,能够察觉到尘世间成功和失败的空虚,能够生活于超越人生和脱离人生的境地,而不仇视人生的人。陶渊明的心灵已经发展到真正和谐的境地,所以我们看不见他内心有一丝一毫的冲突,因之,他的生活也像他的诗一般那么自然而冲和。

    陶渊明生于第四世纪的末叶,是一位著名学者兼贵官的曾孙。这位学者在家无事,常于早上搬运一百支甓到斋外,至薄暮又搬运回斋内。陶渊明幼时,因家贫亲老,任为州祭酒,但不久即辞了官职去过他的耕种生活,因此得了一种疾病。有一天,他对亲朋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有一个朋友听了这句话,便荐他去做彭泽令。他因为喜欢喝酒,所以命令县里都种秣谷,可是他的妻子不以为善,固请种粳,才使一顷五十亩种秣,五十亩种粳。后因郡里的督邮将到,县吏说他应该束带相见,陶渊明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于是官也不愿做了,写了归去来辞这首名赋。此后,他就过着农夫的生活,好几次有人请他做官,他一概拒绝。他家里本穷,故和穷人一起生活,在给他儿子的一封信里,曾慨叹他们的衣服褴褛,做着贱工。有一次他送一个农家的孩子到他的儿子那里去,帮做挑水取柴等事,在给他儿子的信里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他惟一的弱点就是喜欢喝酒。他平常过着孤独的生活,很少和宾客接触,可是一看见酒,纵使他不认识主人,也会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喝酒。有时他做主人的时候,在席上喝酒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且去。”他有一张无弦的琴,这种古代的乐器,只能在心情很平静的时候,慢慢地弹起来才有意思。他和朋友喝酒时,或是有兴致想玩玩音乐时,便抚抚这张无弦的琴。他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他心地谦逊,生活简朴,且极自负,交友尤慎。判史王弘很钦仰他,想和他交朋友,可是无从谋面。他曾很自然地说:“我性不狎世,因疾守用,幸非洁志慕声。”王弘只好和一个朋友用计骗他,由这个朋友去邀他喝酒,走到半路停下来,在一个凉亭里歇脚,那朋友便把酒拿出来。陶渊明真的欣欣然就坐下来喝酒,那时王弘早已隐身在附近的地方,这时候便走出来和他相见。他非常高兴,于是欢宴终日,连朋友的地方也忘记去了。王弘见陶渊明无履,就叫他的左右为他造履。当请他量履的时候,陶渊明便把脚伸出来。此后,凡是王弘要和他见面时,总是在林泽间等候他。有一次,他的朋友们在煮酒,就把他头戴的葛巾来漉酒,用过了还他,他又把葛巾戴在头上了。

    他那时的住处,位于庐山之麓,当时庐山有一个闻名的禅宗,叫做白莲社,是由一位大学者所主持。这位学者想邀他入社。有一天便请他赴宴,请他加入。他提出的条件是在席上可以喝酒。本来这种行为是违犯佛门的戒条的,可是主人却答应他。当他正要签名入社时,却又“攒眉而去”另外一个大诗人谢灵运很想加入这个白莲杜,可是不得其门而入。后来那位方丈想跟陶渊明做个朋友,所以他便请了另一位道人和他一起喝酒。他们三个人,那个方丈代表佛教,陶渊明代表儒教,那个朋友代表道家。那位方丈曾立誓说终生不再走过某一座桥,可是有一天,当他和他的朋友送陶渊明回家时,他们谈得非常高兴,大家都不知不觉地走过了那桥。当三人明白过来时,不禁大笑。这三位大笑的老人,后来便成为中国绘画上常用的题材,这个故事象征着三位无忧无虑的智者的欢乐,象征着三个宗教的代表人物在幽默感中团结一致的欢乐。

    他就是这样地过他的一生,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心地坦白的、谦逊简朴的乡间诗人,一个智慧而快乐的老人。在他那本关于喝酒和田园生活的小诗集,三四篇偶然冲动而写出来的文章,一封给他儿子的信,三篇祭文(一篇是自祭文),和遗留给子孙的一些话里,我们看出一种造成那和谐生活的情感和天才;这种和谐的生活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没有一个人能比他更卓越。他在归去来辞那首赋里所表现的就是这种爱好人生的情感。这篇名作是在公元四五年十一月,就是在决定辞去那县令的时候写的。

    归去来辞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也许有人以为陶渊明是“逃避主义者”但事实上他绝对不是。他要逃避的仅是政治,而不是生活的本身。如果他是逻辑家的话,他或许早已出家做和尚,彻底地逃避人生了。可是陶渊明不愿完全逃避人生,他是爱好人生的。在他的眼中,他的妻儿是太真实了,他的花园,那伸到他庭院里的树丫枝,他所抚摸的孤松,这许多太可爱了。他仅是一个近情近理的人,他不是逻辑家,所以他要周旋于周遭的景物之间。他就是这样的爱好人生,由种种积极的、合理的人生态度,去获得他所特有的能产生和谐的那种感觉。这种生之和谐便产生了中国最伟大的诗歌。他为尘世所生,而又属于尘世,所以他的结论不是逃避人生,而是“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陶渊明仅是回到他的田园和他的家庭里去。所以,结果是和谐,不是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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