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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诞生。
遗精生不了孩子。避孕也生不了。近亲通婚会养怪物。但要创造。
当斗牛场四周坐满了嚼着口香糖的看客之时，场子里正在发生的已经不是较量，而是谋杀。拳击还是平等的蠢行，西班牙式的斗牛却是合伙在残害一个。我不明白西班牙人在欣赏什么，是斗牛士的卑鄙与虚荣？还是那牛的愚蛮与不屈？
对牛来说，不屈的鲜血光芒四射！
对人来说，这仿古的游戏，却把远古的光荣化作了今日的悲哀。
刘易斯跑起来，让人享受了艺术的美。这美来自那谐调动作所展示的自信力量，来自对前人的超越，来自于他勾引得我们还要希望看进一步的超越。
世界纪录却标出了人的局限。现在是九秒九三、二米四二、八米九o将来便有九秒、三米、十米的成绩，局限还是局限，并且定有极限。这困境属于全人类。
当今世上便只有奥林匹克的神火能把全人类召唤在一处，齐对着命运之神唱出自己的心愿。精神在超越肉体之时，上帝不得不永远赐我们以艺术。
我的朋友陈志伟说：“超越不是前进，不是没边没沿的飞升。超越的对象是现实，现实是超越的基础，二者一刻也不能互相脱离。超越是对现实的把握，超越是更大、更深、更广的现实。”
我理解：所谓超越自我，并不意味着跑百米的跑出九秒九二，跳高的跳出二米四三。我理解：长寿和自杀都不能超越死亡，纯朴和出世都不能超越异化，苟安和金牌都不能超越困境。我理解；把得教练员、运动员喘不过气，似乎还不十分有说服力。外国人也不想为祖国丢脸。
关键是对争光的理解不同。中国人认为进球、赢球即是争光，所以哆哆嗦嗦、稀里糊涂地把球弄进去也是荣耀。越是看重进球，投篮和射门时心理负担就越重，球反而不进。越是想赢，越是不敢轻易有所创造，昏昏然只记住以往进球的老路，弄不清眼前的困境与通途。而美国的篮球、巴西的足球，却满场显示着每一个生命的力量、自由与创造精神，他们以此为荣，更愿意在困境重重之中表现自己的本事，反而抓住了更多的进球机会。
一个是，借助球赛赞美着生命的辉煌。
一个是，球借助人，以便进门或进篮筐。
写小说亦如此，越想获奖越写成温吞水，越怕被批判越没了创造。没有创造干嘛叫创作。叫创作就应与介绍、导游、展览、集锦等等分开。不面对困境，又何从创造呢？
中国人喜欢从古人那儿找根据，再从洋人的眼色里找判断，于是古也一窝蜂，洋也一窝蜂。
阿城并非学古，而是从古中找到了新。也有人总在篇首引一行古诗，问题是以下的全篇都不如这一行有意思。
莫言把旧而又旧的土匪故事写出了新意，精彩纷呈。也有人在新而又新的改革题材上重弹着滥调。
北岛对外国人说：我还没到获诺贝尔奖的水平。也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我们不稀罕。可是某位小提琴家在资本主义国家拉着还没有社会主义时代的曲子得了远不如诺贝尔奖的奖时，却被认为是为国争光。
马原的小说非古非洋，神奇而广阔。李姞说他是在五维世界中创作，我有同感。精神是第五维。
说这些作家在五维世界中找中国文学的新路，莫如说他们是在找人的新路。
与世界文学对话，当然不能是人家说什么，我们就跟着说什么。这样跟着便永远是在后边。
拿出我们自己独特的东西来！但不能拿癫头疮和虱子。你有航天飞机我有故宫，也不行。
那些站在世界最前列的作家，往往是在无人能与他们对话的时候，说出前无古人的话来。他们是在与命运之神对话。因此我们甚至不必去想和世界文学对话这件事，只想想我们跟命运之神有什么话要讲就是了。
这样也不见得能立刻把我们弄到世界文学的前列去，不过我们不关心这一点，我们关心的仅仅是新路。倘有一天中国文学进入世界先列，我们还是不关心这一点，因为新路无尽无休尚且让我们关心不过来。
在一次座谈会上我说，中国文学正在寻找着自己的宗教。话说得乱，引得别人误会了。现在容我引一段既洋且古的名人的活，来说明我的意思吧。
罗素说：“现在，人们常常把那种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人，说成具有宗教观点，尽管他也许并不接受传统的基督教。”
中国文学正做着这样的探究，越来越多了这样的渴望。
罗素说：“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就是哲学。”
科学确切吗？站在爱因斯坦的时代看，牛顿并不够确切。而现今又已有人发现爱因斯坦的“光速不可超越”说也不够确切。哲学呢？先承认自己不在确切之列。这样看来，科学与哲学在任何具体的时候都不确切得像是神学了。差别在于这二者都不是教条。看来只有教条是坏宗教，不确切是宇宙的本质。所以罗素又说：“只要宗教存在于某种感觉的方式中，而不存在于一套信条中，那么科学就不能干预其事。”
宗教的生命力之强是一个事实。因为人类面对无穷的未知和对未来怀着美好希望与幻想，是永恒的事实。只要人不能尽知穷望，宗教就不会消灭。不如说宗教精神吧，以区别于死教条的坏的宗教。教条是坏东西。不图发展是教条。
什么是发展呢？让精神自由盛开吧。精神可以超越光速。也许，科学的再一次爱因斯坦式的飞跃，要从精神这儿找到生机。
一九八六年
生命的诞生。
遗精生不了孩子。避孕也生不了。近亲通婚会养怪物。但要创造。
当斗牛场四周坐满了嚼着口香糖的看客之时，场子里正在发生的已经不是较量，而是谋杀。拳击还是平等的蠢行，西班牙式的斗牛却是合伙在残害一个。我不明白西班牙人在欣赏什么，是斗牛士的卑鄙与虚荣？还是那牛的愚蛮与不屈？
对牛来说，不屈的鲜血光芒四射！
对人来说，这仿古的游戏，却把远古的光荣化作了今日的悲哀。
刘易斯跑起来，让人享受了艺术的美。这美来自那谐调动作所展示的自信力量，来自对前人的超越，来自于他勾引得我们还要希望看进一步的超越。
世界纪录却标出了人的局限。现在是九秒九三、二米四二、八米九o将来便有九秒、三米、十米的成绩，局限还是局限，并且定有极限。这困境属于全人类。
当今世上便只有奥林匹克的神火能把全人类召唤在一处，齐对着命运之神唱出自己的心愿。精神在超越肉体之时，上帝不得不永远赐我们以艺术。
我的朋友陈志伟说：“超越不是前进，不是没边没沿的飞升。超越的对象是现实，现实是超越的基础，二者一刻也不能互相脱离。超越是对现实的把握，超越是更大、更深、更广的现实。”
我理解：所谓超越自我，并不意味着跑百米的跑出九秒九二，跳高的跳出二米四三。我理解：长寿和自杀都不能超越死亡，纯朴和出世都不能超越异化，苟安和金牌都不能超越困境。我理解；把得教练员、运动员喘不过气，似乎还不十分有说服力。外国人也不想为祖国丢脸。
关键是对争光的理解不同。中国人认为进球、赢球即是争光，所以哆哆嗦嗦、稀里糊涂地把球弄进去也是荣耀。越是看重进球，投篮和射门时心理负担就越重，球反而不进。越是想赢，越是不敢轻易有所创造，昏昏然只记住以往进球的老路，弄不清眼前的困境与通途。而美国的篮球、巴西的足球，却满场显示着每一个生命的力量、自由与创造精神，他们以此为荣，更愿意在困境重重之中表现自己的本事，反而抓住了更多的进球机会。
一个是，借助球赛赞美着生命的辉煌。
一个是，球借助人，以便进门或进篮筐。
写小说亦如此，越想获奖越写成温吞水，越怕被批判越没了创造。没有创造干嘛叫创作。叫创作就应与介绍、导游、展览、集锦等等分开。不面对困境，又何从创造呢？
中国人喜欢从古人那儿找根据，再从洋人的眼色里找判断，于是古也一窝蜂，洋也一窝蜂。
阿城并非学古，而是从古中找到了新。也有人总在篇首引一行古诗，问题是以下的全篇都不如这一行有意思。
莫言把旧而又旧的土匪故事写出了新意，精彩纷呈。也有人在新而又新的改革题材上重弹着滥调。
北岛对外国人说：我还没到获诺贝尔奖的水平。也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我们不稀罕。可是某位小提琴家在资本主义国家拉着还没有社会主义时代的曲子得了远不如诺贝尔奖的奖时，却被认为是为国争光。
马原的小说非古非洋，神奇而广阔。李姞说他是在五维世界中创作，我有同感。精神是第五维。
说这些作家在五维世界中找中国文学的新路，莫如说他们是在找人的新路。
与世界文学对话，当然不能是人家说什么，我们就跟着说什么。这样跟着便永远是在后边。
拿出我们自己独特的东西来！但不能拿癫头疮和虱子。你有航天飞机我有故宫，也不行。
那些站在世界最前列的作家，往往是在无人能与他们对话的时候，说出前无古人的话来。他们是在与命运之神对话。因此我们甚至不必去想和世界文学对话这件事，只想想我们跟命运之神有什么话要讲就是了。
这样也不见得能立刻把我们弄到世界文学的前列去，不过我们不关心这一点，我们关心的仅仅是新路。倘有一天中国文学进入世界先列，我们还是不关心这一点，因为新路无尽无休尚且让我们关心不过来。
在一次座谈会上我说，中国文学正在寻找着自己的宗教。话说得乱，引得别人误会了。现在容我引一段既洋且古的名人的活，来说明我的意思吧。
罗素说：“现在，人们常常把那种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人，说成具有宗教观点，尽管他也许并不接受传统的基督教。”
中国文学正做着这样的探究，越来越多了这样的渴望。
罗素说：“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就是哲学。”
科学确切吗？站在爱因斯坦的时代看，牛顿并不够确切。而现今又已有人发现爱因斯坦的“光速不可超越”说也不够确切。哲学呢？先承认自己不在确切之列。这样看来，科学与哲学在任何具体的时候都不确切得像是神学了。差别在于这二者都不是教条。看来只有教条是坏宗教，不确切是宇宙的本质。所以罗素又说：“只要宗教存在于某种感觉的方式中，而不存在于一套信条中，那么科学就不能干预其事。”
宗教的生命力之强是一个事实。因为人类面对无穷的未知和对未来怀着美好希望与幻想，是永恒的事实。只要人不能尽知穷望，宗教就不会消灭。不如说宗教精神吧，以区别于死教条的坏的宗教。教条是坏东西。不图发展是教条。
什么是发展呢？让精神自由盛开吧。精神可以超越光速。也许，科学的再一次爱因斯坦式的飞跃，要从精神这儿找到生机。
一九八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