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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个顺序了。只记得我们又聚到地坛去商议了好几回。只记得我一回比一回胆怯下去。记得有一个晚上，还是在那片荒芜的小树林里，a和b都认为述是我一开始编造的那个谎话最为巧妙，若警察根据笔体找到我就由我来坚持那个谎话就说是我在住院时从一个不知名的病友那儿抄来那篇小说的。我未置可否，过了一会我只提醒说，我的父母均出身黑五类之首，我的奶奶仍在以地主的资格每日扫街呢。大家于是沉默良久。我本还想说由我来承担是不公平的，因为唯独我是反对这篇小说的，怎么能让一个人去殉自己的反信念呢？但我没说。后来a替我说出了这个意思，以后多年，我一直把这逻辑作为我良心的蔽护所而记得牢固。可是一年年过去，这逻辑也愈显其苍白了，一是因为我越来越清楚我当时主要是害了怕，二是反对这小说和不反对抄这小说同样是我当时的信念。信念又怎么样呢？设若我当时就赞成这小说呢？我敢把这事担当下来拒不交待吗？我估计百分之九十还是不敢。因为我还记得，那些天有人对我说：公安局可不是吃素的。我若说不出给我小说原稿的人的姓名，他们就可以判定这小说是我写的不管他们是真这么认为，还是为了威逼我，还是出于必得有个结果以便向上边交待，反正他们急了就会这么干。我听了确乎身上轮番出了几回汗。尤其看到父母亲人，想到他们的出身和成份本来就坏，这一下不知要遭怎样的连累了。夜里躺在床上不能睡，光抽烟，体会着某些叛徒的苦衷。有些叛徒是贪图荣华富贵，有些叛徒则是被“株连九族”逼迫而成，现在平心去论，一样是叛徒但似不可同日而语。这就又要想想了，假如我是孤身一人会怎么样呢？轻松是会轻松些，但敢不敢去挨鞭子或送脑袋仍然不是一件可供吹牛的事。贪生怕死和贪图荣华富贵之间仍有着不小的差别。几年之后我倒确凿有几回真的不怕死过，心想要是1974年的事挪来现在发生有多好，我就能毫不犹豫地挺身就死了，但这几回的不怕死是因为残病弄得我先有了不想活的念头，后才顺带想做一回烈士的。这当然可笑。我才知道，渴望活也可以是比不怕死更难能可贵的。但渴望活而又怕死却造就了很多千古遭骂的叛徒。最好当然是渴望活而又不怕死，譬如许云峰。不过，毕竟许云峰喊的是共产党万岁而明确是坐国民党的牢。大智大勇音更要数张志新。可张志新若也坚定不疑于当时人人必须信奉的一种思想，料必她也就不可能有那般大智大勇了。话扯远了，拉回来，还说我，我不及张志新之万是不容争辩的。至于哥们儿义气呢？但“株连九族”却更是殃及亲人的呢！所以“株连九族”有理由被发明出来。
我原是想把这件事如实记录下来的，但亏心和丢脸的事确已从记忆的筛眼里走漏一些了，写到这儿我停笔使劲回忆了两天，下面的事在记忆中仍呈现了两种模样。与b已多年不见，为此文去找他核对似大不必要，就把两种模样的记忆都写下来吧。最可能的是这样：正当我昼夜难安百思不得良策之际，b来了，b对我说：“要是追查到你你就如实说吧。就说原稿是我给你的。”我听了虽未明确表示赞同，却一句反对的话也没说，焦虑虽还笼罩，但心的隐秘处却着实有了一阵轻松。许久，我只说：“那你怎么办？”b说：“这事就由我一人承担吧。”说罢他匆匆离去，我心中的愧便于那时萌生，虽料沉重只是要匀到一生中去背负，也仍怔怔地不敢有别种选择也仍如获救了一般。其次也可能是这样：b来了，对我说：“要是警察来找你你就如实说吧，就说原稿是我给你的。c已经全说了。”我听了心里一阵轻松。c确实是在被隔离的第三天熬不住逼问，全说了。但这是b告诉我的呢？还是之后我才听别人说的呢？我希望是前者，但这希望更可以证明是后者吧，因为记忆的筛眼里不仅容易走漏更为难堪的事，还容易走进保护自己少受谴责的事。我就没有谴责过c我没有特别注意去不谴责c，想必是潜意识对自己说了实话：实际我与c没什么两样。总之，不管哪个记忆准确，我听了b的话后心里的那一阵轻松可以说明一切。这是着重要记录下来的。
后来警察来找我，问我原稿是谁给我的，我说是b，问我原作者是谁？我说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b从未跟我说起过原作者是谁，这一层b想得周到。我当时很为b把这一层想得周到而庆幸。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原作者是谁。1973年我也开始写小说，也写了可归入“伤痕文学，的作品。那儿年我常留意报刊上的小说及作者介绍，想知道普通的人的作者是谁，但终未发现。我也向文学界的朋友们打听过，很多人都知道那篇小说，却没有谁知道作者的情况。1983年在崂山旅游时遇到b，互相说笑间仍有些不自然，我终未能启口问他此事，因为当年的事到底是怎么了结的我完全不知，深怕又在心上添了沉重。现在想，倘那篇普通的人，渐渐被淡忘了，实在是文学史上的缺憾。
随忆随记，实指望没把愧走漏太多就好。
1988年
样一个顺序了。只记得我们又聚到地坛去商议了好几回。只记得我一回比一回胆怯下去。记得有一个晚上，还是在那片荒芜的小树林里，a和b都认为述是我一开始编造的那个谎话最为巧妙，若警察根据笔体找到我就由我来坚持那个谎话就说是我在住院时从一个不知名的病友那儿抄来那篇小说的。我未置可否，过了一会我只提醒说，我的父母均出身黑五类之首，我的奶奶仍在以地主的资格每日扫街呢。大家于是沉默良久。我本还想说由我来承担是不公平的，因为唯独我是反对这篇小说的，怎么能让一个人去殉自己的反信念呢？但我没说。后来a替我说出了这个意思，以后多年，我一直把这逻辑作为我良心的蔽护所而记得牢固。可是一年年过去，这逻辑也愈显其苍白了，一是因为我越来越清楚我当时主要是害了怕，二是反对这小说和不反对抄这小说同样是我当时的信念。信念又怎么样呢？设若我当时就赞成这小说呢？我敢把这事担当下来拒不交待吗？我估计百分之九十还是不敢。因为我还记得，那些天有人对我说：公安局可不是吃素的。我若说不出给我小说原稿的人的姓名，他们就可以判定这小说是我写的不管他们是真这么认为，还是为了威逼我，还是出于必得有个结果以便向上边交待，反正他们急了就会这么干。我听了确乎身上轮番出了几回汗。尤其看到父母亲人，想到他们的出身和成份本来就坏，这一下不知要遭怎样的连累了。夜里躺在床上不能睡，光抽烟，体会着某些叛徒的苦衷。有些叛徒是贪图荣华富贵，有些叛徒则是被“株连九族”逼迫而成，现在平心去论，一样是叛徒但似不可同日而语。这就又要想想了，假如我是孤身一人会怎么样呢？轻松是会轻松些，但敢不敢去挨鞭子或送脑袋仍然不是一件可供吹牛的事。贪生怕死和贪图荣华富贵之间仍有着不小的差别。几年之后我倒确凿有几回真的不怕死过，心想要是1974年的事挪来现在发生有多好，我就能毫不犹豫地挺身就死了，但这几回的不怕死是因为残病弄得我先有了不想活的念头，后才顺带想做一回烈士的。这当然可笑。我才知道，渴望活也可以是比不怕死更难能可贵的。但渴望活而又怕死却造就了很多千古遭骂的叛徒。最好当然是渴望活而又不怕死，譬如许云峰。不过，毕竟许云峰喊的是共产党万岁而明确是坐国民党的牢。大智大勇音更要数张志新。可张志新若也坚定不疑于当时人人必须信奉的一种思想，料必她也就不可能有那般大智大勇了。话扯远了，拉回来，还说我，我不及张志新之万是不容争辩的。至于哥们儿义气呢？但“株连九族”却更是殃及亲人的呢！所以“株连九族”有理由被发明出来。
我原是想把这件事如实记录下来的，但亏心和丢脸的事确已从记忆的筛眼里走漏一些了，写到这儿我停笔使劲回忆了两天，下面的事在记忆中仍呈现了两种模样。与b已多年不见，为此文去找他核对似大不必要，就把两种模样的记忆都写下来吧。最可能的是这样：正当我昼夜难安百思不得良策之际，b来了，b对我说：“要是追查到你你就如实说吧。就说原稿是我给你的。”我听了虽未明确表示赞同，却一句反对的话也没说，焦虑虽还笼罩，但心的隐秘处却着实有了一阵轻松。许久，我只说：“那你怎么办？”b说：“这事就由我一人承担吧。”说罢他匆匆离去，我心中的愧便于那时萌生，虽料沉重只是要匀到一生中去背负，也仍怔怔地不敢有别种选择也仍如获救了一般。其次也可能是这样：b来了，对我说：“要是警察来找你你就如实说吧，就说原稿是我给你的。c已经全说了。”我听了心里一阵轻松。c确实是在被隔离的第三天熬不住逼问，全说了。但这是b告诉我的呢？还是之后我才听别人说的呢？我希望是前者，但这希望更可以证明是后者吧，因为记忆的筛眼里不仅容易走漏更为难堪的事，还容易走进保护自己少受谴责的事。我就没有谴责过c我没有特别注意去不谴责c，想必是潜意识对自己说了实话：实际我与c没什么两样。总之，不管哪个记忆准确，我听了b的话后心里的那一阵轻松可以说明一切。这是着重要记录下来的。
后来警察来找我，问我原稿是谁给我的，我说是b，问我原作者是谁？我说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b从未跟我说起过原作者是谁，这一层b想得周到。我当时很为b把这一层想得周到而庆幸。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原作者是谁。1973年我也开始写小说，也写了可归入“伤痕文学，的作品。那儿年我常留意报刊上的小说及作者介绍，想知道普通的人的作者是谁，但终未发现。我也向文学界的朋友们打听过，很多人都知道那篇小说，却没有谁知道作者的情况。1983年在崂山旅游时遇到b，互相说笑间仍有些不自然，我终未能启口问他此事，因为当年的事到底是怎么了结的我完全不知，深怕又在心上添了沉重。现在想，倘那篇普通的人，渐渐被淡忘了，实在是文学史上的缺憾。
随忆随记，实指望没把愧走漏太多就好。
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