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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東坡說“人生識字憂患始”而我今還來寫這個?單是想想,就已夠發愁了。我這樣愁了兩天,今晨四時醒來在枕上又來想時,卻忽然發見了文章中自有著一個無憂患的去處。這樣,我就把來寫了。

    朱天文的小說,使我想起日本神社的風景。這也許比擬得不對,但不是比擬,只拿它來興吧,像詩經裏興的寫法。

    我最愛看日本神社巫女的舞。巫是借用的漢字,原文意思是王姬,這裏宜譯作神姬,可比教會的修女,但是不同。今時日本神社的神姬是良家女子自十五至十八歲,年長的自十八至二十一歲,進神社三年,修行禮儀,以后就回家結婚的。神姬平時穿的是白衫朱裳,面上是吉日良辰的稍稍敷一點粉,一派少女的清艷。

    神社禊祓,神官古衣冠束帶,執笏,分司儀與司樂。司儀者在神殿上主獻饌、撤饌。司樂者則列坐神殿上左右兩側,主作樂。儀式開始時,樂官擊鼓吹笙,禮官獻俎豆,一品一品由右陛下的神姬遞與陛上的神姬,再傳與禮官奉獻于神前祭案上。動作都敏捷。上饌畢,神姬進舞。

    神姬此時穿的是千年前奈良朝皇女的裝束,廣袖豁裾的襦裳,金冠,白麻綴垂髮,執扇障面,遞次由右陛升殿,凡二人或四人。在大鼓與吹笙的催樂裏神姬升殿時的小趨步,急促的,繁碎的,有著靈氣拂拂裏潮汐初上的感覺。她們兩兩的來至正殿上向神前俯伏,起身執鈴而舞。鈴有柄,繫著一條闊闊的長長的飄帶。是先鈴舞,后扇舞。

    卻說神姬伏拜了起來,右手執鈴,左手攬鈴柄的飄帶,左右開張地齊肩擎著,那立起身的姿勢,與右手執鈴一振對著神前開始舞的姿勢,只覺其大,真的如山如河。樂官的歌是頌的國泰民安,海晏河清,曲調雅正宏達,應著鼓與笙笛,神姬的舞,竟舒條暢潑剌,而忽然神姬一轉身,面對著神殿下參拜的群眾,緩緩的舞向前三步五步,真有如潮汐之來勢逼人。神姬的眉目神情只是處女的敬虔與端正。每次我只覺是第一次看見女子可以有這樣的美。我是從那舞,豁然悟得了衛夫人教王羲之永字八法的動的姿態原理。

    神姬是為神而舞,不是為觀眾而舞。觀眾亦是與神姬同在神前。人們來參拜,不是為來訴說憂患,而是來到了神前舞憂患之境,如此時神姬的舞裏沒有生老病苦。

    我讀朱天文的小說與散文,便也是對之自然生起敬虔與端正,遂想起了神姬的舞。而因此我乃更注意到了文學上的一些基本問題,覺得當今是文學上要來一個大反省的時代,惟有從這反省中出來得新的作家。我首先是要對朱天文說這個。

    原來好的文章是亦如神姬之舞的惟是對神,不是為對讀者。好的讀者是與好的作者同在神前。此理可通于一切好的東西,不止于文學。便說政治,如日本明治維新的第一人西鄉隆盛,即說自己是以天為對手,不以人為對手。明朝佐燕王起兵的姚廣孝亦說:“臣知天道,遑論民心。”兩人皆是應于天而群眾自然從之。

    便如希臘的雕像,亦是為對神,作者與觀者皆有敬虔端正。西洋的雕像是至羅丹而完全墮于藝術的邪道了。數學者與物理學者如柏拉圖、笛卡兒、牛頓、愛因斯坦,其發見都是為對神。畫家如塞尚與梵谷,他們至少亦能不為觀眾。胡適之當年那樣的風頭,但他的是、“我自高歌,我自遣幽情。”這樣一對照,可知今日的作家太過顧到讀者是何等的錯誤!文學是主觀的抑是客觀的、是大眾的抑是貴族的論爭,是何等的淺薄!真正的文人,我想他對著書桌紙筆時必有著如對天地神明的敬虔端正的。因為好的文章如風,吹得世間水流花開,此風是惟有從神境而來。但這神與宗教是兩回事。

    朱天文今尚是新進作家,還不曉得去顧到讀者群眾,所以好。即已是大器。

    我只見過張愛玲及日本的數學者岡潔寫文章時有像這樣小女孩小男孩的正經與認真。朱天文是有些地方很像張愛玲,但亦有很不同。兩人相像的地方是一個新字,一個柔字,又一個大字。而且兩人都謙虛,張愛玲肯稱讚蘇青的文章與相貌,朱天文亦看同輩的作品,每對人認真地稱讚,自以為不如。還有在事務上的笨拙相像。兩人的相貌神情也有幾分相近。文章也有幾分相近。

    不同的地方是朱天文沒有張愛玲的那種個人主義的自衛心。張愛玲的個人主義與自衛心是西洋的,但因她的天才反為被照成明亮,而且她的個人主義與自衛心每每被天才沖走了。朱天文比張愛玲愛趁世俗熱鬧,如這次暑假中她去台中八天參加跳土風舞。

    但最大的不同,是朱天文這一輩的時代與三十幾年前張愛玲的那時代不同。張愛玲那時代的人們比現在的人們多有接觸時勢的感覺,也比較會獨立的思考事情,也比較多讀書。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朱天文的一代年輕人,則惟是趨時尚,而于時勢無感覺,很少會獨立思想,很少讀功課作業外的書,受美國式教育的影響,體格成人了,精神多未成人,每是成人的騃豎。青年作家因為見識不及,根底不夠,多像草生一秋即萎。這點我與朱天文談起,她倒是肯重新用功讀書。知道今是頹廢的時代,即你是可以不受一個時代的限制,而生于許多時代中,生出革命的朝氣的。

    朱天文今年讀淡江文理學院三年級,正相當于張愛玲自香港大學讀書回上海開始文學創作的年齡。但把兩人的作品一比,可以看出有著時代的很大不同。張愛玲沒有以學生為主題的小說。民國以來,惟五四時代的學校教育曾經有過知性的光輝。及至張愛玲一輩已是北伐后的學校制度,惟重功課與考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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