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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听见木板撞击的声音。双枪大侠在我们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冲到了一个壁橱前面，同时枪声响了。彼得一把拦住我。我朝他转过脸。
彼得的大眼睛在手术帽和口罩之间大得离奇。
持双枪的常州人自己也愣了。他的枪射出子弹就像猛兽的扑和咬一样，纯属条件反射，他对此也没办法。我们的耳朵在刹那间恢复了听觉，听见被击中的人在低声嗷嗷叫。
所有人迅速架着伤号往外撤。彼得两只大眼睛瞪着我。我的头向布帘的方向一挑，说：快去看看！
他不动。
常州人又跑回来，看着我们。突然，他一挥枪把，打在彼得头上。他用嫌烦的口气耳语说：不要躲呀！
彼得不懂他的意思，我突然懂了，低声对他说：他在帮你，让你脱开干系。
彼得明白了，又往常州人跟前凑了凑，希望这回能给他个好些的角度。
常州人挥起枪把就往彼得头上砍，彼得被打得退了好几步。
好了，见血了。一道血柱从彼得的手术帽下面流出来。
彼得对我说：你跟他们一块儿走！
你呢？我说。
他指指壁橱的方向，那里的号叫成了呻吟。我说我等他。他说难道你还嫌麻烦不够大？
我松开他血迹斑斑的衣袖，用力看他一眼，跟着常州人跑出去。
刚刚跑出医院，就看见一辆送鱼到市场的板车过去。早晨就要来了。不久马桶车、牛奶车都要出动。
我看着那辆载着伤员和抗日志士的马车走远。城市在清晨是淡灰色的。我孤零零走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几个街口，又匆匆地走回去。我都不知道这样胡乱走动是为了驱蚊子还是为了等待彼得。
医院对面有一家面包店，老远就闻到热烘烘的烘面包气味。我一文不名，凭着还算像样的穿戴走进去，要了一杯凉开水。我发现十个指尖都在抖，腿肚子绷成了两个铁砣。我不断向站柜台的俄国小伙子打听时间，他也没有手表，必须到后面的作坊去替我看钟。就在他第七次或第八次去后面看钟的时候，我看见彼得从医院出来了。
他缠着绷带的脸向我转过来。这是早上五点多钟，但夜色还没褪尽，他的脸和绷带白得刺眼。我朝他跑过去。
我们一句话也没有，一门心思往前走。走了十来分钟，我伸出手，想去握彼得的手，他触电似的浑身一抽。他转过脸，似乎刚发现他身边不是空的，有个女人，是与他亲近之极的一个女人。我可怜的彼得，居然魂飞魄散。
我问中了双枪大侠子弹的人伤势如何。他说伤得非常重。那人的枪法真够准的。没错，够准的。那一枪打在哪里？打穿了动脉。他怎么会在手术室里过夜？哦，一个清洁工，最后一个手术做完，他清扫过后，太晚了，偷偷留下来，睡在长椅子上。我们进了手术室就把他的出路给堵住了，他撤到后面，拉上了帘子，以为可以躲过去。
我问：那他听见外面做手术的整个过程了？
我站住脚，彼得已经走出去好几步，才发现身边空了，猛地站下来，回头来找我。
彼得！我惊恐地看着他。清洁工一定听见了常州人的话——他用什么胁迫彼得就范的。
你怎么了？彼得心力交瘁地看着我。
你为新四军走私盘尼西林的事，他会告诉别人吗？
彼得耸耸肩。他无能为力，或者听天由命。
我记得那时我们已经完成了去澳门的一切打点，该付的钱付了，该买通的人买通了。我和彼得在毕勋路口告辞，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分头准备。我必须马上去江西路上的银行取出杰克布保险箱里的护照，彼得要去收回投机大米的一笔钱款。我们将在无边自由（但亦是无边未知）的将来漂游，钱是唯一的救生圈。彼得在说到钱的时候，脸上有一种饥饿，鼻孔略略撑大，嘴唇绷得很薄。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会注意到他的喉结有多么大，多么尖。曾经打球、骑马，把他的脖子塑造得很美，几乎和头颅一样粗细，而现在肌肉萎缩了，喉结顶起薄薄的皮肤，让你误以为他从小到大都营养不良。
到江西路等了两个多小时，银行才开门。我把钥匙交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职员。他请我稍等几分钟，他去把保险箱抱出来。我开锁时，发现他不知回避到哪里去了。保险箱塞得又乱又满：两件我见过的男性首饰，纯金的领带夹和一对镶小钻石的袖扣是杰克布祖父的遗物。然后就是一堆名片，一沓发黄的照片，祖祖辈辈寄居全世界各地的记录都在这些照片上。我送给他的一套犀牛角梳子也被保险地收藏在这里。这个保险箱像世道一样乱，我趁乱把护照拿走，大概连他自己都不会发现。
我离开银行，走进八月底的上海。杰克布的护照封面有一点潮，似乎刚刚还挨着他出汗的胸口。
我从小皮包里抽出手。手指头有种奇特的空虚。那个戒指呢？小皮包里面零碎不少，我兜底翻检了几遍，什么也没找到。手术的时候我的手指什么感觉？也是空的。后来呢？我跟彼得最后握了握手，那时候手指头上绝对没有戒指
我不知怎样把自己塞上了一部开往虹口的电车。一车上班上工、投机倒把做生意、当差跑腿的人都给挤得奇形怪状。戒指只能是丢在小客栈的房间里了。
，就听见木板撞击的声音。双枪大侠在我们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冲到了一个壁橱前面，同时枪声响了。彼得一把拦住我。我朝他转过脸。
彼得的大眼睛在手术帽和口罩之间大得离奇。
持双枪的常州人自己也愣了。他的枪射出子弹就像猛兽的扑和咬一样，纯属条件反射，他对此也没办法。我们的耳朵在刹那间恢复了听觉，听见被击中的人在低声嗷嗷叫。
所有人迅速架着伤号往外撤。彼得两只大眼睛瞪着我。我的头向布帘的方向一挑，说：快去看看！
他不动。
常州人又跑回来，看着我们。突然，他一挥枪把，打在彼得头上。他用嫌烦的口气耳语说：不要躲呀！
彼得不懂他的意思，我突然懂了，低声对他说：他在帮你，让你脱开干系。
彼得明白了，又往常州人跟前凑了凑，希望这回能给他个好些的角度。
常州人挥起枪把就往彼得头上砍，彼得被打得退了好几步。
好了，见血了。一道血柱从彼得的手术帽下面流出来。
彼得对我说：你跟他们一块儿走！
你呢？我说。
他指指壁橱的方向，那里的号叫成了呻吟。我说我等他。他说难道你还嫌麻烦不够大？
我松开他血迹斑斑的衣袖，用力看他一眼，跟着常州人跑出去。
刚刚跑出医院，就看见一辆送鱼到市场的板车过去。早晨就要来了。不久马桶车、牛奶车都要出动。
我看着那辆载着伤员和抗日志士的马车走远。城市在清晨是淡灰色的。我孤零零走在马路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几个街口，又匆匆地走回去。我都不知道这样胡乱走动是为了驱蚊子还是为了等待彼得。
医院对面有一家面包店，老远就闻到热烘烘的烘面包气味。我一文不名，凭着还算像样的穿戴走进去，要了一杯凉开水。我发现十个指尖都在抖，腿肚子绷成了两个铁砣。我不断向站柜台的俄国小伙子打听时间，他也没有手表，必须到后面的作坊去替我看钟。就在他第七次或第八次去后面看钟的时候，我看见彼得从医院出来了。
他缠着绷带的脸向我转过来。这是早上五点多钟，但夜色还没褪尽，他的脸和绷带白得刺眼。我朝他跑过去。
我们一句话也没有，一门心思往前走。走了十来分钟，我伸出手，想去握彼得的手，他触电似的浑身一抽。他转过脸，似乎刚发现他身边不是空的，有个女人，是与他亲近之极的一个女人。我可怜的彼得，居然魂飞魄散。
我问中了双枪大侠子弹的人伤势如何。他说伤得非常重。那人的枪法真够准的。没错，够准的。那一枪打在哪里？打穿了动脉。他怎么会在手术室里过夜？哦，一个清洁工，最后一个手术做完，他清扫过后，太晚了，偷偷留下来，睡在长椅子上。我们进了手术室就把他的出路给堵住了，他撤到后面，拉上了帘子，以为可以躲过去。
我问：那他听见外面做手术的整个过程了？
我站住脚，彼得已经走出去好几步，才发现身边空了，猛地站下来，回头来找我。
彼得！我惊恐地看着他。清洁工一定听见了常州人的话——他用什么胁迫彼得就范的。
你怎么了？彼得心力交瘁地看着我。
你为新四军走私盘尼西林的事，他会告诉别人吗？
彼得耸耸肩。他无能为力，或者听天由命。
我记得那时我们已经完成了去澳门的一切打点，该付的钱付了，该买通的人买通了。我和彼得在毕勋路口告辞，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分头准备。我必须马上去江西路上的银行取出杰克布保险箱里的护照，彼得要去收回投机大米的一笔钱款。我们将在无边自由（但亦是无边未知）的将来漂游，钱是唯一的救生圈。彼得在说到钱的时候，脸上有一种饥饿，鼻孔略略撑大，嘴唇绷得很薄。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会注意到他的喉结有多么大，多么尖。曾经打球、骑马，把他的脖子塑造得很美，几乎和头颅一样粗细，而现在肌肉萎缩了，喉结顶起薄薄的皮肤，让你误以为他从小到大都营养不良。
到江西路等了两个多小时，银行才开门。我把钥匙交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职员。他请我稍等几分钟，他去把保险箱抱出来。我开锁时，发现他不知回避到哪里去了。保险箱塞得又乱又满：两件我见过的男性首饰，纯金的领带夹和一对镶小钻石的袖扣是杰克布祖父的遗物。然后就是一堆名片，一沓发黄的照片，祖祖辈辈寄居全世界各地的记录都在这些照片上。我送给他的一套犀牛角梳子也被保险地收藏在这里。这个保险箱像世道一样乱，我趁乱把护照拿走，大概连他自己都不会发现。
我离开银行，走进八月底的上海。杰克布的护照封面有一点潮，似乎刚刚还挨着他出汗的胸口。
我从小皮包里抽出手。手指头有种奇特的空虚。那个戒指呢？小皮包里面零碎不少，我兜底翻检了几遍，什么也没找到。手术的时候我的手指什么感觉？也是空的。后来呢？我跟彼得最后握了握手，那时候手指头上绝对没有戒指
我不知怎样把自己塞上了一部开往虹口的电车。一车上班上工、投机倒把做生意、当差跑腿的人都给挤得奇形怪状。戒指只能是丢在小客栈的房间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