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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又以五六万人进犯沈阳,熊廷弼亲自督阵,后金又未得逞。
在辽阳的防御巩固之后,熊廷弼希图进一步进取。早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一月,他就提出了对努尔哈赤实行“坐困转蹙”的战略设想。即把自己的军队分成四路,分别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河间,每路三万人,自成一能攻能守战区,各路相互策应。各路组织机动部队,消灭零星扰边小分队。在农忙季节,各路实行迭进互扰的战法,使后金不得耕种,陷入困境,然后相机或四路同时,或三路牵制一路进征。到泰昌元年(1620)九月,熊廷弼已集结兵力十三万,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七八十斤的三千余门,百子炮以千计,战车四千二百余辆,铁箭、火箭四十二万余支,准备于冬季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第二年春天,自率大军驻抚顺,逐渐进逼。如果后金出兵不与其交战,而派兵从叆阳、清河、宽奠等地出击,迭进互扰,疲惫对方,并采取招抚的办法,争取其内部响应。
但是,就在这种形势下,给事中姚宗文在朝廷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后快。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先后弹劾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罢熊廷弼职,听勘。十月,以袁应泰代之。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朱童蒙勘察熊廷弼卫辽的情况后,向朝廷回奏,多言熊廷弼守辽的功劳。熹宗虽然说:“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但没有复其职。
天启元年(1621)三月,沈阳、辽阳相继失守,袁应泰自杀身亡,京师大震。这时人们才认识到“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熹宗决定再起用熊廷弼,在敕谕中,肯定了熊廷弼前段守辽的功劳,对罢他的官表示悔恨,最后恳切提出“勉为朕一出,筹画安攘”熊廷弼接到敕谕十分感动。他扶病而起,拜过祖坟,告别官吏、乡亲,又踏上了去辽东的征程。
这时的辽东,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三岔河以东均落入后金手中。辽东军民,除部分金、复等卫和东山矿徒结寨自固外,其余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五万多残兵败卒到了宁前一带,四万人逃到了海岛或渡海到了登、莱,还有两万多人流落到朝鲜。在河西人心惶惶,竞向关内逃命;兵力空虚,广宁只有弱卒千余人。四月,任命右参议王化贞为巡抚,他收集流亡,只得万余人,但装备奇缺,战马寥寥,根本不能抵御后金的进攻。
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提出了收复辽东的“三方并进”策(或称三方布置策),即以广宁为基地,部署重兵,抗击后金,牵制其全部兵力;在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以备将来进攻金、复、海、盖等地;辽东、天津、登、莱各设巡抚、总兵,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以一事权”熹宗批准了这个方略。接着,熊廷弼又提出,三方并进策要联络朝鲜。派有智谋的大臣到朝鲜,把流落到朝鲜的辽东军民组织起来,与朝鲜军合势,与登、莱之军保持联系,构成复辽的又一方。这样,三方并进策实际是四方并进。其基本要求是各方积极准备“必使兵马、甲仗、炮车、刍糗等项一一齐备,正对者成一正对,策应者成一策应,然后约期并举,进足以战,退亦足以守”这是一个积极稳妥的复辽方略,全面实行这一战略,即使不获大胜,也不至于大败。实行这一方略的关键是准备。
就当时的形势来说,熊廷弼是有时间进行准备的,这主要是努尔哈赤本身也遇到了麻烦。首先,占领辽、沈后的后金内部矛盾重重,有汉人和满人的矛盾,也有满人对连年战争的不满,需要调整和安顿;其次,占领区域扩大,分兵四下把守,欲大规模进攻河西,须征集兵员,进一步做准备。
双方都在做进一步较量的准备,关键是谁准备得好。
天启元年(1621)六月初六,升熊廷弼“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驻扎山海经略辽东等处军务”同时,升登州道按察使陶朗先为登、莱巡抚,与早已任命的天津巡抚毕自严、广宁巡抚王化贞一起,构成了三方并进策的领导机构。熊廷弼任职后积极准备实现其三方并进策。首先,请求兵部负责抽选各镇精兵二十余万,户、工二部准备粮饷、器械;其次,请求任用在辽有一定威望的刘国缙、佟卜年、洪敷教等,以收辽人之心;第三,调工匠,买铁,伐木,制车,造炮;第四,天津,特别是登、莱巡抚积极做准备,出使朝鲜的使者也准备就绪。
但是,熊廷弼的三方并进策,执行的开始就不顺利,请调之兵迟迟不到,更严重的是广宁巡抚王化贞轻敌,不执行计划。
王化贞不懂军事,不整饬军队,不做进攻的实际准备,而把恢复辽、沈的希望寄托于蒙古虎敦兔憨的出兵,叛将李永芳的内应;认为努尔哈赤无意久居辽阳,防御兵力单弱,潜师出兵,势在必克,他一次次率兵出击,一次次无功而返。他派毛文龙袭取镇江,过早地暴露了三方并进策,使辽南四卫反努尔哈赤势力遭到重大损失。熊廷弼反对王化贞的这些做法,从而经抚之间不和。而兵部尚书张鹤鸣、首辅叶向高对王化贞积极支持,言听计从。王化贞不受熊廷弼的节制。四方调来的援军,张鹤鸣不通过经略自行发戍。熊廷弼询问情况,张鹤鸣置而不答。王化贞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身边只有兵五千。熊廷弼要兵无兵,要权无权,十分恼火,动辄语言愤激,朝廷一些官僚多支持王化贞,反对熊廷弼,甚至要撤掉他的经略之职。三方并进策成了泡影。
明与后金较量的准备,明朝失败了,接踵而来的必然是战场上的失败。
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调动五万人马,分三路向河西进攻。二十日,渡过辽河,进攻西平堡。明守将罗一贵顽强抵抗,给以重大杀伤。终因众寡悬殊,救兵不至,罗一贵以身殉职,西平堡落入后金之手。
当后金军围攻西平堡时,熊廷弼令守卫镇武堡的刘渠增援。巡抚王化贞听西平被围后,轻率地采纳游击孙得功的计谋,撤了广宁、闾阳的守兵。以孙得功为先锋,会合刘渠兵增援。努尔哈赤分兵一部迎击援军于平洋桥。孙得功实际早已投降后金。一交战,他在阵后大喊:“兵败了!”率先策马逃跑。阵后大乱,刘渠、祁秉忠先后被杀,明军三万余人全军覆没。
孙得功逃回广宁,立即封府库及火药库,声言捉住王化贞,投降后金。王化贞狼狈逃出广宁,在大陵河遇见熊廷弼,要守宁远、前屯。熊廷弼说:“晚了,你要是不撤广宁的守兵,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他把所带的五千人交给王化贞为殿后,向山海关退去。两天后,努尔哈赤才进到广宁。
正月二十六日,熊廷弼入关,接着王化贞等也退入关内。山海关以外的整个辽东弃之于敌。辽东的陷落主要责任在王化贞,支持王化贞的张鹤鸣和叶向高,也难逃脱罪责。但作为经略的熊廷弼在辽西危机时刻,意气用事,匆忙后退,也是有责任的。
天启二年二月,明廷罢熊廷弼职,听勘。四月,判他死刑。
天启五年(1625)八月二十六日(9月27日),熊廷弼被处死,传首九边,弃尸荒野。接着,株连全家,财产被查抄,妻子系辱县庭,长子熊兆琏被迫自杀,女儿熊瑚呕血毙命。但是,杀害熊廷弼不是因为他失去了辽东,而是由于阉党的陷害。天启初东林党人掌握朝廷一部分权力,但同时阉党势力也在增长。天启四年(1624)六月,东林党人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阉党头子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接着掀起一股反阉党的高潮。魏忠贤对弹劾他的东林党人恨之入骨,决定下毒手,兴大狱。为了罗织东林党人的罪名,把败坏封疆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就诬陷东林党人接受熊廷弼贿赂。杀害熊廷弼,打击东林党。
。八月,又以五六万人进犯沈阳,熊廷弼亲自督阵,后金又未得逞。
在辽阳的防御巩固之后,熊廷弼希图进一步进取。早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一月,他就提出了对努尔哈赤实行“坐困转蹙”的战略设想。即把自己的军队分成四路,分别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河间,每路三万人,自成一能攻能守战区,各路相互策应。各路组织机动部队,消灭零星扰边小分队。在农忙季节,各路实行迭进互扰的战法,使后金不得耕种,陷入困境,然后相机或四路同时,或三路牵制一路进征。到泰昌元年(1620)九月,熊廷弼已集结兵力十三万,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七八十斤的三千余门,百子炮以千计,战车四千二百余辆,铁箭、火箭四十二万余支,准备于冬季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第二年春天,自率大军驻抚顺,逐渐进逼。如果后金出兵不与其交战,而派兵从叆阳、清河、宽奠等地出击,迭进互扰,疲惫对方,并采取招抚的办法,争取其内部响应。
但是,就在这种形势下,给事中姚宗文在朝廷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后快。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先后弹劾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罢熊廷弼职,听勘。十月,以袁应泰代之。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朱童蒙勘察熊廷弼卫辽的情况后,向朝廷回奏,多言熊廷弼守辽的功劳。熹宗虽然说:“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但没有复其职。
天启元年(1621)三月,沈阳、辽阳相继失守,袁应泰自杀身亡,京师大震。这时人们才认识到“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熹宗决定再起用熊廷弼,在敕谕中,肯定了熊廷弼前段守辽的功劳,对罢他的官表示悔恨,最后恳切提出“勉为朕一出,筹画安攘”熊廷弼接到敕谕十分感动。他扶病而起,拜过祖坟,告别官吏、乡亲,又踏上了去辽东的征程。
这时的辽东,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三岔河以东均落入后金手中。辽东军民,除部分金、复等卫和东山矿徒结寨自固外,其余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五万多残兵败卒到了宁前一带,四万人逃到了海岛或渡海到了登、莱,还有两万多人流落到朝鲜。在河西人心惶惶,竞向关内逃命;兵力空虚,广宁只有弱卒千余人。四月,任命右参议王化贞为巡抚,他收集流亡,只得万余人,但装备奇缺,战马寥寥,根本不能抵御后金的进攻。
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提出了收复辽东的“三方并进”策(或称三方布置策),即以广宁为基地,部署重兵,抗击后金,牵制其全部兵力;在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以备将来进攻金、复、海、盖等地;辽东、天津、登、莱各设巡抚、总兵,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以一事权”熹宗批准了这个方略。接着,熊廷弼又提出,三方并进策要联络朝鲜。派有智谋的大臣到朝鲜,把流落到朝鲜的辽东军民组织起来,与朝鲜军合势,与登、莱之军保持联系,构成复辽的又一方。这样,三方并进策实际是四方并进。其基本要求是各方积极准备“必使兵马、甲仗、炮车、刍糗等项一一齐备,正对者成一正对,策应者成一策应,然后约期并举,进足以战,退亦足以守”这是一个积极稳妥的复辽方略,全面实行这一战略,即使不获大胜,也不至于大败。实行这一方略的关键是准备。
就当时的形势来说,熊廷弼是有时间进行准备的,这主要是努尔哈赤本身也遇到了麻烦。首先,占领辽、沈后的后金内部矛盾重重,有汉人和满人的矛盾,也有满人对连年战争的不满,需要调整和安顿;其次,占领区域扩大,分兵四下把守,欲大规模进攻河西,须征集兵员,进一步做准备。
双方都在做进一步较量的准备,关键是谁准备得好。
天启元年(1621)六月初六,升熊廷弼“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驻扎山海经略辽东等处军务”同时,升登州道按察使陶朗先为登、莱巡抚,与早已任命的天津巡抚毕自严、广宁巡抚王化贞一起,构成了三方并进策的领导机构。熊廷弼任职后积极准备实现其三方并进策。首先,请求兵部负责抽选各镇精兵二十余万,户、工二部准备粮饷、器械;其次,请求任用在辽有一定威望的刘国缙、佟卜年、洪敷教等,以收辽人之心;第三,调工匠,买铁,伐木,制车,造炮;第四,天津,特别是登、莱巡抚积极做准备,出使朝鲜的使者也准备就绪。
但是,熊廷弼的三方并进策,执行的开始就不顺利,请调之兵迟迟不到,更严重的是广宁巡抚王化贞轻敌,不执行计划。
王化贞不懂军事,不整饬军队,不做进攻的实际准备,而把恢复辽、沈的希望寄托于蒙古虎敦兔憨的出兵,叛将李永芳的内应;认为努尔哈赤无意久居辽阳,防御兵力单弱,潜师出兵,势在必克,他一次次率兵出击,一次次无功而返。他派毛文龙袭取镇江,过早地暴露了三方并进策,使辽南四卫反努尔哈赤势力遭到重大损失。熊廷弼反对王化贞的这些做法,从而经抚之间不和。而兵部尚书张鹤鸣、首辅叶向高对王化贞积极支持,言听计从。王化贞不受熊廷弼的节制。四方调来的援军,张鹤鸣不通过经略自行发戍。熊廷弼询问情况,张鹤鸣置而不答。王化贞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身边只有兵五千。熊廷弼要兵无兵,要权无权,十分恼火,动辄语言愤激,朝廷一些官僚多支持王化贞,反对熊廷弼,甚至要撤掉他的经略之职。三方并进策成了泡影。
明与后金较量的准备,明朝失败了,接踵而来的必然是战场上的失败。
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调动五万人马,分三路向河西进攻。二十日,渡过辽河,进攻西平堡。明守将罗一贵顽强抵抗,给以重大杀伤。终因众寡悬殊,救兵不至,罗一贵以身殉职,西平堡落入后金之手。
当后金军围攻西平堡时,熊廷弼令守卫镇武堡的刘渠增援。巡抚王化贞听西平被围后,轻率地采纳游击孙得功的计谋,撤了广宁、闾阳的守兵。以孙得功为先锋,会合刘渠兵增援。努尔哈赤分兵一部迎击援军于平洋桥。孙得功实际早已投降后金。一交战,他在阵后大喊:“兵败了!”率先策马逃跑。阵后大乱,刘渠、祁秉忠先后被杀,明军三万余人全军覆没。
孙得功逃回广宁,立即封府库及火药库,声言捉住王化贞,投降后金。王化贞狼狈逃出广宁,在大陵河遇见熊廷弼,要守宁远、前屯。熊廷弼说:“晚了,你要是不撤广宁的守兵,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他把所带的五千人交给王化贞为殿后,向山海关退去。两天后,努尔哈赤才进到广宁。
正月二十六日,熊廷弼入关,接着王化贞等也退入关内。山海关以外的整个辽东弃之于敌。辽东的陷落主要责任在王化贞,支持王化贞的张鹤鸣和叶向高,也难逃脱罪责。但作为经略的熊廷弼在辽西危机时刻,意气用事,匆忙后退,也是有责任的。
天启二年二月,明廷罢熊廷弼职,听勘。四月,判他死刑。
天启五年(1625)八月二十六日(9月27日),熊廷弼被处死,传首九边,弃尸荒野。接着,株连全家,财产被查抄,妻子系辱县庭,长子熊兆琏被迫自杀,女儿熊瑚呕血毙命。但是,杀害熊廷弼不是因为他失去了辽东,而是由于阉党的陷害。天启初东林党人掌握朝廷一部分权力,但同时阉党势力也在增长。天启四年(1624)六月,东林党人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阉党头子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接着掀起一股反阉党的高潮。魏忠贤对弹劾他的东林党人恨之入骨,决定下毒手,兴大狱。为了罗织东林党人的罪名,把败坏封疆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就诬陷东林党人接受熊廷弼贿赂。杀害熊廷弼,打击东林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