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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老师带领我一起翻阅杂志，建立实验装置，其中最困难的是要有一台现成的，不必花钱的高压电源（约一二万伏）。最后采纳了一位实验员的建议，把一台闲置不用的静电发生器改造了作高压电源。我们修旧利废，寻找仪器，不到一个月时间，一切都已安排就绪。于是，就开始了数据记录工作。4个月后，在吴老师指导下，我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实验工作，并且写出了毕业论文。吴老师对这一工作很满意。当我在1942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微子探测问题的文章，吴有训老师看到后很是赞赏，并且亲自代为请求范旭东奖金。钱三强作毕业论文时，跟吴有训老师做一个真空系统，他很高兴，可是当一个真空系统刚吹成时，一抽真空，突然整个玻璃设备炸碎了，水银也流了一地，把钱三强吓了一大跳，赶快跑去告诉吴老师。吴老师让他赶快把窗户打开，立即跑出来，以防水银中毒。过了两天，吴老师把钱三强叫去，一点责备都没有，鼓励他再干，结果，钱三强毕业论文的实验完成得很好。
1938年底，张文裕由英国留学回来。在英国时通过同学介绍，曾经写信给国民党防空学校，希望能把自己在欧洲学习的一点防空技术，用来为抗战服务。回国后，在贵阳等了40多天，才接到回信，叫他另寻“高就”。投身抗战不成，他感到很苦闷，只好写信给吴有训。吴有训立即介绍他到四川大学物理系教书，半年后又推荐他到西南联大物理系任教。1961年，国家派张文裕到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接替我的工作，担任中国组组长。那时，赫鲁晓夫已经撕毁合同，公开掀起反华浪潮，吴有训听说了这情况，一再对张文裕说，要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了解斗争情况，多向党组织请示。张文裕临走时，吴有训鼓励他说：“你一定要有勇气。”张文裕由于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联合所工作4年多，在政治上坚持了原则，研究工作也取得了成绩，为我国高能物理研究培养了骨干力量。
吴有训从事教育工作50余年，他的学生遍布中外，先后为祖国培养了几代物理学工作者。王竹溪、钱伟长、钱三强、彭桓武、何泽慧、葛庭燧、杨振宁等，都是中外知名的科学家。但是他从不满足，经常检查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唯恐因有差错而贻误后人。吴有训曾多次谈起中国教育制度上的弊病，中国是受封建思想影响很深的国家，教育上受科举制度的影响，考书本，重分数，一次考试定终身。他说：“念书念书，把人都念傻了。”他曾谈起过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劳仑兹，劳仑兹是吴有训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的同班同学。在研究生院时成绩只是一般，同学们也不重视他，但是他发明了回旋加速器，对核物理和高能物理研究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在西方科技先进国家的历史上，出了不少这样的人物。吴有训认为单纯强调书本，强调分数，是不利于培养科学人才的。
吴有训教授教育爱护青年的心情，在他晚年的时候，显得更加深切、热烈。他逝世前一天的晚上，还在给钱学森写信，推荐湖南山区的一位农村青年教师写的论文——略论宇宙航行。在管惟炎那里，有一张老人在临终前不久，用战栗的字迹书写的字条：“管惟炎同志：请注意范君的建议，我很赞赏。”这是他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范海福同志写给他的建议的批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吴有训一生献身教育、科学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念念不忘为后来者铺路。
是非分明，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解放战争时期，正当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进行得十分激烈的时候，在美国东北新英格兰剑桥的一个公寓里，住着当时南京国民党统治区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他是到美国来考察的，早就该回国了，而他却住在一个朋友家里不走。国民党想要在南京苟延残喘，要人支持，尤其是著名的科学家，更不放过。几次写信、拍电报，催促吴有训归国返校，但他都没有予以理会。等到人民解放军大军渡过长江，全国即将解放的时候，才登上横渡太平洋的轮船回归祖国，希望在久已期待的统一的中国土地上，为教育和科学事业贡献力量。这表明吴老师不但在自然科学工作上，认真严格，一丝不苟，在关系民族国家前途明暗的重要关头，也是是非分明，同全国大多数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没有一点含糊的。
像大多数旧社会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那样，吴有训教授，作为一个正直的、善良的科学家，一开始只是厌恶旧社会反人民的政治，对反动官僚的勾结拉拢，嗤之以鼻。但是另一方面，他对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解放事业也缺乏了解，难免有脱离政治、超党派的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中国物理学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他在讲话中有深刻的反省，他说：“我们过去的确有着厌恶那反人民的政治的优点。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却很惭愧，我们很少参加人民的政治活动。有一些青年物理工作者投身人民政治活动，不是受到我们老一辈的鼓励，而是凭他们自己的努力认识了真理。”
事实上，吴有训教授并不是脱离政治的。他从爱护青年出发，终于加入了反蒋的行列。1945年10月至1948年他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期间，正是蒋介石疯狂发动内战、残酷镇压进步学生运动的时候，吴有训对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青年的罪行义愤填鹰，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当时反动特务和军警多次要求进入中央大学校园内搜捕进步师生，吴有训斩钉截铁地回答反动当局，若让特务和军警进入中央大学捕人，他就坚决辞去校长职务。他们无可奈何地叫嚣，说中大校园是共产党的“租界”。19
47年春，中央大学学生和全市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在街头遭到反动政府青年军的毒打，吴有训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学生，看到那些纯朴可爱的青年血流骨折，他热泪纵横，非常悲愤，从此便产生了离开中央大学的想法。
1947年夏天，他借去美洲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终于离开了南京。
吴有训教授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早在30年代，他就热情支持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平津失陷，他毅然离别刚刚分娩的妻子，和其他爱国师生一起奔赴长沙、昆明，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西南联大，在国难深重的日子里，坚持办教育、搞科研。
1962年至1963年间，中央派吴有训到苏联去，就继续交流科学家问题与苏联科学院谈判。正在苏联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张文裕从杜布纳到莫斯科看望吴有训。
吴有训感慨地对他说：“兄弟国家，兄弟国家，除了‘兄弟’还有国家呢，他有他更高的利益。”这句话使他感触很深，对他后来的外事交往工作起了指导作用。张文裕在欧美十六七年，再加上在苏联的这几年，在国外共20多年，深深感到国家的重要，也深深感到国家发展科学的重要。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国籍的，他们都要为自己的国家服务。这就时常提醒我们，在国际合作和技术交流中既要学习和充分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争取外援，又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处处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吴有训教授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很高的声誉。他多次代表我国对外签订各项科技协定，接待外国的科技代表团和科学家。他多次率领科技代表团出国访问。他总是精神抖擞，举止雍容，借各种机会宣传新中国的各项成就；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地周旋在各国科学家之中，为整个中国代表团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有远见卓识的组织领导者从1950年12月起，吴有训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数理化学部主任。他在科学领导工作中，有魄力，有远见卓识。早在建国初期，他就提出要及早在科学院建立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等新的研究所的倡议。后来这些研究所都逐渐建立起来了。
1958年4月19日，在我国海南岛可以观察到日环食。吴副院长派天文台陈芳允、王绶绾等同志参加和苏联天文工作者共同组织的观测，利用这个机会，及时地为发展我国射电天文事业打下了基础。
另一件事发生在1957年。吴副院长发现我国授时工作已经有一定基础，上海天文台发布的时号准确度相当高。吴副院长当即组织了国家测量总局、上海天文台等有关单位参加的会议，号召破除迷信，大胆推广采用我国自己的授时信号（bpv时号）。
通过这次会议，使我国授时工作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1959年吴副院长去上海检查各研究所的工作，当他得知，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上海生化所的酶的研究被冲掉时，他再三表示惋惜。他说：“酶学是生化研究的中心课题，作为专门从事生物化学研究的机构，怎么能排除酶的研究呢？”吴老的科学视野十分广阔，他历来既重视技术科学，也关心基础理论研究。
吴副院长亲自过问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工作。1965年冬，吴副院长代表中国科学院到上海主持人工合成胰岛素的鉴定会。会上出现一些分歧。所有到会的生化学家和药物、药理学家都认为已确定无疑地合成了胰岛素，但是有一部分化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吴副院长对抱怀疑态度的人，虚心登问求教，但也恰当地做了一些说服工作。达成一致意见后，吴老深有感慨地说：“我们不少旧社会过来的科学工作者，崇洋的尾巴很不容易割掉啊！他们常常看不起自己的工作。”根据合成产物的晶体形状、生物活性和指纹图谱，吴老认为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已合成了胰岛素！
10年浩劫期间，由于周恩来总理的严令保护，才使吴有训教授免遭迫害。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位年近8旬、身患重病的老科学家，精神振奋，抱病坚持到研究所了解情况，参加学术活动，审阅我国自然科学发展规划，并且积极地为筹备全国科学大会提出了许多建议。
1977年11月30日，吴有训教授逝世了。
他的一生说明中国人是有聪明才智的，是勤奋而有创造力的，不仅中国人的智力可以与其他任何民族相较量，中国人的品质也可以与任何民族相媲美。
吴有训永远是我深深怀念的老师。
吴老师带领我一起翻阅杂志，建立实验装置，其中最困难的是要有一台现成的，不必花钱的高压电源（约一二万伏）。最后采纳了一位实验员的建议，把一台闲置不用的静电发生器改造了作高压电源。我们修旧利废，寻找仪器，不到一个月时间，一切都已安排就绪。于是，就开始了数据记录工作。4个月后，在吴老师指导下，我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实验工作，并且写出了毕业论文。吴老师对这一工作很满意。当我在1942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微子探测问题的文章，吴有训老师看到后很是赞赏，并且亲自代为请求范旭东奖金。钱三强作毕业论文时，跟吴有训老师做一个真空系统，他很高兴，可是当一个真空系统刚吹成时，一抽真空，突然整个玻璃设备炸碎了，水银也流了一地，把钱三强吓了一大跳，赶快跑去告诉吴老师。吴老师让他赶快把窗户打开，立即跑出来，以防水银中毒。过了两天，吴老师把钱三强叫去，一点责备都没有，鼓励他再干，结果，钱三强毕业论文的实验完成得很好。
1938年底，张文裕由英国留学回来。在英国时通过同学介绍，曾经写信给国民党防空学校，希望能把自己在欧洲学习的一点防空技术，用来为抗战服务。回国后，在贵阳等了40多天，才接到回信，叫他另寻“高就”。投身抗战不成，他感到很苦闷，只好写信给吴有训。吴有训立即介绍他到四川大学物理系教书，半年后又推荐他到西南联大物理系任教。1961年，国家派张文裕到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接替我的工作，担任中国组组长。那时，赫鲁晓夫已经撕毁合同，公开掀起反华浪潮，吴有训听说了这情况，一再对张文裕说，要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了解斗争情况，多向党组织请示。张文裕临走时，吴有训鼓励他说：“你一定要有勇气。”张文裕由于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联合所工作4年多，在政治上坚持了原则，研究工作也取得了成绩，为我国高能物理研究培养了骨干力量。
吴有训从事教育工作50余年，他的学生遍布中外，先后为祖国培养了几代物理学工作者。王竹溪、钱伟长、钱三强、彭桓武、何泽慧、葛庭燧、杨振宁等，都是中外知名的科学家。但是他从不满足，经常检查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唯恐因有差错而贻误后人。吴有训曾多次谈起中国教育制度上的弊病，中国是受封建思想影响很深的国家，教育上受科举制度的影响，考书本，重分数，一次考试定终身。他说：“念书念书，把人都念傻了。”他曾谈起过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劳仑兹，劳仑兹是吴有训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的同班同学。在研究生院时成绩只是一般，同学们也不重视他，但是他发明了回旋加速器，对核物理和高能物理研究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在西方科技先进国家的历史上，出了不少这样的人物。吴有训认为单纯强调书本，强调分数，是不利于培养科学人才的。
吴有训教授教育爱护青年的心情，在他晚年的时候，显得更加深切、热烈。他逝世前一天的晚上，还在给钱学森写信，推荐湖南山区的一位农村青年教师写的论文——略论宇宙航行。在管惟炎那里，有一张老人在临终前不久，用战栗的字迹书写的字条：“管惟炎同志：请注意范君的建议，我很赞赏。”这是他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范海福同志写给他的建议的批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吴有训一生献身教育、科学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念念不忘为后来者铺路。
是非分明，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解放战争时期，正当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进行得十分激烈的时候，在美国东北新英格兰剑桥的一个公寓里，住着当时南京国民党统治区南京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他是到美国来考察的，早就该回国了，而他却住在一个朋友家里不走。国民党想要在南京苟延残喘，要人支持，尤其是著名的科学家，更不放过。几次写信、拍电报，催促吴有训归国返校，但他都没有予以理会。等到人民解放军大军渡过长江，全国即将解放的时候，才登上横渡太平洋的轮船回归祖国，希望在久已期待的统一的中国土地上，为教育和科学事业贡献力量。这表明吴老师不但在自然科学工作上，认真严格，一丝不苟，在关系民族国家前途明暗的重要关头，也是是非分明，同全国大多数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没有一点含糊的。
像大多数旧社会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那样，吴有训教授，作为一个正直的、善良的科学家，一开始只是厌恶旧社会反人民的政治，对反动官僚的勾结拉拢，嗤之以鼻。但是另一方面，他对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解放事业也缺乏了解，难免有脱离政治、超党派的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中国物理学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他在讲话中有深刻的反省，他说：“我们过去的确有着厌恶那反人民的政治的优点。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却很惭愧，我们很少参加人民的政治活动。有一些青年物理工作者投身人民政治活动，不是受到我们老一辈的鼓励，而是凭他们自己的努力认识了真理。”
事实上，吴有训教授并不是脱离政治的。他从爱护青年出发，终于加入了反蒋的行列。1945年10月至1948年他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期间，正是蒋介石疯狂发动内战、残酷镇压进步学生运动的时候，吴有训对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青年的罪行义愤填鹰，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当时反动特务和军警多次要求进入中央大学校园内搜捕进步师生，吴有训斩钉截铁地回答反动当局，若让特务和军警进入中央大学捕人，他就坚决辞去校长职务。他们无可奈何地叫嚣，说中大校园是共产党的“租界”。19
47年春，中央大学学生和全市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在街头遭到反动政府青年军的毒打，吴有训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学生，看到那些纯朴可爱的青年血流骨折，他热泪纵横，非常悲愤，从此便产生了离开中央大学的想法。
1947年夏天，他借去美洲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终于离开了南京。
吴有训教授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早在30年代，他就热情支持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平津失陷，他毅然离别刚刚分娩的妻子，和其他爱国师生一起奔赴长沙、昆明，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西南联大，在国难深重的日子里，坚持办教育、搞科研。
1962年至1963年间，中央派吴有训到苏联去，就继续交流科学家问题与苏联科学院谈判。正在苏联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张文裕从杜布纳到莫斯科看望吴有训。
吴有训感慨地对他说：“兄弟国家，兄弟国家，除了‘兄弟’还有国家呢，他有他更高的利益。”这句话使他感触很深，对他后来的外事交往工作起了指导作用。张文裕在欧美十六七年，再加上在苏联的这几年，在国外共20多年，深深感到国家的重要，也深深感到国家发展科学的重要。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国籍的，他们都要为自己的国家服务。这就时常提醒我们，在国际合作和技术交流中既要学习和充分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争取外援，又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处处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吴有训教授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很高的声誉。他多次代表我国对外签订各项科技协定，接待外国的科技代表团和科学家。他多次率领科技代表团出国访问。他总是精神抖擞，举止雍容，借各种机会宣传新中国的各项成就；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地周旋在各国科学家之中，为整个中国代表团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有远见卓识的组织领导者从1950年12月起，吴有训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数理化学部主任。他在科学领导工作中，有魄力，有远见卓识。早在建国初期，他就提出要及早在科学院建立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等新的研究所的倡议。后来这些研究所都逐渐建立起来了。
1958年4月19日，在我国海南岛可以观察到日环食。吴副院长派天文台陈芳允、王绶绾等同志参加和苏联天文工作者共同组织的观测，利用这个机会，及时地为发展我国射电天文事业打下了基础。
另一件事发生在1957年。吴副院长发现我国授时工作已经有一定基础，上海天文台发布的时号准确度相当高。吴副院长当即组织了国家测量总局、上海天文台等有关单位参加的会议，号召破除迷信，大胆推广采用我国自己的授时信号（bpv时号）。
通过这次会议，使我国授时工作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1959年吴副院长去上海检查各研究所的工作，当他得知，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上海生化所的酶的研究被冲掉时，他再三表示惋惜。他说：“酶学是生化研究的中心课题，作为专门从事生物化学研究的机构，怎么能排除酶的研究呢？”吴老的科学视野十分广阔，他历来既重视技术科学，也关心基础理论研究。
吴副院长亲自过问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工作。1965年冬，吴副院长代表中国科学院到上海主持人工合成胰岛素的鉴定会。会上出现一些分歧。所有到会的生化学家和药物、药理学家都认为已确定无疑地合成了胰岛素，但是有一部分化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吴副院长对抱怀疑态度的人，虚心登问求教，但也恰当地做了一些说服工作。达成一致意见后，吴老深有感慨地说：“我们不少旧社会过来的科学工作者，崇洋的尾巴很不容易割掉啊！他们常常看不起自己的工作。”根据合成产物的晶体形状、生物活性和指纹图谱，吴老认为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已合成了胰岛素！
10年浩劫期间，由于周恩来总理的严令保护，才使吴有训教授免遭迫害。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位年近8旬、身患重病的老科学家，精神振奋，抱病坚持到研究所了解情况，参加学术活动，审阅我国自然科学发展规划，并且积极地为筹备全国科学大会提出了许多建议。
1977年11月30日，吴有训教授逝世了。
他的一生说明中国人是有聪明才智的，是勤奋而有创造力的，不仅中国人的智力可以与其他任何民族相较量，中国人的品质也可以与任何民族相媲美。
吴有训永远是我深深怀念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