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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民族的不同分支，并都用高丽命名自己的王朝。扶余人构成了高句丽及百济的王室，而高句丽下层则包括了当时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多个不同部族实体，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部落差异很大。
至于，渤海国居民“大多”被迁移到王氏高丽的断言则并非历史事实，渤海国民留在当地及掠入契丹并融入中国的人口数远大于逃入王氏高丽的人口，中国学者已写有多篇论文论述这一问题。
但在实践中，汉王朝的统治者也意识到东亚各地区、各民族的巨大差异，因此，逐渐摸索建立一些特殊的地方管理体制以控制特殊地区，发展至唐代，特殊地方管理体制逐渐形成中原郡县制之外的成熟机制，以至羁縻制成为唐代对边疆地区管理的一大特色。
应用羁縻统治的方法，唐王朝将东亚绝大部分地区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源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民族的百济与新罗两个政权逐渐发展起来，在随后的一千多年中，三韩民族以及其后继者与中原王朝都有着紧密的联系，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韩半岛民族最终建立完全独立的单一民族国家，但其早期的历史在中原王朝的关系上是具有从属性的，作为邻国，我们完全尊重和善意的看待韩半岛的独立与尊严，但这种尊重是不应该以牺牲历史上的真实为代价的。
公元7年，百济近肖古王遣使东晋，建立起朝贡关系，晋文帝册封近肖古王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南北朝时期，百济与南朝，北朝都保持着朝贡关系，但与南朝的关系要更为密切，比百济稍后，新罗也开始向中原王朝正式朝贡，但新罗王位于韩半岛西南端，交通不便，因此，新罗与南北朝的交往也较少。
朝韩半岛上的历代百济王承袭着都督百济诸军事的头衔，作为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的特点十分明显，一度还曾受封为乐浪太守、东青州刺史这样纯粹的地方行政官员官称，只不过中央政府已经把管辖少数民族的权力授予高句丽，所以百济王从未带过领东夷中郎将、领东夷校尉等头衔。
究其原因，中国中央王朝封给高句丽、百济的官号并不是随意的，而是符合其地方行政统治需要的，因此，百济与新罗在从部落形式步入国家体制之初，其性质是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百济王与新罗王的封号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可以佐证此点。
直至隋唐时期，韩半岛国家与中国的这种长期性制度化的政治联系与日本与中国的政治联系所具有的偶然性与间断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区别于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公元66年以后，新罗王除在位时间过短唐王朝未及加封者外，历代新罗王世袭鸡林州都督一职，其所辖地区是唐王朝所属的鸡林州都督，属于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地方政权，而不是独立国家，而新罗王的身份是唐在朝鲜半岛的地方行政官员。
在新罗借助唐的势力占有了韩半岛中南部大部分地区以后，至唐玄宗时期中原王朝始将萨水以南土地赏赐给新罗，唐与新罗以清川江作为行政管辖的界线，至此时新罗的势力开始向朝鲜半岛北部延伸。
安史之乱后，中国再度陷入分裂状态，此时，诸多边疆民族地方政权迅速崛起，新罗也进入了相对独立发展的时期，但是新罗与中国所确立的长期封贡关系仍继续存在着，新王即位都要接受册封，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直接而深刻。
10世纪初王建取代新罗在朝韩半岛建立新的王国，出于种种考虑，王建将这个直接脱胎于新罗的王国命名为“高丽”，我们称其为“王氏高丽”，王氏高丽的建立即是造成后人无法区分高句丽与韩半岛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朝灭亡后，辽东郡被好战的地方土豪控制，高句丽主动与刚刚成立的曹魏联盟攻打辽东郡，曹魏攻下辽东后，高句丽终止了与曹魏的合作并发兵袭击了辽东西部，公元44年曹魏反击，摧毁了丸都城，高句丽东川王逃到沃沮。
曹魏摧毁了丸都城后以为高句丽灭亡了，所以很快就撤离了，不过仅仅七十年，高句丽就重建了丸都城，并开始袭击辽东，乐浪和玄菟，随着高句丽对辽东半岛的挺进，公元1年，高句丽美川王吞并原汉四郡的最后一郡，乐浪郡。
高句丽从东北地区进入并控制了朝鲜半岛北部大部地区，开始与形成现代韩国的主体古代韩国国家百济与新罗处于激烈的军事对峙之中，朝鲜人称这一段历史时期为朝鲜历史上的“三国时代”。
但是，这“三国”最初只是互相没有民族认同感的几个大型部落国家，与中国三国时期的三国都是从统一的汉朝分裂出来，人民也具有同一民族感的情形完全不同。
但是高句丽的扩张并不是一番风顺的，公元4年，丸都城受到前燕攻击，公元71年，百济近肖古王袭击高句丽最大城市平壤，并在战场上杀死了高句丽故国原王，高句丽小兽林王继位后，开始加强高句丽国内的稳定和统一。（未完待续）
同一民族的不同分支，并都用高丽命名自己的王朝。扶余人构成了高句丽及百济的王室，而高句丽下层则包括了当时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多个不同部族实体，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部落差异很大。
至于，渤海国居民“大多”被迁移到王氏高丽的断言则并非历史事实，渤海国民留在当地及掠入契丹并融入中国的人口数远大于逃入王氏高丽的人口，中国学者已写有多篇论文论述这一问题。
但在实践中，汉王朝的统治者也意识到东亚各地区、各民族的巨大差异，因此，逐渐摸索建立一些特殊的地方管理体制以控制特殊地区，发展至唐代，特殊地方管理体制逐渐形成中原郡县制之外的成熟机制，以至羁縻制成为唐代对边疆地区管理的一大特色。
应用羁縻统治的方法，唐王朝将东亚绝大部分地区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源于韩半岛南部的三韩民族的百济与新罗两个政权逐渐发展起来，在随后的一千多年中，三韩民族以及其后继者与中原王朝都有着紧密的联系，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韩半岛民族最终建立完全独立的单一民族国家，但其早期的历史在中原王朝的关系上是具有从属性的，作为邻国，我们完全尊重和善意的看待韩半岛的独立与尊严，但这种尊重是不应该以牺牲历史上的真实为代价的。
公元7年，百济近肖古王遣使东晋，建立起朝贡关系，晋文帝册封近肖古王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南北朝时期，百济与南朝，北朝都保持着朝贡关系，但与南朝的关系要更为密切，比百济稍后，新罗也开始向中原王朝正式朝贡，但新罗王位于韩半岛西南端，交通不便，因此，新罗与南北朝的交往也较少。
朝韩半岛上的历代百济王承袭着都督百济诸军事的头衔，作为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的特点十分明显，一度还曾受封为乐浪太守、东青州刺史这样纯粹的地方行政官员官称，只不过中央政府已经把管辖少数民族的权力授予高句丽，所以百济王从未带过领东夷中郎将、领东夷校尉等头衔。
究其原因，中国中央王朝封给高句丽、百济的官号并不是随意的，而是符合其地方行政统治需要的，因此，百济与新罗在从部落形式步入国家体制之初，其性质是中国的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百济王与新罗王的封号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可以佐证此点。
直至隋唐时期，韩半岛国家与中国的这种长期性制度化的政治联系与日本与中国的政治联系所具有的偶然性与间断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区别于中国与日本的关系。
公元66年以后，新罗王除在位时间过短唐王朝未及加封者外，历代新罗王世袭鸡林州都督一职，其所辖地区是唐王朝所属的鸡林州都督，属于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地方政权，而不是独立国家，而新罗王的身份是唐在朝鲜半岛的地方行政官员。
在新罗借助唐的势力占有了韩半岛中南部大部分地区以后，至唐玄宗时期中原王朝始将萨水以南土地赏赐给新罗，唐与新罗以清川江作为行政管辖的界线，至此时新罗的势力开始向朝鲜半岛北部延伸。
安史之乱后，中国再度陷入分裂状态，此时，诸多边疆民族地方政权迅速崛起，新罗也进入了相对独立发展的时期，但是新罗与中国所确立的长期封贡关系仍继续存在着，新王即位都要接受册封，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直接而深刻。
10世纪初王建取代新罗在朝韩半岛建立新的王国，出于种种考虑，王建将这个直接脱胎于新罗的王国命名为“高丽”，我们称其为“王氏高丽”，王氏高丽的建立即是造成后人无法区分高句丽与韩半岛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朝灭亡后，辽东郡被好战的地方土豪控制，高句丽主动与刚刚成立的曹魏联盟攻打辽东郡，曹魏攻下辽东后，高句丽终止了与曹魏的合作并发兵袭击了辽东西部，公元44年曹魏反击，摧毁了丸都城，高句丽东川王逃到沃沮。
曹魏摧毁了丸都城后以为高句丽灭亡了，所以很快就撤离了，不过仅仅七十年，高句丽就重建了丸都城，并开始袭击辽东，乐浪和玄菟，随着高句丽对辽东半岛的挺进，公元1年，高句丽美川王吞并原汉四郡的最后一郡，乐浪郡。
高句丽从东北地区进入并控制了朝鲜半岛北部大部地区，开始与形成现代韩国的主体古代韩国国家百济与新罗处于激烈的军事对峙之中，朝鲜人称这一段历史时期为朝鲜历史上的“三国时代”。
但是，这“三国”最初只是互相没有民族认同感的几个大型部落国家，与中国三国时期的三国都是从统一的汉朝分裂出来，人民也具有同一民族感的情形完全不同。
但是高句丽的扩张并不是一番风顺的，公元4年，丸都城受到前燕攻击，公元71年，百济近肖古王袭击高句丽最大城市平壤，并在战场上杀死了高句丽故国原王，高句丽小兽林王继位后，开始加强高句丽国内的稳定和统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