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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部我从牌坊前拐进了程中街，径直往大队部里走过去。革命者的脚步惊起了几响狗吠，随后那狗吠就又安静了，村街上空无一人。月光在街上流动有声。我到大队部门口，摘下了大队部的大门，又摘下了大队部厕所边的一间仓库门。那仓库里有200公斤县里为兴修水利、开渠凿洞下发的炸药和雷管。我从仓库里拿出30卷油纸包好的半斤装的炸药，拿了三把雷管，两盘导火索和一把新剪子，又安上仓库门，安上大队部的榆木大门，便大步流星地往程寺走去了。（革命事业没有别的出路：只有用暴力扩大根据地，解放全中国，乃至最终解放全人类。）炸药那浑厚潮湿的香味从我怀里冲进我的鼻子里，使得那一刻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手心上热汗淋漓，心跳叮叮当当。为了把自己激动的内心平静下来，我极想可着嗓子唱杨子荣打虎上山那段“穿林海过雪原我气冲霄汉”或者是平原作战赵勇刚的一段唱：“几天来和日寇周旋在平川上/转移到堡垒村鱼入海洋/日、汪、蒋相勾结凶狠狂妄/乡亲们水深火热受尽创伤/听屋内亲人安睡无声响/盼相见，盼相见却又怕惊动大娘/人民的安危冷暖要时刻记心上/不觉得雷雨过满天星光。”我觉得这唱完全是为我的所作，词儿稍微一改，就是我的内心写照：几天来和敌人周旋在山脉上/转移到程岗镇鱼入海洋/阴险的敌人仍在狂妄/使我们受陷害心受创伤/听村里亲人安睡无声响/盼相见，盼相见又怕惊动儿娘/人民的安危冷暖时刻记心上/但只见头顶上满天月光。我往程寺走去时，想唱不敢唱，就想着如何把这段词儿改过来。开始想着词儿时，心总往别的方向路线跳，后来想到“转移到程岗镇鱼入海洋”一句时，哐当一下心就停在了要改的词儿上，内心的慌乱也缓缓地平静下来了。没想到这些词儿能使一个怀抱炸药的人的心慢慢静下来，我有些感激那写了戏词的文艺战士们。我想给他们敬个礼，我想他们能看见我如何平心静气的把炸药埋在程寺该多好，能亲眼目睹我炸掉程寺该多好，那该是多么动人、壮观的一幕戏的高潮呵。埋炸药、装雷管、接导火索对我这个优秀的工程兵来说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我仅仅用了不到一小时，就在程寺完成了这一切。我在程寺大殿的后墙和四角的墙基石缝中全都塞了炸药和雷管，四个墙角各塞了两卷一斤的药，然后又在院墙上塞了几处单卷半斤装的药，最后我把剩下的炸药、雷管兜进布衫，背在肩膀上，从院墙边的一棵槐树爬到中节院的院墙上，又从一棵柏树爬下去，往前节大院的春风亭、立雪阁的柱下屯装炸药了。几分钟后，往中节院的道学堂大殿和“和风甘雨”、“烈日秋霜”二厢的前墙柱下和后墙角下放了炸药，再往道学堂大殿的柱下装着炸药时，有一只老鼠从墙下跑出来，踩在我放在脚下的雷管上，吓得我心跳如雷，汗从脸上炸出来。一场虚惊之后，我把一卷炸药塞进了那老鼠洞里去。程寺里宁静无比，奶白的月光在寺庙中飘飘摇摇，树影婆娑，充满神秘。我在程寺埋了22处28卷炸药，把手中的最后几卷儿炸药和一把雷管装进裤口袋，直起腰时想起红梅该来了，再不来就将耽误时间、贻误战机了。轻轻打开中节院和前节院的门，我一出来见红梅就立在程寺门楼的阴影里。“你来了咋就不拍手？”“我听见你在里边的动静了。”她说“我在这给你放个哨。”“情况咋样儿？”她把头低下，月光中脸是青白色“事情和你说的一模样。”说了这句停一会，她又抬头望着我，如望着一个使她可以哭诉衷肠的人，可以向他忏悔求得宽谅的人，她慢声细语，悲悲凉凉地说，爱军，事情真的和你说的一模样，桃儿还在她姨婆家，我回到家先到厦厢下，屋门锁虽然还锁着，可窗户一推就开了，忙开门走进屋子里，拉亮灯，见床上毯子像是被人动过了，枕头也像被人挪过了，立柜门敞开着，每一件衣服都还在，压在柜底洞口的被子却好像和先前摆的不一样。先前我总是把被子上的一朵牡丹花儿正对柜门口，可这次那花明显朝东偏了哩。话到这，红梅又有眼泪流出来，懊悔实实在在如土织的灰布样挂在她脸上，悔恨的眼泪漫溢着哗哩哗啦朝着地上落。月亮已经到了村南边，星星都已经稀疏了。村子里哪条街上老牛的呼吸和倒嚼沿着地面响过来，像有风吹着草枝枯叶在卷动。那当儿，我盯着泪如雨注的红梅的脸，恨不能朝那张脸上掴去一耳光，恨不得在那脸上咬一口。这不仅因为她把我们的事情暴露了，更为重要的，再有三天两天，也许仅一天，就要宣布我当县长了，就要宣布她是副县级的妇联主任了。可是现在，这一切都前功尽弃了，付之东流了，正如像千辛万苦、流血流汗修成的命运大堤，果真因为蚁穴鼠洞决堤了，把那大堤上的一土一石都冲得无影无踪了。这境况还不仅使我当不了县长，使她当不了县妇联主任，而且说到底，我们革命了多少年，我们如今还都是农民！户籍都还在耙耧山脉的程岗村。想到我还是农民时，我的双手捶在两腿边上有些抖，有一股半苦半腥加点红糖的味儿从我的双手升上来。我知道那是粘在我手上的炸药味儿在挥发。闻到那味儿时，我才发现那一刻我的双手捏成了拳头儿，汗和炸药味儿都是从手缝挤将出来的。我把汗和炸药味儿在裤上擦了擦，摸着了我分装在两个裤口袋的炸药和雷管，抬头看看天。启明星已经悬在村头了，还有那颗每年夏天的后半夜都可以在耙耧山看到的红星星，又远又亮，发着柔美的光，像裹在蓝绸布中的一团火。只要红星星出来，就预示着前半夜已经过去了，后半夜已经来了很久啦。红梅在用手擦她眼上的泪，还把额前和耳前的头发朝后理了理。她说：“爱军，我要像你样早点把那洞口封死就好了。”我说：“你没挪开被子看那柜底的木板被人动过没？”她说：“看啦。可我记不得那原来木板摆放的样子了。”我说：“你没看看窗台上、桌上有没有程天民的脚印、手印儿？”她怔了怔：“我现在回去看看吧？”我说：“算啦。贼东西老奸巨猾，有脚印他也会把它擦掉的。”她说：“那你说我俩就这样白白革命一场吗？”她的问像一根木棍样横倒在了我的脑海里，卡在了我的喉咙间。我盯着她的脸，她脸上似乎已经没有刚才的悲伤了，只还剩下革命成功之前因不慎而导致失败的后悔和懊恼。这后悔使她的脸成了乳白色，和下夜的月光一模样，完全就融进了月色中，若不是她粉红的衬衣和黑亮的头发，也许她的脸就成了柔美的月色了。不消说，革命不允许革命者瞻前又顾后，不允许它的参与者受了挫折而气馁。教训是革命未来的宝贵财富，斗争和战争，是弥补教训的最好良药。我说：“我们当然不能就这样把前程葬送掉，把革命葬送掉。我为啥要炸掉程寺和牌坊？这不仅是我童年的理想和夙愿，这是我们彻底革命的一步棋，是我们向革命献上的最后一份礼。眼下，你公公把你我送进监狱了，把一个县长和妇联主任的前程断送了，你说我们仅仅把程寺炸掉就行吗？这样不太便宜了程天民？”她说：“你说还咋样？”我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不是告我们通奸吗？不是告我们该千刀万剐吗？那好吧，我们就通奸，就让他去千刀万剐吧。我们现在把最后两卷炸药埋到二程牌坊的柱子下，回来就闯进程寺的后节院，当着程天民的面去做那事儿，让他亲眼看着你我在通奸，让他亲眼目睹我高爱军是咋样爱你夏红梅，你夏红梅是咋样爱我高爱军，让他明明白白知道我们不仅是一对革命者，还是一对革命的情侣和至死相爱的人，让他看到革命者的真正爱情和力量，让他感到我们是如何革命的完全和彻底。让他明白，我们就是一对疯狂的革命家。让他后悔去告了你和我，让他在后悔中死了去！”我这样说着时，前一半话儿是从嘴里有计划的对红梅说出的，后一半话是因为愤怒从牙缝挤出来的。我想红梅她也许不会赞成我这计划的，她毕竟不同我样是一位彻底的革命者，毕竟做那件事时面对的敌人是她的老公公，程庆东的亲爹亲爸亲父亲。然而，她听了我的话，没有立即反对或者说声不。她瞟着我的脸，好像要从我的脸上弄明白我的话是已经成熟了的计划，还是感情用事的报复和仇恨。她在我脸上借着月光半冷半热的凝视了几秒钟，斩钉截铁说了一句世上只有最杰出的女人才能说的话：“爱军，到了这份上，为了革命，我们只能这样啦。”一个雄奇伟大、惊天泣地的计划就这样诞生并付诸实施了（我们的一切计划都应该抓紧落实在行动上，说而不抓，等于没说）。事情就是这样，革命者要做的就是行动的巨人，而非语言的矮子。为了革命，为了斗争，我们决定拿出我们最后的武器，先在程天民面前天翻地覆地做一场那事儿，再毫不留情的炸掉程寺和牌坊。我们很快把最后的炸药埋到了牌坊下。我们从牌坊下胜利凯旋般走回来，她拿着剩下的半盘导火索绳跟在我身后，走进程寺大门时，革命斗争的严峻和庄重如云如雾样罩着我们俩。我们感到了伟大时刻到来前的紧张和神秘，感到了从失败中挽回的胜利和喜悦把我们的血液变得大河奔腾滚滚流，心如战鼓样咚咚跳。前节大院中老柏树的影儿又黑又粗，像庞大的死尸横在院落里。红梅在我身后把大门关上了。院落里聚起了一股奶白潮腐味。闻着那味儿，我心里有些慌，可想到我是一个革命者，我正在进行的事儿是伟大革命的一部分，也许会被后人误解，可更可能被后人载入史册时，那些恐慌就转化成激动和力量，使我平静且使我感到兴奋了。我们进了中节院。中节院的葡萄架如一个帐篷样盖在头顶上，只有院子四边葡萄藤没有铺到的地方，月光如石灰粉样在撒着。我看见了我埋在道学堂大殿下的炸药了，有一截儿露在外边，雷管也似乎塞得浅了些，导火索像一根绳样沿着墙下半卷半伸着。那些导火索的长度是我精心算过的，我计划点燃的步骤是中节院、前节院，然后从寺里面跑出去，到后节院的大堂外围点，最后才是二程牌坊的双柱下，待这些全都点燃后，所有的26处炸药上的导火索大约都已烧到了还有一尺五寸长，这一尺五寸的燃烧时间，足够我和红梅从从容容爬到耙耧山脉的端梁上看这北国风光的万里火花了。只是那个雷管塞得浅了些，我想过去再往里塞一塞，可在红梅关上中节院的大门后，朝那道学堂走去时，后节大院的门叽哇一声被人打开了。“谁？”程天民穿着白裤衩儿和没有扣扣的白绸布衫（解放前地主富农好像都穿这绸布）立在门框下，一下就认出了红梅来，他慌忙去胸前扣着扣儿，又语调惊缓的连声问：“是红梅吧？你咋在这儿？那个是谁？”红梅木在葡萄藤下，没有敢说话。不消说，这时候到了动手的时候了，不动手待程天民大唤一声，招致来了村人就又一次要把到来的成功断送了。我看见红梅在扭头瞅着我。我朝程天民快步走过去。“她不是你的儿媳妇夏红梅，”我冷冷热热道“她是一个优秀的革命工作者，农村工作的革命家、政治家和领导者，她是我高爱军最亲密的朋友和夫人，是我生死与共的战友和同志。”我这样说着就到程天民的面前了，他的脸正被三节院门框的月影遮挡住，使我看不见他的脸上有啥变化，只看见他正扣扣儿的手硬在了他胸前的扣儿上。就在他这一怔一硬间，我一个箭步飞上去，便把他夹在了胳膊的弯儿里，左手立马捂在了他嘴上，把他的那声还未及出口的惊叫堵在了喉管内。我没有想到他原来那么轻，就如一捆干枯的柴禾样。没想到我在部队为防帝反修学到的擒拿术这当儿一股脑儿都又复苏在了我的手上、腿上和脚上。就像夹着一团棉花样，我把程天民夹拖到后节院东讲堂的门前时，红梅还木呆呆地立在中节院的葡萄架子下，那半盘准备当绳子用的导火索不知啥儿时候落在了她的脚下边。我说：“红梅，快把绳给我。”她仍然呆着没有动。我唤：“斗争到你死我活的时候啦，你还愣啥儿？”红梅被我从木呆中叫醒了。她突然弯下腰，拾起那大半盘的导火索，跑过来塞给我，又立刻朝启贤堂大殿西侧跑过去，转眼就又从西讲堂的一间屋里搬着一把椅子，拿着一条枕巾跑出来。她把椅子放在后节大院的中间，把毛巾塞给我，说声用这个，便又踩着刚才的脚印往西讲堂的北屋跑去了。我不知道她又要干啥儿。我接过枕巾时嗅到了一股黑油污腻的头发味，便知道了那西讲堂的北屋是程天民的住处了。我看着红梅跑进了那间屋子里。屋子里的灯光从窗里透进院落，方方正正如倒在院落的一块白亮的薄木板。我劈劈啪啪把目光收回来，三下五下将枕巾塞到了程天民的嘴里去，把程天民往椅子上一放，便快刀斩乱麻地把他的手背到椅后捆住了。我捆程天民时就如一个母亲要给孩子喂奶样顺畅和自然，他60多岁了，似乎除了脑子还活着，身子都没有水分、没有力气了。他这个年龄，这把身子本该好好养着的，可他却偏要向我和红梅宣战哩，企图把革命者送进监狱去。没有办法，实实在在是没有一点法儿，这是他的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决定的。意识又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斗争发展到这个时候的必然结果，是他的大脑这个高度组织起来的特殊物质的机能，是他长期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不可教育、改变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现在这个司令部向我们明目张胆地宣战了，也取得了他没有料想到的胜利和收获，但我们不会坐以待毙，也要让他取得没有料到的失败和懊悔。我捆了他的手，捆了他的身，把他的双腿捆在了两个椅子前腿上。程颢、程颐的得意弟子朱熹这个宋朝的反动哲学家，贩卖和发展了程颢、程颐的臭学问，写了那么多的书，说了许多话，如今大家都忘了，都不记得了，但有一句话我们还没忘，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是这样学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只能这样。如此而已，岂有他哉！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的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反动派所推翻，反动派就会首先在乡村的中国得到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这是被历次经验教训证明了的。今天，我们又在程寺的后节大院开始实践着这种理论和学问。我不知道为啥我在捆绑程天民时他一动不动，没有反抗，没有挣扎，枕巾后边的喉咙没有发出呜呜噜噜声。也许他早料到了这一天，也许他的年龄告诉他越反抗就越没有好下场。反抗———失败———再反抗———再失败。他知道他逃不出这样的逻辑和规律。他这样一生大都在反革命的幕后唱戏的人，耍阴谋当是一把好手，但果真面对面的让他和我们真枪实弹地对着干，他便束手无策了。这就是许多地主阶级、封建资产阶级的通病，是我们摧垮它们，专政他们的有利条件。你看，程天民坐在椅子上，手被反捆着，既不挣扎，也不反抗，看着我好像是我被他捆了，如要看我一场好戏样，瘦黄的脸上在月光下强自镇静着，双眼不愠不火，不争不怒，只是比平时睁得大一些，眼白多一些，额上的皱纹比往日深一些，脖子拉的比平时长一些。还有啥变化？哦，他的白绸布衫被我弄成一团了，在五花大绑的导火索里，向一团抹布样，且有一只鞋也掉在了三节院的门口上，光着一只脚倒还真像革命者的俘虏哩。没想到你有今天的结果吧？没想到革命会最终专政到你的头上吧？没有想到我们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必加倍地犯你侵你打倒你。这是斗争的规律，这是革命斗争的方法，这是战斗的手段。拿枪的敌人死去了，但那些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在某些时候他们会更残酷，更无情地向我们发动进攻。对这些不拿枪的敌人，我们只能以严酷还以严酷，以残忍还以残忍。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别无他法。老镇长，程天民，程二伯，你就坐在这儿等着看我和红梅在你面前做一场那事吧！你就看着我和你儿媳在你面前一丝不挂地云山雾雨吧！你就不停地后悔你不该去县上和关书记那里状告我们通奸吧！红梅咋还不从西讲堂里出来呢？我朝西讲堂北屋走过去。进了那间半大不大的屋，看见红梅正在撕程天民床上的一个蓝布褥。我说你干啥？“你快看，”她指着撕了半截的褥子说，我本来是来搬床的，可一揭褥子觉得不对劲，一摸褥子里边像是书，撕开一看，原来藏经楼上的“二程著作”和朱熹的书全都被他缝进这褥子了。我闻到一股热暖暖的灰霉味，像冬天时谁把一堆湿过的麦秸扒开了。顺着那味看过去，就见靠窗的床铺，已经被红梅挪开了，那床上撕开的褥子里，果真是铺摆着一层线装书，且每一册书为了不被汗湿和潮坏，都又用塑料薄膜包起来。我把褥子提起来像提着布袋倒粮食一样把书倒出来。那一本本、一套套又窄又长、一律是旧蓝布颜色封面的竖排、繁体、石刻影印的程朱的书籍便哗哗啦啦地落在了床上和地下。遗书、外书、文集、易传啥儿的，躺在那黄朗的灯光中，像没有睡醒样，有的从塑料袋中掉出来，卷着页儿，宛若在眨着蒙蒙的眼皮儿，有的还安安稳稳在袋子里，如压根都还在被窝里。它们不知道它们的主人已经被捆在院里了，不知道它们今天也要寿终正寝了。我把那些书都从塑料袋中抖出来，发现除了说过的，还有经说和粹言，有上仁宗皇帝书、三样看祥文、颜子所好何学论、为家君上宰相书等程颐的单册儿，还有程颢的上殿札子、答横渠张子厚先生和颜乐亭铭等几样单本。那些书有的是一本，有的是一种好几本，然而每一本都整整齐齐、没有被人翻看的痕迹。我自小就听说程天民是会背他祖先的许多著作哩，说他解放前在镇上作校长时，就整天读二程全书哩，这些书一页不卷他读啥？我朝屋里四下看了看，没想到程天民的屋里和百姓家里一样乱，除了这边的桌和床，身后的一个长条桌上放了一个竹篓水瓶，两个饭碗，几双筷子，桌子下是锅和菜盆儿，旁边是一个木板箱。我把那个木箱打开来，木箱里面除了被子和衣服没有别的啥。我把一个抽屉拉开了，抽屉里有毛笔、钢笔和一瓶蓝墨水，还有一个旧砚台。我把另一个抽屉拉开了，那个抽屉里面整整齐齐摆着几本毛主席的书，全都用红纸包了封皮，封面上用毛笔写着柳体毛泽东选集和第几卷的字样儿。在那毛泽东选集上和抽屉边，还摆着袖珍本、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及几个毛主席像章啥儿的。
司令部我从牌坊前拐进了程中街，径直往大队部里走过去。革命者的脚步惊起了几响狗吠，随后那狗吠就又安静了，村街上空无一人。月光在街上流动有声。我到大队部门口，摘下了大队部的大门，又摘下了大队部厕所边的一间仓库门。那仓库里有200公斤县里为兴修水利、开渠凿洞下发的炸药和雷管。我从仓库里拿出30卷油纸包好的半斤装的炸药，拿了三把雷管，两盘导火索和一把新剪子，又安上仓库门，安上大队部的榆木大门，便大步流星地往程寺走去了。（革命事业没有别的出路：只有用暴力扩大根据地，解放全中国，乃至最终解放全人类。）炸药那浑厚潮湿的香味从我怀里冲进我的鼻子里，使得那一刻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手心上热汗淋漓，心跳叮叮当当。为了把自己激动的内心平静下来，我极想可着嗓子唱杨子荣打虎上山那段“穿林海过雪原我气冲霄汉”或者是平原作战赵勇刚的一段唱：“几天来和日寇周旋在平川上/转移到堡垒村鱼入海洋/日、汪、蒋相勾结凶狠狂妄/乡亲们水深火热受尽创伤/听屋内亲人安睡无声响/盼相见，盼相见却又怕惊动大娘/人民的安危冷暖要时刻记心上/不觉得雷雨过满天星光。”我觉得这唱完全是为我的所作，词儿稍微一改，就是我的内心写照：几天来和敌人周旋在山脉上/转移到程岗镇鱼入海洋/阴险的敌人仍在狂妄/使我们受陷害心受创伤/听村里亲人安睡无声响/盼相见，盼相见又怕惊动儿娘/人民的安危冷暖时刻记心上/但只见头顶上满天月光。我往程寺走去时，想唱不敢唱，就想着如何把这段词儿改过来。开始想着词儿时，心总往别的方向路线跳，后来想到“转移到程岗镇鱼入海洋”一句时，哐当一下心就停在了要改的词儿上，内心的慌乱也缓缓地平静下来了。没想到这些词儿能使一个怀抱炸药的人的心慢慢静下来，我有些感激那写了戏词的文艺战士们。我想给他们敬个礼，我想他们能看见我如何平心静气的把炸药埋在程寺该多好，能亲眼目睹我炸掉程寺该多好，那该是多么动人、壮观的一幕戏的高潮呵。埋炸药、装雷管、接导火索对我这个优秀的工程兵来说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我仅仅用了不到一小时，就在程寺完成了这一切。我在程寺大殿的后墙和四角的墙基石缝中全都塞了炸药和雷管，四个墙角各塞了两卷一斤的药，然后又在院墙上塞了几处单卷半斤装的药，最后我把剩下的炸药、雷管兜进布衫，背在肩膀上，从院墙边的一棵槐树爬到中节院的院墙上，又从一棵柏树爬下去，往前节大院的春风亭、立雪阁的柱下屯装炸药了。几分钟后，往中节院的道学堂大殿和“和风甘雨”、“烈日秋霜”二厢的前墙柱下和后墙角下放了炸药，再往道学堂大殿的柱下装着炸药时，有一只老鼠从墙下跑出来，踩在我放在脚下的雷管上，吓得我心跳如雷，汗从脸上炸出来。一场虚惊之后，我把一卷炸药塞进了那老鼠洞里去。程寺里宁静无比，奶白的月光在寺庙中飘飘摇摇，树影婆娑，充满神秘。我在程寺埋了22处28卷炸药，把手中的最后几卷儿炸药和一把雷管装进裤口袋，直起腰时想起红梅该来了，再不来就将耽误时间、贻误战机了。轻轻打开中节院和前节院的门，我一出来见红梅就立在程寺门楼的阴影里。“你来了咋就不拍手？”“我听见你在里边的动静了。”她说“我在这给你放个哨。”“情况咋样儿？”她把头低下，月光中脸是青白色“事情和你说的一模样。”说了这句停一会，她又抬头望着我，如望着一个使她可以哭诉衷肠的人，可以向他忏悔求得宽谅的人，她慢声细语，悲悲凉凉地说，爱军，事情真的和你说的一模样，桃儿还在她姨婆家，我回到家先到厦厢下，屋门锁虽然还锁着，可窗户一推就开了，忙开门走进屋子里，拉亮灯，见床上毯子像是被人动过了，枕头也像被人挪过了，立柜门敞开着，每一件衣服都还在，压在柜底洞口的被子却好像和先前摆的不一样。先前我总是把被子上的一朵牡丹花儿正对柜门口，可这次那花明显朝东偏了哩。话到这，红梅又有眼泪流出来，懊悔实实在在如土织的灰布样挂在她脸上，悔恨的眼泪漫溢着哗哩哗啦朝着地上落。月亮已经到了村南边，星星都已经稀疏了。村子里哪条街上老牛的呼吸和倒嚼沿着地面响过来，像有风吹着草枝枯叶在卷动。那当儿，我盯着泪如雨注的红梅的脸，恨不能朝那张脸上掴去一耳光，恨不得在那脸上咬一口。这不仅因为她把我们的事情暴露了，更为重要的，再有三天两天，也许仅一天，就要宣布我当县长了，就要宣布她是副县级的妇联主任了。可是现在，这一切都前功尽弃了，付之东流了，正如像千辛万苦、流血流汗修成的命运大堤，果真因为蚁穴鼠洞决堤了，把那大堤上的一土一石都冲得无影无踪了。这境况还不仅使我当不了县长，使她当不了县妇联主任，而且说到底，我们革命了多少年，我们如今还都是农民！户籍都还在耙耧山脉的程岗村。想到我还是农民时，我的双手捶在两腿边上有些抖，有一股半苦半腥加点红糖的味儿从我的双手升上来。我知道那是粘在我手上的炸药味儿在挥发。闻到那味儿时，我才发现那一刻我的双手捏成了拳头儿，汗和炸药味儿都是从手缝挤将出来的。我把汗和炸药味儿在裤上擦了擦，摸着了我分装在两个裤口袋的炸药和雷管，抬头看看天。启明星已经悬在村头了，还有那颗每年夏天的后半夜都可以在耙耧山看到的红星星，又远又亮，发着柔美的光，像裹在蓝绸布中的一团火。只要红星星出来，就预示着前半夜已经过去了，后半夜已经来了很久啦。红梅在用手擦她眼上的泪，还把额前和耳前的头发朝后理了理。她说：“爱军，我要像你样早点把那洞口封死就好了。”我说：“你没挪开被子看那柜底的木板被人动过没？”她说：“看啦。可我记不得那原来木板摆放的样子了。”我说：“你没看看窗台上、桌上有没有程天民的脚印、手印儿？”她怔了怔：“我现在回去看看吧？”我说：“算啦。贼东西老奸巨猾，有脚印他也会把它擦掉的。”她说：“那你说我俩就这样白白革命一场吗？”她的问像一根木棍样横倒在了我的脑海里，卡在了我的喉咙间。我盯着她的脸，她脸上似乎已经没有刚才的悲伤了，只还剩下革命成功之前因不慎而导致失败的后悔和懊恼。这后悔使她的脸成了乳白色，和下夜的月光一模样，完全就融进了月色中，若不是她粉红的衬衣和黑亮的头发，也许她的脸就成了柔美的月色了。不消说，革命不允许革命者瞻前又顾后，不允许它的参与者受了挫折而气馁。教训是革命未来的宝贵财富，斗争和战争，是弥补教训的最好良药。我说：“我们当然不能就这样把前程葬送掉，把革命葬送掉。我为啥要炸掉程寺和牌坊？这不仅是我童年的理想和夙愿，这是我们彻底革命的一步棋，是我们向革命献上的最后一份礼。眼下，你公公把你我送进监狱了，把一个县长和妇联主任的前程断送了，你说我们仅仅把程寺炸掉就行吗？这样不太便宜了程天民？”她说：“你说还咋样？”我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不是告我们通奸吗？不是告我们该千刀万剐吗？那好吧，我们就通奸，就让他去千刀万剐吧。我们现在把最后两卷炸药埋到二程牌坊的柱子下，回来就闯进程寺的后节院，当着程天民的面去做那事儿，让他亲眼看着你我在通奸，让他亲眼目睹我高爱军是咋样爱你夏红梅，你夏红梅是咋样爱我高爱军，让他明明白白知道我们不仅是一对革命者，还是一对革命的情侣和至死相爱的人，让他看到革命者的真正爱情和力量，让他感到我们是如何革命的完全和彻底。让他明白，我们就是一对疯狂的革命家。让他后悔去告了你和我，让他在后悔中死了去！”我这样说着时，前一半话儿是从嘴里有计划的对红梅说出的，后一半话是因为愤怒从牙缝挤出来的。我想红梅她也许不会赞成我这计划的，她毕竟不同我样是一位彻底的革命者，毕竟做那件事时面对的敌人是她的老公公，程庆东的亲爹亲爸亲父亲。然而，她听了我的话，没有立即反对或者说声不。她瞟着我的脸，好像要从我的脸上弄明白我的话是已经成熟了的计划，还是感情用事的报复和仇恨。她在我脸上借着月光半冷半热的凝视了几秒钟，斩钉截铁说了一句世上只有最杰出的女人才能说的话：“爱军，到了这份上，为了革命，我们只能这样啦。”一个雄奇伟大、惊天泣地的计划就这样诞生并付诸实施了（我们的一切计划都应该抓紧落实在行动上，说而不抓，等于没说）。事情就是这样，革命者要做的就是行动的巨人，而非语言的矮子。为了革命，为了斗争，我们决定拿出我们最后的武器，先在程天民面前天翻地覆地做一场那事儿，再毫不留情的炸掉程寺和牌坊。我们很快把最后的炸药埋到了牌坊下。我们从牌坊下胜利凯旋般走回来，她拿着剩下的半盘导火索绳跟在我身后，走进程寺大门时，革命斗争的严峻和庄重如云如雾样罩着我们俩。我们感到了伟大时刻到来前的紧张和神秘，感到了从失败中挽回的胜利和喜悦把我们的血液变得大河奔腾滚滚流，心如战鼓样咚咚跳。前节大院中老柏树的影儿又黑又粗，像庞大的死尸横在院落里。红梅在我身后把大门关上了。院落里聚起了一股奶白潮腐味。闻着那味儿，我心里有些慌，可想到我是一个革命者，我正在进行的事儿是伟大革命的一部分，也许会被后人误解，可更可能被后人载入史册时，那些恐慌就转化成激动和力量，使我平静且使我感到兴奋了。我们进了中节院。中节院的葡萄架如一个帐篷样盖在头顶上，只有院子四边葡萄藤没有铺到的地方，月光如石灰粉样在撒着。我看见了我埋在道学堂大殿下的炸药了，有一截儿露在外边，雷管也似乎塞得浅了些，导火索像一根绳样沿着墙下半卷半伸着。那些导火索的长度是我精心算过的，我计划点燃的步骤是中节院、前节院，然后从寺里面跑出去，到后节院的大堂外围点，最后才是二程牌坊的双柱下，待这些全都点燃后，所有的26处炸药上的导火索大约都已烧到了还有一尺五寸长，这一尺五寸的燃烧时间，足够我和红梅从从容容爬到耙耧山脉的端梁上看这北国风光的万里火花了。只是那个雷管塞得浅了些，我想过去再往里塞一塞，可在红梅关上中节院的大门后，朝那道学堂走去时，后节大院的门叽哇一声被人打开了。“谁？”程天民穿着白裤衩儿和没有扣扣的白绸布衫（解放前地主富农好像都穿这绸布）立在门框下，一下就认出了红梅来，他慌忙去胸前扣着扣儿，又语调惊缓的连声问：“是红梅吧？你咋在这儿？那个是谁？”红梅木在葡萄藤下，没有敢说话。不消说，这时候到了动手的时候了，不动手待程天民大唤一声，招致来了村人就又一次要把到来的成功断送了。我看见红梅在扭头瞅着我。我朝程天民快步走过去。“她不是你的儿媳妇夏红梅，”我冷冷热热道“她是一个优秀的革命工作者，农村工作的革命家、政治家和领导者，她是我高爱军最亲密的朋友和夫人，是我生死与共的战友和同志。”我这样说着就到程天民的面前了，他的脸正被三节院门框的月影遮挡住，使我看不见他的脸上有啥变化，只看见他正扣扣儿的手硬在了他胸前的扣儿上。就在他这一怔一硬间，我一个箭步飞上去，便把他夹在了胳膊的弯儿里，左手立马捂在了他嘴上，把他的那声还未及出口的惊叫堵在了喉管内。我没有想到他原来那么轻，就如一捆干枯的柴禾样。没想到我在部队为防帝反修学到的擒拿术这当儿一股脑儿都又复苏在了我的手上、腿上和脚上。就像夹着一团棉花样，我把程天民夹拖到后节院东讲堂的门前时，红梅还木呆呆地立在中节院的葡萄架子下，那半盘准备当绳子用的导火索不知啥儿时候落在了她的脚下边。我说：“红梅，快把绳给我。”她仍然呆着没有动。我唤：“斗争到你死我活的时候啦，你还愣啥儿？”红梅被我从木呆中叫醒了。她突然弯下腰，拾起那大半盘的导火索，跑过来塞给我，又立刻朝启贤堂大殿西侧跑过去，转眼就又从西讲堂的一间屋里搬着一把椅子，拿着一条枕巾跑出来。她把椅子放在后节大院的中间，把毛巾塞给我，说声用这个，便又踩着刚才的脚印往西讲堂的北屋跑去了。我不知道她又要干啥儿。我接过枕巾时嗅到了一股黑油污腻的头发味，便知道了那西讲堂的北屋是程天民的住处了。我看着红梅跑进了那间屋子里。屋子里的灯光从窗里透进院落，方方正正如倒在院落的一块白亮的薄木板。我劈劈啪啪把目光收回来，三下五下将枕巾塞到了程天民的嘴里去，把程天民往椅子上一放，便快刀斩乱麻地把他的手背到椅后捆住了。我捆程天民时就如一个母亲要给孩子喂奶样顺畅和自然，他60多岁了，似乎除了脑子还活着，身子都没有水分、没有力气了。他这个年龄，这把身子本该好好养着的，可他却偏要向我和红梅宣战哩，企图把革命者送进监狱去。没有办法，实实在在是没有一点法儿，这是他的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决定的。意识又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斗争发展到这个时候的必然结果，是他的大脑这个高度组织起来的特殊物质的机能，是他长期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不可教育、改变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现在这个司令部向我们明目张胆地宣战了，也取得了他没有料想到的胜利和收获，但我们不会坐以待毙，也要让他取得没有料到的失败和懊悔。我捆了他的手，捆了他的身，把他的双腿捆在了两个椅子前腿上。程颢、程颐的得意弟子朱熹这个宋朝的反动哲学家，贩卖和发展了程颢、程颐的臭学问，写了那么多的书，说了许多话，如今大家都忘了，都不记得了，但有一句话我们还没忘，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是这样学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只能这样。如此而已，岂有他哉！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的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反动派所推翻，反动派就会首先在乡村的中国得到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这是被历次经验教训证明了的。今天，我们又在程寺的后节大院开始实践着这种理论和学问。我不知道为啥我在捆绑程天民时他一动不动，没有反抗，没有挣扎，枕巾后边的喉咙没有发出呜呜噜噜声。也许他早料到了这一天，也许他的年龄告诉他越反抗就越没有好下场。反抗———失败———再反抗———再失败。他知道他逃不出这样的逻辑和规律。他这样一生大都在反革命的幕后唱戏的人，耍阴谋当是一把好手，但果真面对面的让他和我们真枪实弹地对着干，他便束手无策了。这就是许多地主阶级、封建资产阶级的通病，是我们摧垮它们，专政他们的有利条件。你看，程天民坐在椅子上，手被反捆着，既不挣扎，也不反抗，看着我好像是我被他捆了，如要看我一场好戏样，瘦黄的脸上在月光下强自镇静着，双眼不愠不火，不争不怒，只是比平时睁得大一些，眼白多一些，额上的皱纹比往日深一些，脖子拉的比平时长一些。还有啥变化？哦，他的白绸布衫被我弄成一团了，在五花大绑的导火索里，向一团抹布样，且有一只鞋也掉在了三节院的门口上，光着一只脚倒还真像革命者的俘虏哩。没想到你有今天的结果吧？没想到革命会最终专政到你的头上吧？没有想到我们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必加倍地犯你侵你打倒你。这是斗争的规律，这是革命斗争的方法，这是战斗的手段。拿枪的敌人死去了，但那些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在某些时候他们会更残酷，更无情地向我们发动进攻。对这些不拿枪的敌人，我们只能以严酷还以严酷，以残忍还以残忍。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别无他法。老镇长，程天民，程二伯，你就坐在这儿等着看我和红梅在你面前做一场那事吧！你就看着我和你儿媳在你面前一丝不挂地云山雾雨吧！你就不停地后悔你不该去县上和关书记那里状告我们通奸吧！红梅咋还不从西讲堂里出来呢？我朝西讲堂北屋走过去。进了那间半大不大的屋，看见红梅正在撕程天民床上的一个蓝布褥。我说你干啥？“你快看，”她指着撕了半截的褥子说，我本来是来搬床的，可一揭褥子觉得不对劲，一摸褥子里边像是书，撕开一看，原来藏经楼上的“二程著作”和朱熹的书全都被他缝进这褥子了。我闻到一股热暖暖的灰霉味，像冬天时谁把一堆湿过的麦秸扒开了。顺着那味看过去，就见靠窗的床铺，已经被红梅挪开了，那床上撕开的褥子里，果真是铺摆着一层线装书，且每一册书为了不被汗湿和潮坏，都又用塑料薄膜包起来。我把褥子提起来像提着布袋倒粮食一样把书倒出来。那一本本、一套套又窄又长、一律是旧蓝布颜色封面的竖排、繁体、石刻影印的程朱的书籍便哗哗啦啦地落在了床上和地下。遗书、外书、文集、易传啥儿的，躺在那黄朗的灯光中，像没有睡醒样，有的从塑料袋中掉出来，卷着页儿，宛若在眨着蒙蒙的眼皮儿，有的还安安稳稳在袋子里，如压根都还在被窝里。它们不知道它们的主人已经被捆在院里了，不知道它们今天也要寿终正寝了。我把那些书都从塑料袋中抖出来，发现除了说过的，还有经说和粹言，有上仁宗皇帝书、三样看祥文、颜子所好何学论、为家君上宰相书等程颐的单册儿，还有程颢的上殿札子、答横渠张子厚先生和颜乐亭铭等几样单本。那些书有的是一本，有的是一种好几本，然而每一本都整整齐齐、没有被人翻看的痕迹。我自小就听说程天民是会背他祖先的许多著作哩，说他解放前在镇上作校长时，就整天读二程全书哩，这些书一页不卷他读啥？我朝屋里四下看了看，没想到程天民的屋里和百姓家里一样乱，除了这边的桌和床，身后的一个长条桌上放了一个竹篓水瓶，两个饭碗，几双筷子，桌子下是锅和菜盆儿，旁边是一个木板箱。我把那个木箱打开来，木箱里面除了被子和衣服没有别的啥。我把一个抽屉拉开了，抽屉里有毛笔、钢笔和一瓶蓝墨水，还有一个旧砚台。我把另一个抽屉拉开了，那个抽屉里面整整齐齐摆着几本毛主席的书，全都用红纸包了封皮，封面上用毛笔写着柳体毛泽东选集和第几卷的字样儿。在那毛泽东选集上和抽屉边，还摆着袖珍本、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及几个毛主席像章啥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