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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与导师的病一开始大概是一样的：心口疼。我记得父亲刚从南山回来时，被押到一个小村里干活：刨地、翻土所有的脏活累活都让他干：有一次让他去掏一口枯井，井壁塌了，他差一点给活埋在里边。正做着活，不一定什么时候犯了"心口疼"，疼得死去活来，满地滚动，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落下来。他呼喊着，到处寻找土坎，把肚子死死地压上去我看着，见旁边的人笑，就认为这可能不要紧。他们说：疼一会儿就过去了，不要急。我就和他们一起等待这疼痛过去。他是我的父亲啊，我眼见着他把十根手指插到了土里。我等待着。这样不知过上多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反正不会更短，父亲的手才慢慢从土中抽出。他开始蠕动，试着爬起来。我不记得去搀过他一把。他的身上到处沾满了泥土，脸上的土屑把他弄得肮脏不堪也丑陋不堪，我真不敢看他一眼。他的脸蜡黄蜡黄，差不多不看任何人，一站起来就弯腰寻找那把铁锹。他重新默默干活了。
都知道他有"心口疼"的毛病，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除了母亲之外，没有人想起让他看看医生直到今天，我只要一想到父亲，就要想到"心口疼"，想到他在田野上滚动的情景。
那个秋天好像只是一晃就到了结尾，大片的树叶被寒风扫到山壑里，接着是降霜。一个孤独无援的人搂紧自己单薄的衣服，站在山崖上看茫茫晨霜，那感受一辈子也难以忘记。
我还能记得，那天太阳一点点升起，山地毫无暖意；太阳首先照亮了山下一片红薯地：前不久还是碧绿的叶蔓被一场早袭的大霜给洗成了焦黑。看着看着，我突然觉得胸口那儿塞得难受，但说不上是疼痛还是怎么——我被这突来的感受弄得站也站不稳，不知为什么只想向着北方奔跑我真的跑起来，一大早腹中空空就胞，吸着寒风，像被什么牵引了催逼了，只是一个劲地向北、向北，荆棘刺破了脚踝都在所不惜，血流霜地而浑然不觉。
北方，那是大海的方向，那是平原的方向；那儿有片丛林，丛林中有个小茅屋——我原来是在向着它飞也似奔跑啊。
我的脸在晨风中洗得木木的，嘴唇像冰，抿都不敢抿一下。我总不能这样一口气跑完几百里路程，可奇怪的是我想都没想过在哪儿停留，只是要往北，北方有个揪心的东西，它是什么我说不清
不知跑了多久，反正在那个秋天的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一头扑进了茅屋我的千苦万难的父亲再也没有了——他就在那个普降大霜的凌晨犯了"心口疼"照例是滚动、滚动，一直滚动到黎明。太阳刚刚升起时，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在人世间走过了多少曲折，曲折多得没有尽头，千难万难没有尽头——可是一大早他就穿越了这一切。这个世界与他有好一场苦难的缠绵，真是难分难解，血泪交织。他好不容易在一大早与之分别了。
多么神秘和费解的"分别"。我难以全部理解这"分别"，但可以感觉到它在一瞬间浓缩了几十年的时光：并因为这浓缩而变得更为坚硬。
为了领悟它，我前前后后地想着父亲：在茅屋，在母亲身边，在回到山区之后想啊想啊，总离不开他在地上滚动、将肚子紧紧贴在土地上的场面。我突然心上一震——我想到了什么？我想到了他那姿势，正是恨不得将自己的躯体与泥土融为一体——他正全身灼热地贴紧、再贴紧；把手指插进去，那是要抓紧，就像抓紧母亲的衣襟他最后就这样消解在土地之中了，与之再也不能分离了。
我用力地想着父亲。略过一个个细节，简单些说他是大山里的一个穷娃娃，因为跟上一个大官僚资本家——他的叔伯爷爷——才得以走出大山。从此他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多么便捷地、理所当然地找到了一个幸运。世上的多少人无耻、做狗、在地上爬，无非就为了找到这样一个幸运而已。但父亲长大之后，却开始慢慢地往自己的血脉上靠拢，这个过程简直就是靠本能来完成的。他大概记起了自己是谁的儿子——那片大山的儿子、贫穷山民的儿子。于是他的命开始有了着落。
原来一个人最最重要的，是先要弄明白自己是谁的儿子。
这简单吗？一点儿也不。这是最最基本的，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都常常缺乏面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勇气。人不愿意在血缘上确认自己，总是首先忘记自己是谁的儿子。
父亲很快离开了那个了不起的叔伯爷爷。
不仅如此，在后来父亲的同志决定处死对父亲有过抚养之恩的叔伯爷爷时，他并未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去改变这个决定。全部理由很简单：叔伯爷爷是他信仰的死敌。
那个人被粗暴地处死了。但神灵会爱护和宽恕一个怀着热烈信仰的人，为着他的纯洁。
他的后半生受尽煎磨，在大地上滚动、十指插进泥土深处时，他拥有的还是那份热烈贫困、羞辱、难以忍受的摧折、巨大的病痛，都不能改变那份热烈，这不是个奇迹吗？
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今后要好好地爱我的父亲了，虽然这已经有点太晚。
回想导师的死，不过是作为生者给他的一个总结。我的从身心深处泛起的尊崇和神圣感，不是因为他专业上的高深造诣、无人比肩的成就，不是其他的一切，而仅仅是——他始终记住了自己是谁的儿子——牢记了作为儿子的使命。
我从今以后要好好地爱我的导师了。
自从我懂得了人是可以分为"污浊的"和"纯洁的"两类之后，我的心就变得清明了。从那以后我的判断就极少出错。当然还可以依据其他标准，但我发现那样会使我长期处于矛盾和混沌状态。一个人只要是纯洁的，他就有可能胜任任何事情，他起码不会欺辱和出卖，不会背叛自己的母亲。
爱母亲是一个重要的标准，不爱母亲就不会是一个洁净的人。
一个伤害和欺辱了母亲的人，无论穿上怎样的衣服、操着怎样美妙的言词，仍然需要拒绝他。他必是善的死敌。
生活中一再地验证了这个原理。
我无比仇视那些欺辱了母亲的人。我这儿只不过再一次转告了我的警觉而已。
"瓷眼"身边常常充斥着类似的污浊。他想用污浊的水流淹没三所。他器重和唆使的人物无一例外都是些钻营之徒，真正的势利小人、渣滓。其中有个最肯卖力气的、外号叫"肝儿"的人，曾一心要承接"瓷眼"的遗产。"瓷眼"常常训斥他几句，以表达内心难以抑制的欣悦。在他看来，这个"肝儿"真是再好也没有的人选了。"肝儿"的调动、提拔重用，都是"瓷眼"一手办的。前不久"肝儿"还在一个野外基地做后勤工作，是老式屠宰场的工人。"肝儿"的一个亲戚是某部门负责人，就把他推荐给"瓷眼"。"瓷眼"有些为难，说三所无论如何是一个著名的科研部门，调动有些难——那要有论文有著作，起码就从那次接触不久，"肝儿"竟然奇迹般地发表起论文来了，而且接二连三
这样三所就增添了一个重要人物，叫"肝儿"。"肝儿"先任行政负责人，不久又获得了高级职称。大多数人都不太知道这个人的历史，只有极少数搞人事的才得知一点来龙去脉。这个人绝无斯文气，像是野外钻出来的一条狼，在整个大楼中显得太不和谐。他几乎成了"瓷眼"的贴身保镖，一天到晚被一伙身份不明的人簇拥着，驾着摩托和高级轿车到处驰骋。只要是反对过"瓷眼"的人，家里总要出一点事儿，不是爱人孩子在路上被人揍了，就是宿舍玻璃被人砸了。
"肝儿"与这个城市最有名的黑道人物都有来往。那一次我在楼道口的遭袭、所里一批人被私讯、偷查档案，"肝儿"少不了都是重要的参与者。
人们纳闷的是他那些论文。后来才慢慢传出风声来：所有论文都是请人捉刀，他只负责出钱。捉刀人嫌钱少了，在酒席上吵起来，这就传了出去。
现在他不必付钱了。三所可有不少"合作"者。
有人亲眼见"肝儿"的母亲从遥远的乡下赶来，找儿子要钱——儿子已经住在漂亮的单元房子中了，门上安了绿色的防盗门。可她怎么也叫不开门。她守在门旁，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时间久了，屋里的人熬不住了，开门出来，老人就一把抱住儿子的胳膊，喊着："我的肝儿，妈可盼你出来了，妈在冰凉的楼道上坐了半天""你来干什么？这里挤巴巴的哪有住的地方？要钱给你钱，拿上走吧！""肝儿"掏出10元钱塞给老人，头也不回地下了楼。老人仍坐在关严的门前，眼巴巴地望着防盗门，她巴望再有谁出来屋里没有人了，她哭了。
她不知道儿子已经住到了外边一个招待所，短时间内是不会回来了她的哭声惊动了邻居，他们把她接回家去；当问清了她是谁的老人时，都吓得不吱一声。他们熬了热汤给她喝，又给她准备了食物，赶快找了车送到车站——分手时反复叮嘱："大娘，一路走好。见了你儿子那天，千万别说是谁家送了您"
他们告诉我：老人山里人打扮，老实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脸给晒成了黑色，与头上包裹的白头巾对映着，显得更黑了；她七十岁，小脚，右拐肘上挂个带补丁的包袱。她对邻居说："俺前些年能做活儿，一分钱也不花娃的；娃在杀猪场那时候，还从家里拿走二十块钱；那会儿他爹还在人世
他进门要钱，扔下块肥膘肉就走了他爹去世他也没回，奸娃哩"老人哭着骂着。
他欺辱了自己的母亲。
这样的人怎么会不是善的敌人？既是善的敌人，又怎么会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如果容忍了这样的丑类，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
老胡师，您至今为我离开三所还有说不出的惋惜。我明白您用心良苦。您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挚爱事业，不辜负多年培育；还有，三所毕竟是三所啊，我能到这儿工作幸运还来不及呢可是你想一想：当有那么一天，连一个屠宰手和黑道上的人都成了专家；当我们最优秀的人也被逼成了绝症，整座大楼出奇地沉默的时刻，我离开它不是唯一的选择吗？
这座大楼上没有了导师，没有了正义，又怎么会有学问呢？
我就是这样毅然离开的。我想骄傲地对我的朋友和这个世界宣布：真正的知识像真理一样，它没有什么形式上的中心。它的中心只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只有心灵才是它的居所。只要我有那样的一颗心灵，那么我走遍天下、走到人迹罕见的荒原，都不会失去"中心"。我藐视那座森森堂皇的大楼，藐视以它为标志的"中心"。
我离开了污浊，才有可能走进清洁。老胡师，您应该为我高兴。您担心我孤独无援，还不如担心我的堕落。
我害怕的不是阴谋黑道邪恶，我只是厌恶。厌恶与惧怕是不同的。是深深的厌恶使我离开了。我将在这种回顾和独守中积蓄力量，特别是认识的力量。我不是退却，而是在前进。在这个严峻的时世上，我从来不相信退却。我不止一次看到撤退者到了最后，又去做丑恶的苟合者。因此，我请老师不要把我划为"撤退者"一群。
您多次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让我超脱或超越于三所的斗争；还启发式地问：如果你的导师真像你说的那么好，那为什么仍有那么多人维护"瓷眼"？可不要一叶障目啊，等等。
我已经详尽叙述了，这之后我想大概再无需解释什么了。
但我还是忍不住，我不忍心让我的导师遭受一丝一毫误解，也不忍心我的老胡师走入一丝一毫的误识。
不用说，您这些看法都来自您其他的几个弟子和朋友。我现在想再一次直言不讳地告诉您：他们都是一些品行不端的小人，是污浊的人。如果说这时候要做一个超脱者，还不如说想做一个苟活者。我观察过，那些貌似超脱的家伙，实际上在关键时刻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了恶势力一边。
我还常常听到有人鼓吹所谓的"大悲悯"，可惜对于究竟什么才是"大悲悯"一无所知。"大悲悯"不是同流合污的代名词，不是对丑恶的暗中送媚，更不是对迫害的悄声唱和；"大悲悯"恰是由现世的具体组合的，它尤其来自清醒的战士，来自面对生活的正义和决心，来自一份迎上去的勇气——这样长长的、不间断的历程，才能最后造就出一份"大悲悯"，才能最终通向那个"大悲悯"。
"大"不是无缘无故的，"大"是艰辛的汗水和殷红的血流浇灌才得以长成的。"大"不是享用的结果，不是因为等待了别人的供奉，它需要一个人自己冒着危难去寻找和追求我的老胡师！
我的导师可不是简单一个"好"字就可以概括的。他是一个烈士，已经为真理殉身了
他在这个时世沉默着、低吟着，怀念着自己先逝的师长和如水的岁月。我仍能记得与他在野外共住一个帐篷时，听他说的每一个故事。那时他还年轻，像蓬长的茅草一样葱郁旺盛。他那时足踏山野，对自己的事业迷恋到了痴处，迸发出无数烂漫奇想，对未来的一切都视为生长的、簇新的、即将结果的、光明灿烂的。他那时正处于热恋之中，爱上的是一个比他还要激进的、对天才不折不扣的崇拜者。后来他们结合了，再后来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家庭；这样过了十几年，他们分开居住了。他仍然像过去一样跋涉，她则没有力量跟上来。她已经厌倦了。于是他差不多一直一个人，只跟紧了自己热烈的理想。
他是个第一流的学者，更是个理想主义者，而且一生都没有松弛下来。那些难以忍受的摧折在他这儿都被坚定的意志磨碎了。他在专业上是个天才，这早由他那些闪光的著作做了最好的注解和证明；但他却没有仅仅龟缩到专业的壳内。
他就这样走向了信仰的高原，一个人迎接着扑面而来的寒风。
他能够一生清洁，拒斥污浊到最后一刻。他的一生如此完满，简直没有什么缺失。
与您的那些运送"耳食"者不同的是，他从来没有公开教导和倡议我"原谅"、"宽容"一类，没有让我做这样的"老好人"和"君子"。他知道这个年头被喊得最多的就是"原谅"和"宽容"了，这类东西廉价得很。谁胆怯和亏心，谁就首先想到用"宽容大度"的彩纸把自己先包裹起来，随时随地准备与罪恶的勾当联手。事实上他们已经那样做了。当有一天再不需要遮遮掩掩的时候，他们就会赤裸裸地显露。在一个特别需要苛刻、正义、立场和勇气的时代，有人却一再地倡扬"谅解"和"宽容"，这就不得不让人分外警惕——他们极有可能是不怀好意的。我的导师的遭遇，特别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的所有遭遇，就足以说明一切。谁又对他"宽容"了呢？我的导师是对的，现在是个决绝的时刻，而不是个"宽容"的时刻。他的沉默其实已经与那些言必称"宽容"的家伙们划清了界限。
那些没有能力贯彻原则、守住本分的人——更不要说那些腌湃不堪的卑鄙者——都嗅觉灵敏地及时躲开了危险。他们几乎同时被告知，靠近我的导师是危险的。在不义和背叛得不到惩罚、反而受到公开鼓励的时期，他们这样做丝毫不会令人吃惊。他们过去因为那一分朴素的情感——对天才的尊敬和向往——曾自然... -->>
父亲与导师的病一开始大概是一样的：心口疼。我记得父亲刚从南山回来时，被押到一个小村里干活：刨地、翻土所有的脏活累活都让他干：有一次让他去掏一口枯井，井壁塌了，他差一点给活埋在里边。正做着活，不一定什么时候犯了"心口疼"，疼得死去活来，满地滚动，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落下来。他呼喊着，到处寻找土坎，把肚子死死地压上去我看着，见旁边的人笑，就认为这可能不要紧。他们说：疼一会儿就过去了，不要急。我就和他们一起等待这疼痛过去。他是我的父亲啊，我眼见着他把十根手指插到了土里。我等待着。这样不知过上多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反正不会更短，父亲的手才慢慢从土中抽出。他开始蠕动，试着爬起来。我不记得去搀过他一把。他的身上到处沾满了泥土，脸上的土屑把他弄得肮脏不堪也丑陋不堪，我真不敢看他一眼。他的脸蜡黄蜡黄，差不多不看任何人，一站起来就弯腰寻找那把铁锹。他重新默默干活了。
都知道他有"心口疼"的毛病，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除了母亲之外，没有人想起让他看看医生直到今天，我只要一想到父亲，就要想到"心口疼"，想到他在田野上滚动的情景。
那个秋天好像只是一晃就到了结尾，大片的树叶被寒风扫到山壑里，接着是降霜。一个孤独无援的人搂紧自己单薄的衣服，站在山崖上看茫茫晨霜，那感受一辈子也难以忘记。
我还能记得，那天太阳一点点升起，山地毫无暖意；太阳首先照亮了山下一片红薯地：前不久还是碧绿的叶蔓被一场早袭的大霜给洗成了焦黑。看着看着，我突然觉得胸口那儿塞得难受，但说不上是疼痛还是怎么——我被这突来的感受弄得站也站不稳，不知为什么只想向着北方奔跑我真的跑起来，一大早腹中空空就胞，吸着寒风，像被什么牵引了催逼了，只是一个劲地向北、向北，荆棘刺破了脚踝都在所不惜，血流霜地而浑然不觉。
北方，那是大海的方向，那是平原的方向；那儿有片丛林，丛林中有个小茅屋——我原来是在向着它飞也似奔跑啊。
我的脸在晨风中洗得木木的，嘴唇像冰，抿都不敢抿一下。我总不能这样一口气跑完几百里路程，可奇怪的是我想都没想过在哪儿停留，只是要往北，北方有个揪心的东西，它是什么我说不清
不知跑了多久，反正在那个秋天的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一头扑进了茅屋我的千苦万难的父亲再也没有了——他就在那个普降大霜的凌晨犯了"心口疼"照例是滚动、滚动，一直滚动到黎明。太阳刚刚升起时，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在人世间走过了多少曲折，曲折多得没有尽头，千难万难没有尽头——可是一大早他就穿越了这一切。这个世界与他有好一场苦难的缠绵，真是难分难解，血泪交织。他好不容易在一大早与之分别了。
多么神秘和费解的"分别"。我难以全部理解这"分别"，但可以感觉到它在一瞬间浓缩了几十年的时光：并因为这浓缩而变得更为坚硬。
为了领悟它，我前前后后地想着父亲：在茅屋，在母亲身边，在回到山区之后想啊想啊，总离不开他在地上滚动、将肚子紧紧贴在土地上的场面。我突然心上一震——我想到了什么？我想到了他那姿势，正是恨不得将自己的躯体与泥土融为一体——他正全身灼热地贴紧、再贴紧；把手指插进去，那是要抓紧，就像抓紧母亲的衣襟他最后就这样消解在土地之中了，与之再也不能分离了。
我用力地想着父亲。略过一个个细节，简单些说他是大山里的一个穷娃娃，因为跟上一个大官僚资本家——他的叔伯爷爷——才得以走出大山。从此他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多么便捷地、理所当然地找到了一个幸运。世上的多少人无耻、做狗、在地上爬，无非就为了找到这样一个幸运而已。但父亲长大之后，却开始慢慢地往自己的血脉上靠拢，这个过程简直就是靠本能来完成的。他大概记起了自己是谁的儿子——那片大山的儿子、贫穷山民的儿子。于是他的命开始有了着落。
原来一个人最最重要的，是先要弄明白自己是谁的儿子。
这简单吗？一点儿也不。这是最最基本的，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都常常缺乏面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勇气。人不愿意在血缘上确认自己，总是首先忘记自己是谁的儿子。
父亲很快离开了那个了不起的叔伯爷爷。
不仅如此，在后来父亲的同志决定处死对父亲有过抚养之恩的叔伯爷爷时，他并未依靠自己的影响力去改变这个决定。全部理由很简单：叔伯爷爷是他信仰的死敌。
那个人被粗暴地处死了。但神灵会爱护和宽恕一个怀着热烈信仰的人，为着他的纯洁。
他的后半生受尽煎磨，在大地上滚动、十指插进泥土深处时，他拥有的还是那份热烈贫困、羞辱、难以忍受的摧折、巨大的病痛，都不能改变那份热烈，这不是个奇迹吗？
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今后要好好地爱我的父亲了，虽然这已经有点太晚。
回想导师的死，不过是作为生者给他的一个总结。我的从身心深处泛起的尊崇和神圣感，不是因为他专业上的高深造诣、无人比肩的成就，不是其他的一切，而仅仅是——他始终记住了自己是谁的儿子——牢记了作为儿子的使命。
我从今以后要好好地爱我的导师了。
自从我懂得了人是可以分为"污浊的"和"纯洁的"两类之后，我的心就变得清明了。从那以后我的判断就极少出错。当然还可以依据其他标准，但我发现那样会使我长期处于矛盾和混沌状态。一个人只要是纯洁的，他就有可能胜任任何事情，他起码不会欺辱和出卖，不会背叛自己的母亲。
爱母亲是一个重要的标准，不爱母亲就不会是一个洁净的人。
一个伤害和欺辱了母亲的人，无论穿上怎样的衣服、操着怎样美妙的言词，仍然需要拒绝他。他必是善的死敌。
生活中一再地验证了这个原理。
我无比仇视那些欺辱了母亲的人。我这儿只不过再一次转告了我的警觉而已。
"瓷眼"身边常常充斥着类似的污浊。他想用污浊的水流淹没三所。他器重和唆使的人物无一例外都是些钻营之徒，真正的势利小人、渣滓。其中有个最肯卖力气的、外号叫"肝儿"的人，曾一心要承接"瓷眼"的遗产。"瓷眼"常常训斥他几句，以表达内心难以抑制的欣悦。在他看来，这个"肝儿"真是再好也没有的人选了。"肝儿"的调动、提拔重用，都是"瓷眼"一手办的。前不久"肝儿"还在一个野外基地做后勤工作，是老式屠宰场的工人。"肝儿"的一个亲戚是某部门负责人，就把他推荐给"瓷眼"。"瓷眼"有些为难，说三所无论如何是一个著名的科研部门，调动有些难——那要有论文有著作，起码就从那次接触不久，"肝儿"竟然奇迹般地发表起论文来了，而且接二连三
这样三所就增添了一个重要人物，叫"肝儿"。"肝儿"先任行政负责人，不久又获得了高级职称。大多数人都不太知道这个人的历史，只有极少数搞人事的才得知一点来龙去脉。这个人绝无斯文气，像是野外钻出来的一条狼，在整个大楼中显得太不和谐。他几乎成了"瓷眼"的贴身保镖，一天到晚被一伙身份不明的人簇拥着，驾着摩托和高级轿车到处驰骋。只要是反对过"瓷眼"的人，家里总要出一点事儿，不是爱人孩子在路上被人揍了，就是宿舍玻璃被人砸了。
"肝儿"与这个城市最有名的黑道人物都有来往。那一次我在楼道口的遭袭、所里一批人被私讯、偷查档案，"肝儿"少不了都是重要的参与者。
人们纳闷的是他那些论文。后来才慢慢传出风声来：所有论文都是请人捉刀，他只负责出钱。捉刀人嫌钱少了，在酒席上吵起来，这就传了出去。
现在他不必付钱了。三所可有不少"合作"者。
有人亲眼见"肝儿"的母亲从遥远的乡下赶来，找儿子要钱——儿子已经住在漂亮的单元房子中了，门上安了绿色的防盗门。可她怎么也叫不开门。她守在门旁，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时间久了，屋里的人熬不住了，开门出来，老人就一把抱住儿子的胳膊，喊着："我的肝儿，妈可盼你出来了，妈在冰凉的楼道上坐了半天""你来干什么？这里挤巴巴的哪有住的地方？要钱给你钱，拿上走吧！""肝儿"掏出10元钱塞给老人，头也不回地下了楼。老人仍坐在关严的门前，眼巴巴地望着防盗门，她巴望再有谁出来屋里没有人了，她哭了。
她不知道儿子已经住到了外边一个招待所，短时间内是不会回来了她的哭声惊动了邻居，他们把她接回家去；当问清了她是谁的老人时，都吓得不吱一声。他们熬了热汤给她喝，又给她准备了食物，赶快找了车送到车站——分手时反复叮嘱："大娘，一路走好。见了你儿子那天，千万别说是谁家送了您"
他们告诉我：老人山里人打扮，老实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脸给晒成了黑色，与头上包裹的白头巾对映着，显得更黑了；她七十岁，小脚，右拐肘上挂个带补丁的包袱。她对邻居说："俺前些年能做活儿，一分钱也不花娃的；娃在杀猪场那时候，还从家里拿走二十块钱；那会儿他爹还在人世
他进门要钱，扔下块肥膘肉就走了他爹去世他也没回，奸娃哩"老人哭着骂着。
他欺辱了自己的母亲。
这样的人怎么会不是善的敌人？既是善的敌人，又怎么会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如果容忍了这样的丑类，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
老胡师，您至今为我离开三所还有说不出的惋惜。我明白您用心良苦。您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挚爱事业，不辜负多年培育；还有，三所毕竟是三所啊，我能到这儿工作幸运还来不及呢可是你想一想：当有那么一天，连一个屠宰手和黑道上的人都成了专家；当我们最优秀的人也被逼成了绝症，整座大楼出奇地沉默的时刻，我离开它不是唯一的选择吗？
这座大楼上没有了导师，没有了正义，又怎么会有学问呢？
我就是这样毅然离开的。我想骄傲地对我的朋友和这个世界宣布：真正的知识像真理一样，它没有什么形式上的中心。它的中心只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只有心灵才是它的居所。只要我有那样的一颗心灵，那么我走遍天下、走到人迹罕见的荒原，都不会失去"中心"。我藐视那座森森堂皇的大楼，藐视以它为标志的"中心"。
我离开了污浊，才有可能走进清洁。老胡师，您应该为我高兴。您担心我孤独无援，还不如担心我的堕落。
我害怕的不是阴谋黑道邪恶，我只是厌恶。厌恶与惧怕是不同的。是深深的厌恶使我离开了。我将在这种回顾和独守中积蓄力量，特别是认识的力量。我不是退却，而是在前进。在这个严峻的时世上，我从来不相信退却。我不止一次看到撤退者到了最后，又去做丑恶的苟合者。因此，我请老师不要把我划为"撤退者"一群。
您多次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让我超脱或超越于三所的斗争；还启发式地问：如果你的导师真像你说的那么好，那为什么仍有那么多人维护"瓷眼"？可不要一叶障目啊，等等。
我已经详尽叙述了，这之后我想大概再无需解释什么了。
但我还是忍不住，我不忍心让我的导师遭受一丝一毫误解，也不忍心我的老胡师走入一丝一毫的误识。
不用说，您这些看法都来自您其他的几个弟子和朋友。我现在想再一次直言不讳地告诉您：他们都是一些品行不端的小人，是污浊的人。如果说这时候要做一个超脱者，还不如说想做一个苟活者。我观察过，那些貌似超脱的家伙，实际上在关键时刻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了恶势力一边。
我还常常听到有人鼓吹所谓的"大悲悯"，可惜对于究竟什么才是"大悲悯"一无所知。"大悲悯"不是同流合污的代名词，不是对丑恶的暗中送媚，更不是对迫害的悄声唱和；"大悲悯"恰是由现世的具体组合的，它尤其来自清醒的战士，来自面对生活的正义和决心，来自一份迎上去的勇气——这样长长的、不间断的历程，才能最后造就出一份"大悲悯"，才能最终通向那个"大悲悯"。
"大"不是无缘无故的，"大"是艰辛的汗水和殷红的血流浇灌才得以长成的。"大"不是享用的结果，不是因为等待了别人的供奉，它需要一个人自己冒着危难去寻找和追求我的老胡师！
我的导师可不是简单一个"好"字就可以概括的。他是一个烈士，已经为真理殉身了
他在这个时世沉默着、低吟着，怀念着自己先逝的师长和如水的岁月。我仍能记得与他在野外共住一个帐篷时，听他说的每一个故事。那时他还年轻，像蓬长的茅草一样葱郁旺盛。他那时足踏山野，对自己的事业迷恋到了痴处，迸发出无数烂漫奇想，对未来的一切都视为生长的、簇新的、即将结果的、光明灿烂的。他那时正处于热恋之中，爱上的是一个比他还要激进的、对天才不折不扣的崇拜者。后来他们结合了，再后来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家庭；这样过了十几年，他们分开居住了。他仍然像过去一样跋涉，她则没有力量跟上来。她已经厌倦了。于是他差不多一直一个人，只跟紧了自己热烈的理想。
他是个第一流的学者，更是个理想主义者，而且一生都没有松弛下来。那些难以忍受的摧折在他这儿都被坚定的意志磨碎了。他在专业上是个天才，这早由他那些闪光的著作做了最好的注解和证明；但他却没有仅仅龟缩到专业的壳内。
他就这样走向了信仰的高原，一个人迎接着扑面而来的寒风。
他能够一生清洁，拒斥污浊到最后一刻。他的一生如此完满，简直没有什么缺失。
与您的那些运送"耳食"者不同的是，他从来没有公开教导和倡议我"原谅"、"宽容"一类，没有让我做这样的"老好人"和"君子"。他知道这个年头被喊得最多的就是"原谅"和"宽容"了，这类东西廉价得很。谁胆怯和亏心，谁就首先想到用"宽容大度"的彩纸把自己先包裹起来，随时随地准备与罪恶的勾当联手。事实上他们已经那样做了。当有一天再不需要遮遮掩掩的时候，他们就会赤裸裸地显露。在一个特别需要苛刻、正义、立场和勇气的时代，有人却一再地倡扬"谅解"和"宽容"，这就不得不让人分外警惕——他们极有可能是不怀好意的。我的导师的遭遇，特别是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的所有遭遇，就足以说明一切。谁又对他"宽容"了呢？我的导师是对的，现在是个决绝的时刻，而不是个"宽容"的时刻。他的沉默其实已经与那些言必称"宽容"的家伙们划清了界限。
那些没有能力贯彻原则、守住本分的人——更不要说那些腌湃不堪的卑鄙者——都嗅觉灵敏地及时躲开了危险。他们几乎同时被告知，靠近我的导师是危险的。在不义和背叛得不到惩罚、反而受到公开鼓励的时期，他们这样做丝毫不会令人吃惊。他们过去因为那一分朴素的情感——对天才的尊敬和向往——曾自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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