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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白如霜的光晕。他说：“韩司令，这支小手枪对我已经没有用处了。把它送给你，我也就成了无产者了。”韩钧早就看上了这支小手枪，他说这是他接受过的最好的馈赠。贺爷与韩钧司令员紧紧握手后，翻身上马，一个排的士兵骑马簇拥着他，奔向远方一块陌生而沸腾的土地。
贺爷在太岳解放区受到了热烈欢迎。先期到达太岳根据地上了抗大分校的明表叔，多次看到父亲戴礼帽、穿长衫、戴眼镜，彬彬有礼地出现在太岳行署、太岳军区、四纵司令部的欢迎会上。贺爷到太岳不久，就在一个文件上看到了两项任命：他被任命为太岳行署谘议、河南民主建国会主任，免去其豫西专署专员职务，由他的儿子贺胜接任。
贺爷没有料到，他离开豫西不久，就发生了惨绝人寰的“豫西事变”豫西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和“倒地运动”（注：把地主在灾荒年景以低价购买农民的土地还给农民），触犯了刚刚收编的上官子平及其下属的利益。“民主整军”时，枪决了一个强奸民女、反对整编的副团长，又引起他们的惊惧。上官子平暗与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接头，乘八路军三个团的主力外出执行任务之机，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晚发动叛乱，一个晚上捕杀八路军派入七旅的八十多名旅、团、营、连干部。八旅旅长、坚持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爱国军人李桂梧也被其部下杀害。陕县被收编的地方武装同时叛变。率部在陕县执行任务的姨父，受到叛军伏击，枪弹如飞蝗擦身而过，奋战得脱。八路军三个主力团迅速撤回，平息了叛乱，却已造成了惨重的损失，韩钧司令员从延安带来的一百多名干部大部分惨遭杀害，被害战士也有一百多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在“豫西事变”中惨遭杀害的七旅政委王舟平烈士的儿子。他是在父亲牺牲后、母亲又被投入监狱时，让狱卒把他抱出去交给一个铁路工人养大的。他长大后，养父母才向他讲了他的身世。我曾与他一起去渑池寻找他父亲牺牲的地方。农民指着村边的一块麦田说：“王政委就是在这块地里叫刺刀捅死的。上官子平害怕惊动了八路，下令不准开枪。那天死的人是叫刺刀捅死、乱棍夯死的。俺上半夜听见麦地里有人哼哼，一直哼哼到下半夜，不知道出了啥事，谁也没敢起来。一大早，才看见这里躺着王政委，浑身是血，眼也没有闭上。狗日的捅了他十几刀也没把他捅死，他弹腾了一夜，麦棵压倒了一大片，天亮才咽气。从那以后，这块地里的庄稼年年耷拉着头，庄稼棵倒是长得硬扎扎的，刮大风也没见倒伏过！”
烈士的儿子哭了，他说：“我还不知道父亲是咋着从延安来的，老家是哪里的？当时的司令员韩钧不在了，也不知道找谁打听去！”我说：“我替你打听一下，可以吗？”他问：“你找谁打听？”我说：“我找贺胜。”他说：“是贺部长！你咋知道他？”我说：“他是我亲姨父。”他连连摇头说：“你千万别找他！”我说：“为啥？”他说：“我给他写过信，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也说不清我父亲的历史，光是给我写检讨，就写了五张纸。事后，他的秘书说，他写了信，就呆坐在那里暗自垂泪，接着就发作了心脏病，送到医院才抢救过来。你千万别再问你姨父了！”他又夸奖说：“你姨父的字写得真好，一笔一划，力透纸背，一看就知道是临过字帖的！”
直到“豫西事变”过去了大半个世纪的今天，我仍旧不敢在姨父面前提起这件沉重的往事。他作为当时豫西地委副书记、分区副政委和专署专员，虽然在事变之前已经发现了可能发生事变的一些迹象，而且对主要领导人多次提出过未被采纳的防范措施，党组织也没有追究过他个人的责任，但当他提起这次事变时，曾多次潸然落泪。在他晚年为子女写的自述中仍把“豫西事变”称之为“毕生最大的痛苦”还要在自述中清算自己永远清算不完的“地主家庭出身，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右倾思想严重”的老账，并把五月二十六视为烈士的忌日，每到这一天，都会看到他心神不定地翻看日历，用悲伤的目光久久望着故乡的云彩。
我想不明白，姨父为什么总是在“地主家庭出身，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上折磨自己。一位十七岁参加革命、“虽九死而犹未悔”的“老布尔什维克”尚且如此，我们这些建国后参加工作的“小知识分子儿”的思想可该怎么改造是好呢？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胡宗南部沿陇海铁路东进。党中央决定避敌锋芒，要豫西根据地党、政、军三套人马全部撤离。姨父就把他那个“地主家庭”的全部成员，包括白发老母、两个年幼的弟弟和正领着长工在地里摇耧种麦的二伯、坐在草墩上捻线陀儿的小脚二娘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亦即国民党少校参谋贺石的父母和胞妹，统统集中起来，随部队北渡黄河，撤到了太岳根据地。贺家大院的地主与地主的子孙们无论是否出于自愿，无一例外地被姨父“裹胁”到了马克思的麾下，贺家大院人去楼空了。姨父的二伯、二娘离开了家乡就魂不守舍或者说是无舍可守，远涉黄河后，一望见马克思的画像就发愣“咦，这是谁呀，看他那胡子是咋长的，还叫人吃饭不叫？”
韩钧司令员率部撤到太岳根据地以后“豫西事变”也成了长期折磨着他的巨大痛苦，但他最终使自己得到了解脱。他的一位老部下告诉我，一九四八年，北平“和平解放”韩钧调北平工作。在党中央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那天，他得到通知，毛主席、朱总司令要找他谈话。他想起三年以前，当他离开延安去开辟豫西根据地时，毛主席、朱总司令也曾召见过他，对他寄予厚望，让他带走了一百多名久经沙场的干部。他是立下了“军令状”的。而现在，由他带走的大部分同志都在“豫西事变”中悲壮而窝囊地成了烈士。他感到无颜再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夜晚，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捧着一个大茶缸借酒浇愁。深夜，屋子里一声闷响，他已经倒在血泊中，手中握着贺爷送给他的白金小手枪。
银白如霜的光晕。他说：“韩司令，这支小手枪对我已经没有用处了。把它送给你，我也就成了无产者了。”韩钧早就看上了这支小手枪，他说这是他接受过的最好的馈赠。贺爷与韩钧司令员紧紧握手后，翻身上马，一个排的士兵骑马簇拥着他，奔向远方一块陌生而沸腾的土地。
贺爷在太岳解放区受到了热烈欢迎。先期到达太岳根据地上了抗大分校的明表叔，多次看到父亲戴礼帽、穿长衫、戴眼镜，彬彬有礼地出现在太岳行署、太岳军区、四纵司令部的欢迎会上。贺爷到太岳不久，就在一个文件上看到了两项任命：他被任命为太岳行署谘议、河南民主建国会主任，免去其豫西专署专员职务，由他的儿子贺胜接任。
贺爷没有料到，他离开豫西不久，就发生了惨绝人寰的“豫西事变”豫西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和“倒地运动”（注：把地主在灾荒年景以低价购买农民的土地还给农民），触犯了刚刚收编的上官子平及其下属的利益。“民主整军”时，枪决了一个强奸民女、反对整编的副团长，又引起他们的惊惧。上官子平暗与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接头，乘八路军三个团的主力外出执行任务之机，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晚发动叛乱，一个晚上捕杀八路军派入七旅的八十多名旅、团、营、连干部。八旅旅长、坚持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爱国军人李桂梧也被其部下杀害。陕县被收编的地方武装同时叛变。率部在陕县执行任务的姨父，受到叛军伏击，枪弹如飞蝗擦身而过，奋战得脱。八路军三个主力团迅速撤回，平息了叛乱，却已造成了惨重的损失，韩钧司令员从延安带来的一百多名干部大部分惨遭杀害，被害战士也有一百多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在“豫西事变”中惨遭杀害的七旅政委王舟平烈士的儿子。他是在父亲牺牲后、母亲又被投入监狱时，让狱卒把他抱出去交给一个铁路工人养大的。他长大后，养父母才向他讲了他的身世。我曾与他一起去渑池寻找他父亲牺牲的地方。农民指着村边的一块麦田说：“王政委就是在这块地里叫刺刀捅死的。上官子平害怕惊动了八路，下令不准开枪。那天死的人是叫刺刀捅死、乱棍夯死的。俺上半夜听见麦地里有人哼哼，一直哼哼到下半夜，不知道出了啥事，谁也没敢起来。一大早，才看见这里躺着王政委，浑身是血，眼也没有闭上。狗日的捅了他十几刀也没把他捅死，他弹腾了一夜，麦棵压倒了一大片，天亮才咽气。从那以后，这块地里的庄稼年年耷拉着头，庄稼棵倒是长得硬扎扎的，刮大风也没见倒伏过！”
烈士的儿子哭了，他说：“我还不知道父亲是咋着从延安来的，老家是哪里的？当时的司令员韩钧不在了，也不知道找谁打听去！”我说：“我替你打听一下，可以吗？”他问：“你找谁打听？”我说：“我找贺胜。”他说：“是贺部长！你咋知道他？”我说：“他是我亲姨父。”他连连摇头说：“你千万别找他！”我说：“为啥？”他说：“我给他写过信，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也说不清我父亲的历史，光是给我写检讨，就写了五张纸。事后，他的秘书说，他写了信，就呆坐在那里暗自垂泪，接着就发作了心脏病，送到医院才抢救过来。你千万别再问你姨父了！”他又夸奖说：“你姨父的字写得真好，一笔一划，力透纸背，一看就知道是临过字帖的！”
直到“豫西事变”过去了大半个世纪的今天，我仍旧不敢在姨父面前提起这件沉重的往事。他作为当时豫西地委副书记、分区副政委和专署专员，虽然在事变之前已经发现了可能发生事变的一些迹象，而且对主要领导人多次提出过未被采纳的防范措施，党组织也没有追究过他个人的责任，但当他提起这次事变时，曾多次潸然落泪。在他晚年为子女写的自述中仍把“豫西事变”称之为“毕生最大的痛苦”还要在自述中清算自己永远清算不完的“地主家庭出身，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右倾思想严重”的老账，并把五月二十六视为烈士的忌日，每到这一天，都会看到他心神不定地翻看日历，用悲伤的目光久久望着故乡的云彩。
我想不明白，姨父为什么总是在“地主家庭出身，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上折磨自己。一位十七岁参加革命、“虽九死而犹未悔”的“老布尔什维克”尚且如此，我们这些建国后参加工作的“小知识分子儿”的思想可该怎么改造是好呢？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胡宗南部沿陇海铁路东进。党中央决定避敌锋芒，要豫西根据地党、政、军三套人马全部撤离。姨父就把他那个“地主家庭”的全部成员，包括白发老母、两个年幼的弟弟和正领着长工在地里摇耧种麦的二伯、坐在草墩上捻线陀儿的小脚二娘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亦即国民党少校参谋贺石的父母和胞妹，统统集中起来，随部队北渡黄河，撤到了太岳根据地。贺家大院的地主与地主的子孙们无论是否出于自愿，无一例外地被姨父“裹胁”到了马克思的麾下，贺家大院人去楼空了。姨父的二伯、二娘离开了家乡就魂不守舍或者说是无舍可守，远涉黄河后，一望见马克思的画像就发愣“咦，这是谁呀，看他那胡子是咋长的，还叫人吃饭不叫？”
韩钧司令员率部撤到太岳根据地以后“豫西事变”也成了长期折磨着他的巨大痛苦，但他最终使自己得到了解脱。他的一位老部下告诉我，一九四八年，北平“和平解放”韩钧调北平工作。在党中央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那天，他得到通知，毛主席、朱总司令要找他谈话。他想起三年以前，当他离开延安去开辟豫西根据地时，毛主席、朱总司令也曾召见过他，对他寄予厚望，让他带走了一百多名久经沙场的干部。他是立下了“军令状”的。而现在，由他带走的大部分同志都在“豫西事变”中悲壮而窝囊地成了烈士。他感到无颜再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夜晚，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捧着一个大茶缸借酒浇愁。深夜，屋子里一声闷响，他已经倒在血泊中，手中握着贺爷送给他的白金小手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