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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把这种做法看成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优秀传统，甚至看成是中华美学的基本特征，我本人以前也曾有过这种误解。直到有一年在北京读书杂志上读到对台湾建筑学家汉宝德先生的介绍，顿生狐疑，立即嘱咐我指导的一位外国博士生满世界寻找他的著作，找到三本一读，恍然大悟。
绑来我去台湾结识了汉先生，承他陪我吃鼎泰丰”、看“鸿禧博物馆”又到他家长谈，纔开始明白建筑上的一些事理。即便我上面所说的一些观点，很多也来自于他，我想不少台湾读者一看就清楚。此刻我手边正好有一册他所著的明清建筑二论，随手翻到一页便见到他引述的一位古代建筑学家对园林布置的论断：
石令人古，水令人远，园林水石，最不可无。要须回环峭拔，定插得宜。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又须修竹老木，怪藤丑树，交复角立，苍涯碧涧，奔泉风流，如入深岩绝壑之中。
昂宝德先生对这段话的评价是：
太华千寻”、“江湖万里”是中国地理形势上的事实，其壮阔的气魄本是一个泱泱大国所具有，文学家们为此所感乃为必然。但用一块石头造成“太华千寻”的感觉、用一瓢水造成“江湖万里”的气势，甚至于“奔泉风流”、“深岩绝壑”若不是有精神病，则必然是做白日梦。然而，明清两代的园林设计多是这样去构想的。
这实在是说得痛快极了，不仅指陈了中国文人给建筑学带来的病态，而且也点穿了中华美学研究中的一些歧路，消解了一种有关情调的梦幻。
其实这个道理中国古代的智者也是知道的。当一块石头是一块石头，一瓢水是一瓢水的时候，这是第一层次；当一块石头象征成了高山，一瓢水象征成了江湖，这是第二层次，小聪明的所在，酸文人的天地，很多人留连忘返，傲视第一层次的愚钝；毫无疑问还必须出现第三层次，那就是一块石头又成了一块石头，一瓢水又成了一瓢水，不再有任何象征，不再承担任何意义，它只提供自然形态，洗掉了文人气息。这种感悟，中国古代有过。
这也像舞蹈，当舞者的躯体不再代表海鸥、奔马、英雄、战争、枯树、幽灵，而又回归于他自己的本真生命，也就由第二层次上升到了第三层次。
以我之见，中国在唐宋之前，比较讲究本真，包括建筑和园林建造在内。后来所谓“胸中的山水”是文人无法直接面对大山大水时代的自我安慰。可以想象，如果让屈原、司马迁、李白他们看到盆景艺术，将会是一种什么神态。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陈述一种由来已久的感觉：一直被视为中国建筑学奇葩的明清园林，并不能代表中国古代建筑的高层境界。
相比之下，以几何图形构建的法国园林，倒是坦然地呈现出一种彻底的人工气息，由于气魄宏大、精雕细刻，足以让人精神一振、耳目清亮。但无论如何，把自然物裁割得太过分了，处处透露出人们隐藏在精致里的嚣张。自然就是自然，在今天看来，它不适合像中国明清文人追求的那样作以小见大的象征，也不适合像法国王室在凡尔赛宫等处做的那样被任意扭曲的规整。
懊像，英国的自然园林更加合意。
写到这里我已明白，在欧洲感受中国建筑，就像感受其它中国文化课题一样，视角多、线条杂，无法一言以蔽之。如果任意漫谈，即便像我这样的外行，也可以拖拖拉拉说上很久，难以言尽。
我想让一位熟悉中国的法国女建筑学家来归纳这个话题。
那天我和两位导演一起到她家访问，她一开始就坦诚地说：你们不要太相信美国人，他们看上中国的是市场。不像我们法国人，看上中国的是文化。”
要她谈谈对中国建筑事业的感受，她说：“中国确实拆了很多不该拆的房，造了很多不该造的楼。拆错了，就再也造不起来；造错了，又很难炸掉。中国建筑界以前的问题是轻视历史，近几年的问题是急功近利。轻视历史便乱拆，急功近利便乱造。”
她的尖锐引来了她丈夫的异议。她丈夫是一位经济学家，此刻正坐在她身边。
这位经济学家冲着妻子说：“我们的想法比你们实际。中国那么多的人口，那么大的地方，以前生活状态普遍不好，现在终于好起来了，当然要尽快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如果太讲究建筑的文化格调，中国各省各县都需要有大量高水准的建筑学家，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我认为，快速改变人们不可忍受的生活，在这一点上应该急功近利。”
他的话使我想起一件往事。五年前，一批台湾艺术家首次来上海，坐在出租汽车上看到街道两边已经很少见到老式的石库门房子，便言词激烈，没想到那位出租汽车司机把车停了下来，一定要与他们辩论。他的主要论点是：你们为了文化参观，逼迫上海人再住那种没有卫生设备和煤气管道的房子，于心何忍但是无论如何，女建筑学家的基本意思是正确的。后来她与我们，包括她的丈夫，达成了一些共识，譬如：既具备现代功能、又体现历史风范的经济型民用住房，不必单个设计，而应该提供一系列范本，供自由选择和成批生产；中国建筑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城市的整体布局，应该从过去那种非专业化的长官意志决定，转移到专家委员会的裁判上来；中国建筑业的全面兴盛，一定是在拥有了足够新型国际性建筑人纔之后，因为只有他们纔能从宏观范围内捕捉民族传统信号，与现代需求的嫁接。
这些共识，主要是从建筑学家的角度来考虑的，但建筑的事关及全民，因此必须获得法律的帮助，就像欧洲很多国家那样。在那些国家，拆了不该拆的房，盖了不合适的楼，都要受到法律惩处。
当然，比法律更为普遍需要的是教育。在欧洲，即便是在山乡农村，我们也会惊叹他们的整体审美水平，这便是几百年教育的结果，而这种教育大多不是发生在课堂。一个人不喜欢某种绘画可以不进美术馆，不喜欢某种音乐可以不进音乐厅，而建筑则是一种强制性的审美，一旦出现，谁的眼睛也躲不了，必须年年看、天天看。这对很多市民来说构成一种积极或消极的审美适应，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则构成一种顺向或逆向的审美教育。结果，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审美水平渐渐水涨船高，或渐渐不可收拾。
由此可知，建筑的事情确实不能像那位经济学家主张的那样急功近利。急功近利最容易阻碍人们的审美觉悟，以后觉悟了想弥补又总是为时已晚。奇怪的是我们每次在后悔不迭的同时总在进行着让明天后悔的事，循环往复形成怪圈。
对我们周围的很多人来说，什么是建筑建筑就是由水泥浇铸的后悔。
建筑的这个定义也许可以进入魔鬼辞典。那就让它在那里呆着吧，我们要抽出手来去阻止那种循环，破解那种怪圈。
> 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把这种做法看成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优秀传统，甚至看成是中华美学的基本特征，我本人以前也曾有过这种误解。直到有一年在北京读书杂志上读到对台湾建筑学家汉宝德先生的介绍，顿生狐疑，立即嘱咐我指导的一位外国博士生满世界寻找他的著作，找到三本一读，恍然大悟。
绑来我去台湾结识了汉先生，承他陪我吃鼎泰丰”、看“鸿禧博物馆”又到他家长谈，纔开始明白建筑上的一些事理。即便我上面所说的一些观点，很多也来自于他，我想不少台湾读者一看就清楚。此刻我手边正好有一册他所著的明清建筑二论，随手翻到一页便见到他引述的一位古代建筑学家对园林布置的论断：
石令人古，水令人远，园林水石，最不可无。要须回环峭拔，定插得宜。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又须修竹老木，怪藤丑树，交复角立，苍涯碧涧，奔泉风流，如入深岩绝壑之中。
昂宝德先生对这段话的评价是：
太华千寻”、“江湖万里”是中国地理形势上的事实，其壮阔的气魄本是一个泱泱大国所具有，文学家们为此所感乃为必然。但用一块石头造成“太华千寻”的感觉、用一瓢水造成“江湖万里”的气势，甚至于“奔泉风流”、“深岩绝壑”若不是有精神病，则必然是做白日梦。然而，明清两代的园林设计多是这样去构想的。
这实在是说得痛快极了，不仅指陈了中国文人给建筑学带来的病态，而且也点穿了中华美学研究中的一些歧路，消解了一种有关情调的梦幻。
其实这个道理中国古代的智者也是知道的。当一块石头是一块石头，一瓢水是一瓢水的时候，这是第一层次；当一块石头象征成了高山，一瓢水象征成了江湖，这是第二层次，小聪明的所在，酸文人的天地，很多人留连忘返，傲视第一层次的愚钝；毫无疑问还必须出现第三层次，那就是一块石头又成了一块石头，一瓢水又成了一瓢水，不再有任何象征，不再承担任何意义，它只提供自然形态，洗掉了文人气息。这种感悟，中国古代有过。
这也像舞蹈，当舞者的躯体不再代表海鸥、奔马、英雄、战争、枯树、幽灵，而又回归于他自己的本真生命，也就由第二层次上升到了第三层次。
以我之见，中国在唐宋之前，比较讲究本真，包括建筑和园林建造在内。后来所谓“胸中的山水”是文人无法直接面对大山大水时代的自我安慰。可以想象，如果让屈原、司马迁、李白他们看到盆景艺术，将会是一种什么神态。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陈述一种由来已久的感觉：一直被视为中国建筑学奇葩的明清园林，并不能代表中国古代建筑的高层境界。
相比之下，以几何图形构建的法国园林，倒是坦然地呈现出一种彻底的人工气息，由于气魄宏大、精雕细刻，足以让人精神一振、耳目清亮。但无论如何，把自然物裁割得太过分了，处处透露出人们隐藏在精致里的嚣张。自然就是自然，在今天看来，它不适合像中国明清文人追求的那样作以小见大的象征，也不适合像法国王室在凡尔赛宫等处做的那样被任意扭曲的规整。
懊像，英国的自然园林更加合意。
写到这里我已明白，在欧洲感受中国建筑，就像感受其它中国文化课题一样，视角多、线条杂，无法一言以蔽之。如果任意漫谈，即便像我这样的外行，也可以拖拖拉拉说上很久，难以言尽。
我想让一位熟悉中国的法国女建筑学家来归纳这个话题。
那天我和两位导演一起到她家访问，她一开始就坦诚地说：你们不要太相信美国人，他们看上中国的是市场。不像我们法国人，看上中国的是文化。”
要她谈谈对中国建筑事业的感受，她说：“中国确实拆了很多不该拆的房，造了很多不该造的楼。拆错了，就再也造不起来；造错了，又很难炸掉。中国建筑界以前的问题是轻视历史，近几年的问题是急功近利。轻视历史便乱拆，急功近利便乱造。”
她的尖锐引来了她丈夫的异议。她丈夫是一位经济学家，此刻正坐在她身边。
这位经济学家冲着妻子说：“我们的想法比你们实际。中国那么多的人口，那么大的地方，以前生活状态普遍不好，现在终于好起来了，当然要尽快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如果太讲究建筑的文化格调，中国各省各县都需要有大量高水准的建筑学家，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我认为，快速改变人们不可忍受的生活，在这一点上应该急功近利。”
他的话使我想起一件往事。五年前，一批台湾艺术家首次来上海，坐在出租汽车上看到街道两边已经很少见到老式的石库门房子，便言词激烈，没想到那位出租汽车司机把车停了下来，一定要与他们辩论。他的主要论点是：你们为了文化参观，逼迫上海人再住那种没有卫生设备和煤气管道的房子，于心何忍但是无论如何，女建筑学家的基本意思是正确的。后来她与我们，包括她的丈夫，达成了一些共识，譬如：既具备现代功能、又体现历史风范的经济型民用住房，不必单个设计，而应该提供一系列范本，供自由选择和成批生产；中国建筑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城市的整体布局，应该从过去那种非专业化的长官意志决定，转移到专家委员会的裁判上来；中国建筑业的全面兴盛，一定是在拥有了足够新型国际性建筑人纔之后，因为只有他们纔能从宏观范围内捕捉民族传统信号，与现代需求的嫁接。
这些共识，主要是从建筑学家的角度来考虑的，但建筑的事关及全民，因此必须获得法律的帮助，就像欧洲很多国家那样。在那些国家，拆了不该拆的房，盖了不合适的楼，都要受到法律惩处。
当然，比法律更为普遍需要的是教育。在欧洲，即便是在山乡农村，我们也会惊叹他们的整体审美水平，这便是几百年教育的结果，而这种教育大多不是发生在课堂。一个人不喜欢某种绘画可以不进美术馆，不喜欢某种音乐可以不进音乐厅，而建筑则是一种强制性的审美，一旦出现，谁的眼睛也躲不了，必须年年看、天天看。这对很多市民来说构成一种积极或消极的审美适应，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则构成一种顺向或逆向的审美教育。结果，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审美水平渐渐水涨船高，或渐渐不可收拾。
由此可知，建筑的事情确实不能像那位经济学家主张的那样急功近利。急功近利最容易阻碍人们的审美觉悟，以后觉悟了想弥补又总是为时已晚。奇怪的是我们每次在后悔不迭的同时总在进行着让明天后悔的事，循环往复形成怪圈。
对我们周围的很多人来说，什么是建筑建筑就是由水泥浇铸的后悔。
建筑的这个定义也许可以进入魔鬼辞典。那就让它在那里呆着吧，我们要抽出手来去阻止那种循环，破解那种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