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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句话并不痴呆啊？很逻辑，很完整。”我轻声对院长说。
“老人们也很要强。他们象小孩似的，要在生人面前表现表现。刚才这几句话，把她一天的精气神都耗竭了，咱们走后，得昏睡一整天。她还记得我是院长，一个劲地说医生护士的好话。挺可爱的。”
“您是说，她在痴呆之中，还记得讨好别人？”我说。
“是啊。这很正常。她一生都是个小人物，她知道小人物该怎么过活。别的都忘了，这个不会忘。她到最后一口气都还记着自己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院长说。
我们一间间屋子走过去，濒死的人是那么地相似。极端瘦弱，极端淡漠。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自己快速衰老。
回到办公室，院长说：“你不是问我有没有活着出去的人吗？我想起来了，有一个的”
那是一个初春的下午，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时候。一个瘦瘦的男子走进来。他华贵的变色镜由于屋内昏暗的光线逐渐变得清澈透明，更显出脸色的苍白。
他张了张嘴，没有出声。象一个剜去了肉的河蚌，干燥地敞着唇。院长回答说：“没有，还没有。”
院长回答说：“没有，还没有。”
他每天都在这个时候走进来，问同样的话。院长都有同样的答案使他转身出去。相似的过程使院长先不好意思，抢先说。
“可是，到底还要多长时间？”小伙子问。好象空气中有一条鞭子抽了他的脸，脸稀薄的红了。
“不知道。你明白这不是天气预报。就是天气预报也常常搞错，在预报晴天的时候下雨。”院长鸟瞰着这个已不算年轻的年轻人。成天接触的都是垂垂老矣之人，院长觉得自己足有几百岁了。她比所有的人都要老，比那些将要死去的人老，比他们的子女更要老上几辈。
“但是你们应该知道。没有人比你们更有经验的了。”年轻人固执地说。他平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院长知道这种人一旦开始说了，他就会问个水落石出。
“是的。我们是比一般的医院有些经验，但它毕竟不是定律。生孩子是有规律的，比如月份减三加七。但死没有。你母亲的各项生命指征都正常。就是说，她虽然是架旧马车了，可还在缓缓地运行。等着吧。有些时候我们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等待。”院长很体谅面前的年轻人。当家属把他们的亲人送到临终关怀医院来以后，院长就觉得同他们有一种亲属关系。
“等到什么时候？”小伙子急切地问。
“等她的精神突然好起来。眼睛会象涂了油似的发亮，说话充满感情。假如你的母亲是个文化人，还会有诗意。她会突然说她想吃某种东西，嗅觉突出得好，会听见很遥远的声音到这种时候，就快了。依我们无数次的经验，从那时候起，大约还有一天的时间。”院长谆谆告诫。
“那就是”小伙子思索。
“是的，那就是回光返照。”“可是我刚看了。她昏昏沉沉的，好象完全失去了知觉我叫她，摇她，她什么表情也没有，只把睫毛闪了一下。”小伙子失望地说。
“那是她在同你打招呼。别埋怨她，她只有这么多的劲，全使出来，只能动一动睫毛你记住我的话，将来你老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什么滋味了。提眼皮的那块股肉，距大脑最近又最轻巧。它是人类随意活动最后的屏障。”院长解释。
“院长。不要同我说我老了以后的事情，我不愿意听这个。我会老，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在老还没有到来之前，让我们抓紧时机干点事。既然我们都会摊上那个结局，没有必要说来说去。我们的道德总是太注意结局而忽视过程。我还没有向您介绍过我自己”年轻人激动起来。
“我认识你，你不是21床的儿子吗？”院长道。
“我是博士。在英语里博士和医生是一个词，可我不是医生是博士，是我的母亲把我培养成博士的。我马上要到德国去学习，这也是我母亲清醒时非常引以为豪的一件事。这是我的护照、签证，喏，还有一星期以后飞往法兰克福的机票”小伙子把一大摊东西铺在桌面上，棕色的护照象一大块巧克力饼，斜插其中。
院长不由自主地向后躲闪了半步。东西太杂乱，要是碰掉一星半点，说不清。
院长办公室的桌子很破旧，侧面都喷着税务局的字样。税务局如今都是鸟枪换炮的机构，淘汰下的桌椅就以很便宜的价钱卖给了临终关怀医院。一张三条腿的桌子只要了十元钱，哪里找！
当时，院长买下桌子以后，悠闲地在古老的桥墩底下和菜农讨价还价。在买了一把新鲜的小白菜之后，她走上桥头。
大妈！封凉台不？贴壁纸不？打家具不？
桥畔的小工麋集过来，手里扬着光洁的木板。
不打家具。光修。还油。干不？院长说。
这是个苦活。看这半老太太的模样，家里一定不宽裕，手头不会太大方。
小工们想着，渐渐散去。只剩下一个小木匠，刚刚进城，没人雇他就得干掏饭钱。他说，我油，我也能修。
小木匠油得桌面浓淡不匀，象村姑搽的胭脂。在一块浓郁的褐黄处。躺着即将成为法兰克福人的小伙子的钥匙链，上面只有一把钥匙了。
“快收起来。我相信你的飞机票是真的。别丢了。”院长说。
“可是因为我的母亲，我迟迟不能动身。从秋天到冬天，我一次一次推迟了行期。再推下去，法兰克福就要取消我的资格。”小伙子忧愁地说。
院长频频地点着头。这并不说明她赞成你，只是证明她很注意地听。
“你们能否帮助我？”小伙子恳切地说。
“我们当然很愿意帮助你。关于你母亲的后事你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没有。我是独子，父亲很早就去世了。”
“那么单位也行。”
“没有单位，我母亲是家庭妇女。”
“我是说你的单位。”
“我的单位？因为出国的事，我已经同我的单位闹翻了。我是不打算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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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句话并不痴呆啊？很逻辑，很完整。”我轻声对院长说。
“老人们也很要强。他们象小孩似的，要在生人面前表现表现。刚才这几句话，把她一天的精气神都耗竭了，咱们走后，得昏睡一整天。她还记得我是院长，一个劲地说医生护士的好话。挺可爱的。”
“您是说，她在痴呆之中，还记得讨好别人？”我说。
“是啊。这很正常。她一生都是个小人物，她知道小人物该怎么过活。别的都忘了，这个不会忘。她到最后一口气都还记着自己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院长说。
我们一间间屋子走过去，濒死的人是那么地相似。极端瘦弱，极端淡漠。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自己快速衰老。
回到办公室，院长说：“你不是问我有没有活着出去的人吗？我想起来了，有一个的”
那是一个初春的下午，乍暖还寒最难将息的时候。一个瘦瘦的男子走进来。他华贵的变色镜由于屋内昏暗的光线逐渐变得清澈透明，更显出脸色的苍白。
他张了张嘴，没有出声。象一个剜去了肉的河蚌，干燥地敞着唇。院长回答说：“没有，还没有。”
院长回答说：“没有，还没有。”
他每天都在这个时候走进来，问同样的话。院长都有同样的答案使他转身出去。相似的过程使院长先不好意思，抢先说。
“可是，到底还要多长时间？”小伙子问。好象空气中有一条鞭子抽了他的脸，脸稀薄的红了。
“不知道。你明白这不是天气预报。就是天气预报也常常搞错，在预报晴天的时候下雨。”院长鸟瞰着这个已不算年轻的年轻人。成天接触的都是垂垂老矣之人，院长觉得自己足有几百岁了。她比所有的人都要老，比那些将要死去的人老，比他们的子女更要老上几辈。
“但是你们应该知道。没有人比你们更有经验的了。”年轻人固执地说。他平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院长知道这种人一旦开始说了，他就会问个水落石出。
“是的。我们是比一般的医院有些经验，但它毕竟不是定律。生孩子是有规律的，比如月份减三加七。但死没有。你母亲的各项生命指征都正常。就是说，她虽然是架旧马车了，可还在缓缓地运行。等着吧。有些时候我们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等待。”院长很体谅面前的年轻人。当家属把他们的亲人送到临终关怀医院来以后，院长就觉得同他们有一种亲属关系。
“等到什么时候？”小伙子急切地问。
“等她的精神突然好起来。眼睛会象涂了油似的发亮，说话充满感情。假如你的母亲是个文化人，还会有诗意。她会突然说她想吃某种东西，嗅觉突出得好，会听见很遥远的声音到这种时候，就快了。依我们无数次的经验，从那时候起，大约还有一天的时间。”院长谆谆告诫。
“那就是”小伙子思索。
“是的，那就是回光返照。”“可是我刚看了。她昏昏沉沉的，好象完全失去了知觉我叫她，摇她，她什么表情也没有，只把睫毛闪了一下。”小伙子失望地说。
“那是她在同你打招呼。别埋怨她，她只有这么多的劲，全使出来，只能动一动睫毛你记住我的话，将来你老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什么滋味了。提眼皮的那块股肉，距大脑最近又最轻巧。它是人类随意活动最后的屏障。”院长解释。
“院长。不要同我说我老了以后的事情，我不愿意听这个。我会老，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在老还没有到来之前，让我们抓紧时机干点事。既然我们都会摊上那个结局，没有必要说来说去。我们的道德总是太注意结局而忽视过程。我还没有向您介绍过我自己”年轻人激动起来。
“我认识你，你不是21床的儿子吗？”院长道。
“我是博士。在英语里博士和医生是一个词，可我不是医生是博士，是我的母亲把我培养成博士的。我马上要到德国去学习，这也是我母亲清醒时非常引以为豪的一件事。这是我的护照、签证，喏，还有一星期以后飞往法兰克福的机票”小伙子把一大摊东西铺在桌面上，棕色的护照象一大块巧克力饼，斜插其中。
院长不由自主地向后躲闪了半步。东西太杂乱，要是碰掉一星半点，说不清。
院长办公室的桌子很破旧，侧面都喷着税务局的字样。税务局如今都是鸟枪换炮的机构，淘汰下的桌椅就以很便宜的价钱卖给了临终关怀医院。一张三条腿的桌子只要了十元钱，哪里找！
当时，院长买下桌子以后，悠闲地在古老的桥墩底下和菜农讨价还价。在买了一把新鲜的小白菜之后，她走上桥头。
大妈！封凉台不？贴壁纸不？打家具不？
桥畔的小工麋集过来，手里扬着光洁的木板。
不打家具。光修。还油。干不？院长说。
这是个苦活。看这半老太太的模样，家里一定不宽裕，手头不会太大方。
小工们想着，渐渐散去。只剩下一个小木匠，刚刚进城，没人雇他就得干掏饭钱。他说，我油，我也能修。
小木匠油得桌面浓淡不匀，象村姑搽的胭脂。在一块浓郁的褐黄处。躺着即将成为法兰克福人的小伙子的钥匙链，上面只有一把钥匙了。
“快收起来。我相信你的飞机票是真的。别丢了。”院长说。
“可是因为我的母亲，我迟迟不能动身。从秋天到冬天，我一次一次推迟了行期。再推下去，法兰克福就要取消我的资格。”小伙子忧愁地说。
院长频频地点着头。这并不说明她赞成你，只是证明她很注意地听。
“你们能否帮助我？”小伙子恳切地说。
“我们当然很愿意帮助你。关于你母亲的后事你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没有。我是独子，父亲很早就去世了。”
“那么单位也行。”
“没有单位，我母亲是家庭妇女。”
“我是说你的单位。”
“我的单位？因为出国的事，我已经同我的单位闹翻了。我是不打算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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