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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在民间的风云人物并不很多，他们各自的活动时间也并不很长，真正长时间大行其道的，是每个单位的失败者、嫉妒者、投机者、错乱者、无聊者，这些人由于特殊的政治机遇，成批地变成了诬陷者、栽赃者、报复者、泄愤者、审判者，而且都学会了装扮，装扮得大义凛然。
这便是我在冷然傲然中的观察，这便是我与吕兆康四目一对便互相领悟的世态。
说得再大一点，这也使我历来不大看得起那个总在夸张其事、总在偷袭别人的文人圈。我太了解他们。
那天表妹在校园里呼喊我时，把我的心情立即带到了另外一个天地，冷然傲然的表情剎那间烟消云散，我赶紧问：“家里怎么样了？”
表妹转达了爸爸叫我晚上回家与他讨论重大事情的指令，我朝她点点头，心想，我爸爸只与祖母、妈妈、叔叔商量大事的时代已经结束。
学院后门有七十六路公共汽车，乘足五分钱的最低票价可到胶州路、余姚路口。再步行二十分锺，到达江宁路、海防路口，那个十年前从家乡搬来的家。
祖母还是趴在阳台上看，今天她不是在闲看街景，而是在等我。
桌上放着一碗酱油百叶结，爸爸微笑着推到我面前。我说已经在学校吃过饭了，便坐下谈正事。妈妈在里间没有出来，祖母招呼了一下又回到了阳台，他们有意退避，让两个男人第一次平等对话。
爸爸说：“我的问题开始大了。一个当年同事，叫赵庸，你见过的，揭发我在一九五三年参加过一个座谈会，为一位私营企业家说了好话。他当时作了记录，现在把记录上缴给了造反队，成了罪证。”
我问：“这有什么罪？”
爸爸答道：“他们说，这是在解放之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刚刚开始战斗的时候，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所以说我是阶级异己分子。”顿了顿他又轻轻地补充了一句：“昨天斗争会，给我挂的就是这么一块牌子。”
“他们对你挂牌斗争了？动手没有？”我没说“打”选了“动手”这个词。
“没怎么动手。”爸爸回答得很暧昧。
让他更伤心的是昨天当场再一次被朋友出卖的情景。他说：“最可怕的是赵庸上缴记录这个动作，好像既有证人，又有证据，一定有大罪。他又是我过去的同事和朋友，因此他举着笔记本上台时，下面是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情景我能想象。
我想了想，说：“必须立即拉回到你当年发言的实际内容。”
爸爸说：“我记得，那天是看了报纸上陈毅市长关于团结私营企业家的报告，主持会议的人要我们谈体会。”
我说：“那就找出当年陈毅市长的报告，与你的发言对照，揭穿赵庸的把戏。”
但是，兵荒马乱的年月，哪儿能翻得到十多年前的旧报纸？爸爸想了半天突然记起，当时好像出版一种年鉴性的政治书籍叫人民手册，上面一定有，图书馆也可能有保存。
我想，惟一的出路，就是到我们学院的图书馆动脑筋了。但是图书馆在文化革命一开始就已经被查封，怎么办？
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的管理员大多是有“历史问题”的人物，不能教书了，却又懂书，就去管书。在这些管理员中，与我关系较好的是“右派分子”蔡祥明先生。前一阵学院有大字报揭发，说他有可能是“逃亡地主”
人们说起“逃亡地主”就立即产生了一系列想象，好像罪大恶极的“黄世仁”、“刘文彩”害死了很多“喜儿”之后仓皇逃窜，逃到上海一所大学的阴暗书库里躲着，这实在太有吸引力了。但大字报贴出来那么久，农民造反派并没有来抓他，这是怎么回事？我因为有一个“破产地主”的外公，大致能想象事情的基本面目，很可能是蔡祥明先生的老家有点钱，但他却一直流落在上海。
我敲开了蔡祥明先生住所的门。那是教学楼东边一排小平房中的一间，三平方米左右，只能放一张小床。我问起“逃亡地主”的事，谁知他一说比我想象的还简单，他曾对什么人说过，这宿舍太小，家乡房子大。“逃亡地主”就是从“家乡房子大”这个说法一步步“推理”出来的。
我对他说，这事倒也不能掉以轻心，一有风吹草动还是会有人顺着这个罪名胡言乱语，因此应该把自己家乡的实际情况写出来，还要把那天关于“家乡房子大”的谈话过程写出来，作为申诉交上去，也算备个案。
蔡祥明说他不会写这种东西，求我帮他写。又说要写这么多内容挺费事，这房间连一张桌子也没有，问我能不能抽时间到书库去写。
这正合我意。我一心想着人民手册。
那天我在尘封的书库里给他写好了申诉，他说昨夜反复思考还是暂时不交上去，而且也不知道要交给谁，暂且放在手边，等到有事时再交。我同意他的做法，却早已在东张西望间看到了那一大迭人民手册。
我提出要翻翻人民手册，他没有阻止，因为这个书名不会给他带来“散布反动书籍”的罪名。他说他要暂时离开一下去开会，一小时后回来，放我出去。
等他走后，我连忙找一个凳子爬上去拿下两本人民手册，很快找到陈毅市长的讲话，还摘录了他正面评价中国民族资本家、私营企业家的几段话。
抄完之后我舒了一口气，站起身来重新打量这个书库。
书库本不陌生，但被查封了那么久，今天见到，如逢狱中亲人。这么多亲人被判了无期徒刑，没有出狱的时日。其实，没有它们，真正被囚禁的反而是我们。
一小时后，我跟着蔡祥明先生悄悄地离开了书库。三小时后，陈毅市长的话已经写在爸爸的申诉报告中。
我为我的工作效率而高兴。
但是，谁能想到，正是我的这个举动，给爸爸带来了灭顶之灾。
两个星期之后我知道了事情发展的具体过程。
造反派收到爸爸申诉后认为是“翻案”开了一个小型的批斗会。爸爸又一次复述陈毅市长当年的讲话内容，造反派便大声呵斥道：“你知道吗，陈毅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的人物，北京已经开始批判了！”
爸爸完全不知道这惊人的消息，随口嘀咕了一句：“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停——余学文！”一个陌生的声音尖利响起，爸爸抬头一看，是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以前从没有见过。他喊“停”后好一会儿不再有声音，无论是爸爸还是批斗会全场，都在等待。
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在喉底轻轻笑了一下，终于开口。下面这段，是他与我爸爸的问答——
问：你刚纔是说，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答：唔。
问：你过去学过语法吗？
答：学过一点，忘了。
问：“主语”没有忘吧？
答：这没忘。
问：“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这句话，主语是谁？你是说谁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答：我们。我是说我们大家对陈毅市长都不能过河拆桥，不是专指你们造反派。
问：专指我们造反派倒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我们那么年轻，无权无势，说得上对陈毅过河拆桥吗？
答：我说大家。
问：什么大家？你的级别有多高？
答：我没有级别。
问：一个没有级别的人能对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国务院副总理过河拆桥吗？
答：可能用词不当。
问：你用词很当。你说对陈毅不能过河拆桥，是在说一个人。这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可以把陈毅当作渡桥和工具，你老实说出来吧，你究竟是指谁？
答：
问：触及要害就不吭声了吧！其实你刚纔躲来躲去，就是在躲主语，躲要害。既然这样，我不能不在你面前高喊一声口号：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
——从那天晚上开始，爸爸的问题性质变了。
我听了爸爸对这个过程的叙述，头也晕了。“你这么一个小人物，怎么也碰不到上层政治啊。”我说。
“不，全连上了。那次批斗大会后，我的另一个老朋友张茂宏揭发，说“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在路上对他说过，陈丕显打不倒。”
“你说了吗？”我问。陈丕显先生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上海市的一位负责人。
“很可能说了。”爸爸说“我在广播里听过他的报告，口气温和，也比较实事求是，不像是坏人。而且全部打倒了，这个城市谁来管？”
“你这是瞎操心。”这话我刚说出口就后悔了。爸爸并没有瞎操心，他只是在走路的时候与一位老朋友随口聊天罢了。
“他们说我既为陈毅翻案，又为陈丕显翻案，因此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孝子贤孙。”爸爸说。我没想到爸爸头上已经压了那么多帽子。
这显然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字狱”在现代的变种，可称之为“大批判文化”这种“大批判文化”一旦与前面所说的“大揭发风潮”相遇合，其效果近似于核裂变。“大揭发”有本事把一丝风影说成铁证“大批判”有本事把一声咳嗽判成大罪，结果，只要它们一连手，天底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快速成为元凶巨恶、窃国大盗、杀人魔王。
爸爸的那些“老朋友”、“当年同事”突然热衷于揭发，已经使爸爸无招架之力；又不知从哪里闯进来这么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核裂变立即形成。
其实遭殃的岂止是爸爸，当时中国的万里山河，几乎全都沦陷于由大揭发和大批判交融而成的灾难之中。
爸爸不能回家了，关押在单位的一个小房间里，只有星期天看守人员休息时纔被允许回家拿点衣物。批斗会每三天开一次，后来觉得内容太重复，大家听厌了，就改为一星期一次。
最恐怖的事情是薪水停发。这是我一直不想开启的记忆闸门，其中储积着太多的悲苦，怕一时喷泻，连我自己也受不住。但这是全家的承受、老少的煎熬，这是灾难的核心、邪恶的杰作，我岂能避过？
爸爸薪水停发后，单位里只发放“生活费”当时全国“被打倒对象”的生活费标准是统一的，即每月二十六元人民币。
我至今不知道是北京哪个部门订下这么一个数字的，查遍所有的“文革”史料都没有查到。然而，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冤孽般的数字，天天在脑中盘算，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也许是什么人粗粗划定一天一元，扣去四个星期天，变成了二十六？
但是，他们算的是单人。他们真的不知道吗，在当时，很多“被打倒对象”有着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很可能只有惟一的经济来源？
而且，他们真的不知道吗，所有的人在星期天也要吃饭？
当时在我家，这每月二十六元的人民币需要养活以下人口：
首先是爸爸自己，关押处并不免费管饭。那年他四十五岁；
然后是祖母，那年她七十五岁；
妈妈，四十四岁；
我，二十一岁；
表妹，也是二十一岁；
大弟，十八岁；
二弟，十一岁；
小弟，八岁。
一共八个人。没有其它任何收入，当然也不可能保留存款，平均下来，每人每天一角。再扣去房租和水、电、煤的最低费用，每人每天七分。请当代青年不要误会，这不是指零用钱，而是全部生活费。
爸爸在关押室里天天算这笔账，但他已经失去橕持这个家庭的权力。这个权力，已经落到我这个大儿子身上。
当爸爸在关押室里期待着叔叔的时候，祖母和妈妈也在家里期待。她们商量几次，也不知如何去信。那天祖母下了决心：“再不去信，全家快饿死了，叫秋雨写，赶快寄！”
根据这个决定，妈妈亲自摸到学院来找我。
妈妈认识我小学的全部同班同学和中学的部分同班同学，却不认识我大学里的任何一位同学。她来到我们学院后到处打听，最后终于经一位外系同学指点，找到了我的同班同学唐乃祥。
唐乃祥安排她在我们宿舍边的一处树阴下等着，自己则与另一位同班同学王建华分头在校园里找我。
当时的校园，更混乱了。
“革命”没有带来一丝一毫期待中的昂扬气氛，无序的结果只能是无聊和无耻。此刻整个学校由谁在掌权已经全是表面文章，角角落落弥漫着一种既残酷又低劣的嬉闹。
前些天传来一个笑话，说表演系一个姓彭的学生拿着道具枪去恐吓古典文学教师陈汝衡老先生，声言革委会已作出枪毙判决，由他来执行。陈汝衡先生哪里能够辨别枪的真假，被那个学生逼到墙角后，突然转身跪下祈求道：
小将，小将，
不要开枪！
我下有妻儿，
上有老娘
讲述这个笑话的是戏剧文学系的一个青年教师，他笑骂道：“这个老家伙，临死求告还押韵！”
这几句说辞，几乎是中国传统故事中一切不幸男儿的委屈之声、血泪之言。我从那个青年教师的笑骂中快速逃开，暗自擦泪。
记得唐乃祥同学终于找到我时，第一句话就是“你老娘来了”说完一笑，大家都想起了那段说辞。
“文革”时期在民间的风云人物并不很多，他们各自的活动时间也并不很长，真正长时间大行其道的，是每个单位的失败者、嫉妒者、投机者、错乱者、无聊者，这些人由于特殊的政治机遇，成批地变成了诬陷者、栽赃者、报复者、泄愤者、审判者，而且都学会了装扮，装扮得大义凛然。
这便是我在冷然傲然中的观察，这便是我与吕兆康四目一对便互相领悟的世态。
说得再大一点，这也使我历来不大看得起那个总在夸张其事、总在偷袭别人的文人圈。我太了解他们。
那天表妹在校园里呼喊我时，把我的心情立即带到了另外一个天地，冷然傲然的表情剎那间烟消云散，我赶紧问：“家里怎么样了？”
表妹转达了爸爸叫我晚上回家与他讨论重大事情的指令，我朝她点点头，心想，我爸爸只与祖母、妈妈、叔叔商量大事的时代已经结束。
学院后门有七十六路公共汽车，乘足五分钱的最低票价可到胶州路、余姚路口。再步行二十分锺，到达江宁路、海防路口，那个十年前从家乡搬来的家。
祖母还是趴在阳台上看，今天她不是在闲看街景，而是在等我。
桌上放着一碗酱油百叶结，爸爸微笑着推到我面前。我说已经在学校吃过饭了，便坐下谈正事。妈妈在里间没有出来，祖母招呼了一下又回到了阳台，他们有意退避，让两个男人第一次平等对话。
爸爸说：“我的问题开始大了。一个当年同事，叫赵庸，你见过的，揭发我在一九五三年参加过一个座谈会，为一位私营企业家说了好话。他当时作了记录，现在把记录上缴给了造反队，成了罪证。”
我问：“这有什么罪？”
爸爸答道：“他们说，这是在解放之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刚刚开始战斗的时候，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所以说我是阶级异己分子。”顿了顿他又轻轻地补充了一句：“昨天斗争会，给我挂的就是这么一块牌子。”
“他们对你挂牌斗争了？动手没有？”我没说“打”选了“动手”这个词。
“没怎么动手。”爸爸回答得很暧昧。
让他更伤心的是昨天当场再一次被朋友出卖的情景。他说：“最可怕的是赵庸上缴记录这个动作，好像既有证人，又有证据，一定有大罪。他又是我过去的同事和朋友，因此他举着笔记本上台时，下面是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情景我能想象。
我想了想，说：“必须立即拉回到你当年发言的实际内容。”
爸爸说：“我记得，那天是看了报纸上陈毅市长关于团结私营企业家的报告，主持会议的人要我们谈体会。”
我说：“那就找出当年陈毅市长的报告，与你的发言对照，揭穿赵庸的把戏。”
但是，兵荒马乱的年月，哪儿能翻得到十多年前的旧报纸？爸爸想了半天突然记起，当时好像出版一种年鉴性的政治书籍叫人民手册，上面一定有，图书馆也可能有保存。
我想，惟一的出路，就是到我们学院的图书馆动脑筋了。但是图书馆在文化革命一开始就已经被查封，怎么办？
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的管理员大多是有“历史问题”的人物，不能教书了，却又懂书，就去管书。在这些管理员中，与我关系较好的是“右派分子”蔡祥明先生。前一阵学院有大字报揭发，说他有可能是“逃亡地主”
人们说起“逃亡地主”就立即产生了一系列想象，好像罪大恶极的“黄世仁”、“刘文彩”害死了很多“喜儿”之后仓皇逃窜，逃到上海一所大学的阴暗书库里躲着，这实在太有吸引力了。但大字报贴出来那么久，农民造反派并没有来抓他，这是怎么回事？我因为有一个“破产地主”的外公，大致能想象事情的基本面目，很可能是蔡祥明先生的老家有点钱，但他却一直流落在上海。
我敲开了蔡祥明先生住所的门。那是教学楼东边一排小平房中的一间，三平方米左右，只能放一张小床。我问起“逃亡地主”的事，谁知他一说比我想象的还简单，他曾对什么人说过，这宿舍太小，家乡房子大。“逃亡地主”就是从“家乡房子大”这个说法一步步“推理”出来的。
我对他说，这事倒也不能掉以轻心，一有风吹草动还是会有人顺着这个罪名胡言乱语，因此应该把自己家乡的实际情况写出来，还要把那天关于“家乡房子大”的谈话过程写出来，作为申诉交上去，也算备个案。
蔡祥明说他不会写这种东西，求我帮他写。又说要写这么多内容挺费事，这房间连一张桌子也没有，问我能不能抽时间到书库去写。
这正合我意。我一心想着人民手册。
那天我在尘封的书库里给他写好了申诉，他说昨夜反复思考还是暂时不交上去，而且也不知道要交给谁，暂且放在手边，等到有事时再交。我同意他的做法，却早已在东张西望间看到了那一大迭人民手册。
我提出要翻翻人民手册，他没有阻止，因为这个书名不会给他带来“散布反动书籍”的罪名。他说他要暂时离开一下去开会，一小时后回来，放我出去。
等他走后，我连忙找一个凳子爬上去拿下两本人民手册，很快找到陈毅市长的讲话，还摘录了他正面评价中国民族资本家、私营企业家的几段话。
抄完之后我舒了一口气，站起身来重新打量这个书库。
书库本不陌生，但被查封了那么久，今天见到，如逢狱中亲人。这么多亲人被判了无期徒刑，没有出狱的时日。其实，没有它们，真正被囚禁的反而是我们。
一小时后，我跟着蔡祥明先生悄悄地离开了书库。三小时后，陈毅市长的话已经写在爸爸的申诉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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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谁能想到，正是我的这个举动，给爸爸带来了灭顶之灾。
两个星期之后我知道了事情发展的具体过程。
造反派收到爸爸申诉后认为是“翻案”开了一个小型的批斗会。爸爸又一次复述陈毅市长当年的讲话内容，造反派便大声呵斥道：“你知道吗，陈毅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的人物，北京已经开始批判了！”
爸爸完全不知道这惊人的消息，随口嘀咕了一句：“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停——余学文！”一个陌生的声音尖利响起，爸爸抬头一看，是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以前从没有见过。他喊“停”后好一会儿不再有声音，无论是爸爸还是批斗会全场，都在等待。
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在喉底轻轻笑了一下，终于开口。下面这段，是他与我爸爸的问答——
问：你刚纔是说，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答：唔。
问：你过去学过语法吗？
答：学过一点，忘了。
问：“主语”没有忘吧？
答：这没忘。
问：“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这句话，主语是谁？你是说谁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答：我们。我是说我们大家对陈毅市长都不能过河拆桥，不是专指你们造反派。
问：专指我们造反派倒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我们那么年轻，无权无势，说得上对陈毅过河拆桥吗？
答：我说大家。
问：什么大家？你的级别有多高？
答：我没有级别。
问：一个没有级别的人能对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国务院副总理过河拆桥吗？
答：可能用词不当。
问：你用词很当。你说对陈毅不能过河拆桥，是在说一个人。这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可以把陈毅当作渡桥和工具，你老实说出来吧，你究竟是指谁？
答：
问：触及要害就不吭声了吧！其实你刚纔躲来躲去，就是在躲主语，躲要害。既然这样，我不能不在你面前高喊一声口号：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
——从那天晚上开始，爸爸的问题性质变了。
我听了爸爸对这个过程的叙述，头也晕了。“你这么一个小人物，怎么也碰不到上层政治啊。”我说。
“不，全连上了。那次批斗大会后，我的另一个老朋友张茂宏揭发，说“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在路上对他说过，陈丕显打不倒。”
“你说了吗？”我问。陈丕显先生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上海市的一位负责人。
“很可能说了。”爸爸说“我在广播里听过他的报告，口气温和，也比较实事求是，不像是坏人。而且全部打倒了，这个城市谁来管？”
“你这是瞎操心。”这话我刚说出口就后悔了。爸爸并没有瞎操心，他只是在走路的时候与一位老朋友随口聊天罢了。
“他们说我既为陈毅翻案，又为陈丕显翻案，因此是刘少奇、邓小平的孝子贤孙。”爸爸说。我没想到爸爸头上已经压了那么多帽子。
这显然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字狱”在现代的变种，可称之为“大批判文化”这种“大批判文化”一旦与前面所说的“大揭发风潮”相遇合，其效果近似于核裂变。“大揭发”有本事把一丝风影说成铁证“大批判”有本事把一声咳嗽判成大罪，结果，只要它们一连手，天底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快速成为元凶巨恶、窃国大盗、杀人魔王。
爸爸的那些“老朋友”、“当年同事”突然热衷于揭发，已经使爸爸无招架之力；又不知从哪里闯进来这么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核裂变立即形成。
其实遭殃的岂止是爸爸，当时中国的万里山河，几乎全都沦陷于由大揭发和大批判交融而成的灾难之中。
爸爸不能回家了，关押在单位的一个小房间里，只有星期天看守人员休息时纔被允许回家拿点衣物。批斗会每三天开一次，后来觉得内容太重复，大家听厌了，就改为一星期一次。
最恐怖的事情是薪水停发。这是我一直不想开启的记忆闸门，其中储积着太多的悲苦，怕一时喷泻，连我自己也受不住。但这是全家的承受、老少的煎熬，这是灾难的核心、邪恶的杰作，我岂能避过？
爸爸薪水停发后，单位里只发放“生活费”当时全国“被打倒对象”的生活费标准是统一的，即每月二十六元人民币。
我至今不知道是北京哪个部门订下这么一个数字的，查遍所有的“文革”史料都没有查到。然而，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冤孽般的数字，天天在脑中盘算，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也许是什么人粗粗划定一天一元，扣去四个星期天，变成了二十六？
但是，他们算的是单人。他们真的不知道吗，在当时，很多“被打倒对象”有着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很可能只有惟一的经济来源？
而且，他们真的不知道吗，所有的人在星期天也要吃饭？
当时在我家，这每月二十六元的人民币需要养活以下人口：
首先是爸爸自己，关押处并不免费管饭。那年他四十五岁；
然后是祖母，那年她七十五岁；
妈妈，四十四岁；
我，二十一岁；
表妹，也是二十一岁；
大弟，十八岁；
二弟，十一岁；
小弟，八岁。
一共八个人。没有其它任何收入，当然也不可能保留存款，平均下来，每人每天一角。再扣去房租和水、电、煤的最低费用，每人每天七分。请当代青年不要误会，这不是指零用钱，而是全部生活费。
爸爸在关押室里天天算这笔账，但他已经失去橕持这个家庭的权力。这个权力，已经落到我这个大儿子身上。
当爸爸在关押室里期待着叔叔的时候，祖母和妈妈也在家里期待。她们商量几次，也不知如何去信。那天祖母下了决心：“再不去信，全家快饿死了，叫秋雨写，赶快寄！”
根据这个决定，妈妈亲自摸到学院来找我。
妈妈认识我小学的全部同班同学和中学的部分同班同学，却不认识我大学里的任何一位同学。她来到我们学院后到处打听，最后终于经一位外系同学指点，找到了我的同班同学唐乃祥。
唐乃祥安排她在我们宿舍边的一处树阴下等着，自己则与另一位同班同学王建华分头在校园里找我。
当时的校园，更混乱了。
“革命”没有带来一丝一毫期待中的昂扬气氛，无序的结果只能是无聊和无耻。此刻整个学校由谁在掌权已经全是表面文章，角角落落弥漫着一种既残酷又低劣的嬉闹。
前些天传来一个笑话，说表演系一个姓彭的学生拿着道具枪去恐吓古典文学教师陈汝衡老先生，声言革委会已作出枪毙判决，由他来执行。陈汝衡先生哪里能够辨别枪的真假，被那个学生逼到墙角后，突然转身跪下祈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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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开枪！
我下有妻儿，
上有老娘
讲述这个笑话的是戏剧文学系的一个青年教师，他笑骂道：“这个老家伙，临死求告还押韵！”
这几句说辞，几乎是中国传统故事中一切不幸男儿的委屈之声、血泪之言。我从那个青年教师的笑骂中快速逃开，暗自擦泪。
记得唐乃祥同学终于找到我时，第一句话就是“你老娘来了”说完一笑，大家都想起了那段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