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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理想。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思想国，既拥有关乎自己的全部主权，又能够开放心灵的边界。如你所知，只有个体的欲望被承认，他才有被尊重的可能，因为“有尊严地活着”同样是我们的欲望的一部分。没有真实的个体的欲望，我们也不可能订立持之有效的真实的契约。
在欧洲读书、写作的这几年，同样是我的心灵与思想得以提升的重要的几年。我对自己充满了感恩之情，是我给了自己机会，走出原来生活的磕绊，开始一心一意做自己最重要的事。我相信，一个民族要想获得持久的创造力与生命力，就要不断地有人从旧有的生活方式与仪式之中解放自己。如人所忧，人生可能毫无意义，但是，倘使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它一定意义非凡。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人，所有抱持平凡而高贵之心灵者，要积极地做自己想做和能做的事——把一生当作事业来做，把一生当作自己真正的远大前程。
然而，我并不认为，自我实现需要有一种与现实或过去决裂的姿态。我的心地平常而宁静，是因为我有一个信念，21世纪将是一个和解的世纪。
当然，和解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自由，二是合作。没有自由前提的合作，只可能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吞并。在此基础上，人必须有自己“合法的偏见”（伽达默尔语）或“合法的隔阂”人有隔阂未必全然是坏事情，因为它有利于我们保持某种独立的情怀，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尊重异己的自由。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上说，世界历史上所有大一统政治与思想灌输，都具有某种“传播乌托邦”的性质。
在源泉一书中，作者安兰德借主人公爱德华洛克之口辩护说，一个人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并没有尖牙和利爪，也没有犄角触须和强健的肌肉，大脑就是他唯一的武器。所以，洛克说“人世间首要的权利便是自我的权利。人类首要的使命就是对自己尽职尽责。”“我们可以将一顿饭分给许多人来吃，我们却无法在一个集体的胃里去消化这顿饭。没有一个人能用自己的肺来代替别人呼吸。没有哪个人能用自己的大脑代替别人去思考。”所以说，我们使人类社会长久不衰的唯一法宝，就是我们能够独立思想。
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一个人，既要守住自己心灵的边界，同时又要有开放的思想。以独立为唯一目的而不谈合作的人类是没有前途的。众所周知，任何生命必然拥有一个开放的系统，任何拒绝食物的人、自我封闭的国家都会失去自己的活力，走向衰亡。即使是受到人们赞美的瓦尔登湖边的梭罗，也要回到社会与人交往。
如果我们愿意以更宏大的眼光来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无论是个性解放，还是民族独立，我们都可以把它视作个人或者群体对自由与独立的争取。但是，仅仅争取自由、独立是不够的，因为独立与自由都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古往今来，人们争取迁徙自由，但迁徙自由并非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之所以要争取这个自由，是为了更好地成就我们自己，更好地交往，借此获得一种持久的创造、有保障的幸福。
自由不是孤立主义，它应该在平等基础上走向一种合作或者和解。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象征孤立主义的柏林墙的倒掉，看到20世纪战火连天的欧洲与东亚国家，在国家纷纷独立自由后，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谋求共同的利益和共生的繁荣。从世界大政治来说，如果说20世纪我们着重解决主权自由问题，那么21世纪则要着重解决主权合作（让渡）问题，使世界获得可期的成长。全球化、欧洲国家边界开放、全球治理等观念的流行，无一不在昭示：从个体而言，人唯有自由，才可能激发潜能、有所创造；从群体而言，唯有走向合作与和解，人类才可能真正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尊敬的m兄，我在这里给你写这封信，更愿意把它当作思想国一书的后记。我愿意借这一角书页，表达我对你，对j兄以及许多默默支持我的亲人与师友们的谢意。
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妻子和女儿，是她们不辞辛苦，陪我在苍茫暮色中寻访罗曼罗兰的故里与墓园。
感谢我的中学班主任金程鹏先生与南开大学的刘泽华先生，他们给了我慈父严师般的教诲，鼓励我竭尽所能、辛勤思想；感谢我在巴黎大学的两位导师luciensfez和pierremusso先生，我在传播学研究上的一些领悟与方法，很多都是受益于他们的启迪；感谢巴黎的陈彦先生，他为我在巴黎的生活与思考提供了热忱无私的帮助。
感谢本书特约编辑、曾经为山坳上的中国熬了九天九夜的许医农先生。自叹“出入百家之门，自己无家可归”的许老今已七旬，她为本书的编辑提出了无比宝贵的意见。许老之于生命与思想的激情，之于工作的细致与严谨，足以让我仰望。
感谢秦朔先生为思想国作序，感谢我在南风窗工作的师友，是他们在我游学为难之际，伸出了援助之手；感谢南方报业和新京报社的朋友，相信未来中国将会记住他们在推动中国社会建设与公共空间转型过程中的种种挫折与努力。
感谢这些与我盛开在同一时代的花朵，感谢所有与我共此征程的时代同路人，之于你们，我将始终如一地，心怀温情与敬意。
己的理想。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思想国，既拥有关乎自己的全部主权，又能够开放心灵的边界。如你所知，只有个体的欲望被承认，他才有被尊重的可能，因为“有尊严地活着”同样是我们的欲望的一部分。没有真实的个体的欲望，我们也不可能订立持之有效的真实的契约。
在欧洲读书、写作的这几年，同样是我的心灵与思想得以提升的重要的几年。我对自己充满了感恩之情，是我给了自己机会，走出原来生活的磕绊，开始一心一意做自己最重要的事。我相信，一个民族要想获得持久的创造力与生命力，就要不断地有人从旧有的生活方式与仪式之中解放自己。如人所忧，人生可能毫无意义，但是，倘使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它一定意义非凡。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人，所有抱持平凡而高贵之心灵者，要积极地做自己想做和能做的事——把一生当作事业来做，把一生当作自己真正的远大前程。
然而，我并不认为，自我实现需要有一种与现实或过去决裂的姿态。我的心地平常而宁静，是因为我有一个信念，21世纪将是一个和解的世纪。
当然，和解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自由，二是合作。没有自由前提的合作，只可能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吞并。在此基础上，人必须有自己“合法的偏见”（伽达默尔语）或“合法的隔阂”人有隔阂未必全然是坏事情，因为它有利于我们保持某种独立的情怀，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尊重异己的自由。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上说，世界历史上所有大一统政治与思想灌输，都具有某种“传播乌托邦”的性质。
在源泉一书中，作者安兰德借主人公爱德华洛克之口辩护说，一个人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并没有尖牙和利爪，也没有犄角触须和强健的肌肉，大脑就是他唯一的武器。所以，洛克说“人世间首要的权利便是自我的权利。人类首要的使命就是对自己尽职尽责。”“我们可以将一顿饭分给许多人来吃，我们却无法在一个集体的胃里去消化这顿饭。没有一个人能用自己的肺来代替别人呼吸。没有哪个人能用自己的大脑代替别人去思考。”所以说，我们使人类社会长久不衰的唯一法宝，就是我们能够独立思想。
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一个人，既要守住自己心灵的边界，同时又要有开放的思想。以独立为唯一目的而不谈合作的人类是没有前途的。众所周知，任何生命必然拥有一个开放的系统，任何拒绝食物的人、自我封闭的国家都会失去自己的活力，走向衰亡。即使是受到人们赞美的瓦尔登湖边的梭罗，也要回到社会与人交往。
如果我们愿意以更宏大的眼光来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无论是个性解放，还是民族独立，我们都可以把它视作个人或者群体对自由与独立的争取。但是，仅仅争取自由、独立是不够的，因为独立与自由都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古往今来，人们争取迁徙自由，但迁徙自由并非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之所以要争取这个自由，是为了更好地成就我们自己，更好地交往，借此获得一种持久的创造、有保障的幸福。
自由不是孤立主义，它应该在平等基础上走向一种合作或者和解。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象征孤立主义的柏林墙的倒掉，看到20世纪战火连天的欧洲与东亚国家，在国家纷纷独立自由后，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谋求共同的利益和共生的繁荣。从世界大政治来说，如果说20世纪我们着重解决主权自由问题，那么21世纪则要着重解决主权合作（让渡）问题，使世界获得可期的成长。全球化、欧洲国家边界开放、全球治理等观念的流行，无一不在昭示：从个体而言，人唯有自由，才可能激发潜能、有所创造；从群体而言，唯有走向合作与和解，人类才可能真正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尊敬的m兄，我在这里给你写这封信，更愿意把它当作思想国一书的后记。我愿意借这一角书页，表达我对你，对j兄以及许多默默支持我的亲人与师友们的谢意。
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妻子和女儿，是她们不辞辛苦，陪我在苍茫暮色中寻访罗曼罗兰的故里与墓园。
感谢我的中学班主任金程鹏先生与南开大学的刘泽华先生，他们给了我慈父严师般的教诲，鼓励我竭尽所能、辛勤思想；感谢我在巴黎大学的两位导师luciensfez和pierremusso先生，我在传播学研究上的一些领悟与方法，很多都是受益于他们的启迪；感谢巴黎的陈彦先生，他为我在巴黎的生活与思考提供了热忱无私的帮助。
感谢本书特约编辑、曾经为山坳上的中国熬了九天九夜的许医农先生。自叹“出入百家之门，自己无家可归”的许老今已七旬，她为本书的编辑提出了无比宝贵的意见。许老之于生命与思想的激情，之于工作的细致与严谨，足以让我仰望。
感谢秦朔先生为思想国作序，感谢我在南风窗工作的师友，是他们在我游学为难之际，伸出了援助之手；感谢南方报业和新京报社的朋友，相信未来中国将会记住他们在推动中国社会建设与公共空间转型过程中的种种挫折与努力。
感谢这些与我盛开在同一时代的花朵，感谢所有与我共此征程的时代同路人，之于你们，我将始终如一地，心怀温情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