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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他坐着发闷时，处长把他召了过去。
“耿科长，这段时间还要辛苦你呀。你看，两个调研科长都出去了，公司急着要的调研报告还没定稿。你笔头子硬，就帮着把它弄完好吗。”
“好。”他低声回答。想了想，提出一个问题：“处长，第5期调研杂志还没编好，原定的出版日期到了呀。”
“杂志的事往后放一放！调研报告公司领导在催着要呢，你说哪个事该先办？”处长有些不高兴了。
他还能说什么？拿着材料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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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飞快。半个月后，那两份调研报告定稿了，那两个科长也满脸喜色、精神焕发地回来了。正当他静下心来想编辑刊物时，国庆节到了。
国庆节后上班，他和金英、薛梅三人全力投入到刊物的编辑、校对之中，每天都要跑几趟印刷厂。尽管这样，他还是受到了处长的批评。一次全处会议上，处长点了他的名：
“耿科长，你那个杂志比红旗出版还难哪。原定十一前要出的东西，怎么到现在还看不到？公司王经理和赵书记几次问这事呢。”
他感到自己的头霍地大了。“我的工作你处长还不清楚吗？你给了我多少做本职工作的时间呀？”不过这话他并没有说出来。不能在公开场合与领导对抗――这点常识他懂。
但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怎么回事？处长似乎不是原来那个处长了。说起来，处长还是他的老领导呢。十几年前，处长还在公司宣传部当报道组组长时，他就在他的手下干。公司成立调研处，他是和处长一起从报社调过来的。他对处长十分钦佩、敬重，两人关系一直不错。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感到处长对他冷淡多了，平时见了爱理不理的；他有什么不当的地方，处长总是在会上公开批评。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也不符合处长的工作作风呀。这其中一定有原因！
那一段时间，他除了工作，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思绪自这次会议不断往回追溯：改稿、下厂劳动、分鸡突然，他的脑海清晰地闪现出那天给处长家送鸡的一幕，以及后来聊天时金英那饱含深意朝他直眨的眼睛。
“那天我是不该议论这事。可是，后来再也没有谈起它呀！难道，金英和薛梅两人中，有谁向处长告了密。。”
他陷入深深的痛苦和自责之中。真是“祸从口出”呀。自己都快四十的人了，怎么还这么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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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怎么办？”上班的路上，他想。
“我该怎么办？”下班的路上，他想。
“我该怎么办？”晚上睡不着时，他也在想。
“你在干什么呀？翻来覆去的，别人还睡不睡？”一天晚上，肖兰实在忍无可忍，向他提出了抗议。
他忍不住将自己所思所想全部告诉了妻子，妻子听后竟半天不吭声。
“你说呀，我该怎么办？”他着急了。
“你说怎么办？我告诫你多少次：祸从口出！可是你根本不当一回事！”妻子突然发火了，狠狠将他数落了一顿。
他目瞪口呆，恨得直想捶自己的脑袋。
妻子看他没有任何反应，倒急了，翻转身来安慰他：“现在着急有什么用？还是个大男人呢。了不起不在他手下干了！哪里不能混一碗饭吃？别想那么多了，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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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底的时候，两件事使他下定了调离的决心。
一件事是：处里根据公司要求，上报了年终晋级人员名单，上面没有他。这一消息是处长谈话时告诉他的。原因是他们科没有按时完成刊物的编辑出版任务。第二件事是：公司下达了职称评定文件，以他目前的岗位，只能评经济师职称。这样，他就要从新闻系列转到经济系列来，还要通过业务考核和理论考试。
此前，他和妻子曾多次商量过“调走”问题。妻子反复叮嘱他：这回你嘴一定要把稳点，再不能乱说了。要走也不能闹情绪，还必须找个正当理由，这样才不会得罪处长。正好，公司下发的评职称的文件，适时地给了他一个堂而皇之的调动理由。
他开始悄悄跑组织部，跑报社。十月底的一天，他再次踏进了公司组织部的大门。
“你真的要回报社？”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盯着他轻声地问。在得到他肯定的回答后，又推心置腹地说：“虽说你是从报社编辑科长的位置调过来的，但现在实行的都是聘任制。报社中层干部已经聘齐了，你再回去就没有科长的职务，只能当一般的编辑或记者。这一点你可要想清楚。”
“这一点我想过了。我不怨组织。我是学新闻的，也喜欢写作。没有职务还有职称吧。一辈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想也就可以了。”他本来还想多说几句，又怕不妥得罪了人。毕竟，机关中许多人是以向上爬为奋斗目标的。
“你能这样想就好。在公司里像你样主动辞去科长职务的，还是第一个呢。不过，你还是要写个正式的请调报告，并且要经你们处长签字同意。”
“好。”他从干部科长手里接过一张表格，返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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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他想象，调动进行得非常顺利。处长接到他的请调报告，看了一眼，说：“放在我这儿吧。”第二天，他还未去问，处长已在报告上签了“同意”两字并返还给了他。处长表情平静，一句话也没说，仿佛一切全在他的意料之中。
“说不定处长正等着这一天呢。”他想，心中并未有多少难过。毕竟，调走是自己主动提出的。通过这一场风波他也看清楚了自己：连“喜怒不形于色”这一点都做不到，还在官场上混什么混？还是回去干自己的老本行吧。写出好的文章，就会有读者喝彩，还能赚些稿费回来。那样活着不也很有意思吗？
正式走的那天，处长为他召开了欢送会。更令他没想到是，处长将处里小金库（其实就是卖旧报纸的钱）他应得的一份钱也算给了他。处长真是个有肚量的好处长呢，散会后还像兄长一样拍着他的肩：“你先回去，说不定哪天我也会回去的！”又派了几个人抬桌子送他。报社那边也有一些人来接。大家都是熟人，嘻嘻哈哈的，你打我一拳，我捅你一下，一路欢笑地回到了报社。
到了办公室，来的人渐渐走了，他收拾完东西，坐下来望望四周，突然感到有一种可怕的寂静。
“其实机关里平时也总是这么静的，只不过我没留心罢了！”他想，苦笑地摇了摇头。
正当他坐着发闷时，处长把他召了过去。
“耿科长，这段时间还要辛苦你呀。你看，两个调研科长都出去了，公司急着要的调研报告还没定稿。你笔头子硬，就帮着把它弄完好吗。”
“好。”他低声回答。想了想，提出一个问题：“处长，第5期调研杂志还没编好，原定的出版日期到了呀。”
“杂志的事往后放一放！调研报告公司领导在催着要呢，你说哪个事该先办？”处长有些不高兴了。
他还能说什么？拿着材料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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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飞快。半个月后，那两份调研报告定稿了，那两个科长也满脸喜色、精神焕发地回来了。正当他静下心来想编辑刊物时，国庆节到了。
国庆节后上班，他和金英、薛梅三人全力投入到刊物的编辑、校对之中，每天都要跑几趟印刷厂。尽管这样，他还是受到了处长的批评。一次全处会议上，处长点了他的名：
“耿科长，你那个杂志比红旗出版还难哪。原定十一前要出的东西，怎么到现在还看不到？公司王经理和赵书记几次问这事呢。”
他感到自己的头霍地大了。“我的工作你处长还不清楚吗？你给了我多少做本职工作的时间呀？”不过这话他并没有说出来。不能在公开场合与领导对抗――这点常识他懂。
但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怎么回事？处长似乎不是原来那个处长了。说起来，处长还是他的老领导呢。十几年前，处长还在公司宣传部当报道组组长时，他就在他的手下干。公司成立调研处，他是和处长一起从报社调过来的。他对处长十分钦佩、敬重，两人关系一直不错。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他感到处长对他冷淡多了，平时见了爱理不理的；他有什么不当的地方，处长总是在会上公开批评。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也不符合处长的工作作风呀。这其中一定有原因！
那一段时间，他除了工作，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思绪自这次会议不断往回追溯：改稿、下厂劳动、分鸡突然，他的脑海清晰地闪现出那天给处长家送鸡的一幕，以及后来聊天时金英那饱含深意朝他直眨的眼睛。
“那天我是不该议论这事。可是，后来再也没有谈起它呀！难道，金英和薛梅两人中，有谁向处长告了密。。”
他陷入深深的痛苦和自责之中。真是“祸从口出”呀。自己都快四十的人了，怎么还这么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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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怎么办？”上班的路上，他想。
“我该怎么办？”下班的路上，他想。
“我该怎么办？”晚上睡不着时，他也在想。
“你在干什么呀？翻来覆去的，别人还睡不睡？”一天晚上，肖兰实在忍无可忍，向他提出了抗议。
他忍不住将自己所思所想全部告诉了妻子，妻子听后竟半天不吭声。
“你说呀，我该怎么办？”他着急了。
“你说怎么办？我告诫你多少次：祸从口出！可是你根本不当一回事！”妻子突然发火了，狠狠将他数落了一顿。
他目瞪口呆，恨得直想捶自己的脑袋。
妻子看他没有任何反应，倒急了，翻转身来安慰他：“现在着急有什么用？还是个大男人呢。了不起不在他手下干了！哪里不能混一碗饭吃？别想那么多了，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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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底的时候，两件事使他下定了调离的决心。
一件事是：处里根据公司要求，上报了年终晋级人员名单，上面没有他。这一消息是处长谈话时告诉他的。原因是他们科没有按时完成刊物的编辑出版任务。第二件事是：公司下达了职称评定文件，以他目前的岗位，只能评经济师职称。这样，他就要从新闻系列转到经济系列来，还要通过业务考核和理论考试。
此前，他和妻子曾多次商量过“调走”问题。妻子反复叮嘱他：这回你嘴一定要把稳点，再不能乱说了。要走也不能闹情绪，还必须找个正当理由，这样才不会得罪处长。正好，公司下发的评职称的文件，适时地给了他一个堂而皇之的调动理由。
他开始悄悄跑组织部，跑报社。十月底的一天，他再次踏进了公司组织部的大门。
“你真的要回报社？”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盯着他轻声地问。在得到他肯定的回答后，又推心置腹地说：“虽说你是从报社编辑科长的位置调过来的，但现在实行的都是聘任制。报社中层干部已经聘齐了，你再回去就没有科长的职务，只能当一般的编辑或记者。这一点你可要想清楚。”
“这一点我想过了。我不怨组织。我是学新闻的，也喜欢写作。没有职务还有职称吧。一辈子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想也就可以了。”他本来还想多说几句，又怕不妥得罪了人。毕竟，机关中许多人是以向上爬为奋斗目标的。
“你能这样想就好。在公司里像你样主动辞去科长职务的，还是第一个呢。不过，你还是要写个正式的请调报告，并且要经你们处长签字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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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定处长正等着这一天呢。”他想，心中并未有多少难过。毕竟，调走是自己主动提出的。通过这一场风波他也看清楚了自己：连“喜怒不形于色”这一点都做不到，还在官场上混什么混？还是回去干自己的老本行吧。写出好的文章，就会有读者喝彩，还能赚些稿费回来。那样活着不也很有意思吗？
正式走的那天，处长为他召开了欢送会。更令他没想到是，处长将处里小金库（其实就是卖旧报纸的钱）他应得的一份钱也算给了他。处长真是个有肚量的好处长呢，散会后还像兄长一样拍着他的肩：“你先回去，说不定哪天我也会回去的！”又派了几个人抬桌子送他。报社那边也有一些人来接。大家都是熟人，嘻嘻哈哈的，你打我一拳，我捅你一下，一路欢笑地回到了报社。
到了办公室，来的人渐渐走了，他收拾完东西，坐下来望望四周，突然感到有一种可怕的寂静。
“其实机关里平时也总是这么静的，只不过我没留心罢了！”他想，苦笑地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