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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叫喊声，她们俩迅速分开。冯翠脸整理了一下有点凌乱的头发，擦一把脸上的泪水，然后装着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时，昭阗已经走到跟前了。
“我说呢，原来翠莲姑娘也在这儿呢。”昭阗打趣道。
翠莲不理他，鲍福却说：“二哥找我有什么事儿？”
“我还以为你出去了呢，原来在这里消遣呢。二哥真不会来，把你的好事儿给搅了。”昭阗阴阳怪气地说。
“卑鄙！”翠莲忍不住骂道。
“翠莲姑娘，别多心，我什么都没看到。”说着，又去拽翠莲的衣袖，却被她一把摔开。
“二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随便说说呗。”
“鲍昭阗，你别以为世界上的男人都像你一样无耻，人家鲍福哥可不是那种人。”
“可我并没有说他对你怎么样？”昭阗狡辩道。
“二哥，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
“不是我找你，是黄组长那边有请。快去吧，说不定他已经等得很着急了。”
一听是黄组长在叫他，鲍福连忙赶着羊往家里走；翠莲一看昭阗在身边，早沿着南面的小路独自走了。昭阗被远远地丢在了后面。
鲍福从家里出来，一路寻思着：黄组长这个时候叫我，究竟有什么事儿？他寻思来寻思去，总是找不着答案。正想着，猛一抬头，已经到了大队部的门口了。
黄组长招呼他进来，回头立即把门关上。这个很小的动作却使得鲍福异常警觉起来。
黄组长尽量使语气保持平静，但激动的情绪依然能流露出来：“鲍福，”他已经很久没有在名字的后面加上“同志”二字了，“请原谅我这么晚了还打扰你，不然的话，以后再说请你原谅的话就有点儿说不出口了。”
在鲍福的心目中，黄组长说话总是那么客气。本来嘛，他们之间说是同志关系也好，上下级关系也罢，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儿，时间一长，鲍福对于他的客气也就习以为常了。然而今天的客气鲍福隐隐觉得有点儿反常。于是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他似乎有些不安起来：“怎么，有那么严重吗？”
“还记得今天下午你问过我的话吗？”
“今天下午我问你说的话太多了，你指的是哪一句？”
“在台子上面，你的弦断的时候。”
“哦，我记起来了。那不过是一句玩笑的话，你老兄何必当真？”
“不是玩笑，我真有一件不该瞒你的事儿却瞒起你来了？”
“什么事儿？”鲍福几乎有些焦躁起来。
“我和霍组长最近可能被调走。”黄组长说这句话的时候极力地躲避着鲍福的目光，为了不使对方过分惊愕，他故意加了“可能”两个字。
“什么？怎么会是这样？”鲍福果然惊愕起来。
“是真的。”黄组长点头道。
鲍福低下头，沉默了良久，才自言自语地说：“完了，完了，真像拉胡琴拉到**突然断了弦似的了。可是要断断外弦呀，光有里弦照样能拉，现在断的是里弦，下面的戏如何再唱下去啊？”
“鲍福呀，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们俩走了，组织上还会派工作能力更强的同志来的嘛，工作总会有人来完成的。”
“黄组长。”鲍福激动地站了起来“你今天让我来，就是想跟我说这些话的吗？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那您就大可不必浪费口舌了，你还是留着对别人讲去吧。”
“鲍福，小声点儿，别激动，坐下来说。”
鲍福也觉得刚才有些失态，于是坐下来，尽可能地把声音压到最低：“老黄哥，既然咱们都到了这个份儿上了，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黄组长长叹了一口气，神态仿佛一下子衰老了许多。他低着头，并且来回摇晃着：“一言难尽哪！”
“那，总得有个说法吧？你们哪点儿干的不好？没卖力？苦吃得还不够？”
“这么说吧，”黄组长把头抬起来“从我个人的情况来讲，这是我长期以来的愿望；从大局着眼，这是工作的需要。鲍福，你也知道，咱们俩相比，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咱们都热衷于文化艺术，过去我也一直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可是一年前，组织上愣是把我安排到农村基层位置上来，怎么办？总不能撂挑子吧？干呗！‘人贵有自知之明’，我非常了解我自己。说得好听点儿，我并不适应这项工作；说得实际点儿，我工作起来实在感到力不从心呀。”
“你在这里不是干得挺好的吗？说实在的，跟着你干，我还真觉得对把。”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也许这也正是你所说的对把的缘故吧！”
“除了这，又为了什么？”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这个村与其他的地方比较起来，情况既复杂又特殊。许多问题不像一开始想象的那么简单。工作组进村一年多来，不仅没有把许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妥善解决好，相反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当然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霍组长和我没有把工作做好，但是除了我们俩的原因之外也有许多村子里所固有的原因，而这种原因又恰恰是根深蒂固的，短时间内是很难消化的。譬如说吧，芦花村不仅在全县而且在全区范围内都能称的上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村庄之一，特别是这里有着全区最早的党支部之一。一九四七年刘邓首长跨越黄河挺进大别山时，这里曾经作为刘邓大军驻足的第一个阵地，并为解放羊山立下了汗马功劳。解放后，从这个村子里走出去的干部分布在全国许多省地，光是副部级的就有两三人。这些干部们虽然很少回家，甚至一辈子都难得回来一次，可是他们对村子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即使他们本人不希望对村庄产生什么影响，但相关的人完全可以利用他们的影响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样一来，村里的事情就复杂多了，工作组时刻都处于被动地位。你想，我们这个班子的能力本来就很薄弱，再面对这样一种强大的压力，能承受的了吗？”
“照你这么说，即使再换了人，也同样会面临这个烂摊子呀。”
“这就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既不敢对后来的班子十分恭维，也不敢对他们的工作估计得太乐观。总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听天由命吧！”
“听你这么一说，我今天也终于想通了。”鲍福像泄了气的皮球。
“鲍福，我可要提醒你，”黄组长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你千万不要想得太多，我并没有别的意思，下一步的工作该怎么做还得怎么做，只是遇事要多动动脑子，看在咱们共事一年多的份儿上，我觉得这些话还是应该提醒你一下为好。”
“这你就不必再客气了，你提醒得很对，我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
“另外我跟老霍工作变动的事儿上级还没有正式下文，估计这两天就到，其他同志还不知道，你千万要注意保密哪。”
“您放心。”
黄组长突然觉得像卸下来一副重担一样轻松，他说话语气也比刚才平静多了：“哎，鲍福，今儿个你的弦儿断了，怎么一下子就想到我身上呢？”
“亏你还是饱学之士呢，难道你就没听说过‘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典故？大概知音相遇，弦儿上总会有预兆的。我这也是听一位老琴师说的。”鲍福说完，心里一阵阵沉重。
“是啊，知音难觅呀！”黄组长无限感慨地说。
“你这一去，下一步要在哪里高就？”
“什么高就？还不得先在家里呆上个一年半载啊。”他忽然觉得这种回答太让人消沉了，于是又补充道：“也许还会更短一些，估计下一步进商业的可能性比较大。到时候我会给你写信的。”
鲍福望着这张再熟悉不过的脸，忽然觉得陌生起来。几天来，他的心情复杂透了，酸甜苦辣几乎尝了个遍，他都不知道他现在的心情究竟变成什么样了。刚才他听黄组长说出要调走的话，着实伤痛了一阵子，现在听说将来要进商业的话，又跟着高兴起来。他正想对黄组长说几句道喜的话，却忽然对自己这一年多来的表现悔恨起来。黄组长这人太好了，咱光知道腆着老脸口口声声地叫嚷跟人家“对把”但仔细回想一下，在过去的日子里咱除了给人家添乱以外还为人家做了什么？人家遇事不是替咱遮拦就是为咱协调，咱却事事都闹情绪。这下好了，人家一走，几时才能再见面？想到这里，他忍不住哭了起来。
“鲍福，你这又是为了什么呢？”黄组长尽管努力地控制着情绪，但也觉得嗓子里有些涩。
鲍福也不答话，只是趴在桌面上哭。据他后来回忆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二次痛哭，第一次哭是他初中毕业与他的班主任郭老师分手的时候。除此之外，即使幼小时在街上受了欺负或者在家里受了委屈，他都没哭过。
黄组长看到他哭得如此伤心，自己也在暗暗地抹眼泪。
过了很久，黄组长大概觉得鲍福哭累了，才决定重新调整一下情绪：“不哭了，说点儿高兴的吧。我家就住在燕子塔前，方便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家里做客。到那时，咱弟兄俩想说多长时间就说多长时间，想喝多少就喝多少，谁也管不了。还有，到时候千万带着小圣侄儿，我家里别的东西没有，书有的是，如果喜欢，随便拿去看就是了。这孩子有教养，好学，将来肯定有出息，我非常喜欢他，你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培养好。”
果然这几句话听起来特别顺耳，鲍福又振作起来了。一刹那，他将自己跟黄组长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如果说过去他们之间除了干群关系以外，还有那么一小点儿朦胧不清的个人关系的话，那么从现在起，他们就是正儿八经的朋友关系了。一想到“朋友”两个字，鲍福又来了精神。他的朋友固然很多，而且分布的行道也相当广，但唯一没有当干部的朋友。从今天起，当干部的朋友也有了，他很想现在就庆贺一下，最好是把黄组长拉到家里喝个一醉方休，然而他知道黄组长是不会跟他去的。所幸的是，尽管面前没有酒，但因为心情好，他也跟喝了酒似的。现在他的思维很活跃，他想到了许多过去不曾想到或者虽然想到了但始终不敢提问的问题，他要赶在黄组长调走之前把这些问题问一遍。他一直认为在他的朋友圈儿里，没有谁比黄组长的学问更大，也没有谁比黄组长懂的政策更多。于是他问：“社员搞副业跟发家致富有什么不同？”“新生资产阶级暴发户有什么标准？”“贫农成分能延续多少辈子？”“农村户口的孩子有没有吃国粮的可能？”黄组长虽然都做了回答，但这些回答明显都是摸棱两可的。好在鲍福这时候只是为提问而提问，根本就没有关注黄组长的回答能否真正解决了他的心理问题。其实黄组长也清楚得很，如此问答除了能说明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外，再无其他意义。
鲍福忽然想起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却踌躇了。
黄组长见他面有难色，于是调侃道：“该问的都问了，不该问的你也问了，难道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鲍福见如此说，只好将上眼皮垂到接近下眼皮的位置，口齿不清地嘟囔道：“你一直把我当兄弟对待，看来这个兄弟我不想再做下去了。”
黄组长像被人从蒸笼里猛地提溜到冰窟窿里一样，他一向很温柔的目光忽然变得可怕起来：“怎么，我又说错什么了？”
“没有，句句都说到我心里去了。”鲍福还是不敢让上眼皮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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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叫喊声，她们俩迅速分开。冯翠脸整理了一下有点凌乱的头发，擦一把脸上的泪水，然后装着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时，昭阗已经走到跟前了。
“我说呢，原来翠莲姑娘也在这儿呢。”昭阗打趣道。
翠莲不理他，鲍福却说：“二哥找我有什么事儿？”
“我还以为你出去了呢，原来在这里消遣呢。二哥真不会来，把你的好事儿给搅了。”昭阗阴阳怪气地说。
“卑鄙！”翠莲忍不住骂道。
“翠莲姑娘，别多心，我什么都没看到。”说着，又去拽翠莲的衣袖，却被她一把摔开。
“二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随便说说呗。”
“鲍昭阗，你别以为世界上的男人都像你一样无耻，人家鲍福哥可不是那种人。”
“可我并没有说他对你怎么样？”昭阗狡辩道。
“二哥，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
“不是我找你，是黄组长那边有请。快去吧，说不定他已经等得很着急了。”
一听是黄组长在叫他，鲍福连忙赶着羊往家里走；翠莲一看昭阗在身边，早沿着南面的小路独自走了。昭阗被远远地丢在了后面。
鲍福从家里出来，一路寻思着：黄组长这个时候叫我，究竟有什么事儿？他寻思来寻思去，总是找不着答案。正想着，猛一抬头，已经到了大队部的门口了。
黄组长招呼他进来，回头立即把门关上。这个很小的动作却使得鲍福异常警觉起来。
黄组长尽量使语气保持平静，但激动的情绪依然能流露出来：“鲍福，”他已经很久没有在名字的后面加上“同志”二字了，“请原谅我这么晚了还打扰你，不然的话，以后再说请你原谅的话就有点儿说不出口了。”
在鲍福的心目中，黄组长说话总是那么客气。本来嘛，他们之间说是同志关系也好，上下级关系也罢，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儿，时间一长，鲍福对于他的客气也就习以为常了。然而今天的客气鲍福隐隐觉得有点儿反常。于是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他似乎有些不安起来：“怎么，有那么严重吗？”
“还记得今天下午你问过我的话吗？”
“今天下午我问你说的话太多了，你指的是哪一句？”
“在台子上面，你的弦断的时候。”
“哦，我记起来了。那不过是一句玩笑的话，你老兄何必当真？”
“不是玩笑，我真有一件不该瞒你的事儿却瞒起你来了？”
“什么事儿？”鲍福几乎有些焦躁起来。
“我和霍组长最近可能被调走。”黄组长说这句话的时候极力地躲避着鲍福的目光，为了不使对方过分惊愕，他故意加了“可能”两个字。
“什么？怎么会是这样？”鲍福果然惊愕起来。
“是真的。”黄组长点头道。
鲍福低下头，沉默了良久，才自言自语地说：“完了，完了，真像拉胡琴拉到**突然断了弦似的了。可是要断断外弦呀，光有里弦照样能拉，现在断的是里弦，下面的戏如何再唱下去啊？”
“鲍福呀，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们俩走了，组织上还会派工作能力更强的同志来的嘛，工作总会有人来完成的。”
“黄组长。”鲍福激动地站了起来“你今天让我来，就是想跟我说这些话的吗？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那您就大可不必浪费口舌了，你还是留着对别人讲去吧。”
“鲍福，小声点儿，别激动，坐下来说。”
鲍福也觉得刚才有些失态，于是坐下来，尽可能地把声音压到最低：“老黄哥，既然咱们都到了这个份儿上了，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黄组长长叹了一口气，神态仿佛一下子衰老了许多。他低着头，并且来回摇晃着：“一言难尽哪！”
“那，总得有个说法吧？你们哪点儿干的不好？没卖力？苦吃得还不够？”
“这么说吧，”黄组长把头抬起来“从我个人的情况来讲，这是我长期以来的愿望；从大局着眼，这是工作的需要。鲍福，你也知道，咱们俩相比，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咱们都热衷于文化艺术，过去我也一直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可是一年前，组织上愣是把我安排到农村基层位置上来，怎么办？总不能撂挑子吧？干呗！‘人贵有自知之明’，我非常了解我自己。说得好听点儿，我并不适应这项工作；说得实际点儿，我工作起来实在感到力不从心呀。”
“你在这里不是干得挺好的吗？说实在的，跟着你干，我还真觉得对把。”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也许这也正是你所说的对把的缘故吧！”
“除了这，又为了什么？”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这个村与其他的地方比较起来，情况既复杂又特殊。许多问题不像一开始想象的那么简单。工作组进村一年多来，不仅没有把许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妥善解决好，相反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当然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霍组长和我没有把工作做好，但是除了我们俩的原因之外也有许多村子里所固有的原因，而这种原因又恰恰是根深蒂固的，短时间内是很难消化的。譬如说吧，芦花村不仅在全县而且在全区范围内都能称的上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村庄之一，特别是这里有着全区最早的党支部之一。一九四七年刘邓首长跨越黄河挺进大别山时，这里曾经作为刘邓大军驻足的第一个阵地，并为解放羊山立下了汗马功劳。解放后，从这个村子里走出去的干部分布在全国许多省地，光是副部级的就有两三人。这些干部们虽然很少回家，甚至一辈子都难得回来一次，可是他们对村子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即使他们本人不希望对村庄产生什么影响，但相关的人完全可以利用他们的影响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样一来，村里的事情就复杂多了，工作组时刻都处于被动地位。你想，我们这个班子的能力本来就很薄弱，再面对这样一种强大的压力，能承受的了吗？”
“照你这么说，即使再换了人，也同样会面临这个烂摊子呀。”
“这就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既不敢对后来的班子十分恭维，也不敢对他们的工作估计得太乐观。总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听天由命吧！”
“听你这么一说，我今天也终于想通了。”鲍福像泄了气的皮球。
“鲍福，我可要提醒你，”黄组长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你千万不要想得太多，我并没有别的意思，下一步的工作该怎么做还得怎么做，只是遇事要多动动脑子，看在咱们共事一年多的份儿上，我觉得这些话还是应该提醒你一下为好。”
“这你就不必再客气了，你提醒得很对，我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
“另外我跟老霍工作变动的事儿上级还没有正式下文，估计这两天就到，其他同志还不知道，你千万要注意保密哪。”
“您放心。”
黄组长突然觉得像卸下来一副重担一样轻松，他说话语气也比刚才平静多了：“哎，鲍福，今儿个你的弦儿断了，怎么一下子就想到我身上呢？”
“亏你还是饱学之士呢，难道你就没听说过‘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典故？大概知音相遇，弦儿上总会有预兆的。我这也是听一位老琴师说的。”鲍福说完，心里一阵阵沉重。
“是啊，知音难觅呀！”黄组长无限感慨地说。
“你这一去，下一步要在哪里高就？”
“什么高就？还不得先在家里呆上个一年半载啊。”他忽然觉得这种回答太让人消沉了，于是又补充道：“也许还会更短一些，估计下一步进商业的可能性比较大。到时候我会给你写信的。”
鲍福望着这张再熟悉不过的脸，忽然觉得陌生起来。几天来，他的心情复杂透了，酸甜苦辣几乎尝了个遍，他都不知道他现在的心情究竟变成什么样了。刚才他听黄组长说出要调走的话，着实伤痛了一阵子，现在听说将来要进商业的话，又跟着高兴起来。他正想对黄组长说几句道喜的话，却忽然对自己这一年多来的表现悔恨起来。黄组长这人太好了，咱光知道腆着老脸口口声声地叫嚷跟人家“对把”但仔细回想一下，在过去的日子里咱除了给人家添乱以外还为人家做了什么？人家遇事不是替咱遮拦就是为咱协调，咱却事事都闹情绪。这下好了，人家一走，几时才能再见面？想到这里，他忍不住哭了起来。
“鲍福，你这又是为了什么呢？”黄组长尽管努力地控制着情绪，但也觉得嗓子里有些涩。
鲍福也不答话，只是趴在桌面上哭。据他后来回忆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二次痛哭，第一次哭是他初中毕业与他的班主任郭老师分手的时候。除此之外，即使幼小时在街上受了欺负或者在家里受了委屈，他都没哭过。
黄组长看到他哭得如此伤心，自己也在暗暗地抹眼泪。
过了很久，黄组长大概觉得鲍福哭累了，才决定重新调整一下情绪：“不哭了，说点儿高兴的吧。我家就住在燕子塔前，方便的时候，你一定要到家里做客。到那时，咱弟兄俩想说多长时间就说多长时间，想喝多少就喝多少，谁也管不了。还有，到时候千万带着小圣侄儿，我家里别的东西没有，书有的是，如果喜欢，随便拿去看就是了。这孩子有教养，好学，将来肯定有出息，我非常喜欢他，你无论如何也要把他培养好。”
果然这几句话听起来特别顺耳，鲍福又振作起来了。一刹那，他将自己跟黄组长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如果说过去他们之间除了干群关系以外，还有那么一小点儿朦胧不清的个人关系的话，那么从现在起，他们就是正儿八经的朋友关系了。一想到“朋友”两个字，鲍福又来了精神。他的朋友固然很多，而且分布的行道也相当广，但唯一没有当干部的朋友。从今天起，当干部的朋友也有了，他很想现在就庆贺一下，最好是把黄组长拉到家里喝个一醉方休，然而他知道黄组长是不会跟他去的。所幸的是，尽管面前没有酒，但因为心情好，他也跟喝了酒似的。现在他的思维很活跃，他想到了许多过去不曾想到或者虽然想到了但始终不敢提问的问题，他要赶在黄组长调走之前把这些问题问一遍。他一直认为在他的朋友圈儿里，没有谁比黄组长的学问更大，也没有谁比黄组长懂的政策更多。于是他问：“社员搞副业跟发家致富有什么不同？”“新生资产阶级暴发户有什么标准？”“贫农成分能延续多少辈子？”“农村户口的孩子有没有吃国粮的可能？”黄组长虽然都做了回答，但这些回答明显都是摸棱两可的。好在鲍福这时候只是为提问而提问，根本就没有关注黄组长的回答能否真正解决了他的心理问题。其实黄组长也清楚得很，如此问答除了能说明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外，再无其他意义。
鲍福忽然想起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却踌躇了。
黄组长见他面有难色，于是调侃道：“该问的都问了，不该问的你也问了，难道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鲍福见如此说，只好将上眼皮垂到接近下眼皮的位置，口齿不清地嘟囔道：“你一直把我当兄弟对待，看来这个兄弟我不想再做下去了。”
黄组长像被人从蒸笼里猛地提溜到冰窟窿里一样，他一向很温柔的目光忽然变得可怕起来：“怎么，我又说错什么了？”
“没有，句句都说到我心里去了。”鲍福还是不敢让上眼皮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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