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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亲眼目睹艾绪强被判处死刑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月时间，在这一个月里，我一直没有动笔记录这个在王府井制造血案的河南人，因为我还没有给这个人做一个准确的定位。我不希望引导我的读者误读这个河南人，尽管他血债累累，尽管他也博得过很多人的同情。
“他这人仇富。”在艾绪强被判决死刑前后，警察、检察官、法官、受害者，包括我熟悉的众多媒体记者，几乎所有接触这个案件的人，都这么告诉我。而几乎所有的媒体，以及网上的讨论，都把“仇富心理”当作一个话题重新讨论起来。这种讨论一度超越了艾绪强制造的王府井血案本身。
作为一名谨慎的政法记者，作为一个曾在河南工作拥有很多河南朋友的山东乡下人，我曾经从山东农村进入河南的一个繁华城市，用茫然的眼神注视过花花绿绿的城里人，我也曾在城市的夹缝中挣扎、彷徨过，对于艾绪强的心态我多少有点感同身受，所以我无法满足“仇富”这种简单、模糊而笼统的答案。在所有发言的声音中，有谁真正追寻过这起血案的社会和个人根源？有谁去关心过艾绪强的生活？有谁去探寻过他的人生和心灵轨迹？显然没有。
在详细参阅了艾绪强案件的卷宗之后，我依然找不到一个头绪，但是，艾绪强在法庭上发出的“替天行道”的荒唐借口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替天行道”这个词来自于我熟悉的水浒传，我希望能够在水浒传里找到答案，但我却在一个赫赫有名的绿林好汉身上，看到了艾绪强的影子。这个好汉便是行者武松，他跟随他的宋江哥哥祭起过“替天行道”的杏黄旗。
武松的故事自是家喻户晓，不用我多讲，而且这个梁山好汉也一直是我以及很多人崇拜的偶像。但是，在水浒传第31回张都监血溅鸳鸯楼，武行者夜走蜈蚣岭中，武松为了报复陷害他的张都监，潜回鸳鸯楼杀死了他的仇人张都监、蒋门神、张团练，这当然使读者大快人心。但是，在整个复仇的过程中，很多读者没有在意的是，武松还杀死了一个养马的后槽、两个后厨的丫鬟、两个亲随，以及都监夫人、唱曲的玉兰和两个小随从。最后，武松“走出中堂，把栓拴了前门，又入来，寻着两三个妇女，也都搠死在房里。”至此，武松已经“不由分说”杀死了12个无辜的丫鬟、随从、马夫，而且这些人都曾经或多或少地帮助过落魄的武松。直到杀光了张都监家人之后，武松才道：“我方才心满意足。”水浒传中有诗为证：
岂知天道能昭鉴，渍血尸横满画楼。
看完这一回，蓦然间我大梦初醒，突然看到这个被历代读者崇拜不已的“好汉”忘记了“天道昭鉴”留下滥杀无辜的血债。我又想到了在北京法院审判历史上一个轰动一时的大案，1982年北京女司机姚锦云因为单位扣她30。6元工资，为了泄愤而迁怒于无辜，在天安门前撞死5人，撞伤19人。
还有，我还想起最近几年发生的两起建国以来排名最前面的两起连环杀人惨案。一是河南连环杀人狂杨新海曾杀65人强xx23人，很多为灭门案。二是河南平舆杀人狂黄勇两年内接连杀害23名青少年，其中18名是当地中学生。
穿过这些层层血幕，我看到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恐怖主义的破坏性和杀伤力。这是我这篇文章要讲述的内容，或者称作主题也可以。
下面，我们开始讲述艾绪强制造血案的前尘后事。
遭遇冷漠，乡村主人成了城市边缘人
32岁的艾绪强来自河南农村，家在河南信阳兰店乡兰桥村。信阳地区是河南最穷的地方之一，兰桥村地处偏远落后山区，全村大约2000多人口，但有600多人在外务工，其中绝大部分在北京谋生。艾绪强一家住在早年盖的两间瓦房里，全家靠种地生活。艾绪强家有4亩地，其中2亩稻田，2亩旱地。
艾绪强家有父母和兄弟姐妹6人，小时候艾绪强曾经被弟弟将一只眼睛弄伤后失明。成年后他曾拥有一段短暂的婚姻。5年前，也就是2001年前后，婚姻失败后的艾绪强离开老家和哥哥外出打工以后，家里的几亩薄地就由他们年过六旬的父母在家耕种。
艾绪强来到北京朝阳区崔各庄乡奶西村，融入了成千上万的打工大军。这个距离城区不远的村落里聚集着上万名从全国各地来的农民工，主要以河南人为主。在汹涌的打工大军中，艾绪强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名。
在这个与城区相隔不远的村落里，生活在这里的河南人主要靠买卖废品为生。除了在村里谋生的人，还有许多民工每天进城上班，男人绝大部分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女人基本在饭馆做服务员。艾绪强5年前投奔早期来到这里的乡亲，住在散发出强烈的酸腐气息的废品山包之间一个出租屋里，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出租屋一个月的房租费是150元。但是，生活在这里的艾绪强经常在经济上捉襟见肘，他的房租经常是由哥哥嫂子帮忙支付。
艾绪强到奶西村5年的期间，早期曾做过买卖废品的营生。他生活的转机是从2004年年底开始，当时，村里的几家沙厂需要铲车司机，艾绪强得到这个消息后，就去城里学会了开铲车，回来以后就开始在沙厂工作。
这段时期无疑是艾绪强的幸福时光。在这之前，由于竞争激烈，靠收捡废品一个月能赚到1000块钱就算很好了。但学会开铲车的艾绪强因为有手艺，每个月能挣到3000多块钱，在同乡面前俨然是个成功人士。自从开上了铲车，他的房租再也没有让哥哥嫂子帮忙付过。
开上铲车之后，艾绪强的生活开始滋润起来，他很爱看书，经常去书摊租来一些杂志和武侠小说看。在此期间，艾绪强是快乐的，只是偶尔跟别人聊起他失败的婚姻，艾绪强才变得很不快，目光变得低沉，他曾经多次说过“那次婚姻让我第一次想到死”
但是，在开铲车半年多以后，接下来的日子又变得糟糕。因为沙厂严重污染环境，在有关部门干预下，沙厂不得不停工。而且，艾绪强应得的工资也没有得到及时发放。从那时候开始，艾绪强的情绪变得很坏。有时候他坐在出租屋门口一句话不说，闷在那儿好几个小时。
艾绪强在法庭上曾经当庭供述，自己的工资被拖欠，虽经多方反映，仍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他因此对社会失去信任，才决定报复社会。“我找过劳动局、记者、国家建设部，还给政府打了六次电话，但没打通，他们都不能帮我解决问题。”
而据媒体报道称，北京市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4年10月曾接待过艾绪强的举报，后来艾绪强的工作单位补发了他的703元工资，但只解决了很少一部分。公诉机关出示的材料也显示，艾绪强确实曾被拖欠工资。
根据艾绪强的哥哥向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显示，2005年8月以后，艾绪强整天睡不着觉，并且给家人留了一份遗书，后来他又将遗书撕碎。事发后其家属将遗书残片交给警方。遗书上隐约可以看到残留的字迹“不可天下人负我与其憔悴忧郁而死，不如壮壮烈烈去死我很想念刘霞我会报答你永别”
虽然没有准确的考证，但文中的“刘霞”应该就是艾绪强离异的前妻。而据媒体报道说，艾绪强离婚是“因身体原因”
为了准确还原艾绪强杀人前的生活轨迹，笔者在讲述艾绪强的过程中不想加入更多带有个人色彩的描述。我们无从知道艾绪强内心的痛苦，但是，据有关媒体称，艾绪强是因为“功能不健全”而离异，尽管这个说法无法考证，但是，一个“功能不健全”而离异男人，一个从乡下进城靠收捡废品谋生的单身男人，一个好不容易学了手艺有惨遭“下岗”的男人，一个付出艰辛劳动却拿不到血汗钱的男人，一个身处社会底层而精神长期沉浸在武侠小说世界里的男人，一个时时处处被歧视的“河南人”他复杂的心态我们应该怎样体会？
在信阳兰桥村，艾绪强是乡村的主人，但到了北京却成了靠捡拾废品为生的城市边缘人，在强势面前，他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对待，会孤立无援。而回到他武侠小说的内心江湖里，他会强大无比。这种两极心态，是就在极度自卑和极度自尊之间的冲撞。
如果仅仅如此，这个艾绪强我们倒是可以报以善意的可怜和关怀。但是，没有人关怀可怜他。
蓄意报复，艾氏911的个人恐怖主义
在写下遗书的几天后，2005年9月11日，艾绪强怀揣着铁块和尖刀来到了王府井。这个中国和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成为艾绪强报复“黑心富人”的战场。
9月11日，这个让世界上所有人都会产生与恐怖主义联想的日子，被艾绪强选定。而地点也是艾绪强刻意选定的。几年前，艾绪强的另外一个河南老乡，在离王府井不远的天安门广场，同样制造了一起令世人震惊的“天安门广场自焚案”
而令艾绪强做出报复社会行为的另一个原因，在很多人听来荒唐可笑，起码这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借口：“作为一个河南人，我受到了很多人的歧视，特别是在北京打工这几年感受很深，我们河南人已经忍无可忍了，我有意制造了这起暴力恐怖事件，就是想给河南人出口气。”
我不想对艾绪强制造的王府井血案进行再次渲染，对于整个事件的过程，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已经有较为冷静的记述：2005年9月11日10时许，艾绪强骗乘李文发驾驶的出租汽车，当车行至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侧路北时，艾绪强用事先准备的铁块猛击李文发头部，并用随身携带的尖刀猛刺其胸部，劫得李文发驾驶的出租汽车。后艾绪强驾驶该车沿王府井大街由北向南急速冲入步行人群，先后将9名行人撞倒，其中53岁的陈某、19岁的杨某被撞身亡，6人被撞伤。出租汽车驾驶员李文发也因被刺伤胸部及双上肢死亡艾绪强驾驶的出租车在王府井变成了夺命“铲车”只开过铲车的艾绪强无法控制出租车。“我想象着能控制，但车子发动就不听使唤了。比铲车要快，‘嗖’的一声就蹿了出去，想控制也控制不了。”最终，出租车撞上一个路灯杆才停下。就在这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艾绪强制造了3死9伤的王府井血案。
眼看着王府井大街上漫溢横流的鲜血，此时艾绪强才突然感到“特别紧张，知道自己跑不了了，车停了后我在车上找那把刀，那是我准备撞人后自杀用的，但没找到。”这是艾绪强主动交待的。
没有找到刀，浑身是血的艾绪强挣扎着从出租车里爬了出来，边跑边从旁边工地上捡起一个扳手握在手中，一路狂奔，冲进了一家商店，边冲边砸东西。
紧随艾绪强身后的，是闻讯赶来的3名警察。疯狂的艾绪强见到警察就迎面冲了过来，手中拿着扳手，照着他们砸了下来。一位警察用手挡住了艾绪强的胳膊，回手反击，将艾绪强打倒在地。艾绪强滚下楼梯后，还没等起身便被另一位警察摁住。
艾绪强被迅速带离现场，只留下王府井大街上一片血淋淋的现场和一群惊恐的路人。
这起血案只有短短几分钟就落下了黑幕。但是，艾绪强留给王府井和人们心理上的恐怖阴影才刚刚开始。艾绪强被捕后，一场关于仇富心理的大讨论在全国各大媒体展开。在这种讨论声中，艾绪强制造的血案被搁置一边，艾绪强的形象从滥杀无辜的报复社会慢慢变成可笑的“替天行道”甚至在一些人的眼里，这个口口声声要为河南人出气的杀人恶魔，从被可怜变得有点可爱起来，差点没变成英雄好汉武二郎。
艾绪强被大众无意识地误读了，艾绪强自己似乎也把自己当成了河南人的“民族英雄”
其实，这个面貌猥琐、无一技之长、蓄意制造个人恐怖主义报复社会的艾绪强，肯定没有资格代表河南人出这口气。他的这个杀人借口，只不过是给自己的身上披上了一层羊皮。
很显然，乡村主人艾绪强进城后变成了都市边缘人。我们同情关怀弱者，但是，弱者并不天然代表正义，任何人都没有滥杀无辜的权力。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当一个人受到不法侵害，法律和社会不能为之伸张正义时，个体对压迫者、剥削者实施报复尽管法不可恕，但情有可原。如果艾绪强撞死的是拖欠他工钱的人，或者欺负过他的人，我们也许会为他惋惜、同情，甚至会同声呼吁留他一条命。但是，无论受了多大的冤屈，拿无辜的、素不相识的路人开刀，只能证明此人是个是非不分、丧心病狂的道德沦丧者，或者说丧失了起码做人的资格。
在我担任政法记者的5年之间，我采访过上百起刑事案件，常常跟那些杀人放火坑蒙拐骗的犯罪人员打交道，我也亲自采访过几十个死刑犯，几乎所有的死刑犯都能让我找到哪怕一点点的理由，对他们的犯罪行为进行原谅或者为他们的犯罪找到一些开脱的说辞，为此我还被同事和领导多次指责过“是非不分”因为我一直坚信，任何人的犯罪都是有其人性原因的，我希望给那些血腥的犯罪罩上一层温情的人文关怀。包括杀... -->>
从亲眼目睹艾绪强被判处死刑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月时间，在这一个月里，我一直没有动笔记录这个在王府井制造血案的河南人，因为我还没有给这个人做一个准确的定位。我不希望引导我的读者误读这个河南人，尽管他血债累累，尽管他也博得过很多人的同情。
“他这人仇富。”在艾绪强被判决死刑前后，警察、检察官、法官、受害者，包括我熟悉的众多媒体记者，几乎所有接触这个案件的人，都这么告诉我。而几乎所有的媒体，以及网上的讨论，都把“仇富心理”当作一个话题重新讨论起来。这种讨论一度超越了艾绪强制造的王府井血案本身。
作为一名谨慎的政法记者，作为一个曾在河南工作拥有很多河南朋友的山东乡下人，我曾经从山东农村进入河南的一个繁华城市，用茫然的眼神注视过花花绿绿的城里人，我也曾在城市的夹缝中挣扎、彷徨过，对于艾绪强的心态我多少有点感同身受，所以我无法满足“仇富”这种简单、模糊而笼统的答案。在所有发言的声音中，有谁真正追寻过这起血案的社会和个人根源？有谁去关心过艾绪强的生活？有谁去探寻过他的人生和心灵轨迹？显然没有。
在详细参阅了艾绪强案件的卷宗之后，我依然找不到一个头绪，但是，艾绪强在法庭上发出的“替天行道”的荒唐借口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替天行道”这个词来自于我熟悉的水浒传，我希望能够在水浒传里找到答案，但我却在一个赫赫有名的绿林好汉身上，看到了艾绪强的影子。这个好汉便是行者武松，他跟随他的宋江哥哥祭起过“替天行道”的杏黄旗。
武松的故事自是家喻户晓，不用我多讲，而且这个梁山好汉也一直是我以及很多人崇拜的偶像。但是，在水浒传第31回张都监血溅鸳鸯楼，武行者夜走蜈蚣岭中，武松为了报复陷害他的张都监，潜回鸳鸯楼杀死了他的仇人张都监、蒋门神、张团练，这当然使读者大快人心。但是，在整个复仇的过程中，很多读者没有在意的是，武松还杀死了一个养马的后槽、两个后厨的丫鬟、两个亲随，以及都监夫人、唱曲的玉兰和两个小随从。最后，武松“走出中堂，把栓拴了前门，又入来，寻着两三个妇女，也都搠死在房里。”至此，武松已经“不由分说”杀死了12个无辜的丫鬟、随从、马夫，而且这些人都曾经或多或少地帮助过落魄的武松。直到杀光了张都监家人之后，武松才道：“我方才心满意足。”水浒传中有诗为证：
岂知天道能昭鉴，渍血尸横满画楼。
看完这一回，蓦然间我大梦初醒，突然看到这个被历代读者崇拜不已的“好汉”忘记了“天道昭鉴”留下滥杀无辜的血债。我又想到了在北京法院审判历史上一个轰动一时的大案，1982年北京女司机姚锦云因为单位扣她30。6元工资，为了泄愤而迁怒于无辜，在天安门前撞死5人，撞伤19人。
还有，我还想起最近几年发生的两起建国以来排名最前面的两起连环杀人惨案。一是河南连环杀人狂杨新海曾杀65人强xx23人，很多为灭门案。二是河南平舆杀人狂黄勇两年内接连杀害23名青少年，其中18名是当地中学生。
穿过这些层层血幕，我看到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恐怖主义的破坏性和杀伤力。这是我这篇文章要讲述的内容，或者称作主题也可以。
下面，我们开始讲述艾绪强制造血案的前尘后事。
遭遇冷漠，乡村主人成了城市边缘人
32岁的艾绪强来自河南农村，家在河南信阳兰店乡兰桥村。信阳地区是河南最穷的地方之一，兰桥村地处偏远落后山区，全村大约2000多人口，但有600多人在外务工，其中绝大部分在北京谋生。艾绪强一家住在早年盖的两间瓦房里，全家靠种地生活。艾绪强家有4亩地，其中2亩稻田，2亩旱地。
艾绪强家有父母和兄弟姐妹6人，小时候艾绪强曾经被弟弟将一只眼睛弄伤后失明。成年后他曾拥有一段短暂的婚姻。5年前，也就是2001年前后，婚姻失败后的艾绪强离开老家和哥哥外出打工以后，家里的几亩薄地就由他们年过六旬的父母在家耕种。
艾绪强来到北京朝阳区崔各庄乡奶西村，融入了成千上万的打工大军。这个距离城区不远的村落里聚集着上万名从全国各地来的农民工，主要以河南人为主。在汹涌的打工大军中，艾绪强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名。
在这个与城区相隔不远的村落里，生活在这里的河南人主要靠买卖废品为生。除了在村里谋生的人，还有许多民工每天进城上班，男人绝大部分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女人基本在饭馆做服务员。艾绪强5年前投奔早期来到这里的乡亲，住在散发出强烈的酸腐气息的废品山包之间一个出租屋里，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出租屋一个月的房租费是150元。但是，生活在这里的艾绪强经常在经济上捉襟见肘，他的房租经常是由哥哥嫂子帮忙支付。
艾绪强到奶西村5年的期间，早期曾做过买卖废品的营生。他生活的转机是从2004年年底开始，当时，村里的几家沙厂需要铲车司机，艾绪强得到这个消息后，就去城里学会了开铲车，回来以后就开始在沙厂工作。
这段时期无疑是艾绪强的幸福时光。在这之前，由于竞争激烈，靠收捡废品一个月能赚到1000块钱就算很好了。但学会开铲车的艾绪强因为有手艺，每个月能挣到3000多块钱，在同乡面前俨然是个成功人士。自从开上了铲车，他的房租再也没有让哥哥嫂子帮忙付过。
开上铲车之后，艾绪强的生活开始滋润起来，他很爱看书，经常去书摊租来一些杂志和武侠小说看。在此期间，艾绪强是快乐的，只是偶尔跟别人聊起他失败的婚姻，艾绪强才变得很不快，目光变得低沉，他曾经多次说过“那次婚姻让我第一次想到死”
但是，在开铲车半年多以后，接下来的日子又变得糟糕。因为沙厂严重污染环境，在有关部门干预下，沙厂不得不停工。而且，艾绪强应得的工资也没有得到及时发放。从那时候开始，艾绪强的情绪变得很坏。有时候他坐在出租屋门口一句话不说，闷在那儿好几个小时。
艾绪强在法庭上曾经当庭供述，自己的工资被拖欠，虽经多方反映，仍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他因此对社会失去信任，才决定报复社会。“我找过劳动局、记者、国家建设部，还给政府打了六次电话，但没打通，他们都不能帮我解决问题。”
而据媒体报道称，北京市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4年10月曾接待过艾绪强的举报，后来艾绪强的工作单位补发了他的703元工资，但只解决了很少一部分。公诉机关出示的材料也显示，艾绪强确实曾被拖欠工资。
根据艾绪强的哥哥向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显示，2005年8月以后，艾绪强整天睡不着觉，并且给家人留了一份遗书，后来他又将遗书撕碎。事发后其家属将遗书残片交给警方。遗书上隐约可以看到残留的字迹“不可天下人负我与其憔悴忧郁而死，不如壮壮烈烈去死我很想念刘霞我会报答你永别”
虽然没有准确的考证，但文中的“刘霞”应该就是艾绪强离异的前妻。而据媒体报道说，艾绪强离婚是“因身体原因”
为了准确还原艾绪强杀人前的生活轨迹，笔者在讲述艾绪强的过程中不想加入更多带有个人色彩的描述。我们无从知道艾绪强内心的痛苦，但是，据有关媒体称，艾绪强是因为“功能不健全”而离异，尽管这个说法无法考证，但是，一个“功能不健全”而离异男人，一个从乡下进城靠收捡废品谋生的单身男人，一个好不容易学了手艺有惨遭“下岗”的男人，一个付出艰辛劳动却拿不到血汗钱的男人，一个身处社会底层而精神长期沉浸在武侠小说世界里的男人，一个时时处处被歧视的“河南人”他复杂的心态我们应该怎样体会？
在信阳兰桥村，艾绪强是乡村的主人，但到了北京却成了靠捡拾废品为生的城市边缘人，在强势面前，他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对待，会孤立无援。而回到他武侠小说的内心江湖里，他会强大无比。这种两极心态，是就在极度自卑和极度自尊之间的冲撞。
如果仅仅如此，这个艾绪强我们倒是可以报以善意的可怜和关怀。但是，没有人关怀可怜他。
蓄意报复，艾氏911的个人恐怖主义
在写下遗书的几天后，2005年9月11日，艾绪强怀揣着铁块和尖刀来到了王府井。这个中国和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成为艾绪强报复“黑心富人”的战场。
9月11日，这个让世界上所有人都会产生与恐怖主义联想的日子，被艾绪强选定。而地点也是艾绪强刻意选定的。几年前，艾绪强的另外一个河南老乡，在离王府井不远的天安门广场，同样制造了一起令世人震惊的“天安门广场自焚案”
而令艾绪强做出报复社会行为的另一个原因，在很多人听来荒唐可笑，起码这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借口：“作为一个河南人，我受到了很多人的歧视，特别是在北京打工这几年感受很深，我们河南人已经忍无可忍了，我有意制造了这起暴力恐怖事件，就是想给河南人出口气。”
我不想对艾绪强制造的王府井血案进行再次渲染，对于整个事件的过程，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已经有较为冷静的记述：2005年9月11日10时许，艾绪强骗乘李文发驾驶的出租汽车，当车行至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侧路北时，艾绪强用事先准备的铁块猛击李文发头部，并用随身携带的尖刀猛刺其胸部，劫得李文发驾驶的出租汽车。后艾绪强驾驶该车沿王府井大街由北向南急速冲入步行人群，先后将9名行人撞倒，其中53岁的陈某、19岁的杨某被撞身亡，6人被撞伤。出租汽车驾驶员李文发也因被刺伤胸部及双上肢死亡艾绪强驾驶的出租车在王府井变成了夺命“铲车”只开过铲车的艾绪强无法控制出租车。“我想象着能控制，但车子发动就不听使唤了。比铲车要快，‘嗖’的一声就蹿了出去，想控制也控制不了。”最终，出租车撞上一个路灯杆才停下。就在这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艾绪强制造了3死9伤的王府井血案。
眼看着王府井大街上漫溢横流的鲜血，此时艾绪强才突然感到“特别紧张，知道自己跑不了了，车停了后我在车上找那把刀，那是我准备撞人后自杀用的，但没找到。”这是艾绪强主动交待的。
没有找到刀，浑身是血的艾绪强挣扎着从出租车里爬了出来，边跑边从旁边工地上捡起一个扳手握在手中，一路狂奔，冲进了一家商店，边冲边砸东西。
紧随艾绪强身后的，是闻讯赶来的3名警察。疯狂的艾绪强见到警察就迎面冲了过来，手中拿着扳手，照着他们砸了下来。一位警察用手挡住了艾绪强的胳膊，回手反击，将艾绪强打倒在地。艾绪强滚下楼梯后，还没等起身便被另一位警察摁住。
艾绪强被迅速带离现场，只留下王府井大街上一片血淋淋的现场和一群惊恐的路人。
这起血案只有短短几分钟就落下了黑幕。但是，艾绪强留给王府井和人们心理上的恐怖阴影才刚刚开始。艾绪强被捕后，一场关于仇富心理的大讨论在全国各大媒体展开。在这种讨论声中，艾绪强制造的血案被搁置一边，艾绪强的形象从滥杀无辜的报复社会慢慢变成可笑的“替天行道”甚至在一些人的眼里，这个口口声声要为河南人出气的杀人恶魔，从被可怜变得有点可爱起来，差点没变成英雄好汉武二郎。
艾绪强被大众无意识地误读了，艾绪强自己似乎也把自己当成了河南人的“民族英雄”
其实，这个面貌猥琐、无一技之长、蓄意制造个人恐怖主义报复社会的艾绪强，肯定没有资格代表河南人出这口气。他的这个杀人借口，只不过是给自己的身上披上了一层羊皮。
很显然，乡村主人艾绪强进城后变成了都市边缘人。我们同情关怀弱者，但是，弱者并不天然代表正义，任何人都没有滥杀无辜的权力。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当一个人受到不法侵害，法律和社会不能为之伸张正义时，个体对压迫者、剥削者实施报复尽管法不可恕，但情有可原。如果艾绪强撞死的是拖欠他工钱的人，或者欺负过他的人，我们也许会为他惋惜、同情，甚至会同声呼吁留他一条命。但是，无论受了多大的冤屈，拿无辜的、素不相识的路人开刀，只能证明此人是个是非不分、丧心病狂的道德沦丧者，或者说丧失了起码做人的资格。
在我担任政法记者的5年之间，我采访过上百起刑事案件，常常跟那些杀人放火坑蒙拐骗的犯罪人员打交道，我也亲自采访过几十个死刑犯，几乎所有的死刑犯都能让我找到哪怕一点点的理由，对他们的犯罪行为进行原谅或者为他们的犯罪找到一些开脱的说辞，为此我还被同事和领导多次指责过“是非不分”因为我一直坚信，任何人的犯罪都是有其人性原因的，我希望给那些血腥的犯罪罩上一层温情的人文关怀。包括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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