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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所谓“黄河百害,唯富一套”。靠着黄河,这里早在秦汉时代即屯兵移民,引黄河水灌溉农田;唐曾于后套开挖大型渠道。历史上清中叶以后,因为人口增长太快,无数破产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涌到河套地区发展,这也就是所谓的“走西口”。
汪舜华是知道这些事的。要想养活这么多人口,美洲和高产作物遥遥无期,近在咫尺的,就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尤其要想确保北京的首都地位,就必须提升北方地区的粮食产量。
东北已经平定,也吸引了一部分人去搞农业生产,河套平原也必须适度开发。
汪舜华看中了蒋廷贵,任命他为陕西左参议,专门负责河套平原的水利建设。
蒋廷贵历史上在县令任上病故,没有什么名气,但是他除了是徐埕的女婿,还有个叫蒋焘的儿子,是有名的才子,为对联文化提供了不少素材。
汪舜华不知道这些。不过蒋廷贵很早就进入国子监。汪舜华让徐埕去国子监挑人,因为是同乡,又兼年少聪明,于是幸运的被徐埕挑中,跟着走南闯北。
蒋廷贵到陕西后,充分发挥老师兼岳父的好传统,实地调查,终于在两年后拿出了治理方案。
此时的河套平原要想治理是有难度的。因为黄河在这一带分为北河、南河两条,其中北河是主流。要命的是,河套平原虽然地域辽阔,但北低南高,无法引流灌溉。历史上直到道光三十年,因为乌兰布和沙漠不断东侵,黄河从北河改道南支,为自流灌溉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才有了王同春的因势利导,也就有了“塞北江南”。
然而现在,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蒋廷贵并不气馁,他首先是利用已有的汉唐水渠。在原有渠唐徕、渠唐徕的基础上,利用两年时间,采用改造、新修的办法,将其贯通,建成一条长75里的新渠,使一千余顷荒地俱成沃壤;随后又开长67里的清塞渠,受唐徕渠水,灌溉近二千亩。
此后,蒋廷贵率领上万民工,历时五年,沿黄河西岸修筑了长360里的惠农渠,招徕各地万余户到此安家。从此,原本只能放羊的石嘴山、平罗一带,成了“灌沃原田三百里”的农业区;与此同时,他还开浚了昌润渠、天水渠,溉田千余顷。
蒋廷贵去世后,他的儿子蒋焘继续了他的事业。可能是因为长在塞外,接受了烈烈西风的考验,这个天才少年没有17岁夭亡,而是在这里干了17年。父子俩用三十年时间,兴建干渠有23条,全长1500公里,溉田200余万亩,形成干、支、斗、农渠配套的灌溉体系,再现“塞上江南”的富饶秀丽景象。
而汪舜华则带着皇帝,召见王越等重臣商讨御敌之策。
于谦抱病出席了这次御前会议。万岁山的竹沥确实有用,可惜汪舜华开的川贝冰糖雪梨是甜品,不能多食,好歹让肺热减轻了些,只是如今还忍不住咳嗽。
汪舜华的眼神暗了暗,到底开口:“此番红盐池大捷,足壮我军声威;从今而后,朝廷要重新考虑应对北方之策了。”
自从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一直对北方处于防守状态;尤其建极改元,即便边境冲突不断,但仍然坚持防守不动摇。
而今,是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
当然不可能立刻进入战略进攻状态,但从此以后,南北双方就进入战略相持时代了。
彭时觉得还是言之过早:“前些年国内改革,四方不安;如今战事又起,百姓不得休息。目下仍以休养生息为要务,不可轻动甲兵。”
这个提议赢得一片响应。
于谦开口:“当年勾践灭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我朝休养生息已近二十年,纵不能报仇雪耻,亦不能龟缩一隅。”
汪舜华语调铿锵:“从今往后,寇可往,我亦可往!”
口号要喊,但具体怎么做也要研究。
战略相持不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什么都不做,而是你来我往打得有声有色。
怎么打?
王越提出:“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自古北人南侵的时间集中在夏秋季节,尤其夏季。这是因为夏天水草丰美,骑兵到处可以放马,方便劫掠时补给。秋天秋高气爽,战马膘肥体壮,是鞑子战斗力最强的时候,也是汉地收获的季节,所以,鞑子往往选在秋天南侵。”
汪舜华垂帘听政这么些年,自然知道这个道理;皇帝倒是头一次参加这样的军事会议,只知道每年秋天都不得消停,却第一次知道这个道理,很是惊讶,看着母亲:“难怪每年秋天边报频繁,原来是这个道理。”
汪舜华笑道:“是这个道理。你以后就会知道,军国大事,非同儿戏,必须预先充分筹划谋算,研究万全之策。只有在正式动手之前,对一切情况应通盘掌握,对所有可能发生的细微变化,都详加计算,考虑周全,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才能破除万难取得胜利。否则,一出现意外就惊慌失措,怎么打仗?”
王越奏道:“太后所言极是。朝堂庙算,得算多者胜,这个算,就是要把各方面的可能性,好的坏的、顺利的困难的、可能的不可能的都考虑进去,尽可能周到周全、算无遗策,才能打赢战争、成就事业。”
皇帝哦了一声,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王越继续介绍:“鞑子最虚弱的时候在冬春之时。冬天天寒地冻,弓都拉不开弦,生存已经不易,遑论行军打仗?到了春天,他们刚从冬天熬过来,尚未养好,正是最羸弱的时候。”
——不在这个时候趁你病要你命,不符合兵家“简单高效的碾过去”之道吧?
果然,王越提出:“我军本就对北方地理不熟,如果冬天进兵,未必能讨到便宜,倒是春天,是最好的时候。鞑子人畜刚刚熬过冬季,本就羸弱;这时候,人马牛羊都要准备产子,禁不起长途奔袭。如果我军能用数万人马,多路出击,广撒网,多布线,就算他们有百万精兵,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牛羊和人口全都圈起来保护。那时候,让全线防御和被动防御将不再是我军的困扰,而是鞑子的噩梦。”
“朝廷不求一鼓而定,甚至不必有大的斩获,但是就是要造成一种声势,让那些刚刚显怀但还不到临盆的人马牛羊知道危险来了,必须马上躲,马上跑。这样,二十年之后,他们人困马乏,后继无力,而我军兵强马壮,全力出动,就是真正一雪前耻的时候!”
王越说得咬牙切齿:“当年汉武帝北御匈奴,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这才主动恳求和亲。”
说白了,就是放血。春天打了夏天继续打,在你最弱的时候重拳出击。二十年,不惜代价、不计成本,不看战果、不问得失,持续不停地打,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牛羊牲畜、地盘财富等等,但这些不是全部,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打鞑子的命门,不给他们任何喘息和繁衍生息的机会!
汪舜华捂了下肚子,这很残忍,但是有效!
国与国之间,是不能讲感情的!旌忠祠不答应,显忠祠更不答应!
——当然,这肯定会遭致报复,没关系,现在已经把鞑子赶出了河套,边墙也在加快修筑完善,他们想要跑进来没那么容易;即便小范围突破,也不可能深入,造成的破坏有限。
方略定下来,就该说人了,从哪里来?
王越认为:“数万人马,对于朝廷来说,并不困难。不止京营和边将,还可以调内地的卫所将士前来练兵。”
这些年京营和边将交流力度加大,内地倒是没怎么动,以后不行,轮流去练手,提高战斗力。
汪舜华点头。
这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和历史上一样,名儒吴与弼逝世,享年七十九;稍微不同的是,没有在家乡寿终正寝,而是在北京瞑目而逝。
吴与弼字子傅,江西崇仁人,名满天下,是当代名儒,加之他响应了朝廷的号召,树立了正面典型,于是下旨赠礼部尚书,追谥“文节”,隆重安葬。
岷王系江川王徽煝薨,得年50,没有嫡子,除国;庆王系临泉王钟鏶也死了,追谥悼昭,自己是庶子,但是儿子奇湒是嫡出,爵位还得留着。
nbsp; 所谓“黄河百害,唯富一套”。靠着黄河,这里早在秦汉时代即屯兵移民,引黄河水灌溉农田;唐曾于后套开挖大型渠道。历史上清中叶以后,因为人口增长太快,无数破产农民冒着生命危险涌到河套地区发展,这也就是所谓的“走西口”。
汪舜华是知道这些事的。要想养活这么多人口,美洲和高产作物遥遥无期,近在咫尺的,就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尤其要想确保北京的首都地位,就必须提升北方地区的粮食产量。
东北已经平定,也吸引了一部分人去搞农业生产,河套平原也必须适度开发。
汪舜华看中了蒋廷贵,任命他为陕西左参议,专门负责河套平原的水利建设。
蒋廷贵历史上在县令任上病故,没有什么名气,但是他除了是徐埕的女婿,还有个叫蒋焘的儿子,是有名的才子,为对联文化提供了不少素材。
汪舜华不知道这些。不过蒋廷贵很早就进入国子监。汪舜华让徐埕去国子监挑人,因为是同乡,又兼年少聪明,于是幸运的被徐埕挑中,跟着走南闯北。
蒋廷贵到陕西后,充分发挥老师兼岳父的好传统,实地调查,终于在两年后拿出了治理方案。
此时的河套平原要想治理是有难度的。因为黄河在这一带分为北河、南河两条,其中北河是主流。要命的是,河套平原虽然地域辽阔,但北低南高,无法引流灌溉。历史上直到道光三十年,因为乌兰布和沙漠不断东侵,黄河从北河改道南支,为自流灌溉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才有了王同春的因势利导,也就有了“塞北江南”。
然而现在,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蒋廷贵并不气馁,他首先是利用已有的汉唐水渠。在原有渠唐徕、渠唐徕的基础上,利用两年时间,采用改造、新修的办法,将其贯通,建成一条长75里的新渠,使一千余顷荒地俱成沃壤;随后又开长67里的清塞渠,受唐徕渠水,灌溉近二千亩。
此后,蒋廷贵率领上万民工,历时五年,沿黄河西岸修筑了长360里的惠农渠,招徕各地万余户到此安家。从此,原本只能放羊的石嘴山、平罗一带,成了“灌沃原田三百里”的农业区;与此同时,他还开浚了昌润渠、天水渠,溉田千余顷。
蒋廷贵去世后,他的儿子蒋焘继续了他的事业。可能是因为长在塞外,接受了烈烈西风的考验,这个天才少年没有17岁夭亡,而是在这里干了17年。父子俩用三十年时间,兴建干渠有23条,全长1500公里,溉田200余万亩,形成干、支、斗、农渠配套的灌溉体系,再现“塞上江南”的富饶秀丽景象。
而汪舜华则带着皇帝,召见王越等重臣商讨御敌之策。
于谦抱病出席了这次御前会议。万岁山的竹沥确实有用,可惜汪舜华开的川贝冰糖雪梨是甜品,不能多食,好歹让肺热减轻了些,只是如今还忍不住咳嗽。
汪舜华的眼神暗了暗,到底开口:“此番红盐池大捷,足壮我军声威;从今而后,朝廷要重新考虑应对北方之策了。”
自从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一直对北方处于防守状态;尤其建极改元,即便边境冲突不断,但仍然坚持防守不动摇。
而今,是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
当然不可能立刻进入战略进攻状态,但从此以后,南北双方就进入战略相持时代了。
彭时觉得还是言之过早:“前些年国内改革,四方不安;如今战事又起,百姓不得休息。目下仍以休养生息为要务,不可轻动甲兵。”
这个提议赢得一片响应。
于谦开口:“当年勾践灭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我朝休养生息已近二十年,纵不能报仇雪耻,亦不能龟缩一隅。”
汪舜华语调铿锵:“从今往后,寇可往,我亦可往!”
口号要喊,但具体怎么做也要研究。
战略相持不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什么都不做,而是你来我往打得有声有色。
怎么打?
王越提出:“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自古北人南侵的时间集中在夏秋季节,尤其夏季。这是因为夏天水草丰美,骑兵到处可以放马,方便劫掠时补给。秋天秋高气爽,战马膘肥体壮,是鞑子战斗力最强的时候,也是汉地收获的季节,所以,鞑子往往选在秋天南侵。”
汪舜华垂帘听政这么些年,自然知道这个道理;皇帝倒是头一次参加这样的军事会议,只知道每年秋天都不得消停,却第一次知道这个道理,很是惊讶,看着母亲:“难怪每年秋天边报频繁,原来是这个道理。”
汪舜华笑道:“是这个道理。你以后就会知道,军国大事,非同儿戏,必须预先充分筹划谋算,研究万全之策。只有在正式动手之前,对一切情况应通盘掌握,对所有可能发生的细微变化,都详加计算,考虑周全,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才能破除万难取得胜利。否则,一出现意外就惊慌失措,怎么打仗?”
王越奏道:“太后所言极是。朝堂庙算,得算多者胜,这个算,就是要把各方面的可能性,好的坏的、顺利的困难的、可能的不可能的都考虑进去,尽可能周到周全、算无遗策,才能打赢战争、成就事业。”
皇帝哦了一声,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王越继续介绍:“鞑子最虚弱的时候在冬春之时。冬天天寒地冻,弓都拉不开弦,生存已经不易,遑论行军打仗?到了春天,他们刚从冬天熬过来,尚未养好,正是最羸弱的时候。”
——不在这个时候趁你病要你命,不符合兵家“简单高效的碾过去”之道吧?
果然,王越提出:“我军本就对北方地理不熟,如果冬天进兵,未必能讨到便宜,倒是春天,是最好的时候。鞑子人畜刚刚熬过冬季,本就羸弱;这时候,人马牛羊都要准备产子,禁不起长途奔袭。如果我军能用数万人马,多路出击,广撒网,多布线,就算他们有百万精兵,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牛羊和人口全都圈起来保护。那时候,让全线防御和被动防御将不再是我军的困扰,而是鞑子的噩梦。”
“朝廷不求一鼓而定,甚至不必有大的斩获,但是就是要造成一种声势,让那些刚刚显怀但还不到临盆的人马牛羊知道危险来了,必须马上躲,马上跑。这样,二十年之后,他们人困马乏,后继无力,而我军兵强马壮,全力出动,就是真正一雪前耻的时候!”
王越说得咬牙切齿:“当年汉武帝北御匈奴,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这才主动恳求和亲。”
说白了,就是放血。春天打了夏天继续打,在你最弱的时候重拳出击。二十年,不惜代价、不计成本,不看战果、不问得失,持续不停地打,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牛羊牲畜、地盘财富等等,但这些不是全部,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打鞑子的命门,不给他们任何喘息和繁衍生息的机会!
汪舜华捂了下肚子,这很残忍,但是有效!
国与国之间,是不能讲感情的!旌忠祠不答应,显忠祠更不答应!
——当然,这肯定会遭致报复,没关系,现在已经把鞑子赶出了河套,边墙也在加快修筑完善,他们想要跑进来没那么容易;即便小范围突破,也不可能深入,造成的破坏有限。
方略定下来,就该说人了,从哪里来?
王越认为:“数万人马,对于朝廷来说,并不困难。不止京营和边将,还可以调内地的卫所将士前来练兵。”
这些年京营和边将交流力度加大,内地倒是没怎么动,以后不行,轮流去练手,提高战斗力。
汪舜华点头。
这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和历史上一样,名儒吴与弼逝世,享年七十九;稍微不同的是,没有在家乡寿终正寝,而是在北京瞑目而逝。
吴与弼字子傅,江西崇仁人,名满天下,是当代名儒,加之他响应了朝廷的号召,树立了正面典型,于是下旨赠礼部尚书,追谥“文节”,隆重安葬。
岷王系江川王徽煝薨,得年50,没有嫡子,除国;庆王系临泉王钟鏶也死了,追谥悼昭,自己是庶子,但是儿子奇湒是嫡出,爵位还得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