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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重臣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可说是一帆风顺。曾国藩于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中进士,两年后在庶吉士散馆考试时,他的成绩列二等第十九名,名次仍很高。因此被授为翰林院检讨,留在翰林院供职,当时仅是七品官。谁成想,过了七年,曾国藩即越级提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两年后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4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真可称得上是侍郎“专业户”了。
清朝末年,仕途冗滥,升迁很难,而曾国藩竟然能够做到10年7迁,而且连跃十级,这在当时的确是极为罕见的。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37年)六月十七日,曾国藩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他祖父说:“六月初二,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同日,在给叔父的信中也说:“复荷皇上天恩,越四级而超升。”六月十八日,又不无自负地写信对他的弟弟们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余三人。”
在曾国藩给朋友的信中说得更加坦白:“回想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
曾国藩升迁速度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读书人中有一定声望;二是得到当朝大佬儿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而后一条尤为重要。
在翰林院供职期间,曾国藩坚持苦读,用功不懈,历次考试成绩都很突出,确实掌握了真才实学。这一时期,曾国藩在学术问题上除了向唐鉴、倭仁、一刘传莹等人请教外,还经常与吴廷栋、邵懿辰、何桂珍等人进行讨论。这些人多为理学名家,只有刘传莹、邵懿辰治汉学,刘传莹属古文经学派,邵懿辰为今文经学派。他们在京师都小有名气。这些交往活动,不仅使曾国藩增长了各方面的见识,也大大提高了他的个人声望。所以,曾国藩自己也说“在京颇著清望”,这也是他得以迅速发迹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不论曾国藩怎么努力,怎么勤奋好学,聪明能干,如果没有穆彰阿的提携,要想在十年内爬上二品京官的高位,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非常熟悉内情的王闿运始终坚持认为,曾国藩的迅速发迹,主要得力于穆彰阿的扶持,比他稍后的人也大都持同样看法。
穆彰阿,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中进士,道光年间权倾朝野的重臣,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道光九年(公元1828年),穆彰阿被加任太子少保,随即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后来又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历任兵部、户部尚书。道光十五年(公元1834年)起,穆彰阿又任协办大学士,后加太子太保。两年后,穆彰阿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负责管理工部。道光十九年(公元1838年),穆彰阿晋拜为文华殿大学士。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他“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自秦以来一直实行中央集权统治,但皇帝个人专制的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唐及其以前诸朝,丞相有相当一部分权力。自宋代以后,宰相的权力逐渐削弱,君权日重。到了清代,事无大小皆由皇帝一人独断,相权也就微不足道了。道光即位后,“尤虑大权旁落,必择谨善之士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而惟与曹振镛、穆彰阿“有水乳之合”。
曹振镛性情模棱两可,没有什么主见,最大的特长是善于逢迎谄媚,又最为忌贤妒能,“稍出己上,必排挤之使去。”前面说过,曹振镛做官的妙诀就是“多磕头、少说话”。曹振镛死后,由穆彰阿继任,他的“用人行事一遵其辙”。穆彰阿最善于窥测道光皇帝的意向,进而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党同伐异,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鸦片战争前,道光皇帝决心查禁鸦片,并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穆彰阿不赞成林则徐的禁烟爱国行为,所以当鸦片战争爆发,他窥知道光皇帝已改变了禁烟的主张,... -->>
清朝重臣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可说是一帆风顺。曾国藩于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中进士,两年后在庶吉士散馆考试时,他的成绩列二等第十九名,名次仍很高。因此被授为翰林院检讨,留在翰林院供职,当时仅是七品官。谁成想,过了七年,曾国藩即越级提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两年后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4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真可称得上是侍郎“专业户”了。
清朝末年,仕途冗滥,升迁很难,而曾国藩竟然能够做到10年7迁,而且连跃十级,这在当时的确是极为罕见的。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37年)六月十七日,曾国藩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他祖父说:“六月初二,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同日,在给叔父的信中也说:“复荷皇上天恩,越四级而超升。”六月十八日,又不无自负地写信对他的弟弟们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余三人。”
在曾国藩给朋友的信中说得更加坦白:“回想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
曾国藩升迁速度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读书人中有一定声望;二是得到当朝大佬儿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而后一条尤为重要。
在翰林院供职期间,曾国藩坚持苦读,用功不懈,历次考试成绩都很突出,确实掌握了真才实学。这一时期,曾国藩在学术问题上除了向唐鉴、倭仁、一刘传莹等人请教外,还经常与吴廷栋、邵懿辰、何桂珍等人进行讨论。这些人多为理学名家,只有刘传莹、邵懿辰治汉学,刘传莹属古文经学派,邵懿辰为今文经学派。他们在京师都小有名气。这些交往活动,不仅使曾国藩增长了各方面的见识,也大大提高了他的个人声望。所以,曾国藩自己也说“在京颇著清望”,这也是他得以迅速发迹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不论曾国藩怎么努力,怎么勤奋好学,聪明能干,如果没有穆彰阿的提携,要想在十年内爬上二品京官的高位,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非常熟悉内情的王闿运始终坚持认为,曾国藩的迅速发迹,主要得力于穆彰阿的扶持,比他稍后的人也大都持同样看法。
穆彰阿,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中进士,道光年间权倾朝野的重臣,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道光九年(公元1828年),穆彰阿被加任太子少保,随即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后来又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历任兵部、户部尚书。道光十五年(公元1834年)起,穆彰阿又任协办大学士,后加太子太保。两年后,穆彰阿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负责管理工部。道光十九年(公元1838年),穆彰阿晋拜为文华殿大学士。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他“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自秦以来一直实行中央集权统治,但皇帝个人专制的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唐及其以前诸朝,丞相有相当一部分权力。自宋代以后,宰相的权力逐渐削弱,君权日重。到了清代,事无大小皆由皇帝一人独断,相权也就微不足道了。道光即位后,“尤虑大权旁落,必择谨善之士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而惟与曹振镛、穆彰阿“有水乳之合”。
曹振镛性情模棱两可,没有什么主见,最大的特长是善于逢迎谄媚,又最为忌贤妒能,“稍出己上,必排挤之使去。”前面说过,曹振镛做官的妙诀就是“多磕头、少说话”。曹振镛死后,由穆彰阿继任,他的“用人行事一遵其辙”。穆彰阿最善于窥测道光皇帝的意向,进而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党同伐异,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鸦片战争前,道光皇帝决心查禁鸦片,并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穆彰阿不赞成林则徐的禁烟爱国行为,所以当鸦片战争爆发,他窥知道光皇帝已改变了禁烟的主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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