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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可法、马士英其人
史可法(公元1602年—公元1645年)，明河南祥符(今开封)人，字宪立，号道，崇祯进士。授西安府推官，户部员外郎、右佥都御史和总督漕运等职。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闻北京失陷。初欲立潞王，马士英、阮大铖合谋欲立福王，送之至仪真，遂立福王于南京。加东阁大学士，入阁参政。受马士英排挤，史可法以兵部尚书大学士督师扬州。清兵至，史可法亲守西门险，宁死不降。人称史阁部，谥忠靖，清乾隆朝追谥忠心。
马士英(约公元1591年—公元1646年)，明清之际贵州贵阳人，字瑶草，万历时进士。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马士英任宣府巡抚，因擅取公币行贿，遣戍，流寓南京。崇祯末起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卢州、凤阳等处军务。清军入关后，拥立福王监国，进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排斥史可法，援引阮大铖，独断专权，大敌当前，仍忙于内部权争，致使扬州失陷，清军逼近南京，遂逃至浙江，往投鲁王、唐王均被拒，乃逃至方国安军中。
二、拥兵自重，军阀操纵话语权
史可法与马士英的争斗开始于拥立福王，这是一场注定史可法要失败的争斗，国破家亡，仅有忠诚是不够的，拥有军队的马士英，岂能听命于一个文臣？
1．不识小人真面目，魄力不够失良机
史可法忠诚有余，但魄力不足，以致循规蹈矩，不能抓住时机振臂一呼而力挽狂澜。结果被马士英钻了空子来了个“先斩后奏”，铸成败局。
同在朝中为官，不是每个人都志同道合。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利益，必然是各有各的打算。这一点，史可法却不了解马士英。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七，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大军包围了北京城，城外的守军三大营不战而降。城内的安全，本来由太监负责，但崇祯一向亲信的太监们都是些谄媚无能之辈，这时他们手足无措，有的甚至怀有二心。三月十八，李自成派已经向他投降的宣府镇守太监杜勋去见崇祯，要崇祯让出帝位。当天傍晚，崇祯的亲信、太监曹化淳竟打开了城门，让起义大军长驱直入北京城。
崇祯走出皇宫，登上煤山吊死在山亭的树杈上。
崇祯吊死在煤山的消息，是四月十二传到南京的。在农民军向北京进发的消息传到南京的时候，史可法就与南都的大臣们一起，誓告天地，向全国发出檄文，要求大家“勤王”(派出部队救援皇室)。史可法自己也带了部队，渡江到了浦口，准备北上。但就在浦口，史可法得到了北京被攻陷、皇帝已身死的消息，顿时痛哭流涕，悲痛异常!史可法与大臣们一起，为崇祯发丧致哀。
紧接着，他们又自然地议论起拥立新君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标志着国家没有了头脑，大明的江山也就到此为止了。
按正统的观念，皇帝死了，该由皇太子即位。但是太子在哪里呢？史可法他们一时无法知晓，于是，大臣们又自然地想到了皇帝的近亲。近亲中，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芳是比较合适的人选。朱由崧，是神宗朱翊钧的孙子，崇祯的堂弟。朱由崧的父亲就是朱常洵，当年，神宗是很想立他为太子的，他的母亲郑贵妃也极力设法让他继承皇位，只是未能如愿。由朱由崧来接替皇位，似乎是合情合理的。潞王朱常芳，是神宗的侄子，崇祯的堂叔，也有继承皇位的资格。到底该立哪一个？
当时，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日广等起草了一份文书，分发给同僚们，主张立潞王。的确，潞王父子两代都有轻财和以公事为重的美名，这是人所共知的。福王的缺点，是大臣们有目共睹的。张慎言、姜日广这样做法，并不是凭个人的好恶，而是为了明王朝的利益。
文书送到了史可法的手中，史可法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这时，手中掌握兵权的凤阳总督马士英也在让他的亲信到同僚那里去传话，他认为，立君要以贤明作为标准，不能固执地拘泥于人选的辈分顺序。
马士英的话传到了史可法那里，史可法就给马士英写了封信，把福王“七不可立”的意见坦率地告诉他。史可法还以为马士英也主张立潞王，但他哪里知道，马士英心目中的理想人选，不是潞王，而是福王!
马士英生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贵阳人，平民出身，在27岁上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南京户部主事。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马士英被提拔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化，而刚就任一个月，就私自动用府库巨款贿赂朝中权贵，不料被人告发，丢了乌纱帽，只得灰溜溜到了南京。在南京混了几年，马士英与阮大铖勾搭在一起了。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又号石巢，安徽怀宁人，是个无耻文士。与马士英是同年进士，为了升官发财，投靠了魏忠贤。阮太铖还为魏忠贤写了一本《点将录》，模仿《水浒》故事，开了一份有100个东林党人的“黑名单”，致使100个东林党人被杀被捕。崇祯即位后，把魏忠贤一伙列入“逆案”，阮大铖的名字也在其中；按照皇帝的诏令，阮大铖“终身不得录用”。这样，阮太铖只能回到家，不久，因躲避农民起义军而流离南京，在这里与马士英成了“患难之交”。
阮大铖是以“有官万事足”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的，他又怎能受得了落寞呢？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二月，有个奸诈贪婪、两面三刀的宜兴人周廷儒，得到了崇祯的信任，曾被任命为内阁的首辅。阮大铖与周廷儒臭味相投，在少年时代就是密友，一见周廷儒“东山再起”，赶忙给他送上礼物表示祝贺，并希望他举荐。周廷儒收了厚礼，但因阮大铖是“逆案”中人，不敢举荐，便提示阮大铖，如果他有什么知己，倒可以举荐的，一旦成功，他也就不愁没有前程了。结果，阮大铖就把马士英介绍给周廷儒，周廷儒就将马士英推荐给崇祯，使马士英成了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卢、凤等处军务。
由马士英的上述经历，可见其与阉党人物具有很深的关系。而朱由崧的父亲朱常洵，祖母郑贵妃，当年又都是魏忠贤、阮大铖之流竭力加以“保护”的。如果能立福王，马士英、阮大铖不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权柄，爬上更高的位置了吗？
出于自身的私利，马士英与阮大铖沆瀣一气，当然要拥立福王而不愿让潞王上台了!但是，史可法却蒙在鼓里。
事情一旦做了，对方再反对也没有用。马士英的高妙之处就在于在对方知情之前，把事情定格，使之无力回天。
史可法从外地回到南京之后正与张慎言等一起筹划拥立潞王的大事，忽然，从长江北岸传来了消息：凤阳总督马士英主张拥立福王，反对拥立潞王!
的确，马士英等一边假惺惺地放出风，说什么“立君以贤”，一边却采取种种手段，要把福王推上台来。马士英一方面与南京的勋臣刘孔昭等相勾结，一方面又拉拢驻守江北的武将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和刘良佐等，把福王捧上了天。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之后，马士英就给南京的大臣们发出了书信，说道：“以序以贤，无如福王。”意思是：无论从辈次顺序还是贤明说来，没有谁比得上福王，拥立福王，天经地义。还没有等到南京的答复，马士英已派了部队，护送福王到达了江北的仪真(今江苏仪征，在长江岸边)，这样做，福王所感激、依赖的当然只有马土英一个人了。
对史可法来说，他意识到马士英把他骗了、卖了。怎么办？如果再坚持拥立潞王，那末，江南江北，势必引起纷争，这显然于国事不利；而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如果僵持下去，同样对国事不利。
经过反复的思考，史可法不得不以大局为重同意了马士英的提议，四月三日，南京的大臣到江边迎接福王。
2．顺手推舟，变被动为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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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可法、马士英其人
史可法(公元1602年—公元1645年)，明河南祥符(今开封)人，字宪立，号道，崇祯进士。授西安府推官，户部员外郎、右佥都御史和总督漕运等职。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闻北京失陷。初欲立潞王，马士英、阮大铖合谋欲立福王，送之至仪真，遂立福王于南京。加东阁大学士，入阁参政。受马士英排挤，史可法以兵部尚书大学士督师扬州。清兵至，史可法亲守西门险，宁死不降。人称史阁部，谥忠靖，清乾隆朝追谥忠心。
马士英(约公元1591年—公元1646年)，明清之际贵州贵阳人，字瑶草，万历时进士。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马士英任宣府巡抚，因擅取公币行贿，遣戍，流寓南京。崇祯末起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卢州、凤阳等处军务。清军入关后，拥立福王监国，进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排斥史可法，援引阮大铖，独断专权，大敌当前，仍忙于内部权争，致使扬州失陷，清军逼近南京，遂逃至浙江，往投鲁王、唐王均被拒，乃逃至方国安军中。
二、拥兵自重，军阀操纵话语权
史可法与马士英的争斗开始于拥立福王，这是一场注定史可法要失败的争斗，国破家亡，仅有忠诚是不够的，拥有军队的马士英，岂能听命于一个文臣？
1．不识小人真面目，魄力不够失良机
史可法忠诚有余，但魄力不足，以致循规蹈矩，不能抓住时机振臂一呼而力挽狂澜。结果被马士英钻了空子来了个“先斩后奏”，铸成败局。
同在朝中为官，不是每个人都志同道合。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利益，必然是各有各的打算。这一点，史可法却不了解马士英。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七，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大军包围了北京城，城外的守军三大营不战而降。城内的安全，本来由太监负责，但崇祯一向亲信的太监们都是些谄媚无能之辈，这时他们手足无措，有的甚至怀有二心。三月十八，李自成派已经向他投降的宣府镇守太监杜勋去见崇祯，要崇祯让出帝位。当天傍晚，崇祯的亲信、太监曹化淳竟打开了城门，让起义大军长驱直入北京城。
崇祯走出皇宫，登上煤山吊死在山亭的树杈上。
崇祯吊死在煤山的消息，是四月十二传到南京的。在农民军向北京进发的消息传到南京的时候，史可法就与南都的大臣们一起，誓告天地，向全国发出檄文，要求大家“勤王”(派出部队救援皇室)。史可法自己也带了部队，渡江到了浦口，准备北上。但就在浦口，史可法得到了北京被攻陷、皇帝已身死的消息，顿时痛哭流涕，悲痛异常!史可法与大臣们一起，为崇祯发丧致哀。
紧接着，他们又自然地议论起拥立新君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标志着国家没有了头脑，大明的江山也就到此为止了。
按正统的观念，皇帝死了，该由皇太子即位。但是太子在哪里呢？史可法他们一时无法知晓，于是，大臣们又自然地想到了皇帝的近亲。近亲中，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芳是比较合适的人选。朱由崧，是神宗朱翊钧的孙子，崇祯的堂弟。朱由崧的父亲就是朱常洵，当年，神宗是很想立他为太子的，他的母亲郑贵妃也极力设法让他继承皇位，只是未能如愿。由朱由崧来接替皇位，似乎是合情合理的。潞王朱常芳，是神宗的侄子，崇祯的堂叔，也有继承皇位的资格。到底该立哪一个？
当时，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日广等起草了一份文书，分发给同僚们，主张立潞王。的确，潞王父子两代都有轻财和以公事为重的美名，这是人所共知的。福王的缺点，是大臣们有目共睹的。张慎言、姜日广这样做法，并不是凭个人的好恶，而是为了明王朝的利益。
文书送到了史可法的手中，史可法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这时，手中掌握兵权的凤阳总督马士英也在让他的亲信到同僚那里去传话，他认为，立君要以贤明作为标准，不能固执地拘泥于人选的辈分顺序。
马士英的话传到了史可法那里，史可法就给马士英写了封信，把福王“七不可立”的意见坦率地告诉他。史可法还以为马士英也主张立潞王，但他哪里知道，马士英心目中的理想人选，不是潞王，而是福王!
马士英生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贵阳人，平民出身，在27岁上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南京户部主事。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马士英被提拔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化，而刚就任一个月，就私自动用府库巨款贿赂朝中权贵，不料被人告发，丢了乌纱帽，只得灰溜溜到了南京。在南京混了几年，马士英与阮大铖勾搭在一起了。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又号石巢，安徽怀宁人，是个无耻文士。与马士英是同年进士，为了升官发财，投靠了魏忠贤。阮太铖还为魏忠贤写了一本《点将录》，模仿《水浒》故事，开了一份有100个东林党人的“黑名单”，致使100个东林党人被杀被捕。崇祯即位后，把魏忠贤一伙列入“逆案”，阮大铖的名字也在其中；按照皇帝的诏令，阮大铖“终身不得录用”。这样，阮太铖只能回到家，不久，因躲避农民起义军而流离南京，在这里与马士英成了“患难之交”。
阮大铖是以“有官万事足”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的，他又怎能受得了落寞呢？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二月，有个奸诈贪婪、两面三刀的宜兴人周廷儒，得到了崇祯的信任，曾被任命为内阁的首辅。阮大铖与周廷儒臭味相投，在少年时代就是密友，一见周廷儒“东山再起”，赶忙给他送上礼物表示祝贺，并希望他举荐。周廷儒收了厚礼，但因阮大铖是“逆案”中人，不敢举荐，便提示阮大铖，如果他有什么知己，倒可以举荐的，一旦成功，他也就不愁没有前程了。结果，阮大铖就把马士英介绍给周廷儒，周廷儒就将马士英推荐给崇祯，使马士英成了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卢、凤等处军务。
由马士英的上述经历，可见其与阉党人物具有很深的关系。而朱由崧的父亲朱常洵，祖母郑贵妃，当年又都是魏忠贤、阮大铖之流竭力加以“保护”的。如果能立福王，马士英、阮大铖不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权柄，爬上更高的位置了吗？
出于自身的私利，马士英与阮大铖沆瀣一气，当然要拥立福王而不愿让潞王上台了!但是，史可法却蒙在鼓里。
事情一旦做了，对方再反对也没有用。马士英的高妙之处就在于在对方知情之前，把事情定格，使之无力回天。
史可法从外地回到南京之后正与张慎言等一起筹划拥立潞王的大事，忽然，从长江北岸传来了消息：凤阳总督马士英主张拥立福王，反对拥立潞王!
的确，马士英等一边假惺惺地放出风，说什么“立君以贤”，一边却采取种种手段，要把福王推上台来。马士英一方面与南京的勋臣刘孔昭等相勾结，一方面又拉拢驻守江北的武将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和刘良佐等，把福王捧上了天。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之后，马士英就给南京的大臣们发出了书信，说道：“以序以贤，无如福王。”意思是：无论从辈次顺序还是贤明说来，没有谁比得上福王，拥立福王，天经地义。还没有等到南京的答复，马士英已派了部队，护送福王到达了江北的仪真(今江苏仪征，在长江岸边)，这样做，福王所感激、依赖的当然只有马土英一个人了。
对史可法来说，他意识到马士英把他骗了、卖了。怎么办？如果再坚持拥立潞王，那末，江南江北，势必引起纷争，这显然于国事不利；而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如果僵持下去，同样对国事不利。
经过反复的思考，史可法不得不以大局为重同意了马士英的提议，四月三日，南京的大臣到江边迎接福王。
2．顺手推舟，变被动为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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