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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独自一人应付官司，我们全都被他派到全国各地跑发行。断断续续地忙了一个月，到十二月初，订单终于回来了，两万多一点的订数让主编老莫第一次冲着师思发火了。师思跑的是南方几省，那一带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最好的时候曾达到过五万。不管怎么变化，南方几省的订数始终占有半壁江山。这一次，却掉得大，其中浙江一个省居然只剩下二十七份。主编老莫说，师思想取而代之也不能这么放冷箭。师思则说，她又不是公关小姐，连请人吃饭的权也没有，她用尽了正常情况下的一切办法，没有空手回来，正好说明包括我们杂志在内的这个世界还大有希望。主编老莫无论怎么愤怒，在师思面前也还是留有余地的。
春节很快就到了。腊月二十二，“猫头鹰”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迎新座谈会，我和师思都被他们请去了。所有人都得到一个红包。里面封了百元压岁钱。我得了两个，另外一个是他们许诺的百元美钞。他们的头头正式请我去他们那儿。面对那五十万的发行量，我不能不动心。让我犹豫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点是我看到韩丁的模样，比股市暴跌时还不开心。董博士倒是春光满面，他同我们握手后，正人君子般坐在师思面前不苟言笑。
我们的杂志只给一些关系户寄了贺年卡。
大家都指名道姓地说，应该给主编老莫吃点壮阳药。
难过的还是过年的日子，不管是回黄州还是去唐家墩，听到别人祝我和沙莎夫妻恩爱早生贵子时，我都要努力地笑着，让大家看不出一点痕迹。当然，在这个城市众多人口中，不快乐的也不只我们。王婶和汪总是门里门外的一对冤家。钱主任更惨，老赵病成这个样子，还要在局里值班，连三十、初一都不落下。在深圳工作的女儿，到新马泰旅游去了，钱主任闲得无聊，竟考虑起给王婶和汪总征婚的事。她还同沙莎说，师思的事已有七成把握了。她已安排好，让师思在情人节这天同男方见面。
我想雪上加霜，故意在给主编老莫打电话拜年时，将师思的事透露给他。
对这事唯一高兴的人是沙莎。
喜悦让沙莎在情人节到来的日子里，一天比一天温柔。
情人节的前几天，老赵终于无法起床上班了。
大夫来家里看过后，吩咐准备后事。
老赵像一盏熬干的油灯，正一点点地熄去，他那眼睛里的火苗越来越暗。
沙莎奉命翻阅老赵的档案，她意外发现老赵二十年前就是正处级干部，当时他是另一个局的宣传处长。十九年前，老赵不知为何一调到我局以后，就主动要求担任门卫并兼做清洁工。沙莎将这些基本情况，交给写悼词的人。
我、沙莎和王婶被局里安排就近轮流照顾老赵。
老赵的眼皮一次次无力地闭上后，又奇迹般睁开。
二月十四日上午，我同沙莎、王婶守在老赵家的客厅里。
钱主任看着挂钟说，这时候师思该同董博士见面了，她安排他们在一路专线车起点站碰头，然后一起去东湖游玩。我以为钱主任搞错了。钱主任说一开始就这样，这是她的经验，有些人将真实面目露早了反而不行。
这时，老赵突然在床上叫了一声。
钱主任连忙跑过去，坐在床边问老赵是不是有话要说。
老赵拿起钱主任的手，慢慢送到嘴边。我们都以为他要同钱主任吻别。根本没料到他会张大嘴将钱主任的手狠狠咬住。钱主任惊天动地地惨叫起来。我们扑上去，费了很大劲才将钱主任的手从老赵的牙缝里救出来。钱主任的手腕一会儿就肿了。
我们拖着她上王婶家里去敷药。
待我们回来时，老赵手里竟握着一枝鲜红的玫瑰。
玫瑰花瓣上的露水将花瓣和老赵的鼻尖粘在一起。
我上前用手一试：老赵趁钱主任不在时，一个人永远走了。
我跑到阳台上往楼下张望。
上班时间，小区里静悄悄地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但在某棵树荫下，似乎站着那位总在这一带卖玫瑰花的老太太。
钱主任放声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将那枝玫瑰从老赵手里夺下来，用脚蹍碎。
沙莎拿起电话给局长报丧。按道理，必须趁老赵尸体还在发热时将寿衣穿上。沙莎和王婶不敢动手，钱主任又只顾哭泣，我一个人没办法弄。幸亏汪总匆匆跑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有惊人的消息。王婶要他将老赵的寿衣穿好再说。汪总说这话他不说心里难受。
结果，汪总边给老赵穿寿衣边告诉我们。长江大桥靠汉阳的桥头上发生爆炸，一辆一路专线车被炸飞了，满满一车人全成了肉酱。我惊叫起来，因为师思很有可能就在车上。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本来师思同董博士已上了那辆大巴。突然间发现主编老莫也在车上。师思就拉着董博士下去了。结果主编老莫被炸得只有他老婆才能认出来。
在他的追悼会上，私下流传一句比悼词更容易让人记住的话：这样去死，不值得。
也就是这天晚上，我和汪总在我家里一人拿着一只啤酒瓶喝闷酒。隔壁屋里钱主任、沙莎和王婶，三个女人挤在一起抱头痛哭。她们反复嚷着一个话题：都做了一辈子的夫妻，哪来这样的深仇大恨。钱主任的手肿得像被蝮蛇咬过，打了两针先锋五号也不见消退。
凌晨时分，很远的江面上传来汽笛声。
沙莎突然一推我，她说：“我怕极了，人咬人太厉害了。蓝方，我们还是离婚吧。我怕你到时也像老赵一样。”
我背对着她说：“要是你走在前面，我不就没机会了！”
沙莎说：“你这是咒我先死呀！”
我们暂时不再说话。
天亮后，我揉着涩涩的眼窝对沙莎说：“好吧，我们今天就去将手续办了。”
在婚姻登记处，意外地碰见王婶和汪总。他们是来复婚的。王婶说，他们也想通了，人只能活这一辈子，能原谅人的时候就要原谅人，上半夜为自己想想，下半夜为别人想，这事就过去了。沙莎冷静地望着他们，说我们正在前赴后继。
离婚后，我和沙莎仍住在一起。对这套两室一厅里的一切物品与行动，我们都有详细的协议。包括早上起床后卫生间谁先用都有规定，所有一切都如美国法律那样周全。唯一疏漏之处是到了夏天，有空调的那间卧室如何轮流使用。在订协议时我想到这一点，但我没说。以沙莎的精明她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她也没说。有时我想这也许是我们与上帝达成的一种默契。
主编老莫一死，韩丁那篇文章引起的官司就被人淡忘了。这天，女邻居突然领着那个在黄孝河路卖花的老太太来到杂志社。卖花的老太太竟然就是女邻居的母亲，她对我们说，自己是那官司中的真正当事人，她来告诉我们的领导，什么赔偿也不用给，她要撤诉。我将师思指给她们。师思已被提升为唯一的副主编，主持杂志社的工作。她被过去自己造成的问题压得时常将眉毛抹得一只高一只低。
我问过她同董博士的情况。师思说就像在广东吃那各种各样的虫子宴一样，开始有些恶心，后来情况有所好转。
有一天，我在外面同朋友泡酒吧回来，发现家里非常香。
我忍不住敲了敲的卧室门。沙莎穿着睡衣，但她没有睡。她将自己的衣裙挂了满满一屋。床头柜上有只瓷罐，瓷罐里点着一只无烟蜡烛。上面的小盏里有一汪水。沙莎在那水里滴了一滴名为“岁月柔情”的香水，所有的香气都是从那水里蒸发出来的，让人不能不醉。沙莎要将所有的衣服都熏得像洒了法国香水一样。但是花费只有“毒药”等品牌的十分之一。这样的香味会倾倒这座城市的许多男子。我对沙莎说了声晚安，回到自己的房里。我想起师思身上也曾有过这样的香味。我一遍遍地默诵着这些充满香气的名字。只有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构思。这种热爱藏在任何一位武汉女孩的骨子里，看起来很庸俗，想起来却是另一番景象。
楼梯上，汪总用普通话说了句：“你好！”
王婶马上轻柔地讥笑他在说弯管子话。
夜很深时，很难说城市有无秘密。
夏天的消息在窗外悄悄传递着。
不知道黄孝河路上的窨盖会不会再次飞起来。
一九九九年三月八日完稿于汉口花桥
莫独自一人应付官司，我们全都被他派到全国各地跑发行。断断续续地忙了一个月，到十二月初，订单终于回来了，两万多一点的订数让主编老莫第一次冲着师思发火了。师思跑的是南方几省，那一带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最好的时候曾达到过五万。不管怎么变化，南方几省的订数始终占有半壁江山。这一次，却掉得大，其中浙江一个省居然只剩下二十七份。主编老莫说，师思想取而代之也不能这么放冷箭。师思则说，她又不是公关小姐，连请人吃饭的权也没有，她用尽了正常情况下的一切办法，没有空手回来，正好说明包括我们杂志在内的这个世界还大有希望。主编老莫无论怎么愤怒，在师思面前也还是留有余地的。
春节很快就到了。腊月二十二，“猫头鹰”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迎新座谈会，我和师思都被他们请去了。所有人都得到一个红包。里面封了百元压岁钱。我得了两个，另外一个是他们许诺的百元美钞。他们的头头正式请我去他们那儿。面对那五十万的发行量，我不能不动心。让我犹豫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点是我看到韩丁的模样，比股市暴跌时还不开心。董博士倒是春光满面，他同我们握手后，正人君子般坐在师思面前不苟言笑。
我们的杂志只给一些关系户寄了贺年卡。
大家都指名道姓地说，应该给主编老莫吃点壮阳药。
难过的还是过年的日子，不管是回黄州还是去唐家墩，听到别人祝我和沙莎夫妻恩爱早生贵子时，我都要努力地笑着，让大家看不出一点痕迹。当然，在这个城市众多人口中，不快乐的也不只我们。王婶和汪总是门里门外的一对冤家。钱主任更惨，老赵病成这个样子，还要在局里值班，连三十、初一都不落下。在深圳工作的女儿，到新马泰旅游去了，钱主任闲得无聊，竟考虑起给王婶和汪总征婚的事。她还同沙莎说，师思的事已有七成把握了。她已安排好，让师思在情人节这天同男方见面。
我想雪上加霜，故意在给主编老莫打电话拜年时，将师思的事透露给他。
对这事唯一高兴的人是沙莎。
喜悦让沙莎在情人节到来的日子里，一天比一天温柔。
情人节的前几天，老赵终于无法起床上班了。
大夫来家里看过后，吩咐准备后事。
老赵像一盏熬干的油灯，正一点点地熄去，他那眼睛里的火苗越来越暗。
沙莎奉命翻阅老赵的档案，她意外发现老赵二十年前就是正处级干部，当时他是另一个局的宣传处长。十九年前，老赵不知为何一调到我局以后，就主动要求担任门卫并兼做清洁工。沙莎将这些基本情况，交给写悼词的人。
我、沙莎和王婶被局里安排就近轮流照顾老赵。
老赵的眼皮一次次无力地闭上后，又奇迹般睁开。
二月十四日上午，我同沙莎、王婶守在老赵家的客厅里。
钱主任看着挂钟说，这时候师思该同董博士见面了，她安排他们在一路专线车起点站碰头，然后一起去东湖游玩。我以为钱主任搞错了。钱主任说一开始就这样，这是她的经验，有些人将真实面目露早了反而不行。
这时，老赵突然在床上叫了一声。
钱主任连忙跑过去，坐在床边问老赵是不是有话要说。
老赵拿起钱主任的手，慢慢送到嘴边。我们都以为他要同钱主任吻别。根本没料到他会张大嘴将钱主任的手狠狠咬住。钱主任惊天动地地惨叫起来。我们扑上去，费了很大劲才将钱主任的手从老赵的牙缝里救出来。钱主任的手腕一会儿就肿了。
我们拖着她上王婶家里去敷药。
待我们回来时，老赵手里竟握着一枝鲜红的玫瑰。
玫瑰花瓣上的露水将花瓣和老赵的鼻尖粘在一起。
我上前用手一试：老赵趁钱主任不在时，一个人永远走了。
我跑到阳台上往楼下张望。
上班时间，小区里静悄悄地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但在某棵树荫下，似乎站着那位总在这一带卖玫瑰花的老太太。
钱主任放声大哭起来。她一边哭一边将那枝玫瑰从老赵手里夺下来，用脚蹍碎。
沙莎拿起电话给局长报丧。按道理，必须趁老赵尸体还在发热时将寿衣穿上。沙莎和王婶不敢动手，钱主任又只顾哭泣，我一个人没办法弄。幸亏汪总匆匆跑来了。他一进门就说有惊人的消息。王婶要他将老赵的寿衣穿好再说。汪总说这话他不说心里难受。
结果，汪总边给老赵穿寿衣边告诉我们。长江大桥靠汉阳的桥头上发生爆炸，一辆一路专线车被炸飞了，满满一车人全成了肉酱。我惊叫起来，因为师思很有可能就在车上。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本来师思同董博士已上了那辆大巴。突然间发现主编老莫也在车上。师思就拉着董博士下去了。结果主编老莫被炸得只有他老婆才能认出来。
在他的追悼会上，私下流传一句比悼词更容易让人记住的话：这样去死，不值得。
也就是这天晚上，我和汪总在我家里一人拿着一只啤酒瓶喝闷酒。隔壁屋里钱主任、沙莎和王婶，三个女人挤在一起抱头痛哭。她们反复嚷着一个话题：都做了一辈子的夫妻，哪来这样的深仇大恨。钱主任的手肿得像被蝮蛇咬过，打了两针先锋五号也不见消退。
凌晨时分，很远的江面上传来汽笛声。
沙莎突然一推我，她说：“我怕极了，人咬人太厉害了。蓝方，我们还是离婚吧。我怕你到时也像老赵一样。”
我背对着她说：“要是你走在前面，我不就没机会了！”
沙莎说：“你这是咒我先死呀！”
我们暂时不再说话。
天亮后，我揉着涩涩的眼窝对沙莎说：“好吧，我们今天就去将手续办了。”
在婚姻登记处，意外地碰见王婶和汪总。他们是来复婚的。王婶说，他们也想通了，人只能活这一辈子，能原谅人的时候就要原谅人，上半夜为自己想想，下半夜为别人想，这事就过去了。沙莎冷静地望着他们，说我们正在前赴后继。
离婚后，我和沙莎仍住在一起。对这套两室一厅里的一切物品与行动，我们都有详细的协议。包括早上起床后卫生间谁先用都有规定，所有一切都如美国法律那样周全。唯一疏漏之处是到了夏天，有空调的那间卧室如何轮流使用。在订协议时我想到这一点，但我没说。以沙莎的精明她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她也没说。有时我想这也许是我们与上帝达成的一种默契。
主编老莫一死，韩丁那篇文章引起的官司就被人淡忘了。这天，女邻居突然领着那个在黄孝河路卖花的老太太来到杂志社。卖花的老太太竟然就是女邻居的母亲，她对我们说，自己是那官司中的真正当事人，她来告诉我们的领导，什么赔偿也不用给，她要撤诉。我将师思指给她们。师思已被提升为唯一的副主编，主持杂志社的工作。她被过去自己造成的问题压得时常将眉毛抹得一只高一只低。
我问过她同董博士的情况。师思说就像在广东吃那各种各样的虫子宴一样，开始有些恶心，后来情况有所好转。
有一天，我在外面同朋友泡酒吧回来，发现家里非常香。
我忍不住敲了敲的卧室门。沙莎穿着睡衣，但她没有睡。她将自己的衣裙挂了满满一屋。床头柜上有只瓷罐，瓷罐里点着一只无烟蜡烛。上面的小盏里有一汪水。沙莎在那水里滴了一滴名为“岁月柔情”的香水，所有的香气都是从那水里蒸发出来的，让人不能不醉。沙莎要将所有的衣服都熏得像洒了法国香水一样。但是花费只有“毒药”等品牌的十分之一。这样的香味会倾倒这座城市的许多男子。我对沙莎说了声晚安，回到自己的房里。我想起师思身上也曾有过这样的香味。我一遍遍地默诵着这些充满香气的名字。只有对生活充满热爱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构思。这种热爱藏在任何一位武汉女孩的骨子里，看起来很庸俗，想起来却是另一番景象。
楼梯上，汪总用普通话说了句：“你好！”
王婶马上轻柔地讥笑他在说弯管子话。
夜很深时，很难说城市有无秘密。
夏天的消息在窗外悄悄传递着。
不知道黄孝河路上的窨盖会不会再次飞起来。
一九九九年三月八日完稿于汉口花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