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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作战的，惟有苏联，被俘高级将领主动要求从战俘中组织军队帮助侵略者的国家，也惟有苏联。一个行政上高度统一的主权国家发生这样的事，史上罕见。
卫国战争中，德军高峰时拥有近200个俄罗斯人组成的独立营级作战单位，另有专门围剿游击队的140个团级战斗单位。1943年春，苏军叛变者和平民以志愿者方式为德军服务的高达100万人。
纳粹德国对俄罗斯人采取歧视政策，非俄罗斯裔的作战部队才被允许组成规模更大的作战单位，譬如卡尔梅克人组成了独立的骑兵军。乌克兰人组建的伪军除承担维持治安和看守集中营外，还参与对苏军的袭击作战。苏军与朱可夫齐名的杰出将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杜丁即因乌克兰伪军袭击而牺牲。
要求从战俘营组建军队与德军并肩作战的人是苏联杰出将领弗拉索夫。
弗拉索夫是苏联历史上最具争议性人物之一。此人1930年即为中央委员，曾作为军事顾问帮蒋介石训练军队。卫国战争中获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他因莫斯科保卫战中的巨大功勋，而深得斯大林器重。
1942年6月25日，弗拉索夫被俘，他很快提出与德国合作，希望能从战俘营中组建一支俄罗斯解放军，与德国并肩消灭苏维埃政权，最终建立对德友好的自由俄罗斯
弗拉索夫叛国时，苏联正处于最艰难时刻：有经验的部队已经消耗光，新兵成批送上前线，成批地死亡，而后方每根能用的稻草都已被送上前线。弗拉索夫对部下解释说：“难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吗？难道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敌人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吗？难道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伙不是每个俄罗斯人首要的神圣义务吗？”
赫鲁晓夫称弗拉索夫因为心智不健全才叛国。但对弗拉索夫来说，只要被俘，就是“逃兵、祖国的叛徒和人民的敌人”因为苏联不承认“战俘”斯大林第270号令宣布，任何情况都不许被俘，指挥官要枪决怕死而当俘虏的人。刑法亦明确规定，战士被俘，家属流放。
25年前，列宁正是在德国帮助下回到祖国，靠德国资金支持推翻了正与德国交战的本国政府。但现实却给了欲效法列宁的弗拉索夫一个无情的耳光。
纳粹德国是个毫无理性的更残暴更特殊的政权，在他们的秩序下“劣等的斯拉夫人”只配在奴役下自生自灭，根本不配建立国家，500多万苏联战俘只是奴隶，根本没有资格被组织起来与德军并肩作战。除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外，纳粹高官们都骂弗拉索夫是“蠢猪”甚至禁止他胡说八道。
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纳粹德国山穷水尽时才想起弗拉索夫，弗拉索夫从战俘中组建一支总数约5万人的“俄罗斯解放军”其中的许多人是战场直接叛逃者，有数十人曾是苏联著名的英雄飞行员。
程度最深、命运也最惨烈的叛国者，是高加索人。集体化期间，先天热爱骑马的高加索人不愿被剥夺养马的权力——任何马都是集体财产，个人不得拥有，大批反抗者被当作富农遭**灭绝，大清洗期间，高加索最严重的“问题民族”车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顾。结果，纳粹德国入侵时，未被苏联征用的车臣年轻人几乎全数加入侵略者。
为报复车臣人的叛徒行为，1944年2月23日至24日，全体车臣人和他们的邻居印古什人被押上火车赶出故土，发配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并非只有车臣人遭遇此命运，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全体成员于1943年12月也被斯大林全体迁移。
但车臣人的命运无疑最悲惨的，这个当时不到40万人口的山地民族，1万5千人被枪毙，3万人被“牢改”5万人被“劳教”10万人死于“西伯利亚建设”
这个叛逆民族在“东迁”的死亡之路上，一些新的生命降生并顽强地存活。特殊时期成长的这一代人注定将以特殊方式登场。他们当中几个最著名的名字是：杜达耶夫、巴萨耶夫、马斯哈托夫。暴君的债，经他们的手，最终由别斯兰惨案中的俄罗斯儿童、由莫斯科大剧院的观众、由普通俄罗斯人的无辜鲜血来偿。
车臣问题，是大清洗今天依然在流血的伤口。
大清洗是一种体制
清洗是一个国家的空前自残，它残酷到足以在道义上动摇苏共政权的合法性。正视这段历史、总结其悲剧原因，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气。赫鲁晓夫曾做过尝试，但他的秘密报告一经披露，就在整个世界引起空前地震。他们后退了。
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们只是以苏联人特有的行政效率完成了“去斯大林化”——就如当年苏联的一切都离不开斯大林一样，一夜之间苏联的一切都与斯大林无关了。只有罪恶才属于斯大林。
至于大清洗受害者的平反，还要再等30年。
1987年，在大清洗中失去祖父和外祖父的戈尔巴乔夫，以“不应当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开启了大清洗的重新调查。
1988年，莫斯科大审判的遇害者在大清洗结束50年后终于开始被平反。同年，苏联所有中小学生的历史期末考试取消，决定称：不能让谎言再继续毒害学生。官方喉舌消息报发出旗帜鲜明的赞同意见：“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
大清洗注定要与斯大林划上等号，但大清洗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基层权力斗争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统与告密文化合谋的无辜牺牲品。它首先是一种体制，一种怀疑周围充斥着敌人，一种鼓励互相告密揭发纵容人性丑恶，一种国家恐怖体制。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启动就会自动运行。斯大林并非其真正的创造者，只是发扬光大者，它不曾因斯大林死去而消失。在苏联，它随着这个国家的解体才真正消亡。
从“列宁遗嘱”到基洛夫遇刺：通向大清洗的道路
如果追溯历史，其实不难发现，大清洗悲剧潜伏在大饥荒的悲剧中，而大饥荒是集体化的必然悲剧。不幸的是，集体化是布尔什维克建立理想国家的必然追求。
大清洗、大饥荒以及集体化
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会议最后一天的上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报告一次次为全体代表发自内心的热烈掌声打断。虽然其真正主题并非大清洗，但这却是苏共高层第一个系统谈到大清洗的报告，也是最后一次。
报告将大清洗期间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总结为，斯大林个人性格的粗暴和破坏了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在苏联解体前，官方所有谈及斯大林时代悲剧的教训总结，大致都不超过这个范围。
但是，经历列宁和斯大林时代并有幸活下来的两朝元老莫洛托夫，在退休后被问及列宁和斯大林谁更严酷时，莫洛托夫说：“当然是列宁。因为我曾见到列宁当面斥责斯大林性格软弱和自由主义倾向。
如果追溯历史，其实不难发现，大清洗悲剧潜伏在大饥荒的悲剧中，而大饥荒是集体化的必然悲剧。不幸的是，集体化是布尔什维克建立理想国家的必然追求。
方作战的，惟有苏联，被俘高级将领主动要求从战俘中组织军队帮助侵略者的国家，也惟有苏联。一个行政上高度统一的主权国家发生这样的事，史上罕见。
卫国战争中，德军高峰时拥有近200个俄罗斯人组成的独立营级作战单位，另有专门围剿游击队的140个团级战斗单位。1943年春，苏军叛变者和平民以志愿者方式为德军服务的高达100万人。
纳粹德国对俄罗斯人采取歧视政策，非俄罗斯裔的作战部队才被允许组成规模更大的作战单位，譬如卡尔梅克人组成了独立的骑兵军。乌克兰人组建的伪军除承担维持治安和看守集中营外，还参与对苏军的袭击作战。苏军与朱可夫齐名的杰出将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杜丁即因乌克兰伪军袭击而牺牲。
要求从战俘营组建军队与德军并肩作战的人是苏联杰出将领弗拉索夫。
弗拉索夫是苏联历史上最具争议性人物之一。此人1930年即为中央委员，曾作为军事顾问帮蒋介石训练军队。卫国战争中获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他因莫斯科保卫战中的巨大功勋，而深得斯大林器重。
1942年6月25日，弗拉索夫被俘，他很快提出与德国合作，希望能从战俘营中组建一支俄罗斯解放军，与德国并肩消灭苏维埃政权，最终建立对德友好的自由俄罗斯
弗拉索夫叛国时，苏联正处于最艰难时刻：有经验的部队已经消耗光，新兵成批送上前线，成批地死亡，而后方每根能用的稻草都已被送上前线。弗拉索夫对部下解释说：“难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吗？难道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敌人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吗？难道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伙不是每个俄罗斯人首要的神圣义务吗？”
赫鲁晓夫称弗拉索夫因为心智不健全才叛国。但对弗拉索夫来说，只要被俘，就是“逃兵、祖国的叛徒和人民的敌人”因为苏联不承认“战俘”斯大林第270号令宣布，任何情况都不许被俘，指挥官要枪决怕死而当俘虏的人。刑法亦明确规定，战士被俘，家属流放。
25年前，列宁正是在德国帮助下回到祖国，靠德国资金支持推翻了正与德国交战的本国政府。但现实却给了欲效法列宁的弗拉索夫一个无情的耳光。
纳粹德国是个毫无理性的更残暴更特殊的政权，在他们的秩序下“劣等的斯拉夫人”只配在奴役下自生自灭，根本不配建立国家，500多万苏联战俘只是奴隶，根本没有资格被组织起来与德军并肩作战。除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外，纳粹高官们都骂弗拉索夫是“蠢猪”甚至禁止他胡说八道。
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纳粹德国山穷水尽时才想起弗拉索夫，弗拉索夫从战俘中组建一支总数约5万人的“俄罗斯解放军”其中的许多人是战场直接叛逃者，有数十人曾是苏联著名的英雄飞行员。
程度最深、命运也最惨烈的叛国者，是高加索人。集体化期间，先天热爱骑马的高加索人不愿被剥夺养马的权力——任何马都是集体财产，个人不得拥有，大批反抗者被当作富农遭**灭绝，大清洗期间，高加索最严重的“问题民族”车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顾。结果，纳粹德国入侵时，未被苏联征用的车臣年轻人几乎全数加入侵略者。
为报复车臣人的叛徒行为，1944年2月23日至24日，全体车臣人和他们的邻居印古什人被押上火车赶出故土，发配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并非只有车臣人遭遇此命运，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全体成员于1943年12月也被斯大林全体迁移。
但车臣人的命运无疑最悲惨的，这个当时不到40万人口的山地民族，1万5千人被枪毙，3万人被“牢改”5万人被“劳教”10万人死于“西伯利亚建设”
这个叛逆民族在“东迁”的死亡之路上，一些新的生命降生并顽强地存活。特殊时期成长的这一代人注定将以特殊方式登场。他们当中几个最著名的名字是：杜达耶夫、巴萨耶夫、马斯哈托夫。暴君的债，经他们的手，最终由别斯兰惨案中的俄罗斯儿童、由莫斯科大剧院的观众、由普通俄罗斯人的无辜鲜血来偿。
车臣问题，是大清洗今天依然在流血的伤口。
大清洗是一种体制
清洗是一个国家的空前自残，它残酷到足以在道义上动摇苏共政权的合法性。正视这段历史、总结其悲剧原因，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气。赫鲁晓夫曾做过尝试，但他的秘密报告一经披露，就在整个世界引起空前地震。他们后退了。
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志们只是以苏联人特有的行政效率完成了“去斯大林化”——就如当年苏联的一切都离不开斯大林一样，一夜之间苏联的一切都与斯大林无关了。只有罪恶才属于斯大林。
至于大清洗受害者的平反，还要再等30年。
1987年，在大清洗中失去祖父和外祖父的戈尔巴乔夫，以“不应当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开启了大清洗的重新调查。
1988年，莫斯科大审判的遇害者在大清洗结束50年后终于开始被平反。同年，苏联所有中小学生的历史期末考试取消，决定称：不能让谎言再继续毒害学生。官方喉舌消息报发出旗帜鲜明的赞同意见：“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
大清洗注定要与斯大林划上等号，但大清洗中绝大多数受害者，是基层权力斗争和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系统与告密文化合谋的无辜牺牲品。它首先是一种体制，一种怀疑周围充斥着敌人，一种鼓励互相告密揭发纵容人性丑恶，一种国家恐怖体制。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启动就会自动运行。斯大林并非其真正的创造者，只是发扬光大者，它不曾因斯大林死去而消失。在苏联，它随着这个国家的解体才真正消亡。
从“列宁遗嘱”到基洛夫遇刺：通向大清洗的道路
如果追溯历史，其实不难发现，大清洗悲剧潜伏在大饥荒的悲剧中，而大饥荒是集体化的必然悲剧。不幸的是，集体化是布尔什维克建立理想国家的必然追求。
大清洗、大饥荒以及集体化
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会议最后一天的上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报告一次次为全体代表发自内心的热烈掌声打断。虽然其真正主题并非大清洗，但这却是苏共高层第一个系统谈到大清洗的报告，也是最后一次。
报告将大清洗期间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总结为，斯大林个人性格的粗暴和破坏了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在苏联解体前，官方所有谈及斯大林时代悲剧的教训总结，大致都不超过这个范围。
但是，经历列宁和斯大林时代并有幸活下来的两朝元老莫洛托夫，在退休后被问及列宁和斯大林谁更严酷时，莫洛托夫说：“当然是列宁。因为我曾见到列宁当面斥责斯大林性格软弱和自由主义倾向。
如果追溯历史，其实不难发现，大清洗悲剧潜伏在大饥荒的悲剧中，而大饥荒是集体化的必然悲剧。不幸的是，集体化是布尔什维克建立理想国家的必然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