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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承宣布政使司漳州府之南，紧邻广东潮州府之处，有座大岛名曰东山，此岛长百余里，宽八十余里，状若蝴蝶，乃东南沿海有数的大岛。
这天临近午时，东山以北数十里的海面上陡然出现一个庞大的船队，这船队舰船数量并不多，总共也就十余艘，但是，每艘船都庞大无比，高如城楼，看上去简直如同水上的城堡一般。
常年在海上漂泊的渔民和海商都知道，这些都是福船，东南沿海有名的海上巨舰。
福船的制式有两种，一种曰大福船，长约十五丈，宽约三丈，竖帆三桅，能载人百余，还有一种就叫福船，长约十二丈，宽约二丈五，竖帆二桅，能载六十余人。
福船的起源，大致可以追溯到宋朝，但其兴盛之时，则是在明朝。
大明水师全盛时期，足有大小战船将近四千艘，其中福船就不下四百艘，大明永乐年间，著名的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就曾携大小福船两百余艘，那场面，海上的风帆就如同丛林一般遮天蔽日，着实壮观无比。
可惜，百余年后的嘉靖朝，大明水师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日渐衰落，水师的战船只剩不到三成，像福船这样的大型船只更是剩下不到一成，像原来大名鼎鼎的福建水师，这会儿就剩下一艘大福船和几艘福船，早已没有昔日的雄风。
这十余艘福船组成的船队显然不是福建都司下属的水师船队，因为这船队中光是大福船就有三四艘，福建都司下属的水师船队根本就没有这么多大福船！
那么，这船队到底属于哪方势力呢？
船队最前方的大福船上，陈文杰正满脸自豪的站在一个胡须飘飘的中年男子身后不停的扫视着自家的船队呢。
没错，这就是龙溪陈氏下属的海商船队，或者说海盗船队！
虽说这些福船并不是他们陈家的，但是，他们陈家却能指挥这些拥有福船的海商，让他们为自己办事。
话说大明水师舰队都没有这么多的福船，为什么一个海商豪门下属的海盗船队就有这么多巨舰呢？
这，其实也是海禁惹的祸。
自明成祖永乐朝以后，明朝的历代皇帝对付来自海上的威胁就只有一招，海盗多了，倭寇闹的凶了就实施海禁，等海面平静一点又开没堪合贸易，从没想过要主动发展水师，清剿海盗和倭寇，掌握海上的主动权。
也就是说，大明朝廷只管禁，严禁老百姓通番通倭，从不管水师的发展，而沿海的海商却通过各种手段进行走私，做独门生意，赚取巨额利润，不断发展壮大，这就造成了海盗和倭寇越禁越多，大明水师却越来越孱弱的局面。
嘉靖年间，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在海商豪门的庇护下海商和倭寇的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各地海商为了谋取暴利疯狂建造用于远洋的帆船巨舰，其规模越来越大，以致东南海域差不多都成了海盗和倭寇的海域。
大明万历年间，余姚谢氏后裔谢杰就曾在《虔台倭纂》描述海禁与东南不断发展的工商业之间的矛盾，为了生存，为了谋取暴利，东南很多商户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铤而走险，从事海上贸易，形成了当时庞大的海商利益集团。
“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
这就是嘉靖朝海禁的结果，海禁不但没有禁绝海上贸易，反而使得依附于四大豪门的海商赚的盆满钵满，走私船队更是发展到遮天蔽日的程度，而原本偷偷摸摸从事海外贸易的海商也逐渐转化成了与官军对抗的“海盗”，而龙溪陈氏等海商豪门就是这些海盗的首领和保护伞。
陈... -->>
福建承宣布政使司漳州府之南，紧邻广东潮州府之处，有座大岛名曰东山，此岛长百余里，宽八十余里，状若蝴蝶，乃东南沿海有数的大岛。
这天临近午时，东山以北数十里的海面上陡然出现一个庞大的船队，这船队舰船数量并不多，总共也就十余艘，但是，每艘船都庞大无比，高如城楼，看上去简直如同水上的城堡一般。
常年在海上漂泊的渔民和海商都知道，这些都是福船，东南沿海有名的海上巨舰。
福船的制式有两种，一种曰大福船，长约十五丈，宽约三丈，竖帆三桅，能载人百余，还有一种就叫福船，长约十二丈，宽约二丈五，竖帆二桅，能载六十余人。
福船的起源，大致可以追溯到宋朝，但其兴盛之时，则是在明朝。
大明水师全盛时期，足有大小战船将近四千艘，其中福船就不下四百艘，大明永乐年间，著名的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就曾携大小福船两百余艘，那场面，海上的风帆就如同丛林一般遮天蔽日，着实壮观无比。
可惜，百余年后的嘉靖朝，大明水师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日渐衰落，水师的战船只剩不到三成，像福船这样的大型船只更是剩下不到一成，像原来大名鼎鼎的福建水师，这会儿就剩下一艘大福船和几艘福船，早已没有昔日的雄风。
这十余艘福船组成的船队显然不是福建都司下属的水师船队，因为这船队中光是大福船就有三四艘，福建都司下属的水师船队根本就没有这么多大福船！
那么，这船队到底属于哪方势力呢？
船队最前方的大福船上，陈文杰正满脸自豪的站在一个胡须飘飘的中年男子身后不停的扫视着自家的船队呢。
没错，这就是龙溪陈氏下属的海商船队，或者说海盗船队！
虽说这些福船并不是他们陈家的，但是，他们陈家却能指挥这些拥有福船的海商，让他们为自己办事。
话说大明水师舰队都没有这么多的福船，为什么一个海商豪门下属的海盗船队就有这么多巨舰呢？
这，其实也是海禁惹的祸。
自明成祖永乐朝以后，明朝的历代皇帝对付来自海上的威胁就只有一招，海盗多了，倭寇闹的凶了就实施海禁，等海面平静一点又开没堪合贸易，从没想过要主动发展水师，清剿海盗和倭寇，掌握海上的主动权。
也就是说，大明朝廷只管禁，严禁老百姓通番通倭，从不管水师的发展，而沿海的海商却通过各种手段进行走私，做独门生意，赚取巨额利润，不断发展壮大，这就造成了海盗和倭寇越禁越多，大明水师却越来越孱弱的局面。
嘉靖年间，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在海商豪门的庇护下海商和倭寇的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各地海商为了谋取暴利疯狂建造用于远洋的帆船巨舰，其规模越来越大，以致东南海域差不多都成了海盗和倭寇的海域。
大明万历年间，余姚谢氏后裔谢杰就曾在《虔台倭纂》描述海禁与东南不断发展的工商业之间的矛盾，为了生存，为了谋取暴利，东南很多商户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铤而走险，从事海上贸易，形成了当时庞大的海商利益集团。
“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
这就是嘉靖朝海禁的结果，海禁不但没有禁绝海上贸易，反而使得依附于四大豪门的海商赚的盆满钵满，走私船队更是发展到遮天蔽日的程度，而原本偷偷摸摸从事海外贸易的海商也逐渐转化成了与官军对抗的“海盗”，而龙溪陈氏等海商豪门就是这些海盗的首领和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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