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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前脚走，赵頵后脚到。
王木木见还在巷外坚守岗位的钟夷动又飞奔回来，知道又有大人物来了，马上出迎。
赵頵也惊奇王木木怎么会正好知道自己这时会来，此人有先知之能?不过，此人给人的惊喜太多，也习惯了。同样的，彼此虚伪了一番，一起去了花厅。
赵頵这次来访，理直气壮，心情舒畅。他原本是本着死马当活马医之旨，带姐姐来杭州的。不期，二三天来，初见成效，病情似乎已无大碍，最主要的是姐姐这几天一反往日的愁苦而很高兴，有点像小女生了。更兼这些日，赵頵见识了小木匠的大才及一众好东西，惊为天人。他把这一切，都详详细细的报告给了皇兄宋神宗赵顼。赵顼的回应很欣喜、很热情，让赵頵便宜行事，一定要让这个小木匠为大宋多作贡献；也可让他谈谈眼下时事的看法和对策，特别是现在王安石已走，变法怎么办，有无意见，也可籍此拈量下小木匠在政务上有没有能耐……，另外，皇上告诉赵頵，朝廷日前已为抵御西夏决定派沈括改知延州，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与王木木的预测不约而同，匪夷所思。现在皇上对王木木也颇有期待，从而为此有了些放权。所以，赵頵现在有持无恐，原先觉得小木匠救了姐姐，他自己懂医，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却不知该如何回报，有点不好意思。现在好了，便宜行事，咱皇家是恩怨分明的，对我好，就不让你吃亏。刚才过来时，赵頵与沈括座轿交会时，沈括匆匆地给了赵頵个忠告：“这个小木匠绝对不是平常人，王爷，你有任何问题，只管开口。估计，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不知道的。”
现在，赵頵笑吟吟地对着王木木说：“宇文姑娘现在是蜀国公主的妹妹了，也是本王的妹妹了。看你20岁不到，那我就叫你一声小弟吧。”
在花厅里侍候着的内外宅主事王老吉和施禄客心中都狂喜不已：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赵頵说：“小弟啊，咱们也是一遭生，二遭熟。小弟惊天大才，愚兄望尘莫及，今天想听听小弟对当今时事的看法，最好能有些好的点子，特别是王相爷已走，变法到底怎么办，万望赐教。”
王木木想，要开历史课，外加政治课了。王木木马上起身拱手道：“王爷言重，赐教不敢，小民身为大宋子民，身临其境，国泰民安，也是小人的期盼。王爷既有吩咐，小民就狂妄一番，竹筒子倒豆，以期抛砖引玉”。
赵頵笑了：“小弟也会假客气，你不自己说的，阎王爷要你多做实事，少说空话。好了，你不用担心，这不是朝堂，咱兄弟俩瞎聊，骂爹骂娘也没关系，开始吧，我把耳朵拉长着呐。”
王木木想，唉，言多必失，不过，高风险与高回报同行，我有自知之明，我这人前世就一直是对事不对人，所以，精事不精人。今天，如叫我去跟一大群政治**对垒，既没兴趣，也没能耐，还是为靖康之难作些准备吧。至于变法事，一尽己见、一吐为快，力不能及，由他们去折腾吧：“王爷，往事已往，咱别说没用的了。想当初，嘉佑三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有建言，未成。熙宁二年，王被拜为参知政事，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皇上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高皇后、向皇后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所以，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但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扰民。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至此，新法便成了贼臣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这些当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倾心之谈，以国之根本打动他们，相信这些名臣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方面首先失之偏狭，以至树敌过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便不会变味，变着法儿来扰民，成为某些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贵们翻云覆雨的工具。名臣们一致反对王安石变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而且，像苏轼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对变法，否则便不会有“司马牛”的故事了。
不管怎样，韩琦的道德无庸置疑，但他的能力就有些问题了，在北宋西夏国之间的战争他是定难战区的司令官。他有个特点，就是屡战屡败，纵观宋史研究，就会发现韩琦的智商有些问题。在他的那个著名的“七条例”中的内容实在令人精神恍惚。他认为放弃植树国防，放弃于高丽通商，护城河随它淤塞，城墙随它倒塌，人民随它痛苦，就会使辽国欢欣，不再找北宋麻烦。赵顼远小人奸佞（王安市）亲正人君子（他与司马光）就会使天下太平。我们真搞不明白一个爱国者为何用这样的措辞。文彦博，这个人没有民本思想，赵顼曾经对他说“小民们支持变法”。文彦博说“陛下是靠小民治国还是靠士大夫治国”。目光短浅之本质暴露无遗，我们真搞不明白为什么一位孔孟之道的坚持者为什末会如此反对孟柯的思想。北宋大多是诤臣，原因很简单，在北宋胡说八道的最严厉惩罚不过是远离中央，贬为地方官。这更可能是一种奖励，不仅既得利益不受损，而且还得到正值等好名声。这点宋做得不如唐，因为在唐朝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在那个年代出现魏征才是值得中国人欣慰的事。
所以我们得出结论，道德高尚并不代表能力强，而那些名臣的道德本身就有些迂腐。那些所谓的杰出的人不懂得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虽然他们的本意是好的但导致的结果很严重。如果不是王安石的变法，北宋可能连西夏都对付不了，后来在王安石的提拔下被送出了一位军事天才王韶，他是带领变法后的军队击败了西夏，收复了实现土番国200年的领土，更不用提女真了。
应该说：王安石发动变法来革除弊政这本身没有错误，毫无疑问出于好心，但错误就在于王安石把大宋当成了画纸，随意按照自己的想法在上面泼墨作画，对反对派进行压制，听不得一丝一毫的负面声音。变法最大的危害在于两派政治力量由道义与治国理念之争，蜕变成私利、意气与权力之争，由确曾有过的君子之争，堕落为真正的小人之争。从此，在大宋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再就很少见到那种信念坚定高远、人格高尚纯粹、学术博大精深的伟大人物了。从此，大宋正儿八经进入了一个政治伦理急剧沦丧，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是非善恶观念完全丧失的时代。整个帝国官场完全趋向厚颜无耻与卑贱猥琐，到处充斥着道貌岸然的衣冠**，他们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堂皇神圣的庙堂之上，探囊取物般地攫取着国家的权力与财富，直到将大宋帝国导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大宋的衰落不是因为王安石发动的变法的政策有多么“扰民”，而是在于这场变法使大宋的国家统治高层整体上沦为一群政治**的天下，这为祸国殃民的人物进入朝堂铺平了道路。折腾来折腾去，最终还是因为政治的彻底沦丧导致国家的衰落，即使宋朝拥有最... -->>
沈括前脚走，赵頵后脚到。
王木木见还在巷外坚守岗位的钟夷动又飞奔回来，知道又有大人物来了，马上出迎。
赵頵也惊奇王木木怎么会正好知道自己这时会来，此人有先知之能?不过，此人给人的惊喜太多，也习惯了。同样的，彼此虚伪了一番，一起去了花厅。
赵頵这次来访，理直气壮，心情舒畅。他原本是本着死马当活马医之旨，带姐姐来杭州的。不期，二三天来，初见成效，病情似乎已无大碍，最主要的是姐姐这几天一反往日的愁苦而很高兴，有点像小女生了。更兼这些日，赵頵见识了小木匠的大才及一众好东西，惊为天人。他把这一切，都详详细细的报告给了皇兄宋神宗赵顼。赵顼的回应很欣喜、很热情，让赵頵便宜行事，一定要让这个小木匠为大宋多作贡献；也可让他谈谈眼下时事的看法和对策，特别是现在王安石已走，变法怎么办，有无意见，也可籍此拈量下小木匠在政务上有没有能耐……，另外，皇上告诉赵頵，朝廷日前已为抵御西夏决定派沈括改知延州，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与王木木的预测不约而同，匪夷所思。现在皇上对王木木也颇有期待，从而为此有了些放权。所以，赵頵现在有持无恐，原先觉得小木匠救了姐姐，他自己懂医，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却不知该如何回报，有点不好意思。现在好了，便宜行事，咱皇家是恩怨分明的，对我好，就不让你吃亏。刚才过来时，赵頵与沈括座轿交会时，沈括匆匆地给了赵頵个忠告：“这个小木匠绝对不是平常人，王爷，你有任何问题，只管开口。估计，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不知道的。”
现在，赵頵笑吟吟地对着王木木说：“宇文姑娘现在是蜀国公主的妹妹了，也是本王的妹妹了。看你20岁不到，那我就叫你一声小弟吧。”
在花厅里侍候着的内外宅主事王老吉和施禄客心中都狂喜不已：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赵頵说：“小弟啊，咱们也是一遭生，二遭熟。小弟惊天大才，愚兄望尘莫及，今天想听听小弟对当今时事的看法，最好能有些好的点子，特别是王相爷已走，变法到底怎么办，万望赐教。”
王木木想，要开历史课，外加政治课了。王木木马上起身拱手道：“王爷言重，赐教不敢，小民身为大宋子民，身临其境，国泰民安，也是小人的期盼。王爷既有吩咐，小民就狂妄一番，竹筒子倒豆，以期抛砖引玉”。
赵頵笑了：“小弟也会假客气，你不自己说的，阎王爷要你多做实事，少说空话。好了，你不用担心，这不是朝堂，咱兄弟俩瞎聊，骂爹骂娘也没关系，开始吧，我把耳朵拉长着呐。”
王木木想，唉，言多必失，不过，高风险与高回报同行，我有自知之明，我这人前世就一直是对事不对人，所以，精事不精人。今天，如叫我去跟一大群政治**对垒，既没兴趣，也没能耐，还是为靖康之难作些准备吧。至于变法事，一尽己见、一吐为快，力不能及，由他们去折腾吧：“王爷，往事已往，咱别说没用的了。想当初，嘉佑三年王安石入为三司度支判官，感于北宋积弱积贫的现状，有建言，未成。熙宁二年，王被拜为参知政事，翌年升任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的主张。其均输、青苗、方田均税、农田水利、免税，市易诸法，利在理财富国；保马、保甲、将兵诸法利在精兵简政，便利于民。王安石处于“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劳心费神，事倍功半，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皇上的疑虑和以贤德著称的曹皇后、高皇后、向皇后的干预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所以，有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并不一定就产生良好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注脚。古来变法，实际上所要解决的就是四个字“理财、用人”。理财为了富国强兵，是变法最基本的需求；而用人则关系到财理到哪里去了，实际关系到变法的成败。王安石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用人的问题，因此，他的初衷很好，措施也不能说不得力，但变法却没有收到应有的结果，反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搜刮地皮，扰民害民的工具，大悖于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用人，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节操如何、是否有胸襟为了终极目标，就能虚怀若谷地博采众家之益言，忍辱负重地团结同人，目标一致地坚定地走到底，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曾布是王安石推介为主管变法的司农寺的少卿，也是青苗、市易诸法的参与制定者，但在朝臣、后党一致反对下，神宗对变法有所动摇时，即联合另一个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攻讦实施此法的王安石的另一个得力助手吕嘉问，止此一点，可见曾布，魏继宗人品之一斑。首倡差役诸法害农的前三司使韩绛与王安石得力助手吕惠卿多有不和，王安石复相后，又于市易司用人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自请辞职外任知州。王安石荐用吕嘉问为市易司，又为吕惠卿所不满，双方时有芥蒂，为王安石子王雱所知，雱仅指示御史中丞邓纨上书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财置田产，由县吏收租，“交接贪污”，致使吕惠卿罢政，牵连同人章淳，使王安石又失两臂膀。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个人品行又可以时时为人添加攻讦、弹劾的理由，怎能不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呢？
接任王安石宰相的枢密使吴充，是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却不心许新法，率先变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竟然与前宰相富弼女婿冯京联合支持言官郑侠上书攻击吕“惠卿朋党奸邪”。闲居洛阳四年的司马光上书言及新法弊端，一是青苗钱，使民负债，官无所得。二是免役敛钱，养浮浪之人。三是保甲扰民。至少是触到了新法在推行过程中，官吏变本加厉，使该法变质的实际。在外有强大政敌，内部又涣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独木难支的王安石只有息政败北，哪里能有其他的选择？至此，新法便成了贼臣揽财害民的工具，致使天下纷扰，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使王安石多少年蒙受了不白之冤！
假如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这些当年的改革者、智者作倾心之谈，以国之根本打动他们，相信这些名臣大多数决不会抱残守缺，坚持腐朽之见，仅以利己来论国事。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贪赃枉法、利禄熏心的**官僚。王安石在建立改革的统一战线方面首先失之偏狭，以至树敌过多。假如王安石在用人上，听其言而观其行，坚持用人唯贤的路线，而不是党同伐异，至少，新法在实行过程中便不会变味，变着法儿来扰民，成为某些打着变法之名来营私舞弊，肥了私囊的新贵们翻云覆雨的工具。名臣们一致反对王安石变法，恐怕很大程度在他的用人上，他所任用的一些人，为名臣们所不齿，自然不屑与之为伍。而且，像苏轼兄弟也不是一概反对变法，否则便不会有“司马牛”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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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得出结论，道德高尚并不代表能力强，而那些名臣的道德本身就有些迂腐。那些所谓的杰出的人不懂得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虽然他们的本意是好的但导致的结果很严重。如果不是王安石的变法，北宋可能连西夏都对付不了，后来在王安石的提拔下被送出了一位军事天才王韶，他是带领变法后的军队击败了西夏，收复了实现土番国200年的领土，更不用提女真了。
应该说：王安石发动变法来革除弊政这本身没有错误，毫无疑问出于好心，但错误就在于王安石把大宋当成了画纸，随意按照自己的想法在上面泼墨作画，对反对派进行压制，听不得一丝一毫的负面声音。变法最大的危害在于两派政治力量由道义与治国理念之争，蜕变成私利、意气与权力之争，由确曾有过的君子之争，堕落为真正的小人之争。从此，在大宋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再就很少见到那种信念坚定高远、人格高尚纯粹、学术博大精深的伟大人物了。从此，大宋正儿八经进入了一个政治伦理急剧沦丧，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是非善恶观念完全丧失的时代。整个帝国官场完全趋向厚颜无耻与卑贱猥琐，到处充斥着道貌岸然的衣冠**，他们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堂皇神圣的庙堂之上，探囊取物般地攫取着国家的权力与财富，直到将大宋帝国导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大宋的衰落不是因为王安石发动的变法的政策有多么“扰民”，而是在于这场变法使大宋的国家统治高层整体上沦为一群政治**的天下，这为祸国殃民的人物进入朝堂铺平了道路。折腾来折腾去，最终还是因为政治的彻底沦丧导致国家的衰落，即使宋朝拥有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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