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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越来越近，京城的天便越来越冷，地上的积雪也越来越厚，环卫工人即便早上和下午都铲一次雪，路面也还是会被积雪覆盖，于是黄包车轮子绑上了铁丝，马车也换成了爬犁，就连轿子也越来越多，耐不住寒的老爷们已经顾不得京城越来越简朴的风气，只求过了这个冬再说，唯有新开通的京城公交线路，人满为患，但公交两分钱的票价让所有人力车夫都不满。
相比于农民，人力车夫在京城算得上是白领阶层了，每天的收入在四吊钱以上——京城和南面及关外不同，使当十文的大子儿，叫做铜儿子。几十年前制银贵钱贱的时候，这钱被朝廷勒令当二十文用，是以五十个铜儿子当一千文刚好一吊；现在呢，银贱钱更贱，这种铜儿子，也就相当于两个制钱，一吊一百文，合银两九厘，合华元一角两分。[注：清末北京志资料，p269]
车夫一日最少收钱四吊，日入华元近五角，每月能挣十多块；如果不是车行的车，那收入即便减去车捐，也要比八品官员高。公交车两分起价虽然不低，且之前也有可坐十多人的马拉大车，但那毕竟是马拉大车，如今在京城路上跑的可是又长又大的洋机器车，一个车要是全塞满了，那可坐四五十个人。
生计的威胁使得公交车刚开的时候，车夫们就闹了一次，但当顺天府市内交通管理处联合国家银行北京分行推出零首付分期购车贷款后，鼓动车夫闹事的车行立即全破产，那些本来每天要上交一半收入的车夫全都有了自己的国产黄包车，收入顿时大增。
站在一辆‘砰砰砰……’直响的柴油机公交车上，国民党干事刘揆一以平息人力车夫闹事为例，在向他扶着的国民党元老谭人凤介绍着复兴会处事有多狡诈多术。他是希望谭人凤能在一会的年会上说服党魁宋教仁。使其脱离亲复兴会立场，真正做一个反对党。
发动机的声音极吵，但刘揆一的声音就在耳边。谭人凤只是静默着看着玻璃窗外。并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这次是刚才湖南回来的，政府推行土地改革已有一月。成效却极为显著，很多无地的佃户都分得了土地，虽然还要再熬个十年才能出头，可毕竟是有了希望，十年之后就不要再交租了，这是那些佃户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虽然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地主时有反抗甚至是武力闹事，但这对组织起来的农会和准备好了的军警屁都不是。他们就像是洪水里泥房子，一冲即垮，而后散落于浩浩荡荡的洪水，消失的无影无踪。也正因为大势如此，在前期地主的反抗被快速、严厉的镇压了后，杀鸡儆猴的效应开始出现，剩下那些观望的地主们一个个都去了土改衙门签字画押，以绝后患……
谭人凤想着在湖南看的那些事情，也在想着国民党应该如何应对这场风暴时，卖票的售票员摇响了铃铛。大声呼喊道：“虎坊桥到了，虎坊桥到了，要下车的到车门这边来。要下车的到车门这边来……”
“这就是到了？”谭人凤不是第一次来京城，但却是第一次坐公交车，感觉这车要比马车快。
“谭老，是到了，不过下了车还要走一小段，这就是公交车的不好。”刘揆一道。国民党总部就在外城区的湖广会馆，离虎坊桥很近，离菜市口也不远。
“可才两分钱啊。”谭人凤在刘揆一的搀扶下下车，他站在公交站台没有马上走。而是目送这公交车离去，很是赞叹。他接着问道：“这真像报纸上说的，是国人自己造的吗？”
“确实是自己造的。工部还专门给通化柴油机厂发了赏。可这又能怎么样呢？洋人用的全是汽油车，那种车轻快灵巧还不吵，唯我国把柴油车当宝，说这车油价比煤油还低一半云云，可便宜又如何？公车的票价即便涨到四分钱大家也还不是一样会坐。”刘揆一说着报纸上看来针对工部偏爱柴油车说辞，其目的就是不想让谭人凤对复兴会那帮人有好感。
听闻他的这般言语，本有些赞许的谭人凤也开始沉思了。见目的达到，刘揆一道：“谭老，我们还是早些去会馆吧，最好是能在开会前和遁初聊一聊。”他说到这，又担心道：“就不知道他有没有回来……”
“今日不是年会吗，怎么遁初不在？”谭人凤有些奇怪。年会可是一年中无比重要的事情，这宋遁初怎么能不在。
“哦，谭老，年会是下午开始，遁初昨天收到杨竟成的请柬，不知道回来没有。”刘揆一道。
“收到杨竟成的请柬，他要和遁初谈什么？”谭人凤道。
“就是不知道他要谈什么啊，还听说章行严也被请过去了。”刘揆一道。
“章行严也去了……”谭人凤小声道，对杨竟成此举无法猜测。
刘揆一带着谭人凤入湖广会馆的时候，银安殿后宅里炭火烧的正旺，琴音飘荡下，杨锐、杨度、宋教仁、章士钊四人围着桌子觥筹交错，言谈正欢。当然，这气氛还是杨度和章士钊弄起来的，杨锐和宋教仁要沉默了一些。
等杨度和章士钊两人谈完东京旧事，宋教仁放下筷子忽然问道：“竟成兄，这土改之后真就只振兴农业，不奖励实业了？”
他此言一出，喝了三成多，面色发红的杨度就指责过来，“遁初你真是没劲，官府的都封印关衙了，你还谈什么公事。来，罚一杯！”
杨度如此，章士钊也道：“遁初何必为国事如此操劳，你看竟成兄明知道大理寺压着不少状告官府强征民地的状子，他都没问半句。”
四人一桌，杨度和章士钊都反对，宋教仁有些悻悻，他拿起酒杯猛了一口。又自己满上。杨锐见他这般却笑道：“遁初不必如此，你的问的问题太大了，真要说起来那一天也说不完。还是不说的好，省了扫了大家的兴致。”
“那就长话短说好了。这革命说到底还是为了强国富民。就像你那一日报告里说的。无工不强，这国家没有实业是不行的。”宋教仁见杨锐搭话，又追问过来。
“我说了遁初就不反对复兴会当下的政策么？”杨锐反问。此时章士钊也看了过来，他之前不想谈国事是不想杨锐询问大理寺之事，但要话题在政府的政策上，他是乐意听的。
“要真是为国为民，教仁有什么好反对的呢？”宋教仁笑着反问。
“好。”杨锐放下手中的杯子。他这一次请宋教仁来，就是要实行统一战线的。和以前不一样。他以前认为统一战线就是含糊的表达自己主张，以尽量团结他人，但如今，他越来越明白，统一战线是在明确表达自己主张下，然后求得他人的认同或理解，最好是能将对方拉到自己这一边来。统一的前提是明确自己的立场，若是立场不明，统一毫无意义。
“就这么说吧。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工部是不会再像以前那般扶持实业了。现在国内这些公司需要融资，一是股票上市，再是资产抵押贷款。三吗……，现在工部成立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他的做法是，只要你能赚钱，比如你有专利，有技术，那即便你一无所有，也会砸钱给你办厂，亏了算他的，赚了呢。那就按照事前谈好的比例分成。这其实就是一笔生意，是把公司当猪养着。养大就卖钱，投资公司不参与公司长期经营。
这属于实际行动。不过我更看重的还是实业环境。比如说收回关税主权、逐步取消厘金，还有就是颁布一系列商法，比如：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企业法、票据法、破产法、保险法、海商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有一个好的环境、对业界公司的不法行为有约束，那就能振兴实业，但要是像日本那样扶起几个巨无霸公司来，使其是靠政策优势，而不是竞争优势存活，那就没有必要了。”
听闻杨锐说要收回关税，还要颁布这么多法律，宋教仁和章士钊眼睛一亮，章士钊着急追问道：“那领事裁判权什么时候能收回？”
“等全国的佃农分了地那就能收回来。”杨锐笑答。
“呵呵，竟成你还是说笑吧。佃农分地和领事裁判权有什么关系？”章士钊道。
“我可没说笑。”杨锐很严肃，“复兴会的策略先是减租，减租后农民就会跟你去打仗，仗打赢了，那就有威望均地，均了地，那就更有威望再对外打仗。和洋人谈判，还是得一手软一手硬，没枪没炮的，谁都会把你的话动耳旁风。”
“对。复兴会现在就是这么做的。”杨度也搭腔道，“上楼梯一般，必须是一脚在前，一脚在后，轮流着上，这样不能走得稳，上的也快。”
“嗯。”杨锐点头，再说刚才没有说完的问题，“一味的资助实业，那只会形成一种很危险的社会结构的产业分布结构，这是政府要极力避免的。试想，现在的这些大公司做大了，那他们完全可以像日本财阀一般操纵整个经济。看看日本的所谓的大正民主运动，真是民主运动吗？其实不是，这只是日本财阀让自己的代理人纠拉着一些愤青闹事罢了。
日本财阀是一个官商混合体，其原始积累是靠松方正义当政时贱卖、白送国有资产起的家；前清也有国有资产，现在大家一对比就说日本那般好，前清这般差，这无非是官场的*延续到商场而已，环境如此，加上管理不当，最重要的是总办那些人中饱私囊，以搞垮公司为目的，这就是金山也得被他们给拆了。”
“就像那汉阳铁厂上市一般？”章士钊越听越有趣，忽然插言道。
“汉阳铁厂其实也不是盛宣怀搞垮的，轮船电报两局不在手，没有现金流，要收拾张之洞留下的烂摊子，只能另外再找资金。如果不上市，那很有可能就只能问日本人贷款了。”杨锐纠正道，“把汉阳弄成这样的还是因为张之洞选址错误。规模也建的太大，使得铁厂一直资金不足。成本高昂，无法盈利。
我要说的不是张之洞，我要说的是现在那些实业公司，如果真要让他们做大，那总要一天，他们会和政府官僚勾结，说什么国有公司*严重啊、任人唯亲啊、形式主义啊。这些情况不说以后，现在都有。可他们鼓吹这个其实还是想让政府把这些国有公司低价贱卖给他们。这么一来，那又是一大帮日本财阀再现，不断干涉国家政策。一件政策执行下去不可能大家都能得益，比如对俄战争，那些茶商就损失惨重，茶农也损失惨重，但政府不可能因为茶叶而变更即有政策，总是要有人牺牲的。
盲目的... -->>
年关越来越近，京城的天便越来越冷，地上的积雪也越来越厚，环卫工人即便早上和下午都铲一次雪，路面也还是会被积雪覆盖，于是黄包车轮子绑上了铁丝，马车也换成了爬犁，就连轿子也越来越多，耐不住寒的老爷们已经顾不得京城越来越简朴的风气，只求过了这个冬再说，唯有新开通的京城公交线路，人满为患，但公交两分钱的票价让所有人力车夫都不满。
相比于农民，人力车夫在京城算得上是白领阶层了，每天的收入在四吊钱以上——京城和南面及关外不同，使当十文的大子儿，叫做铜儿子。几十年前制银贵钱贱的时候，这钱被朝廷勒令当二十文用，是以五十个铜儿子当一千文刚好一吊；现在呢，银贱钱更贱，这种铜儿子，也就相当于两个制钱，一吊一百文，合银两九厘，合华元一角两分。[注：清末北京志资料，p269]
车夫一日最少收钱四吊，日入华元近五角，每月能挣十多块；如果不是车行的车，那收入即便减去车捐，也要比八品官员高。公交车两分起价虽然不低，且之前也有可坐十多人的马拉大车，但那毕竟是马拉大车，如今在京城路上跑的可是又长又大的洋机器车，一个车要是全塞满了，那可坐四五十个人。
生计的威胁使得公交车刚开的时候，车夫们就闹了一次，但当顺天府市内交通管理处联合国家银行北京分行推出零首付分期购车贷款后，鼓动车夫闹事的车行立即全破产，那些本来每天要上交一半收入的车夫全都有了自己的国产黄包车，收入顿时大增。
站在一辆‘砰砰砰……’直响的柴油机公交车上，国民党干事刘揆一以平息人力车夫闹事为例，在向他扶着的国民党元老谭人凤介绍着复兴会处事有多狡诈多术。他是希望谭人凤能在一会的年会上说服党魁宋教仁。使其脱离亲复兴会立场，真正做一个反对党。
发动机的声音极吵，但刘揆一的声音就在耳边。谭人凤只是静默着看着玻璃窗外。并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这次是刚才湖南回来的，政府推行土地改革已有一月。成效却极为显著，很多无地的佃户都分得了土地，虽然还要再熬个十年才能出头，可毕竟是有了希望，十年之后就不要再交租了，这是那些佃户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虽然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地主时有反抗甚至是武力闹事，但这对组织起来的农会和准备好了的军警屁都不是。他们就像是洪水里泥房子，一冲即垮，而后散落于浩浩荡荡的洪水，消失的无影无踪。也正因为大势如此，在前期地主的反抗被快速、严厉的镇压了后，杀鸡儆猴的效应开始出现，剩下那些观望的地主们一个个都去了土改衙门签字画押，以绝后患……
谭人凤想着在湖南看的那些事情，也在想着国民党应该如何应对这场风暴时，卖票的售票员摇响了铃铛。大声呼喊道：“虎坊桥到了，虎坊桥到了，要下车的到车门这边来。要下车的到车门这边来……”
“这就是到了？”谭人凤不是第一次来京城，但却是第一次坐公交车，感觉这车要比马车快。
“谭老，是到了，不过下了车还要走一小段，这就是公交车的不好。”刘揆一道。国民党总部就在外城区的湖广会馆，离虎坊桥很近，离菜市口也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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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闻他的这般言语，本有些赞许的谭人凤也开始沉思了。见目的达到，刘揆一道：“谭老，我们还是早些去会馆吧，最好是能在开会前和遁初聊一聊。”他说到这，又担心道：“就不知道他有没有回来……”
“今日不是年会吗，怎么遁初不在？”谭人凤有些奇怪。年会可是一年中无比重要的事情，这宋遁初怎么能不在。
“哦，谭老，年会是下午开始，遁初昨天收到杨竟成的请柬，不知道回来没有。”刘揆一道。
“收到杨竟成的请柬，他要和遁初谈什么？”谭人凤道。
“就是不知道他要谈什么啊，还听说章行严也被请过去了。”刘揆一道。
“章行严也去了……”谭人凤小声道，对杨竟成此举无法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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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一桌，杨度和章士钊都反对，宋教仁有些悻悻，他拿起酒杯猛了一口。又自己满上。杨锐见他这般却笑道：“遁初不必如此，你的问的问题太大了，真要说起来那一天也说不完。还是不说的好，省了扫了大家的兴致。”
“那就长话短说好了。这革命说到底还是为了强国富民。就像你那一日报告里说的。无工不强，这国家没有实业是不行的。”宋教仁见杨锐搭话，又追问过来。
“我说了遁初就不反对复兴会当下的政策么？”杨锐反问。此时章士钊也看了过来，他之前不想谈国事是不想杨锐询问大理寺之事，但要话题在政府的政策上，他是乐意听的。
“要真是为国为民，教仁有什么好反对的呢？”宋教仁笑着反问。
“好。”杨锐放下手中的杯子。他这一次请宋教仁来，就是要实行统一战线的。和以前不一样。他以前认为统一战线就是含糊的表达自己主张，以尽量团结他人，但如今，他越来越明白，统一战线是在明确表达自己主张下，然后求得他人的认同或理解，最好是能将对方拉到自己这一边来。统一的前提是明确自己的立场，若是立场不明，统一毫无意义。
“就这么说吧。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工部是不会再像以前那般扶持实业了。现在国内这些公司需要融资，一是股票上市，再是资产抵押贷款。三吗……，现在工部成立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他的做法是，只要你能赚钱，比如你有专利，有技术，那即便你一无所有，也会砸钱给你办厂，亏了算他的，赚了呢。那就按照事前谈好的比例分成。这其实就是一笔生意，是把公司当猪养着。养大就卖钱，投资公司不参与公司长期经营。
这属于实际行动。不过我更看重的还是实业环境。比如说收回关税主权、逐步取消厘金，还有就是颁布一系列商法，比如：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企业法、票据法、破产法、保险法、海商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有一个好的环境、对业界公司的不法行为有约束，那就能振兴实业，但要是像日本那样扶起几个巨无霸公司来，使其是靠政策优势，而不是竞争优势存活，那就没有必要了。”
听闻杨锐说要收回关税，还要颁布这么多法律，宋教仁和章士钊眼睛一亮，章士钊着急追问道：“那领事裁判权什么时候能收回？”
“等全国的佃农分了地那就能收回来。”杨锐笑答。
“呵呵，竟成你还是说笑吧。佃农分地和领事裁判权有什么关系？”章士钊道。
“我可没说笑。”杨锐很严肃，“复兴会的策略先是减租，减租后农民就会跟你去打仗，仗打赢了，那就有威望均地，均了地，那就更有威望再对外打仗。和洋人谈判，还是得一手软一手硬，没枪没炮的，谁都会把你的话动耳旁风。”
“对。复兴会现在就是这么做的。”杨度也搭腔道，“上楼梯一般，必须是一脚在前，一脚在后，轮流着上，这样不能走得稳，上的也快。”
“嗯。”杨锐点头，再说刚才没有说完的问题，“一味的资助实业，那只会形成一种很危险的社会结构的产业分布结构，这是政府要极力避免的。试想，现在的这些大公司做大了，那他们完全可以像日本财阀一般操纵整个经济。看看日本的所谓的大正民主运动，真是民主运动吗？其实不是，这只是日本财阀让自己的代理人纠拉着一些愤青闹事罢了。
日本财阀是一个官商混合体，其原始积累是靠松方正义当政时贱卖、白送国有资产起的家；前清也有国有资产，现在大家一对比就说日本那般好，前清这般差，这无非是官场的*延续到商场而已，环境如此，加上管理不当，最重要的是总办那些人中饱私囊，以搞垮公司为目的，这就是金山也得被他们给拆了。”
“就像那汉阳铁厂上市一般？”章士钊越听越有趣，忽然插言道。
“汉阳铁厂其实也不是盛宣怀搞垮的，轮船电报两局不在手，没有现金流，要收拾张之洞留下的烂摊子，只能另外再找资金。如果不上市，那很有可能就只能问日本人贷款了。”杨锐纠正道，“把汉阳弄成这样的还是因为张之洞选址错误。规模也建的太大，使得铁厂一直资金不足。成本高昂，无法盈利。
我要说的不是张之洞，我要说的是现在那些实业公司，如果真要让他们做大，那总要一天，他们会和政府官僚勾结，说什么国有公司*严重啊、任人唯亲啊、形式主义啊。这些情况不说以后，现在都有。可他们鼓吹这个其实还是想让政府把这些国有公司低价贱卖给他们。这么一来，那又是一大帮日本财阀再现，不断干涉国家政策。一件政策执行下去不可能大家都能得益，比如对俄战争，那些茶商就损失惨重，茶农也损失惨重，但政府不可能因为茶叶而变更即有政策，总是要有人牺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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