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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赫德出面替他们求情，赫德果然是一个中国通，白脸红脸这种事他也学会了，朱敬伦唱白脸立威，他唱红脸施恩。
最终判决持刀杀人的那个凶手绞刑，鼓动县吏闹事的广州城资格最老的十几个老县吏枭首示众，其余县吏则让他们服劳役一个月。
问题是处理了，但是矛盾并没有解决，只是暂时压制了。
朱敬伦忽视了既得利益者的反抗问题，他以为他并没有太过于侵犯这些人的利益，可是很多贫苦的县吏都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他们过去勒索钱财虽然不地道，但是官府给他们的薪水根本就不够养家糊口才是勒索的根本动机所在，不勒索就活不下去，他们也没有选择的余地。
朱敬伦是不怕暴露问题的，暴露问题，解决问题，社会就是在这种循环往复中前进的，跟赫德商议了一番，将广州城的过去收税的县吏，统统并入税务司管理，赫德负责培训他们，让他们达到税务司雇员的水平，实在无法提高的，给他们安排一个低级职位，反正税务司中的低级职位，每年也有60两银子，一个月平均下来5两，足够养活一家老小了。
这些人也不是一无是处，长期收税为生，虽有勒索的恶习，但相关数学知识还是有的，有的甚至是祖传的手艺，一代传一代，代代做税吏，好好培养一下，也不失为一个难得的人才。
广州城是最大的商埠，这里的矛盾最先爆发是正常的，但这里的事情给朱敬伦敲响了警钟，恐怕其他各县的县吏，也早就有所不满了，他们爆发也是迟早的事情，让赫德制定详细的方案，将各地的税吏统统归他管理，进行培训，改革需要付出成本，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些都能够理解，但是至少让那些被损失利益的人能够活下去。
差点被人打死，赫德也算是长了一个记性，不敢在这个问题上持续给老官吏们施压了，马上在各个口岸推行，制定详细的章程，让目前已经推行新税收政策的地区照准执行，地区涵盖整个广东省除了南韶连道之外的地区。
其实县吏闹事风波还不算什么，朱敬伦真正担心的是土地问题，农村的土地才是死穴，那真的是能引起数以万计的老百姓起义的，不过在免除了十四县明年两税的情况下，地方上倒也一直平静，乡绅们很乐意免税，闯王来了不纳粮一句口号，就能让明末的老百姓期盼闯王，其实并不是官府的正税有多重，而是苛捐杂税太多了。
比如官府规定的南海县每年丁银4万两，可是地方官实际上征收的丁银竟然高达15万两，多收的这部分会被南海知县和广州知府瓜分掉，这还是到当官的手里的，那些漏在各个层级手里的恐怕还不止这个数。
但朱敬伦一竿子将税收免除了，他们不用给官府纳粮交税，县吏们也就没有借口找他们要今年的陋规（苛捐杂税等），免除的可不止是那点地丁银，免得更是那些看不见的陋规，因此不纳粮的吸引力才那么大。
但是原本要靠这些陋规才能生活的广大县吏活不下去了，自然就要起来闹事，从他们上次的行动来看，他是真的打算杀了赫德的。
因此朱敬伦得想一个办法，泻一泻这股压力，那就只能让赫德的海关容纳这些人，给最底层的税吏一口饭吃，至于那些对此不满的当官的，那就只能继续委屈他们了，反正他们这些人不至于饿死。
本以为县吏问题处理之后，暂时就不再会有太大的矛盾，但让朱敬伦最担心的土地问题还是爆发了，9月底的时候，九龙地主乡绅们纠结上万青壮，一次性摧毁了怡和洋行、旗昌洋行等大洋行在九龙建造的上百间仓库，本来应该大名鼎鼎的九龙仓码头，还没有打出名头，就被当地人给摧毁了。
这些大洋行能量巨大，他们鼓动香港英军开进九龙城，跟当地乡勇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朱敬伦知道消息的时候，还不知道是不是打起来，是不是死人了。
朱敬伦对此极为关切，因为土地矛盾终于爆发了，九龙半岛不是英国人的殖民地，但根据陈芝廷跟英国议会签订的宣言，允许英国人在这里经商、买地和居住，这里其实相当于一个口岸了。
一开始当地乡绅是答应的，他们也约定不许卖土地给英国人，可是利益这种东西最难平衡，尽管大多数乡绅都遵守了约定，可是还是有人心动洋人付出的价格，将自家的一些不太好的沙地卖给了洋人，洋人在这里建造码头、房屋，甚至打造港口。
洋人一多，花样杂居，这种问题就会爆发，正面看洋人在这里建立码头、仓库，雇佣了不少当地人，是创造了就业的，但只要人跟人相处，就必然会发生问题，比如薪资矛盾了，口角了，相互歧视了，负面的还有那些不满别人私自卖地，而自己没有卖地眼红又歧视别人的，你卖的多，我卖的少，觉得吃亏的，还有当地人跟当地人之间的矛盾，卖地发财的一些村子遭到其他村子的集体排斥，乡绅们互相开会要求他们收回土地。
总之各种矛盾，最后汇聚成一点，就变成了盲目排外的情绪，好像只要赶走了洋人，一切就都会恢复到从前和谐美满的时候一样。
尤其是卖地的是尖沙咀一带的村子，并不是锦田邓氏、新田文氏、上水廖氏、上水侯氏、粉岭彭氏这五大家族，而是这一代后来移居的一些贫苦客家人，而他们卖田的文契还不是用官方契纸写的红契，而是私下写的租种契约，换句话说，这些客家人是佃户，他们卖了地主的土地，但他们卖的又不是土地的产权，而是他们手里的使用权，这种使用权却是没有期限的，属于永租权。
问题极为复杂，牵扯到了土地产权和使用权之间的矛盾，利益分配不均的矛盾，中国人和洋人之间的矛盾，甚至还有土客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集中在一起，来了一次总爆发。
朱敬伦的应对是，第一时间派了三千精锐士兵，命令他们先去稳定局势，将英国軍队和乡勇分隔开来，然后他自己马上就坐船赶往九龙，同时让人带信去给香港总督罗便臣。(未完待续。)
倒是赫德出面替他们求情，赫德果然是一个中国通，白脸红脸这种事他也学会了，朱敬伦唱白脸立威，他唱红脸施恩。
最终判决持刀杀人的那个凶手绞刑，鼓动县吏闹事的广州城资格最老的十几个老县吏枭首示众，其余县吏则让他们服劳役一个月。
问题是处理了，但是矛盾并没有解决，只是暂时压制了。
朱敬伦忽视了既得利益者的反抗问题，他以为他并没有太过于侵犯这些人的利益，可是很多贫苦的县吏都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他们过去勒索钱财虽然不地道，但是官府给他们的薪水根本就不够养家糊口才是勒索的根本动机所在，不勒索就活不下去，他们也没有选择的余地。
朱敬伦是不怕暴露问题的，暴露问题，解决问题，社会就是在这种循环往复中前进的，跟赫德商议了一番，将广州城的过去收税的县吏，统统并入税务司管理，赫德负责培训他们，让他们达到税务司雇员的水平，实在无法提高的，给他们安排一个低级职位，反正税务司中的低级职位，每年也有60两银子，一个月平均下来5两，足够养活一家老小了。
这些人也不是一无是处，长期收税为生，虽有勒索的恶习，但相关数学知识还是有的，有的甚至是祖传的手艺，一代传一代，代代做税吏，好好培养一下，也不失为一个难得的人才。
广州城是最大的商埠，这里的矛盾最先爆发是正常的，但这里的事情给朱敬伦敲响了警钟，恐怕其他各县的县吏，也早就有所不满了，他们爆发也是迟早的事情，让赫德制定详细的方案，将各地的税吏统统归他管理，进行培训，改革需要付出成本，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些都能够理解，但是至少让那些被损失利益的人能够活下去。
差点被人打死，赫德也算是长了一个记性，不敢在这个问题上持续给老官吏们施压了，马上在各个口岸推行，制定详细的章程，让目前已经推行新税收政策的地区照准执行，地区涵盖整个广东省除了南韶连道之外的地区。
其实县吏闹事风波还不算什么，朱敬伦真正担心的是土地问题，农村的土地才是死穴，那真的是能引起数以万计的老百姓起义的，不过在免除了十四县明年两税的情况下，地方上倒也一直平静，乡绅们很乐意免税，闯王来了不纳粮一句口号，就能让明末的老百姓期盼闯王，其实并不是官府的正税有多重，而是苛捐杂税太多了。
比如官府规定的南海县每年丁银4万两，可是地方官实际上征收的丁银竟然高达15万两，多收的这部分会被南海知县和广州知府瓜分掉，这还是到当官的手里的，那些漏在各个层级手里的恐怕还不止这个数。
但朱敬伦一竿子将税收免除了，他们不用给官府纳粮交税，县吏们也就没有借口找他们要今年的陋规（苛捐杂税等），免除的可不止是那点地丁银，免得更是那些看不见的陋规，因此不纳粮的吸引力才那么大。
但是原本要靠这些陋规才能生活的广大县吏活不下去了，自然就要起来闹事，从他们上次的行动来看，他是真的打算杀了赫德的。
因此朱敬伦得想一个办法，泻一泻这股压力，那就只能让赫德的海关容纳这些人，给最底层的税吏一口饭吃，至于那些对此不满的当官的，那就只能继续委屈他们了，反正他们这些人不至于饿死。
本以为县吏问题处理之后，暂时就不再会有太大的矛盾，但让朱敬伦最担心的土地问题还是爆发了，9月底的时候，九龙地主乡绅们纠结上万青壮，一次性摧毁了怡和洋行、旗昌洋行等大洋行在九龙建造的上百间仓库，本来应该大名鼎鼎的九龙仓码头，还没有打出名头，就被当地人给摧毁了。
这些大洋行能量巨大，他们鼓动香港英军开进九龙城，跟当地乡勇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朱敬伦知道消息的时候，还不知道是不是打起来，是不是死人了。
朱敬伦对此极为关切，因为土地矛盾终于爆发了，九龙半岛不是英国人的殖民地，但根据陈芝廷跟英国议会签订的宣言，允许英国人在这里经商、买地和居住，这里其实相当于一个口岸了。
一开始当地乡绅是答应的，他们也约定不许卖土地给英国人，可是利益这种东西最难平衡，尽管大多数乡绅都遵守了约定，可是还是有人心动洋人付出的价格，将自家的一些不太好的沙地卖给了洋人，洋人在这里建造码头、房屋，甚至打造港口。
洋人一多，花样杂居，这种问题就会爆发，正面看洋人在这里建立码头、仓库，雇佣了不少当地人，是创造了就业的，但只要人跟人相处，就必然会发生问题，比如薪资矛盾了，口角了，相互歧视了，负面的还有那些不满别人私自卖地，而自己没有卖地眼红又歧视别人的，你卖的多，我卖的少，觉得吃亏的，还有当地人跟当地人之间的矛盾，卖地发财的一些村子遭到其他村子的集体排斥，乡绅们互相开会要求他们收回土地。
总之各种矛盾，最后汇聚成一点，就变成了盲目排外的情绪，好像只要赶走了洋人，一切就都会恢复到从前和谐美满的时候一样。
尤其是卖地的是尖沙咀一带的村子，并不是锦田邓氏、新田文氏、上水廖氏、上水侯氏、粉岭彭氏这五大家族，而是这一代后来移居的一些贫苦客家人，而他们卖田的文契还不是用官方契纸写的红契，而是私下写的租种契约，换句话说，这些客家人是佃户，他们卖了地主的土地，但他们卖的又不是土地的产权，而是他们手里的使用权，这种使用权却是没有期限的，属于永租权。
问题极为复杂，牵扯到了土地产权和使用权之间的矛盾，利益分配不均的矛盾，中国人和洋人之间的矛盾，甚至还有土客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集中在一起，来了一次总爆发。
朱敬伦的应对是，第一时间派了三千精锐士兵，命令他们先去稳定局势，将英国軍队和乡勇分隔开来，然后他自己马上就坐船赶往九龙，同时让人带信去给香港总督罗便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