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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业轮廓，至于落实到具体，则是根据实际情况完善细节。
根据努力回忆80年代中后期的一些相关产业发展，尚文远最终确定，符合以小博大，且能闷声发大财而不会引来其他人窥伺的，就只有从教育行业做起。具体来说，就是想从教辅入手。
其他行业，尚文远也深思过。比如实业，以尚文远自身的年龄和家庭关系情况，有点不现实。没钱你总要有技术，没有技术，你得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得有强大的人力资源，如果啥都没有，指望空手套白狼，就算有再多想法，也根本实现不了，最多是给别人做做嫁衣。
文化产业算是尚文远比较做熟的行业，因为披着一个文化的外衣，很多时候，在社会上就不会太显眼。文化人都耻于谈钱，社会的普罗大众也觉得文化人大多比较单纯，不会干其他行业的商人那般不择手段。这是几千年来，赋予文化人的一种特质。尽管文化人贪起钱财来会更丧心病狂。
文化产业既然是一个产业，那自然涉及到产、销链。
产就是文化产品的内容定位和输出媒介。比如图书、报纸、杂志、电视、电影、音乐，这些介质或平台，内容侧重都不同，其流程和操作的难易程度相差都比较大。这里边，尚文远目前看来，操作最简单的，就是图书了。其他的现在都基本掌握在国家手里，轻易是插不进手的。
当然，不是说做图书就简单，相反，一个想法到最终将这个想法实现，形成一本本精美的图书，在书店里销售，中间过程很多。
从选题、组稿、编著、翻译、编辑审读、加工到出版发行，几十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都省略不了，甚至有的环节一省就会出大乱子。
尚文远就曾经经历过一次，损失惨重，差点就万劫不复。
尚文远亲自招的一位编辑，入行六、七年，算是入了这行的门槛。行文、水平都还可以，但他有一个让人非常恼火的毛病，就是粗心、毛躁。
出版流程规定，责编将三审三读的稿子整理好，就开始发给设计部门，设计封面和版式，设计方案通过，就开始正式排版。待排完后，打印纸稿，再送回责编审读，责编修改后，再让设计部门修改。如此往复三次，就基本把文章弄得比较干净了。这时候，清样稿就送到校对室校对。校对室三校后，纸稿送设计部做最后一次修改，这就算定稿了。这时，责编就开始做整样单，准备开付印单。然后就是设计部出菲林，送印厂付印。这中间，设计部都是把后一次修改的电子稿覆盖前一次的电子稿，这样就可以免掉最后出菲林的时候，电子稿发错文件，把错误没修订的电子稿发出去了。
尚文远公司的这个编辑，就是在电子稿的最终确认上，犯了毛病。当校对室把二校稿返回到他那的时候，他以为是终校稿，直接通知设计部把二校电子稿发到发片公司去了。
发片公司只管发片，不会管你发的是什么东西，确认发片后，直接刷刷的几个小时就把片给发了。
这时候，这个编辑毛躁的毛病又犯了，原本菲林出来后，是不能直接送印厂的，需要编辑确认菲林无误才能送过去。但这编辑觉得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也没仔细核对菲林，直接就跑了一趟发片公司，确认菲林无破损、污渍、划痕、漏页这种情形，跟尚文远说了声，片子核了没问题，就直接让发片公司把胶片送到印厂了。
菲林晒完版，上了机器，除非开机前叫停，或者出版单位守着印厂印刷，发现问题立马叫停，否则中间是不会停下来的。
好了，尚文远公司的这本书，就这么刷刷的印刷出来，然后装订、封装、入库。
书看着没毛病，但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书发行后两个月，读者来信了，直接把信写到了新闻出版局，罗列了图书里面四十处错误。
这还了得！新闻出版局直接把文件发到出版社，把出版社总编骂了个狗血淋头，还要求收回市场所有图书，消除在社会造成的**影响，销毁、重印。
出版社领导自然是勃然大怒，把尚文远叫到出版社，把新闻出版局的通知扔过来，要求马上整改。
这下损失就大了，本来一本书的成本就不低。作者稿酬、书号费、管理费、编校费、审读费、设计费、菲林费、纸款、印工费、装订费、物流费、人员工资、其他管理费，全部加起来，一本书的成本，本来就占码洋（图书定价总额，即单本图书定价x印刷数量，以后同）的30%。这么一下子，成本翻了两番不说，关键是那个消除社会**影响，这个成本更高，加上出版社和新闻出版局的罚款。结果，书还没卖出多少本，直接损失就超过了尚文远很多本书的利润总和。至于对公司造成形象、信誉上的损失就更大。
所以，别看图书出版说着挺简单，好像作者写出来就可以马上印出来。其实中间三、四十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差错不得。
至于教辅的出版，相比一般图书，就更麻烦些。这个麻烦，主要体现在内容的编辑、校对上。
一般图书，按新闻出版规定，版面字数在十万字以下的，差错率不能超过1/10000。差错率超过1/10000不到5/10000，允许改正重印继续发行，超过5/10000，就必须全部收回。超过十万字的，则不能超过0.3/10000，超过就属于不合格，就得收回来了。如果读者反映强烈，还有可能要加重处罚。
但实际情况，在民不举官不究的情况下，一本书只要不出现非常明显、非常多的错误，这个错误率即使稍微超过了国家的标准，也没什么，发现后，再版的时候改了就行了。
再加上发展到越后，我国那些资深的、优秀的编辑、校对相继去世，加上整个社会浮躁、急功近利的风气，年轻一代的编辑、校对就很难沉下心去读书，去专研枯燥的文字，图书的编校质量自然一代不如一代，翻看我们手里的经典图书会发现，早期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联等大社的图书质量，不是现在的很多号称经典的图书可比的。
教辅不太一样，因为教辅的读者对象是全国数以亿计的莘莘学子，影响力太大。教辅错误率太高，说轻点是出版人不负责任，说重点，那就是误人子弟。被家长戳脊梁骨还是轻的，影响太恶劣，相关责任人肯定跑不掉。
但尚文远之所以选择做教辅，一是从这个时代的市场环境和前景考虑，二就是考虑到，这时候做教辅，完全可以搞空手套白狼。加上尚文远觉得，无论是内容的组合上还是售后渠道的建立方面，都相对容易操作。一个看起来复杂，实际很简单的利益捆绑模式，就能很好的解决。
的创业轮廓，至于落实到具体，则是根据实际情况完善细节。
根据努力回忆80年代中后期的一些相关产业发展，尚文远最终确定，符合以小博大，且能闷声发大财而不会引来其他人窥伺的，就只有从教育行业做起。具体来说，就是想从教辅入手。
其他行业，尚文远也深思过。比如实业，以尚文远自身的年龄和家庭关系情况，有点不现实。没钱你总要有技术，没有技术，你得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得有强大的人力资源，如果啥都没有，指望空手套白狼，就算有再多想法，也根本实现不了，最多是给别人做做嫁衣。
文化产业算是尚文远比较做熟的行业，因为披着一个文化的外衣，很多时候，在社会上就不会太显眼。文化人都耻于谈钱，社会的普罗大众也觉得文化人大多比较单纯，不会干其他行业的商人那般不择手段。这是几千年来，赋予文化人的一种特质。尽管文化人贪起钱财来会更丧心病狂。
文化产业既然是一个产业，那自然涉及到产、销链。
产就是文化产品的内容定位和输出媒介。比如图书、报纸、杂志、电视、电影、音乐，这些介质或平台，内容侧重都不同，其流程和操作的难易程度相差都比较大。这里边，尚文远目前看来，操作最简单的，就是图书了。其他的现在都基本掌握在国家手里，轻易是插不进手的。
当然，不是说做图书就简单，相反，一个想法到最终将这个想法实现，形成一本本精美的图书，在书店里销售，中间过程很多。
从选题、组稿、编著、翻译、编辑审读、加工到出版发行，几十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都省略不了，甚至有的环节一省就会出大乱子。
尚文远就曾经经历过一次，损失惨重，差点就万劫不复。
尚文远亲自招的一位编辑，入行六、七年，算是入了这行的门槛。行文、水平都还可以，但他有一个让人非常恼火的毛病，就是粗心、毛躁。
出版流程规定，责编将三审三读的稿子整理好，就开始发给设计部门，设计封面和版式，设计方案通过，就开始正式排版。待排完后，打印纸稿，再送回责编审读，责编修改后，再让设计部门修改。如此往复三次，就基本把文章弄得比较干净了。这时候，清样稿就送到校对室校对。校对室三校后，纸稿送设计部做最后一次修改，这就算定稿了。这时，责编就开始做整样单，准备开付印单。然后就是设计部出菲林，送印厂付印。这中间，设计部都是把后一次修改的电子稿覆盖前一次的电子稿，这样就可以免掉最后出菲林的时候，电子稿发错文件，把错误没修订的电子稿发出去了。
尚文远公司的这个编辑，就是在电子稿的最终确认上，犯了毛病。当校对室把二校稿返回到他那的时候，他以为是终校稿，直接通知设计部把二校电子稿发到发片公司去了。
发片公司只管发片，不会管你发的是什么东西，确认发片后，直接刷刷的几个小时就把片给发了。
这时候，这个编辑毛躁的毛病又犯了，原本菲林出来后，是不能直接送印厂的，需要编辑确认菲林无误才能送过去。但这编辑觉得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也没仔细核对菲林，直接就跑了一趟发片公司，确认菲林无破损、污渍、划痕、漏页这种情形，跟尚文远说了声，片子核了没问题，就直接让发片公司把胶片送到印厂了。
菲林晒完版，上了机器，除非开机前叫停，或者出版单位守着印厂印刷，发现问题立马叫停，否则中间是不会停下来的。
好了，尚文远公司的这本书，就这么刷刷的印刷出来，然后装订、封装、入库。
书看着没毛病，但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书发行后两个月，读者来信了，直接把信写到了新闻出版局，罗列了图书里面四十处错误。
这还了得！新闻出版局直接把文件发到出版社，把出版社总编骂了个狗血淋头，还要求收回市场所有图书，消除在社会造成的**影响，销毁、重印。
出版社领导自然是勃然大怒，把尚文远叫到出版社，把新闻出版局的通知扔过来，要求马上整改。
这下损失就大了，本来一本书的成本就不低。作者稿酬、书号费、管理费、编校费、审读费、设计费、菲林费、纸款、印工费、装订费、物流费、人员工资、其他管理费，全部加起来，一本书的成本，本来就占码洋（图书定价总额，即单本图书定价x印刷数量，以后同）的30%。这么一下子，成本翻了两番不说，关键是那个消除社会**影响，这个成本更高，加上出版社和新闻出版局的罚款。结果，书还没卖出多少本，直接损失就超过了尚文远很多本书的利润总和。至于对公司造成形象、信誉上的损失就更大。
所以，别看图书出版说着挺简单，好像作者写出来就可以马上印出来。其实中间三、四十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差错不得。
至于教辅的出版，相比一般图书，就更麻烦些。这个麻烦，主要体现在内容的编辑、校对上。
一般图书，按新闻出版规定，版面字数在十万字以下的，差错率不能超过1/10000。差错率超过1/10000不到5/10000，允许改正重印继续发行，超过5/10000，就必须全部收回。超过十万字的，则不能超过0.3/10000，超过就属于不合格，就得收回来了。如果读者反映强烈，还有可能要加重处罚。
但实际情况，在民不举官不究的情况下，一本书只要不出现非常明显、非常多的错误，这个错误率即使稍微超过了国家的标准，也没什么，发现后，再版的时候改了就行了。
再加上发展到越后，我国那些资深的、优秀的编辑、校对相继去世，加上整个社会浮躁、急功近利的风气，年轻一代的编辑、校对就很难沉下心去读书，去专研枯燥的文字，图书的编校质量自然一代不如一代，翻看我们手里的经典图书会发现，早期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联等大社的图书质量，不是现在的很多号称经典的图书可比的。
教辅不太一样，因为教辅的读者对象是全国数以亿计的莘莘学子，影响力太大。教辅错误率太高，说轻点是出版人不负责任，说重点，那就是误人子弟。被家长戳脊梁骨还是轻的，影响太恶劣，相关责任人肯定跑不掉。
但尚文远之所以选择做教辅，一是从这个时代的市场环境和前景考虑，二就是考虑到，这时候做教辅，完全可以搞空手套白狼。加上尚文远觉得，无论是内容的组合上还是售后渠道的建立方面，都相对容易操作。一个看起来复杂，实际很简单的利益捆绑模式，就能很好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