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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门已经遥遥在望。
我坐在公交车上昏昏欲睡。相同的场景周而复始，每天早上，我坐早班车到铜井镇的畔塘村，听前国军中尉李茂才讲述往事，在黄昏时坐着公交车回到南京。同样面孔的乘客，同样年轻的女售票员。不同的是，女售票员显然已经对我没有敌意了。我坐在她的身后，她那比夜更黑的长发散在后面，落在火红的羽绒服上，像是燃烧的炭火一样温暖。她的头发并不是很厚，能看到像鸟一样娇嫩的脖子。她出神地看着前面，前面站着密不透风的乘客，他们大多数来自乡下，脖子上有着经不起看的污垢，指甲里有一目了然的黑色污物。她当然不会想着他们。她的目光是无意识的，眼中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她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自己的心里。她在想什么呢？她有没有男朋友？她的男朋友是什么模样？她喜欢他吗？问题像爆米花一样一个接一个地蹦出来，香艳而又暧昧，让人眼花缭乱，心脏几乎要随着呼吸一起跳出来。多么无聊。仅仅在半个小时以前，你的心还紧紧地和那些浴血奋战的国军将士们在一起，激动地为他们跳动，现在却飞到了一个你根本就不了解的女孩身上。你在想什么呢？
我摇了摇头，把她从我的脑袋里甩到了窗外。我只是坐着这辆公交车往返铜井，在1937年和2009年之间跳进跳出，她原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小说中，这一切和她没有关系。就此打住吧。
我在雨花台站下车。她把手放在开车门的按钮上，眼神友好，像一个温柔的淑女。我被下车的人流胁裹着，但还是伸长脖子寻找着她的眼睛，让她清楚地看到我朝她点了点头。她看到了，抿了一下嘴唇，友好的眼睛变成了一朵微笑的鲜花，既不夸张也不过分含蓄，一切恰到好处。我目送着公交车在黑夜中慢慢消失，心里突然有点极不老实的惆怅，要不要把那个像鲜花一样的笑容珍藏在记忆里？
具有文学细胞的人总是时刻都准备好了温柔的情感，虽然它们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被风吹着，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他们还是随时准备自作多情。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那么，就真的不要想她了。
雨花台的夜晚安静得吓人，路上没有一个人，他们像水一样从地上蒸发掉了。潮湿的南京总是浸泡在灰色的污染物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硫磺味，有些甜腻和呛鼻。苏宁电器的大门紧闭，那些塑料人一样的迎宾小姐消失在夜幕中，在昏黄的路灯的照耀下，苏宁电器像一个趴在地上的不动声色的怪兽，天亮的时候，它就会张开血盆大口吞噬满脸欲望的人群。几只野猫蹲在门口，呜呜地叫着，不知道是在呼唤更多的同伴还是纯属无聊。
大队的日本兵已经过去，只有三三两两穿着屎黄色的小队士兵匆匆地赶往城内，他们背着三八大盖，枪刺上挑着各种各样的小包袱，那是他们的战利品，可能是精美的瓷器，也可能是散发着尿臊味的便器。他们像一群贪婪的狗一样，伸着鼻子寻找着各种他们认为是宝贝的战利品，准备当做私人财物寄回家里。他们不能称之为军人，只能称之为强盗，无耻的强盗，地球上最丑陋的一群人。我知道这是真正的日军，并不是拍电影。那具被他们枪杀的中国男人的尸体仍然躺在那里，酱紫色的肠子流淌在地上，一群蚂蚁趴在上面啃吃着。战火燃烧的南京，让那些躲在地底的蚂蚁也禁不住诱惑，冒险地来到地面趁火打劫。1937年12月的南京毫无还手之力，就连蚂蚁也来欺负。
我站在路边，空荡荡的夜空下，野草枯黄，颤抖着身子匍伏在地，表情惊恐而不安。借着昏暗的路灯，我看到了中华门城墙上随风飘荡着的日军太阳旗，它们在风中哗哗地歌唱着。那些被坦克和大炮轰开的城墙，灰色的硝烟正慢慢地飘散，那些被炸伤的明朝的砖头正在低低地哭泣着。一个泥塑的明代士兵被炸得四分五裂，他的头颅滚在我的脚下，眉头紧皱，一滴泪水挂在涂满硝烟的脸上，眼睛茫然地看着我。他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当年他们在东南沿海把那些倭寇打得远远地躲在了大海深处，仅仅是五六百年的时间，倭寇不但又来了，而且还打到了首都，60多万的平民，10多万的大军，面对这些身材矮小的臭虫一样的士兵，居然会像一群绵羊一样争相逃跑，甚至践踏着同胞的尸体逃跑。我摇了摇头，准备继续赶路，脚下的泥泞缠脚，我使劲地踢了一下，一个骷髅头露出地面，我知道它接着就会咬着我的脚，哭诉着日本兵不应该杀他，他们让他干什么他都干了，为什么还要杀我？
我忙慌慌地撒腿就跑，不想再听他像个老太婆一样唠唠叨叨了。那些三三两两的日本兵从我身边走过去了，我一点都不害怕，更不会感到奇怪，这既不是历史重演，也不是时空转移，这是Deja vu。
你如果还不明白，可以去问罗素。
罗素会像一个神经病一样翻来覆去地对你说：“过去存在吗?不存在。将来存在吗?不存在。那么只有现在存在吗?对，只有现在存在。在现在范围内没有时间的延续吗?没有。那么时间是不存在的吗?哎呀，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唠叨个没完没了。”
罗素就这么唧唧歪歪地像说绕口令一样向我们阐释着他的时间观，但这颗伟大的脑袋已经死去，如果他活着，他必须得给我们说明白一个问题：如果过去和未来都不存在，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出现的那种似曾相识的场景是存在于过去呢，还是未来?
这种情况就叫做Deja vu。这是一个法语词。1876年，法国精神病学家Emile Boirac最早使用这个词来描述那种以前经历过的场景好像又重演的情况。不会法文也没什么，有人把他翻译成了“既视感”。其实翻译了等于没翻译，三个很平常的汉字组合到一起却会让人莫名其妙，什么是“既视感”？那些翻译家太有才了。他们完全可以把它很直白地告诉我们这其实就是“记忆幻觉”。
记忆幻觉不仅仅是一种似曾相识的错觉，还有一种历史不断重演的困扰。
在我这里，就是1937年12月不断地重复着。我已经习惯了，何况，这对我正在写作的这个小说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很多名气比我更大的艺术家或者文艺战线的领导总是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们“要深入生活”。在他们看来，如果不亲身体验一下强奸犯的生活，就写不好强奸犯，如果不当一个杀人犯，就没法让自己小说中的人物杀人，诸如此类等等。怪不得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提倡革命浪漫现实主义。革命和浪漫，多么美好的一对，尽管现实生活中它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冤家，很难聚到一起，但他们还有一个很过硬的理由，艺术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他们总是有理。
好了，现在有了Deja vu，我就不用为写这个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小说而去申请到1937年12月的南京深入生活了。
由于一切尽在掌握中，我已经没有最初的慌张和紧张，相反在杀人如麻血流成河的南京胜似闲庭信步，并非我冷血，而是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无法改变历史的梦游者而已。
所有的场景都是那么熟悉，道路两旁，堆积着数不清的男人和女人的尸体。他们死亡的表情一模一样，都是一脸的茫然和不解，他们到死都没弄明白，自己那么听话，日本兵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什么还要杀我们呢？尸体中不少是女人的尸体，毫无例外地都是半裸或者全裸，有的阴部插着树枝，有的插着刺刀，上面沾满了紫色的污血。看得出来，那些刺刀大多数都是中国军人中正式步枪上所配备的刺刀，日本兵不会把自己三八大盖上的刺刀取下来作恶的，他们视刀如命，他们让中国人的刺刀来向中国人作恶。还有一个女人的肚子被剖开了，旁边是一滩肉酱，能看得出来，这是她怀着的那个孩子，被日本兵剖腹取出来，摔在地上。不时地有日本兵过来，他们很凶恶地拦着我，对付这些头脑简单的家伙我已经很有经验了，三言两语就把他们打发走了。他们当然不会怀疑。在1937年12月的南京，你能看到一个不慌不忙地走着的中国人吗？不能，所有的人都被吓破胆了。
我赶到长生寺时，已经晚了，那16名僧人的身体扔在院里，鲜血凝结在地上，已经是厚厚的一层。一只黑色的猫蹲在旁边的一块石头上，茫然地呜呜地叫着。我再仔细地看看，它已经死掉了，肚子上有一个破洞，拖着一摊肠子，那是三八大盖上的刺刀留下的伤口。日本兵连一只猫都不放过，它没有抗日，对他们没有任何威胁，但他们还是把它杀了，仅仅因为它是一只中国的猫。
很奇怪没有在这堆尸体中看到梵根方丈，我清楚地记得，他也是在这里被枪杀的啊。
长生寺的大殿里传来呜呜的哭声，在枪声四起的南京城里，微弱得就像在水下呼吸的鱼儿吐出来的气泡，但我还是听到了，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没有什么力气，你呼出一口气，就可以把他的哭声吹散在弥漫着战争恶臭的空气里。我走了进去，整个大殿就像几十年后城管扫荡过的小街，又像强拆过的民房一样，金身的释迦牟尼、观世音、地藏王、十八罗汉、弥勒佛……这些让人敬畏的神们肢体破碎地散落一地，那些禽兽一样的士兵既然敢在这里枪杀僧人，也就敢对这些神们动手，何况，他们只是泥塑的。我接着就看见了那个和尚，他正瘫坐在一个角落里，像一个凡夫俗子一样捂着脸呜呜地哭着，从他的指缝里流出了红色的鲜血。那血并不是从额头上的枪眼里流出来的，那里的血已经凝结成紫色的了。他听到我的脚步声，把手拿开了，是他的眼睛在流血。他已经把泪水哭干，能流的只有血了。他看到一个在昏黄的夜色中拖得很长的人影时，惊恐地把身子往里面缩着，等到看清是我时，他平静下来，露出一脸的委屈，茫然地瞪着我，喃喃地说：“施主，我们是跳出世俗之外的僧人，我们不问世事，那些当兵的来了，我让他们走了，那些平民来了，我也让他们走了。我知道这是有点不好，但我也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想保护我们这座寺庙。我听说他们也是从一个佛教徒很多的国家来的，我们又不是军人，也不是平民，他们为什么还要杀我们呢？”
我都想冷笑了，他到现在还死得不明不白啊。为什么？因为你们是中国僧人，就是这样简单。中国僧人也是中国人，在那些日本兵的眼里，杀一个中国人和踩死一只臭虫、杀头猪没什么区别。他们的确有很多佛教徒，但他们的神不是释迦牟尼，更不是灵宫、文昌、关帝神，而是他们的天皇和天照大神。你们的寺庙也很滑稽，供奉着来自印度的神，也供奉着中国土产的灵宫、文昌、关帝，有求子的神，有求财的神，有消灾的神，还有保佑官运亨通的神，应有尽有，满足人们的各种愿望。你们自己就没拿你们的神当回事，你们的神当然不会引领人们向更高的精神领域迈进，你们的神只是吸引众生逃避现世的苦难或者承诺给他们更多的实惠、吸引他们供奉更多香火的道具。你们怎么会可笑地以为你们的神可以吓唬住那些魔鬼呢？你们自己信不信还不一定呢，如果真要“普渡众生”，那为什么要拒绝那些寻求帮助的中国军人和平民呢？
我双手合十，说：“师父，您已经死了，当放下就放下。他们是有宗教，他们的宗教就是暴力，每颗子弹都必须体现帝国的力量，每把刺刀尖上都必须发出大和民族精神的光芒。这是一支信奉暴力的军队，仁慈和善良在他们看来，是懦弱的借口。”
他的眼中又流出了鲜血，他显然不能赞同我的话：“施主，你这么说，就应该要以暴制暴，要用仇恨来对待仇恨了？那将陷入永劫不复的深渊，可佛说仁慈，基督也说，要爱你的敌人。只有爱，才能化解仇恨啊。”
我冷笑了一声，这真是鸡同鸭讲。那些从小被灌输中国是劣等民族的日本兵，根本不会把你当做人来看，你同他讲爱，无疑是找死。当敌人根本就不把你当人看时，你的爱就是肥美的羊羔，正合他们这些饿狼的口味，而狼永远没有吃饱之日。我们是仁义之师，把那些投降的日军礼送出境，最后连国家赔偿也不要了，换来了什么？换来了仍旧穿着屎黄色的旧军装，打着军旗招摇地去参拜靖国神社的老兵，换来的是一再篡改教科书，铁证放在面前还眼都不眨地死不承认。
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语言接踵而来，思想混乱又清晰，心情焦灼又热烈，每一个字都像子弹一样哒哒地在四周跳动着，散发着炙热的气息。他静静地听我说着，眼睛慢慢地合上了，就像睡着了一样，也许他真累了，不想再费力地和我说话，也许他真的听不懂，因为我还没有完全从Deja vu抽身出来，搞不清现实与幻觉，也搞不清过去和现在，它们混杂在一起，我分辨不出来自己所在的时空。我走上前去，梵根方丈已经没了呼吸，身体冰冷，像刚刚从墓中挖出来的尸首一样，散发着一种久远年代的气味。
我返身走出大殿，看到了那个白白胖胖的隆慧和尚，他正蹲在地上，手心里放着两颗眼珠骨碌碌地转着，另一只手在地上捡着被摔碎的脑壳，然后把那些白花花的脑浆小心地从地上捧起来，放在那半个脑袋里，仔细地拣着里面的杂草和灰尘。我不想理他，和死人有什么好说的呢？30多万的亡灵，你要安慰他们的话，那要说多少话？我从他身边轻轻走过去，但还是惊动他了，他看到我，慌慌地把破碎的五官装进那个脑壳里，扣在破破烂烂的脖子上，跟在我后面，一个劲地问我：“施主，他们为什么要找女人？他们没有妻子儿女吗？他们将来回家看到自己的妻子儿女不惭愧吗？”
我说：“你还真是高看他们了，他们如果能想到这点，那就不能称之为畜生了。我看他们在这里所作所为，只能称之为畜生。”
我回头看了看他，他扣在头上的脑壳残缺不全，半个下巴没了，脑浆滴滴嗒嗒，整张脸挤在一起，两只眼眶空空荡荡，被暗红色的血覆盖的眉头皱得层次分明，鲜血已经凝结，不断地一块一块地掉下来。他的一条腿从膝盖下面被日本兵摔断了，连着一条筋，拖在后面，走得磕磕绊绊。
路上到处是残缺不全的死尸，还有一些是被钉在树上或者电线杆上，有的是练习刺杀的活靶子，有的纯属娱乐，有的肉已经被一刀刀地割去了，有的被挖掉了鼻子，割去了耳朵，有的肠子拖在地上，野狗大口大口地吞吃着。还有一些是被活活烧死的，倦缩成一团，成为了一条条人形木炭。整个南京的夜空被地上的鲜血映红，就像在下着一场血雨一样。
那些尸体不时地挡着前进的道路，我不得不再三地跳跃着躲过那些遍地都是的残肢断臂。隆慧和尚显然没有办法像我这样躲过那些人肉铺成的道路，有几次他还差点被那些尸体绊倒，脖子上扣着的脑袋摇摇晃晃，随时都会飞出去。他不得不一手扶着脑袋，另一只手提着那条拖在身后的断腿，一蹦一跳地跟着我。他可能早已经习惯了，也许死了以后也就无所谓了，他并不害怕那些尸体，但他放不下心里的疑问，还在不停地追问着我：“施主，他们为什么要找女人？他们没有妻子儿女吗？他们将来回家看到自己的妻子儿女不惭愧吗？”
我还要怎么回答他呢？当然有一个很省事的法子，我可以用历史教科书上和我们随处可见的说法，说这是日本人民受到了军国主义的蒙蔽，是一小撮，大多数人是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如何解释日本兵身上带的千人针呢？千人针是专门为侵略中国的日本兵准备的，在那个岛国疯狂流行，那是一块很普通的白色棉布条，由一千名女人每人一针地绣上图案，让出征的日本兵带上，她们说这可以避弹。几百万的日本兵，要有多少女人来做这个千人针？还有那些恋人在中国战场的日本女人，如何解释她们在给恋人的信中，让他们尽情地蹂躏支那女人呢？军国主义能蒙敝爱情吗？女人应该是最憎恶战争，最愿让自己的亲人远离战争的，她们怀孕、分娩、哺乳，辛辛苦苦地把孩子养大成人，应该最懂得生命来之不易，最懂得生命的珍贵。那为什么日本女人会如此狂热地投入这场战争，为他们的丈夫、儿子和恋人身处战场而感到光荣？敌人总是一小撮，我们总是站在大多数人的一边。这样的说法振奋是让人振奋，但它蒙蔽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日本民族天生全民尚武，绝对的尚武，绝对的服从，绝对的欺弱怕硬，这就是日本人。
所以，还是“受了军国主义的蒙蔽”方便，省事。再说了，大街之上，还是莫谈国是的好。我对隆慧和尚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了，想得多了，脑袋会更疼的。那些日本兵都是受了军国主义的蒙蔽，大多数人都是好的，都是想与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的。”
隆慧和尚愣了愣，眉头皱得更紧了，显然，他在紧张地思考着。这使他的脑袋不堪重负，他不得不双手抱着脑袋，但就是这样，仍然没有想清楚，于是，他把脑袋摘了下来，抱在手里，蹲在路边，像个思想者一样沉思默想，只不过思想者是坐在那里支着下巴，他是抱着脑袋蹲在地上，但这样的思考者的造型在血流成河的南京，还是有着一种惊人的凄艳的美。
趁着这个机会，我悄悄地加快了脚步，想早点摆脱这个会思考的亡灵。对这个民族来说，会思考总是一件让人痛苦的事，很多时候，它并不是一种乐趣，而是意味着不幸和痛苦。
越往北边走，除了奇形怪状的尸体，路边破烂也越来越多，最多的还是溃兵脱掉的军装和各种武器。李茂才他们这个时候在哪里？他们会不会也夹杂在这些溃兵中忙着逃命？他们现在是被日军俘虏了，还是躲在难民区了？不管在哪里，只要放弃了战斗，就意味着他们... -->>
中华门已经遥遥在望。
我坐在公交车上昏昏欲睡。相同的场景周而复始，每天早上，我坐早班车到铜井镇的畔塘村，听前国军中尉李茂才讲述往事，在黄昏时坐着公交车回到南京。同样面孔的乘客，同样年轻的女售票员。不同的是，女售票员显然已经对我没有敌意了。我坐在她的身后，她那比夜更黑的长发散在后面，落在火红的羽绒服上，像是燃烧的炭火一样温暖。她的头发并不是很厚，能看到像鸟一样娇嫩的脖子。她出神地看着前面，前面站着密不透风的乘客，他们大多数来自乡下，脖子上有着经不起看的污垢，指甲里有一目了然的黑色污物。她当然不会想着他们。她的目光是无意识的，眼中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她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自己的心里。她在想什么呢？她有没有男朋友？她的男朋友是什么模样？她喜欢他吗？问题像爆米花一样一个接一个地蹦出来，香艳而又暧昧，让人眼花缭乱，心脏几乎要随着呼吸一起跳出来。多么无聊。仅仅在半个小时以前，你的心还紧紧地和那些浴血奋战的国军将士们在一起，激动地为他们跳动，现在却飞到了一个你根本就不了解的女孩身上。你在想什么呢？
我摇了摇头，把她从我的脑袋里甩到了窗外。我只是坐着这辆公交车往返铜井，在1937年和2009年之间跳进跳出，她原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小说中，这一切和她没有关系。就此打住吧。
我在雨花台站下车。她把手放在开车门的按钮上，眼神友好，像一个温柔的淑女。我被下车的人流胁裹着，但还是伸长脖子寻找着她的眼睛，让她清楚地看到我朝她点了点头。她看到了，抿了一下嘴唇，友好的眼睛变成了一朵微笑的鲜花，既不夸张也不过分含蓄，一切恰到好处。我目送着公交车在黑夜中慢慢消失，心里突然有点极不老实的惆怅，要不要把那个像鲜花一样的笑容珍藏在记忆里？
具有文学细胞的人总是时刻都准备好了温柔的情感，虽然它们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被风吹着，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他们还是随时准备自作多情。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那么，就真的不要想她了。
雨花台的夜晚安静得吓人，路上没有一个人，他们像水一样从地上蒸发掉了。潮湿的南京总是浸泡在灰色的污染物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硫磺味，有些甜腻和呛鼻。苏宁电器的大门紧闭，那些塑料人一样的迎宾小姐消失在夜幕中，在昏黄的路灯的照耀下，苏宁电器像一个趴在地上的不动声色的怪兽，天亮的时候，它就会张开血盆大口吞噬满脸欲望的人群。几只野猫蹲在门口，呜呜地叫着，不知道是在呼唤更多的同伴还是纯属无聊。
大队的日本兵已经过去，只有三三两两穿着屎黄色的小队士兵匆匆地赶往城内，他们背着三八大盖，枪刺上挑着各种各样的小包袱，那是他们的战利品，可能是精美的瓷器，也可能是散发着尿臊味的便器。他们像一群贪婪的狗一样，伸着鼻子寻找着各种他们认为是宝贝的战利品，准备当做私人财物寄回家里。他们不能称之为军人，只能称之为强盗，无耻的强盗，地球上最丑陋的一群人。我知道这是真正的日军，并不是拍电影。那具被他们枪杀的中国男人的尸体仍然躺在那里，酱紫色的肠子流淌在地上，一群蚂蚁趴在上面啃吃着。战火燃烧的南京，让那些躲在地底的蚂蚁也禁不住诱惑，冒险地来到地面趁火打劫。1937年12月的南京毫无还手之力，就连蚂蚁也来欺负。
我站在路边，空荡荡的夜空下，野草枯黄，颤抖着身子匍伏在地，表情惊恐而不安。借着昏暗的路灯，我看到了中华门城墙上随风飘荡着的日军太阳旗，它们在风中哗哗地歌唱着。那些被坦克和大炮轰开的城墙，灰色的硝烟正慢慢地飘散，那些被炸伤的明朝的砖头正在低低地哭泣着。一个泥塑的明代士兵被炸得四分五裂，他的头颅滚在我的脚下，眉头紧皱，一滴泪水挂在涂满硝烟的脸上，眼睛茫然地看着我。他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当年他们在东南沿海把那些倭寇打得远远地躲在了大海深处，仅仅是五六百年的时间，倭寇不但又来了，而且还打到了首都，60多万的平民，10多万的大军，面对这些身材矮小的臭虫一样的士兵，居然会像一群绵羊一样争相逃跑，甚至践踏着同胞的尸体逃跑。我摇了摇头，准备继续赶路，脚下的泥泞缠脚，我使劲地踢了一下，一个骷髅头露出地面，我知道它接着就会咬着我的脚，哭诉着日本兵不应该杀他，他们让他干什么他都干了，为什么还要杀我？
我忙慌慌地撒腿就跑，不想再听他像个老太婆一样唠唠叨叨了。那些三三两两的日本兵从我身边走过去了，我一点都不害怕，更不会感到奇怪，这既不是历史重演，也不是时空转移，这是Deja vu。
你如果还不明白，可以去问罗素。
罗素会像一个神经病一样翻来覆去地对你说：“过去存在吗?不存在。将来存在吗?不存在。那么只有现在存在吗?对，只有现在存在。在现在范围内没有时间的延续吗?没有。那么时间是不存在的吗?哎呀，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唠叨个没完没了。”
罗素就这么唧唧歪歪地像说绕口令一样向我们阐释着他的时间观，但这颗伟大的脑袋已经死去，如果他活着，他必须得给我们说明白一个问题：如果过去和未来都不存在，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出现的那种似曾相识的场景是存在于过去呢，还是未来?
这种情况就叫做Deja vu。这是一个法语词。1876年，法国精神病学家Emile Boirac最早使用这个词来描述那种以前经历过的场景好像又重演的情况。不会法文也没什么，有人把他翻译成了“既视感”。其实翻译了等于没翻译，三个很平常的汉字组合到一起却会让人莫名其妙，什么是“既视感”？那些翻译家太有才了。他们完全可以把它很直白地告诉我们这其实就是“记忆幻觉”。
记忆幻觉不仅仅是一种似曾相识的错觉，还有一种历史不断重演的困扰。
在我这里，就是1937年12月不断地重复着。我已经习惯了，何况，这对我正在写作的这个小说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很多名气比我更大的艺术家或者文艺战线的领导总是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们“要深入生活”。在他们看来，如果不亲身体验一下强奸犯的生活，就写不好强奸犯，如果不当一个杀人犯，就没法让自己小说中的人物杀人，诸如此类等等。怪不得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提倡革命浪漫现实主义。革命和浪漫，多么美好的一对，尽管现实生活中它们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冤家，很难聚到一起，但他们还有一个很过硬的理由，艺术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他们总是有理。
好了，现在有了Deja vu，我就不用为写这个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小说而去申请到1937年12月的南京深入生活了。
由于一切尽在掌握中，我已经没有最初的慌张和紧张，相反在杀人如麻血流成河的南京胜似闲庭信步，并非我冷血，而是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无法改变历史的梦游者而已。
所有的场景都是那么熟悉，道路两旁，堆积着数不清的男人和女人的尸体。他们死亡的表情一模一样，都是一脸的茫然和不解，他们到死都没弄明白，自己那么听话，日本兵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什么还要杀我们呢？尸体中不少是女人的尸体，毫无例外地都是半裸或者全裸，有的阴部插着树枝，有的插着刺刀，上面沾满了紫色的污血。看得出来，那些刺刀大多数都是中国军人中正式步枪上所配备的刺刀，日本兵不会把自己三八大盖上的刺刀取下来作恶的，他们视刀如命，他们让中国人的刺刀来向中国人作恶。还有一个女人的肚子被剖开了，旁边是一滩肉酱，能看得出来，这是她怀着的那个孩子，被日本兵剖腹取出来，摔在地上。不时地有日本兵过来，他们很凶恶地拦着我，对付这些头脑简单的家伙我已经很有经验了，三言两语就把他们打发走了。他们当然不会怀疑。在1937年12月的南京，你能看到一个不慌不忙地走着的中国人吗？不能，所有的人都被吓破胆了。
我赶到长生寺时，已经晚了，那16名僧人的身体扔在院里，鲜血凝结在地上，已经是厚厚的一层。一只黑色的猫蹲在旁边的一块石头上，茫然地呜呜地叫着。我再仔细地看看，它已经死掉了，肚子上有一个破洞，拖着一摊肠子，那是三八大盖上的刺刀留下的伤口。日本兵连一只猫都不放过，它没有抗日，对他们没有任何威胁，但他们还是把它杀了，仅仅因为它是一只中国的猫。
很奇怪没有在这堆尸体中看到梵根方丈，我清楚地记得，他也是在这里被枪杀的啊。
长生寺的大殿里传来呜呜的哭声，在枪声四起的南京城里，微弱得就像在水下呼吸的鱼儿吐出来的气泡，但我还是听到了，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没有什么力气，你呼出一口气，就可以把他的哭声吹散在弥漫着战争恶臭的空气里。我走了进去，整个大殿就像几十年后城管扫荡过的小街，又像强拆过的民房一样，金身的释迦牟尼、观世音、地藏王、十八罗汉、弥勒佛……这些让人敬畏的神们肢体破碎地散落一地，那些禽兽一样的士兵既然敢在这里枪杀僧人，也就敢对这些神们动手，何况，他们只是泥塑的。我接着就看见了那个和尚，他正瘫坐在一个角落里，像一个凡夫俗子一样捂着脸呜呜地哭着，从他的指缝里流出了红色的鲜血。那血并不是从额头上的枪眼里流出来的，那里的血已经凝结成紫色的了。他听到我的脚步声，把手拿开了，是他的眼睛在流血。他已经把泪水哭干，能流的只有血了。他看到一个在昏黄的夜色中拖得很长的人影时，惊恐地把身子往里面缩着，等到看清是我时，他平静下来，露出一脸的委屈，茫然地瞪着我，喃喃地说：“施主，我们是跳出世俗之外的僧人，我们不问世事，那些当兵的来了，我让他们走了，那些平民来了，我也让他们走了。我知道这是有点不好，但我也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想保护我们这座寺庙。我听说他们也是从一个佛教徒很多的国家来的，我们又不是军人，也不是平民，他们为什么还要杀我们呢？”
我都想冷笑了，他到现在还死得不明不白啊。为什么？因为你们是中国僧人，就是这样简单。中国僧人也是中国人，在那些日本兵的眼里，杀一个中国人和踩死一只臭虫、杀头猪没什么区别。他们的确有很多佛教徒，但他们的神不是释迦牟尼，更不是灵宫、文昌、关帝神，而是他们的天皇和天照大神。你们的寺庙也很滑稽，供奉着来自印度的神，也供奉着中国土产的灵宫、文昌、关帝，有求子的神，有求财的神，有消灾的神，还有保佑官运亨通的神，应有尽有，满足人们的各种愿望。你们自己就没拿你们的神当回事，你们的神当然不会引领人们向更高的精神领域迈进，你们的神只是吸引众生逃避现世的苦难或者承诺给他们更多的实惠、吸引他们供奉更多香火的道具。你们怎么会可笑地以为你们的神可以吓唬住那些魔鬼呢？你们自己信不信还不一定呢，如果真要“普渡众生”，那为什么要拒绝那些寻求帮助的中国军人和平民呢？
我双手合十，说：“师父，您已经死了，当放下就放下。他们是有宗教，他们的宗教就是暴力，每颗子弹都必须体现帝国的力量，每把刺刀尖上都必须发出大和民族精神的光芒。这是一支信奉暴力的军队，仁慈和善良在他们看来，是懦弱的借口。”
他的眼中又流出了鲜血，他显然不能赞同我的话：“施主，你这么说，就应该要以暴制暴，要用仇恨来对待仇恨了？那将陷入永劫不复的深渊，可佛说仁慈，基督也说，要爱你的敌人。只有爱，才能化解仇恨啊。”
我冷笑了一声，这真是鸡同鸭讲。那些从小被灌输中国是劣等民族的日本兵，根本不会把你当做人来看，你同他讲爱，无疑是找死。当敌人根本就不把你当人看时，你的爱就是肥美的羊羔，正合他们这些饿狼的口味，而狼永远没有吃饱之日。我们是仁义之师，把那些投降的日军礼送出境，最后连国家赔偿也不要了，换来了什么？换来了仍旧穿着屎黄色的旧军装，打着军旗招摇地去参拜靖国神社的老兵，换来的是一再篡改教科书，铁证放在面前还眼都不眨地死不承认。
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语言接踵而来，思想混乱又清晰，心情焦灼又热烈，每一个字都像子弹一样哒哒地在四周跳动着，散发着炙热的气息。他静静地听我说着，眼睛慢慢地合上了，就像睡着了一样，也许他真累了，不想再费力地和我说话，也许他真的听不懂，因为我还没有完全从Deja vu抽身出来，搞不清现实与幻觉，也搞不清过去和现在，它们混杂在一起，我分辨不出来自己所在的时空。我走上前去，梵根方丈已经没了呼吸，身体冰冷，像刚刚从墓中挖出来的尸首一样，散发着一种久远年代的气味。
我返身走出大殿，看到了那个白白胖胖的隆慧和尚，他正蹲在地上，手心里放着两颗眼珠骨碌碌地转着，另一只手在地上捡着被摔碎的脑壳，然后把那些白花花的脑浆小心地从地上捧起来，放在那半个脑袋里，仔细地拣着里面的杂草和灰尘。我不想理他，和死人有什么好说的呢？30多万的亡灵，你要安慰他们的话，那要说多少话？我从他身边轻轻走过去，但还是惊动他了，他看到我，慌慌地把破碎的五官装进那个脑壳里，扣在破破烂烂的脖子上，跟在我后面，一个劲地问我：“施主，他们为什么要找女人？他们没有妻子儿女吗？他们将来回家看到自己的妻子儿女不惭愧吗？”
我说：“你还真是高看他们了，他们如果能想到这点，那就不能称之为畜生了。我看他们在这里所作所为，只能称之为畜生。”
我回头看了看他，他扣在头上的脑壳残缺不全，半个下巴没了，脑浆滴滴嗒嗒，整张脸挤在一起，两只眼眶空空荡荡，被暗红色的血覆盖的眉头皱得层次分明，鲜血已经凝结，不断地一块一块地掉下来。他的一条腿从膝盖下面被日本兵摔断了，连着一条筋，拖在后面，走得磕磕绊绊。
路上到处是残缺不全的死尸，还有一些是被钉在树上或者电线杆上，有的是练习刺杀的活靶子，有的纯属娱乐，有的肉已经被一刀刀地割去了，有的被挖掉了鼻子，割去了耳朵，有的肠子拖在地上，野狗大口大口地吞吃着。还有一些是被活活烧死的，倦缩成一团，成为了一条条人形木炭。整个南京的夜空被地上的鲜血映红，就像在下着一场血雨一样。
那些尸体不时地挡着前进的道路，我不得不再三地跳跃着躲过那些遍地都是的残肢断臂。隆慧和尚显然没有办法像我这样躲过那些人肉铺成的道路，有几次他还差点被那些尸体绊倒，脖子上扣着的脑袋摇摇晃晃，随时都会飞出去。他不得不一手扶着脑袋，另一只手提着那条拖在身后的断腿，一蹦一跳地跟着我。他可能早已经习惯了，也许死了以后也就无所谓了，他并不害怕那些尸体，但他放不下心里的疑问，还在不停地追问着我：“施主，他们为什么要找女人？他们没有妻子儿女吗？他们将来回家看到自己的妻子儿女不惭愧吗？”
我还要怎么回答他呢？当然有一个很省事的法子，我可以用历史教科书上和我们随处可见的说法，说这是日本人民受到了军国主义的蒙蔽，是一小撮，大多数人是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如何解释日本兵身上带的千人针呢？千人针是专门为侵略中国的日本兵准备的，在那个岛国疯狂流行，那是一块很普通的白色棉布条，由一千名女人每人一针地绣上图案，让出征的日本兵带上，她们说这可以避弹。几百万的日本兵，要有多少女人来做这个千人针？还有那些恋人在中国战场的日本女人，如何解释她们在给恋人的信中，让他们尽情地蹂躏支那女人呢？军国主义能蒙敝爱情吗？女人应该是最憎恶战争，最愿让自己的亲人远离战争的，她们怀孕、分娩、哺乳，辛辛苦苦地把孩子养大成人，应该最懂得生命来之不易，最懂得生命的珍贵。那为什么日本女人会如此狂热地投入这场战争，为他们的丈夫、儿子和恋人身处战场而感到光荣？敌人总是一小撮，我们总是站在大多数人的一边。这样的说法振奋是让人振奋，但它蒙蔽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日本民族天生全民尚武，绝对的尚武，绝对的服从，绝对的欺弱怕硬，这就是日本人。
所以，还是“受了军国主义的蒙蔽”方便，省事。再说了，大街之上，还是莫谈国是的好。我对隆慧和尚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了，想得多了，脑袋会更疼的。那些日本兵都是受了军国主义的蒙蔽，大多数人都是好的，都是想与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的。”
隆慧和尚愣了愣，眉头皱得更紧了，显然，他在紧张地思考着。这使他的脑袋不堪重负，他不得不双手抱着脑袋，但就是这样，仍然没有想清楚，于是，他把脑袋摘了下来，抱在手里，蹲在路边，像个思想者一样沉思默想，只不过思想者是坐在那里支着下巴，他是抱着脑袋蹲在地上，但这样的思考者的造型在血流成河的南京，还是有着一种惊人的凄艳的美。
趁着这个机会，我悄悄地加快了脚步，想早点摆脱这个会思考的亡灵。对这个民族来说，会思考总是一件让人痛苦的事，很多时候，它并不是一种乐趣，而是意味着不幸和痛苦。
越往北边走，除了奇形怪状的尸体，路边破烂也越来越多，最多的还是溃兵脱掉的军装和各种武器。李茂才他们这个时候在哪里？他们会不会也夹杂在这些溃兵中忙着逃命？他们现在是被日军俘虏了，还是躲在难民区了？不管在哪里，只要放弃了战斗，就意味着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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