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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收缴个人所得税和商业税，想要改善明代嘉靖朝的经济情况, 必须要重视一个根本问题——官宦对国家经济的插手, 已经到了非常恶劣的程度。
明代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投献’之风。
所谓投献，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主动把自己的田产送给官员。
乍一听好像不划算, 送几亩田人家又不会对一介小农民多看一眼，可是这个行为背后的根本动机, 在于避税。
虞璁在得知这个真实情况的时候, 心理防线一度炸成烟花。
徐阶在历史上田产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还真没有多少是他自己主动买的——四十多万亩, 四十多万亩啊, 大半以上都是人家农民屁颠颠自己送过去的。
唯一的好事就是，虞璁穿来的时候是嘉靖七年, 而且杨一清还没死。
东林党并没有形成——连党争都没有开始。
在这个时候能改革顺利, 也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话收回来，再谈‘投献’之事, 可以说是积弊已久了。
官员一家的地, 都是免税的。
农民们把这些田产全部交给官家, 再向官老爷们交上私税，算是能勉强讨点生活。
王阳明和杨一清那都是在各省历练过的人，可从来都对这些猫腻清清楚楚。
虞璁也着重跟他们强调过, 从今往后, 税收的重点是从农业税转到商业税上, 要不断地减轻农民的压力，同时与商人争利。
但这个地方，还真绕不开官宦阶层。
投献制度被王阳明想法子削弱和化解，现在伴随着农业税的全面降低，农民们自己也清楚怎么样利益最大，当然不肯再送田给官老爷们了。
但是，官宦阶层对商业的插手，比对农业还要严重。
现代和古代在政治上最大的区别，就是对一国之君这个位置的认知。
现代的首相也好、总统也好，总归清楚自己要争取更多的民意，不管政策是对是错，起码在上任期间都会老老实实干活，踏踏实实做人，绯闻都不敢有。
因为人家的工作，就是领导和治理这个国家。
但是古代的皇帝，可是有很多人把皇帝这个位置，单纯当成一个血统的。
整个明代真正专心治国，从头到尾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的皇帝，连一半都不到。
在这种情况下，老朱同志制定的商业税政策，在一百多年以后都没有改变过。
所以虞璁的内心是崩溃的。
当年朱元璋打下江山以后，整个国家才刚刚开始复苏。
元朝已经把这个国家糟蹋的差不多了，现在无论农业还是商业，都得想着法子扶持。
所以数学并不好的朱元璋认为，商品的定价不能太高，否则不利于百姓。
而想要商品价格不要过高，就得降税。
老朱爷爷一拍脑袋，说要不就不收了吧。
这听起来很荒谬，也实际上就这么发展了一百多年……
定商税是‘三十税一’，那可就等于只收不到4%的商业税。
而文房四宝、农具舟车这类的实用物品，直接免税！
老朱同志数学不好，他儿子朱棣也数学不好。
到了永乐年间，明朝政府直接增加了免税的范围。
也就是说，大部分东西都划入免税的范围里，可以说很恐怖了……
之后有多少个皇帝荒于声色不理朝政，也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直到明朝灭亡，这个问题都没有被重视过。
虞璁当时在知道这个情况之后，直接把税费转化为摊位费，来进行对两大京城商贸中心的管控和调节。
这个问题如果不重视的话，当真会造成商人势力的疯狂崛起。
所以在嘉靖八年的时候，杨一清和王守仁奉虞璁之命，将商业税上调至‘十税二’，算是调整到正常的范围内。
但是，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虞璁现在把河套打下来，有资金能修建养马场和军事基地，才有胆子继续管控经济方面的问题。
毕竟国家安危放在第一，钱不钱的都可以慢慢赚。
根本问题，就是官宦对商业的插手。
《大明律》当然早就规定过，四品以上的官员禁止做买卖。
可是四品也定的太高了——... -->>
想要收缴个人所得税和商业税，想要改善明代嘉靖朝的经济情况, 必须要重视一个根本问题——官宦对国家经济的插手, 已经到了非常恶劣的程度。
明代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投献’之风。
所谓投献，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主动把自己的田产送给官员。
乍一听好像不划算, 送几亩田人家又不会对一介小农民多看一眼，可是这个行为背后的根本动机, 在于避税。
虞璁在得知这个真实情况的时候, 心理防线一度炸成烟花。
徐阶在历史上田产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还真没有多少是他自己主动买的——四十多万亩, 四十多万亩啊, 大半以上都是人家农民屁颠颠自己送过去的。
唯一的好事就是，虞璁穿来的时候是嘉靖七年, 而且杨一清还没死。
东林党并没有形成——连党争都没有开始。
在这个时候能改革顺利, 也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话收回来，再谈‘投献’之事, 可以说是积弊已久了。
官员一家的地, 都是免税的。
农民们把这些田产全部交给官家, 再向官老爷们交上私税，算是能勉强讨点生活。
王阳明和杨一清那都是在各省历练过的人，可从来都对这些猫腻清清楚楚。
虞璁也着重跟他们强调过, 从今往后, 税收的重点是从农业税转到商业税上, 要不断地减轻农民的压力，同时与商人争利。
但这个地方，还真绕不开官宦阶层。
投献制度被王阳明想法子削弱和化解，现在伴随着农业税的全面降低，农民们自己也清楚怎么样利益最大，当然不肯再送田给官老爷们了。
但是，官宦阶层对商业的插手，比对农业还要严重。
现代和古代在政治上最大的区别，就是对一国之君这个位置的认知。
现代的首相也好、总统也好，总归清楚自己要争取更多的民意，不管政策是对是错，起码在上任期间都会老老实实干活，踏踏实实做人，绯闻都不敢有。
因为人家的工作，就是领导和治理这个国家。
但是古代的皇帝，可是有很多人把皇帝这个位置，单纯当成一个血统的。
整个明代真正专心治国，从头到尾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的皇帝，连一半都不到。
在这种情况下，老朱同志制定的商业税政策，在一百多年以后都没有改变过。
所以虞璁的内心是崩溃的。
当年朱元璋打下江山以后，整个国家才刚刚开始复苏。
元朝已经把这个国家糟蹋的差不多了，现在无论农业还是商业，都得想着法子扶持。
所以数学并不好的朱元璋认为，商品的定价不能太高，否则不利于百姓。
而想要商品价格不要过高，就得降税。
老朱爷爷一拍脑袋，说要不就不收了吧。
这听起来很荒谬，也实际上就这么发展了一百多年……
定商税是‘三十税一’，那可就等于只收不到4%的商业税。
而文房四宝、农具舟车这类的实用物品，直接免税！
老朱同志数学不好，他儿子朱棣也数学不好。
到了永乐年间，明朝政府直接增加了免税的范围。
也就是说，大部分东西都划入免税的范围里，可以说很恐怖了……
之后有多少个皇帝荒于声色不理朝政，也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直到明朝灭亡，这个问题都没有被重视过。
虞璁当时在知道这个情况之后，直接把税费转化为摊位费，来进行对两大京城商贸中心的管控和调节。
这个问题如果不重视的话，当真会造成商人势力的疯狂崛起。
所以在嘉靖八年的时候，杨一清和王守仁奉虞璁之命，将商业税上调至‘十税二’，算是调整到正常的范围内。
但是，根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虞璁现在把河套打下来，有资金能修建养马场和军事基地，才有胆子继续管控经济方面的问题。
毕竟国家安危放在第一，钱不钱的都可以慢慢赚。
根本问题，就是官宦对商业的插手。
《大明律》当然早就规定过，四品以上的官员禁止做买卖。
可是四品也定的太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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