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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部长说:“张副主任这人行,今年还让他当劳模。”
张副主任听到这个信后,特意跑来找黎部长,他说:“说啥我也不当这个劳模了!”
黎部长说:“你当的不是好好的吗?”
张副主任说:“当劳模太累了!不但工作要干好,关系也要处理好。你让别人当吧,我不当了,你怎么说,我也不当了!”
张副主任推掉了应该再次落到他头上的劳模。
用于表彰全局先进的那笔款批下来了,十九万元,这在工会,就是很大的一笔钱了,由经济部支配,买奖品。
春节的头一天,黎部长说:“伊依,别写了,咱们出去办年货!”他又问景翔“咱们一家半个猪够不够?”
景翔说:“够了。”
“再买糖、瓜子、水果你想想,有啥要买的,列个条子。”
我一听他们列的年货单,就不想去了。我挣的那一个月的工资,只够我和孩子正常生活的,稍有一点事,就得出现赤字,不敢多花钱,错花钱。过个年,哪怕我自己不吃不喝,我也得给领导上点礼呀,一百二百的,好干啥呀!
我说:“我不去办了,我家里有,什么都有。”我是把话往反了说呢,我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再拿不出钱来买,我不更难看吗?
“你别的不用买,怎么也得买一半猪肉回去吧?”
“我们家里的人不怎么吃肉。”
“不用你拿钱,咱们部自己搞福利,不带别的部的。”
我不能说部里给拿钱,我们家的人就爱吃猪肉了,我说:“我不买了。”
“那你不买呀?”
“不买。”
他和景翔办年货去了。
过了年,正开全局的职代会时,黎部长和景翔准备去外地买奖品是发给全局的先进个人的。
黎部长关上了门,小声地对景翔和我说:“顾主席他从我这拿走了六千六百块钱,我怎么入帐啊?”
景翔说:“他怎么说的?”
“他说他用,也没说干啥用,我也不敢问哪!”
他们走了后,周一,我听顾主席在职工大会上说:“文化宫走廊里的玻璃我说了几次了?下了班把窗户关上,听吗?有一次刮大风,我看见了,我把它关上了。玻璃安了两次了,还是碎,我看也没人管。我不说拿公家的东西像爱护你自己的眼珠子那样去爱护吧,你怎么也得差不多吧”
黎部长打来电话,说他们没带钥匙,让我在办公室等着,要很晚才能回来。
晚上九点多钟,他们拉回了一大车的货,是包装精美的毛毯。
我听部长对景翔说:“亏得你去了!要是我,他们要的那个价,我就给了。你这个价,我可坎不下来。你坎价是行,再有这事还得带你去!”
景翔用毛巾掸着身上的灰,说:“他们不给我,我还上别的家找去!有的是,非得在他们那买?咱们要的量大,价格压得下来。”
景翔会做生意,也敢压价。
黎部长和景翔不但带回了用于表彰的奖品,还给工会机关的每个人都分了一个毛毯,包括干事。他们两人在机关的威信直线升高,因为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事。虽然我们是搞精神文明建设的,但是,也经不起物质文明的诱惑,工会是个穷部门,给一点点的好处,就能听到一大堆的感激话来,不是虚伪,是真的感激。
中午,景翔开着自己家的车,送黎部长和我回家。在黎部长家的门口,他们从车上卸下了两个很沉的东西。有一个大的,我看见外面的图片是像带音响的录音机,那个小的,我没看清是什么。
黎部长又指着车里的另一个包装很好的东西,对景翔说:“那个,你拿回去。”
景翔点头。
我们再上班时,景翔说:“黎部长够意思!”
黎部长也说:“有钱别一个人花,一个人花就是病!”
顾主席出国的手续办下来了,去的是亚洲的几个小国,正好赶上很多单位开不出资的时候,有的职工有怨气,说,我们都快吃不上饭了,当官的还出去玩!
局里的其他主要领导也都出过国,去的是欧美国家,他们赶的时候好,内部形式还很安定,没有招来太多的抱怨。我在参加局里的一个会时,一个副局长从美国带回来的棉花糖给开会的每个人发了一块,我也吃了一块,和中国的棉花糖一个味。
顾主席让黎部长上他的办公室一趟。
黎部长说:“张副主任这人行,今年还让他当劳模。”
张副主任听到这个信后,特意跑来找黎部长,他说:“说啥我也不当这个劳模了!”
黎部长说:“你当的不是好好的吗?”
张副主任说:“当劳模太累了!不但工作要干好,关系也要处理好。你让别人当吧,我不当了,你怎么说,我也不当了!”
张副主任推掉了应该再次落到他头上的劳模。
用于表彰全局先进的那笔款批下来了,十九万元,这在工会,就是很大的一笔钱了,由经济部支配,买奖品。
春节的头一天,黎部长说:“伊依,别写了,咱们出去办年货!”他又问景翔“咱们一家半个猪够不够?”
景翔说:“够了。”
“再买糖、瓜子、水果你想想,有啥要买的,列个条子。”
我一听他们列的年货单,就不想去了。我挣的那一个月的工资,只够我和孩子正常生活的,稍有一点事,就得出现赤字,不敢多花钱,错花钱。过个年,哪怕我自己不吃不喝,我也得给领导上点礼呀,一百二百的,好干啥呀!
我说:“我不去办了,我家里有,什么都有。”我是把话往反了说呢,我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再拿不出钱来买,我不更难看吗?
“你别的不用买,怎么也得买一半猪肉回去吧?”
“我们家里的人不怎么吃肉。”
“不用你拿钱,咱们部自己搞福利,不带别的部的。”
我不能说部里给拿钱,我们家的人就爱吃猪肉了,我说:“我不买了。”
“那你不买呀?”
“不买。”
他和景翔办年货去了。
过了年,正开全局的职代会时,黎部长和景翔准备去外地买奖品是发给全局的先进个人的。
黎部长关上了门,小声地对景翔和我说:“顾主席他从我这拿走了六千六百块钱,我怎么入帐啊?”
景翔说:“他怎么说的?”
“他说他用,也没说干啥用,我也不敢问哪!”
他们走了后,周一,我听顾主席在职工大会上说:“文化宫走廊里的玻璃我说了几次了?下了班把窗户关上,听吗?有一次刮大风,我看见了,我把它关上了。玻璃安了两次了,还是碎,我看也没人管。我不说拿公家的东西像爱护你自己的眼珠子那样去爱护吧,你怎么也得差不多吧”
黎部长打来电话,说他们没带钥匙,让我在办公室等着,要很晚才能回来。
晚上九点多钟,他们拉回了一大车的货,是包装精美的毛毯。
我听部长对景翔说:“亏得你去了!要是我,他们要的那个价,我就给了。你这个价,我可坎不下来。你坎价是行,再有这事还得带你去!”
景翔用毛巾掸着身上的灰,说:“他们不给我,我还上别的家找去!有的是,非得在他们那买?咱们要的量大,价格压得下来。”
景翔会做生意,也敢压价。
黎部长和景翔不但带回了用于表彰的奖品,还给工会机关的每个人都分了一个毛毯,包括干事。他们两人在机关的威信直线升高,因为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事。虽然我们是搞精神文明建设的,但是,也经不起物质文明的诱惑,工会是个穷部门,给一点点的好处,就能听到一大堆的感激话来,不是虚伪,是真的感激。
中午,景翔开着自己家的车,送黎部长和我回家。在黎部长家的门口,他们从车上卸下了两个很沉的东西。有一个大的,我看见外面的图片是像带音响的录音机,那个小的,我没看清是什么。
黎部长又指着车里的另一个包装很好的东西,对景翔说:“那个,你拿回去。”
景翔点头。
我们再上班时,景翔说:“黎部长够意思!”
黎部长也说:“有钱别一个人花,一个人花就是病!”
顾主席出国的手续办下来了,去的是亚洲的几个小国,正好赶上很多单位开不出资的时候,有的职工有怨气,说,我们都快吃不上饭了,当官的还出去玩!
局里的其他主要领导也都出过国,去的是欧美国家,他们赶的时候好,内部形式还很安定,没有招来太多的抱怨。我在参加局里的一个会时,一个副局长从美国带回来的棉花糖给开会的每个人发了一块,我也吃了一块,和中国的棉花糖一个味。
顾主席让黎部长上他的办公室一趟。